*1938年，汉口男女童子军鼓乐队参加抗战游行。网图
第四章 成为职业革命者
前注：在那个外族入侵、炮火连天和国家危亡的时代，父亲清楚地知道何谓职业革命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将意味着什么？因为职业革命者就意味着抛弃和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个人和家庭的所有利益、情感、爱情和财产，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这方面，年轻的父亲做到了。
史啸虎
因七位著名的社会贤达人士，即著名的“七君子”被逮捕，1936 年12月初，何伟奉中共北方局之命去南京和上海设法营救，谁知自己也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投入了监狱。父亲知道这一消息是黄心学到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来说的。
黄心学与父亲他们也感知到了当时国内和武汉抗日活动所遇到的压力，经商议，都同意暂缓组织武汉各界救国会和读书会的活动，看看再说。之后，汉口读书会和救国会活动的规模和次数也相应减少了，即使有，也转入了地下。
大约是 1937 年夏天，黄心学可能因在学校授课时或在其他场合公开宣传抗日也曾被国民政府抓了起来，但时间不长，因无其他证据，十多天后即被释放。为此，父亲又紧张了一段时间。为防止出现意外，父亲将何伟临走前委托自己收藏的那张写满了不认识字符的字条从抽屉夹缝中取出烧掉了。
在何伟不在汉口的那大半年时间里，父亲与黄心学、成庆生曾多次见面相聚，谈及老友何伟身陷囹圄，均不知会有怎样的结果。他们都很惦记，但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好办法来帮助到老朋友。蓝志一那时虽然忙于汉口慈幼院授课布道工作，但在与父亲见面时，也会问到何伟的情况并祈祷上帝保佑他。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没多久，大约是8月底9月初的一天，何伟突然出现在父亲面前，告诉父亲说，他被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中共周恩来先生到监狱里面点名要求释放出来的。老朋友大难不死出狱回来了，真让人高兴，而且居然还是周恩来要求释放的？父亲欣喜之余也有点惊讶。
那时候周恩来先生的名声很大。前一年年底的西安事变以及年初的国共合作杭州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终于与国民政府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协议，名满天下，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偶像（不过，父亲那时候还不会知道，20年后的1959年，周恩来先生也将以中国国务院总理身份亲自签名任命他自己为安徽省物资厅首任厅长）。
老朋友有惊无险，别后重逢，父亲很是高兴，还专门叫妻子给何伟烧了几个菜，他们在家里好好地小酌庆贺了一下。何伟的回来也使得中共领导的武汉临时工委、武汉各界救国会、汉口读书会以及武汉的其他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恢复并更好地发展起来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面对华北危机以及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的现状，其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从政治、外交上的抵抗和军事上的弱抵抗，甚至不抵抗的对日政策转变为政治、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抵抗，即全面抗战。
“八一三”上海开战，即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之后，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中共和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决定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七君子”以及很多像何伟一样的共产党员政治犯都被释放出来了。周恩来到南京监狱里去核对释放人员名单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发生的。
