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提醒世人，我们已经进入复杂现代性、风险社会。综观不同国家与地区应对疫情的策略及效果，可以发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问题，面对复杂世界、复杂格局，应对风险社会、复杂问题，尤其需要一种合理、自觉、具有人文底蕴的弹性思维、弹性智慧。

中国之所以能够比较快地取得应对新冠肺炎的阶段性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在治理体制、机制、行为上表现出了比较好的弹性，根据疫情发展及时调整了发展重点、治理策略，及时进行了高效的社会动员，并支持、鼓励不同区域、城市推进“一市一策”式的弹性应对。治理弹性是我国应对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没有利用好我国为世界疫情防范争取到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以至深陷疫情，是因为这些国家个体自由至上、经济中心至上的理念与体制过于刚性，没有及时表现出可以根据已变化的情况进行调整的文明弹性，其治理理念、体制、机制、行为缺乏应有的弹性，没有根据已经变化的情况及时调整治理目标、治理策略、治理行为。

比较、反思全球及国内不同区域的应对及后果，可以发现，良好的治理弹性是应对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风险的重要选择。对文明体、共同体而言，如何在复杂格局中营建兼容、非极化、具有人文底蕴的治理弹性，以统筹多样关系、谋求多方共赢、实现自身发展，是一种智慧、素质和能力。弹性是主体在对象性关系中适应变化、调适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弹性是主体具有制度、治理、行为等自信的重要表现。治理弹性、权力弹性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营建具有世界文明史基础、人文与行为哲学底蕴的治理弹性、权力弹性，对于可持续应对重大公共性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弹性：文明变迁的行为哲学探究

世界是一个生命体，由多样要素有机构成。弹性是生命体、有机体持存的重要条件。弹性是一种生命状态，也是一种生命能力，一种非极端、有张力、有余地、有可能的生命状态与持存能力，是主体综合自信的重要构成、重要表现。从本体论层面看，良好的弹性是一种有机体（生命体、事物、对象、关系等）实现可持续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弹性减弱是有机体活力衰减、生命力衰退的表征。一种存在（生命体、事物、对象、关系等）具有良好的弹性，能够相对自如地应对内外复杂关系，是其存在能力、发展活力旺盛的表现；反之，当一种存在失去弹性，过于刚硬或过于柔软，进入某种极化、极端、僵化状态时，往往是其生命活力、持存能力衰减的体现。

文明是一种多因素共存的生命有机体、命运共同体。弹性是文明体、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文明体的重要生存智慧、发展智慧。文明弹性由制度弹性、行为弹性、理念弹性等构成，具体表现为文明体、共同体能够兼容并包、统筹协调、合理运用多样制度、多样行为、多样理念、多样情感，实现调适与发展的统一，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统一。文明弹性如何，是评价一个文明体是否具有创新、发展等活