何伟回汉口后，再也没有回教会学校教书，而是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了（其实，何伟很可能在前一年，即1936年夏天去上海参与组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前后就可能已经辞去圣罗以女中教师的职业投身共产革命了）。
刚从南京被释放回武汉那段时间，何伟忙得几乎找不到人（那时中共再次恢复组建了南方局，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委，撤销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何伟改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父亲去他住处几次，要么人不在，要么就看见他那里高朋满座，来客常满；父亲总是见到何伟在讲话，也总是找不到可以单独与他相处谈话的时间。于是，每次去找何伟，即便见到，父亲与他最多也只是打个招呼，握手笑笑，有时就连招呼也无法打成。
不过那时候，父亲自己也十分地忙。根据何伟交办的工作意见，他与黄心学共同组建了武汉各界救国会的武汉抗日壁报队，父亲负责汉口地区抗日壁报的编辑、刻印和张贴工作，黄心学作为武汉抗日壁报队队长则负责武昌及汉阳地区的所有壁报。
父亲负责的汉口壁报出了不少期，还组织有些救国会同仁分工编辑和刻印。父亲也曾亲自动手编辑和刻印了不少期壁报。每期壁报刻写、校对和印刷好后，父亲就组织人手到汉口各处大街上的显眼处张贴。抗日壁报的文章多是从报纸和电台上抄来的各种最新抗日消息以及父亲和其他同仁自撰的小评论。
蓝志一及其所在的汉口慈幼院的年纪稍长的孤儿们也帮助做了不少壁报的分发和张贴工作。那段时间，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显眼处几乎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鼓动民众抗日的壁报或标语。由于壁报这种宣传鼓动形式不仅成本低，报道速度也快，而且还灵活机动，新闻多，信息量也大。
那时的汉口，街头巷尾到处都挤满了从北方或上海、南京以及苏南或浙江一带转移或撤退来的各色人等，除了一些有经济条件和能力转移来汉的中产阶级人士外，还有很多携家带口逃难的普通难民。父亲所在的大智门公益会就经常搭棚施粥。作为公益会秘书，父亲此时除负责汉口壁报队的宣传抗日工作外，还承担了很多具体的救助难民的慈善工作。
那时汉口街头经常有演说、演戏、募捐或撒传单的人群聚集。父亲他们每在街头显眼处张贴一期新的抗日壁报，下面就常常围满了阅读或观看的人群，甚至还有人现场大声朗诵壁报的内容，赢得一片叫好声。由此可见，壁报这种宣传抗日的方式确实很有力量，在当时也很能起到鼓动人心的作用。这里面就有父亲的一份心血与努力。
同样是贴在墙上做宣传的一种方式，但是壁报与后来的所谓大字报还是有所不同。所谓壁报不是直接书写在墙上或白纸上的墙报或大字报，就是一种由团体而非个人落款和自行刻印的并分贴于街头墙壁显著处的手工油墨印刷的纸质宣传品。壁报幅面一般是8开纸大小，其钢板刻写和滚筒印刷都很正规，没有较高的书法功底者是很难在有着纵横交错且纹路细密的钢板上刻写出笔力匀称的好字来的。
父亲自小上的私塾，后读中学，又做账多年，能写一手十分漂亮挺拔的柳体小楷，刻起钢板来是最适合不过的了。那段时间，父亲作为汉口壁报队负责人，少不了亲自动手刻印壁报，而且也不会少，对汉口抗日热潮的兴起显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但遗憾的是，像这类手工印刷品很难作为文物保存和流传下来。第二年年底，父亲在随县大洪山创办的抗敌工作委员会机关报《大洪报》也大多是他用钢板和蜡纸亲手刻印的，印出来的报纸字迹工整清晰，版面设计整齐漂亮，显然得益于他以前在汉口办抗日壁报时积累的经验。
当年的抗日壁报的版面分有标题和文章，有竖排也有横排，有时还刻有版画类图画等，那味道有点像报纸，只是手工刻印而已。所以，办壁报工作量不小，没有几个人分工去做编辑、版面设计和刻印以及分发张贴的事儿是办不起来的。当时，壁报在抗战气氛浓厚的武汉地区知识界和文化界很时兴。武汉各界救国会和抗日团体宣传抗日就常用壁报这种形式。
在与胡绳先生创办《救中国》周刊之前，除了办抗日壁报和救助难民，父亲那时候还干了一件事情值得一说。据父亲回忆，那时他还以职业界救国会理事身份，在他所工作和居住的公益会楼上的一个小礼堂里，负责组织过一个名叫“晓鸣”的业余歌剧社团，帮他们排练些合唱和抗日小剧目之类的节目。父亲不仅组织过这个歌剧社上街去作抗日宣传，在汉口的一家大剧场（不知是不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口新市场？）还正式演出过话剧和合唱。
父亲说，这个歌剧社大部分成员是从上海流亡到武汉来的爱好音乐的年轻学生。虽说是业余的，但里面一些人演奏小提琴和手风琴的水平很不错，而且团体精神和组织纪律性都很高。父亲回忆说，他帮助排演的那些小剧目的名称很多，具体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鼓动民众抗日的。虽说自己五音不全，不会唱歌或演戏，但能有机会组织这些比他还要年轻且懂音乐的年轻人用音乐和话剧去宣传抗日，他觉得也是挺有意思并有成就感的。
因对父亲的这段在汉口组织过业余剧团的历史很感兴趣，我于是便上网有针对性地检索查阅了一下，发现政协中山市网上有一篇介绍戏曲名家郑桦的短文居然说到了一个名叫“晓明”的汉口业余剧社。这个业余剧社名字与父亲提及的“晓鸣”业余歌剧社仅有一字之差，但读音却相同，更重要的是，这个“晓明”业余剧社1937-1938年期间恰好也在汉口。
政协中山市网上说：这位郑桦先生1918年生人，“曾在上海尚德私塾、广肇义学读书。15 岁开始做工，先后当过洋行学徒、英文报馆排字工、海关水手、小学教员、打字员等，同时自学小提琴。1935 年在汉口参加业余‘晓明’歌剧社，任小提琴手。1937年在汉口‘大地’剧社演出话剧《回春之曲》中担任小提琴手，演奏由聂耳所作的插曲。同年秋参加‘七七’少年剧团，任合唱指挥。1938 年参加汉口市青年抗敌协会流动宣传队，任合唱指挥兼话剧导演”，等等。
根据这篇短文介绍，郑桦先生有关那个剧社的说法有很多与父亲的回忆是大致相符的，只是那个“晓明”歌剧社和父亲回忆中所写的“晓鸣”歌剧社后一个字同音不同字，一个是“明”，一个“鸣”。这两个词读音一样，含义也近似。前者是说早晨天亮了，人们该起来了；后者则是说早晨鸡叫了，人们也该起来了。
因此，如果郑桦先生的回忆是对的，那么父亲写的“晓鸣”可能就是“晓明”之误。当然，也许父亲记忆得并没错，只是偶然写错了。据父亲回忆，他只是在1937— 1938年之间曾组织这个剧社排练并上演过一些有关抗日的节目和活动，而这个业余剧社本身则在两年前的 1935年就存在了。但不管怎样，这个有关组织晓明业余剧社排练并演出抗日节目的插曲也算得上不谙音律的父亲在武汉投身抗日事业时期发生的一段佳话吧。
此时，父亲虽说可能还没有辞掉大智门公益会的职务，但作为武汉职业救国会发起人之一，在何伟的指导和帮助下，他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几乎将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参与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的活动上了。除了办壁报和组织剧社排练和演出活动外，父亲还经常接待一些其他界别救国会和抗日组织推介来访的要求参加抗日的青年，并根据他们的特长介绍给相关抗日组织和机构。
汉口大智门公益会会长余香山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更是一位开明的抗日士绅。《武汉地方志》对余香山的记载很少，仅见其中《汉口租界志》上有寥寥几语的记载：“余香山：商人，热心公益。”其实，余香山先生的所作所为远不止“热心公益”。他在抗战时期对全民抗战以及对中共的抗战活动都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比如，余香山默许甚至支持父亲在还兼着会计工作的同时去做这些从他的企业以及从大智门公益会角度看显然是份外的前文提到的那些抗日工作。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无偿提供中共，即何伟和父亲他们以救国会名义借大智门公益会的场地召开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会议（晓鸣剧社的排练也在他的公益会礼堂）。现在看来，余香山先生当时曾大力支持过中共以及父亲所从事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父亲与胡绳先生共同创办的公开出版物，即历史上著名的中共抗日救亡刊物——《救中国》周刊也是在余香山先生的纸庄印刷出版的（我未能检索到有关余香山先生的更多的信息，也不知父亲1938年秋离开武汉去河南鸡公山后余先生的情况。这是很大的遗憾）。
1937年9—10月，也就是何伟从南京被释放回到汉口没多久，已经打了1个多月的淞沪会战致使日本方面死伤惨重，但是中国军队伤亡将士更多，据说多达数十万。国民政府方面未雨绸缪，开始大规模调配军队准备下一步的南京保卫战。抗日战争形势日渐严峻。
也就在此时，父亲做出了一个对其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十分重大的决定，那就是让自己的正怀着二女儿（我的二姐）的妻子孙岫云带领着已经4岁的大女儿（我的大姐）回泰州老家去，好让自己能从家庭的羁绊之中解脱出来，就像好朋友何伟那样做一个彻底的职业革命者，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国工作中去。
在那个炮火连天、国难当头的年代，下决心与挚爱的妻女告别，一个人独自投身艰难困苦、危险重重的抗日和共产革命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知道何时才能与妻女再次见面，弄不好或许也就是永别吧。但此时已经下定决心投身抗日的父亲最终还是咬咬牙这么做了。
1937年9月下旬的一天，父亲给妻子和女儿买好了从汉口到南京以及从南京到泰州的轮船联票（南京到泰州是小火轮）并将她们送上了船。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父亲一个人站在汉口的客船码头上看着江轮徐徐离开码头驶向江心东去，直到看不见船上不断向他招手告别的妻女的身影。
父亲应该知道，妻女这么一走，在那个国家危亡的战乱时期对自己来说显然意味着久别，甚至可能是永别。我不知道父亲在汉口码头与他妻女告别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妻女有没有流泪？父亲有没有流泪？由于父亲始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说他当年是经过怎样的思想活动才下了如此大的决心，也没有说过当时他的前妻对他的这一决定是否理解或存有怎样的抱怨，所以我无法对此加以描述。但我知道，那时的父亲能够将妻女送回老家以全身心地投身于抗日显然是准备毁家纾难、献身于他所认为是最神圣的抗日事业了。
在那个外族入侵、炮火连天和国家危亡的时代，父亲清楚地知道何谓职业革命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将意味着什么？因为职业革命者就意味着抛弃和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他个人及其家庭的所有利益、亲情、爱情和财产，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在这方面，年轻的父亲做到了。
妻女走了，在汉口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小家也不复存在了，当然，家庭的羁绊和后顾之忧也没有了，父亲一直想做一个职业革命者的愿望此时便可以实现了。但是我想，父亲肯定为此后悔了一辈子。至少我的两个姐姐后来那些在老家泰州过的那种缺乏父母之爱、屡经磨难、几近孤儿的童年也让父亲感到了自己对家庭，对妻女以及对自己父母的那种深深的却又无可奈何的愧疚。
这也是那段时间父亲在武汉之所以能做那么多各种类型的抗日工作背后的故事。不过后来发生的历史也表明，父亲事实上也为自己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投身抗日而付出了巨大的、超乎想象的家庭和人伦方面的代价：妻分离、女散失、父母故、兄弟分。
父亲在1968年年初所写的一份回忆资料中亲笔写道：
“那时（指抗战初期那段时间——作者注）泰州家里，老的老（祖母那时还健在——作者注），小的小（指我的大姐和小姐，当时她俩一个约8岁，一个约3岁——作者注），一家没有收入，生活靠变卖衣物度日，经常吵嘴。……记不清我妹妹说的哪一年了（大概是四零、四一年），孙岫云带了一个衣箱离家走了。”
父亲在同一份材料中继续写道：“我妹妹说是‘跟人走了，不知道哪里去了。’由于我对这事搞不清楚，我对这两个女孩都说你妈妈出外找我不见了。对别人也这么说的。怕小孩知道了恨她的母亲。大女儿今年已经卅五岁了，仍不知道此事（大姐1933年生人，1968年恰为35岁——作者注）。”
后面， 父亲还写下了这样的话：“有痛苦自己承担，怕孩子们精神上留下一个伤痕啊！”父亲还写道，他问过其前妻孙岫云的弟弟——孙南琴（据说“文革”前在安徽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后退休——作者注），可是“孙南琴说不知她姐姐的下落，也没有接到过信。是不是也怕我难受呢？”（以上引号内引文和标点符号，除了加上“作者注”之外的都是父亲所写材料中的原文，引用时未做任何修改）
“有痛苦自己承担”。1968 年年初，也即文革初期写下这些文字时，父亲深藏心底三十余年的那种揪心的痛苦和对妻女的愧疚怅然纸上！父亲的前妻孙岫云怀着孕，独自领着4岁的女儿（大姐）回到老家泰州后的第二年，即 1938 年年初，祖父因病去世了，二姐也在那年春天在老家泰州出生了。与大姐出生时一样，我的小姐诞生时，其亲生父亲也不在身边。
由于那几年父亲兄弟5人已有4人（即父亲、二叔、三叔和四叔，后面章节会分别介绍我的这几位叔叔青年时代的抗日或其他经历——作者注）先后离家抗日或谋生去了，家里空出来的房屋多了起来。但是，因为战乱时期做生意而流动的人口极少，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在泰州那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也不知未来如何的小城市里找房子租赁居住，泰州家里虽然空房子不少，但在那个时期根本出租不了。加上又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孙岫云带着我的两个姐姐在泰州老家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按父亲的说法就是靠变卖家里的家具和衣物等东西度日，糊口饭吃。
穷苦的日子是很难幸福的，婆媳之间不睦也是可以想见的。再后来，也许是1940年秋冬或 1941 年春，父亲前妻孙岫云终于忍受不了这种不知丈夫死活也看不见任何前途的生活，抛下她的两个幼小的女儿，“带了一个衣箱离家走了。”（父亲语，出于同一份材料）。父亲生前不确定具体哪一年时间，回忆材料上只写了“大概是四零年、四一年”，但现在看来，其前妻于1940年春出走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据大姐回忆说祖母可能是在她亲生母亲走后大约两年后才去世的。
长儿媳抛弃两个幼小的孙女离家出走一事给了祖母很大的打击。也就两年时间吧，伴随着对4个离家出走参加抗日或谋生的儿子的无尽想念以及对两个几同孤儿的孙女的怜惜，祖母史陈氏在泰州老家的贫穷困苦生活中去世了。祖母去世前那段时间非常想念她的4个儿子，也时常抱怨她的大儿子，即我的父亲，不仅自己没有了音信，还带走了两个弟弟（即我的二叔和四叔），而且她的这两个儿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任何音信。
2016 年秋天，我到北京时见到了时年83岁的大姐。听大姐说，那时在老家，祖母去世前那两年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唠叨说：“都走了，都给缄儿带走了。缄儿怎么也不回来看我？”
父亲原名史金缄，而且我的二叔、四叔和一位堂叔都是1936年至1938年年初先后离开泰州到武汉去找他们大哥，即我父亲，去参加抗日的，而且他们又因为战争全都没有了音信，更没有回过泰州老家去看望他们的母亲或婶母。这也是祖母临终前总是唠叨上面那句话的原因所在。
而且，作为长兄，父亲除了逐一将他的这几个兄弟推上了危险重重的抗日和共产革命的道路外，作为职业革命者的自己在那战乱不已的年代也始终未能回家看望并告慰他那思儿心切、孤苦悲伤的母亲。这显然是父亲心中的又一个缠绕其终身的痛苦。撰写此文时，每次回味上面提及的祖母生前经常唠叨的这句话，我的眼睛都会酸涩潮湿起来：奶奶的晚年真的太苦了！
祖母史陈氏1942年去世后，由于孙岫云女士的离家出走，我的两个当年还很幼小的姐姐就由那时还在泰州老家刚刚成年的姑妈和五叔代养。后来几年，姑妈出嫁，五叔结婚，疏于照顾了，我的两个姐姐经常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好在那时出于家风，日子过得再怎么艰苦，姑妈和五叔还是没有忘记祖母遗训，坚持让大姐继续在老家读书并读完了小学。
由于父爱和母爱的长期阙如，大姐和小姐（我们都这么称呼二姐）在泰州老家形同孤儿，不知吃了多少苦，也不知遭人多少白眼。她们的童年是灰色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身在新四军苏中根据地的父亲才托人辗转将两个女儿接到身边，父亲此时也才见到自己失散8年的大女儿和从未见过面的二女儿。那年大姐敏健12岁，小姐慧澄7岁。
但是他们父女三人相处并没有多久，也就大半年时间吧，国共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在父女作短暂团圆之后，需要跟随部队转移走的父亲便将时年13岁已经小学毕业的大姐敏健送到当时位于苏中解放区的“泰一中”（可能是后来的泰州中学？）去住校读书并托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教师照料。在那里，大姐敏健自己更名为史地。8岁的小姐慧澄（20 世纪50年代初也自己更名为建国）就只好又被送回到位于泰州北部的兴化县城里已出嫁了的姑妈家里生活。
1949年春，大姐中学即将毕业，正逢国共内战接近尾声，也即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即将打响，在没有也无法征求父亲的意见情况下，刚满16岁的大姐便自行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了一名卫生兵，跟随苏皖边区卫生部过了长江，一路打到了无锡。途中大姐冒着炮火，抢救了很多伤员，火线立功，并加入了中共。20 世纪50年代初大姐史地又考上了大学，学俄语，一直从事俄语翻译和教学工作，离休前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大姐夫邵鸿芳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读莫斯科大学，获副博士学位，曾任驻苏联大使馆政治参赞，1996年因病去世，享年63岁）。我的小姐史建国20世纪50年代末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学理工，从事国防科技工作，退休前系第三机械工业部绵阳某研究机构高级工程师，2004年不幸因故去世，享年66岁。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送走妻女后，孤身一人在武汉的父亲也就此如愿成为一个了无牵挂的职业革命者了。后来父亲搬了家，在余香山先生的支持和默许下，住到了自己原来工作的地点——汉口大智门公益会楼上，专心致志地从事抗日救亡的各项组织工作并兼顾公益会救助难民事务，虽然他那时可能已经不领公益会的薪水了。
父亲在公益会对面的一个小饭店包饭了一个较短的时间。当时，同为职业革命者的何伟和黄心学就租住在附近，他俩合请了一位40多岁的小脚女佣做饭，看父亲一个人吃饭不方便，便要父亲也去他们那里搭伙。于父亲而言，与何伟和黄心学搭伙好处多多，在一口锅里吃饭不仅方便实惠得多，还能每天与他的这两个老朋友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交流各自革命活动的情况，何乐而不为？父亲与何伟、黄心学三人共同搭伙吃饭延续了整整一年时间。
其间，大约是1937年11月或12月吧，父亲说，何伟曾受命回他河南老家汝南一趟，去主持当地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38年年初才返回武汉。何伟回来后，黄心学似乎也紧跟着被派去汝南一个短时期帮助地方党组织工作。估计黄心学也就是这个时候前后由何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那时则因与胡绳一心一意创办《救中国》周刊一直待在汉口，何伟不在时就与黄心学两个人搭伙吃饭，而黄心学不在时搭伙吃饭对象则又换上了何伟。1938年8月，黄心学再次被中共组织上派去河南信阳鸡公山工作了，于是父亲又和何伟两个人在一起搭伙吃饭了一个多月，直到武汉沦陷前自己与何伟先后撤离汉口。
从1937年10月，即父亲受命于胡绳创办《救中国》周刊起，一直到1938年9月底父亲受命到河南鸡公山协助黄心学开展工作，足有整整一年时间，父亲与何伟先生都是在一起搭伙吃饭的。那段时间也是父亲与何伟交往最频繁也是最密切的时期，也使得父亲与何伟之间的友情更加深厚。
工作中何伟是领导（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也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但生活中两人却是挚友加兄弟。父亲比何伟大上整整一岁（父亲1909年4月生人，属鸡，而何伟则是1910年4月生人，属狗），私下场合何伟多对父亲口称“缄兄”（没多久何伟也变换了对父亲的称呼：那年10月父亲因创办《救中国》周刊而更名为史略后，何伟在个人交往中则称父亲为“略兄”了）。
在父亲送走妻女回泰州老家而自己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之后没多久，即1937年10月，父亲就接受了一个十分艰巨、也是他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作为发行人，父亲与胡绳先生合作在汉口创办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抗日刊物——《救中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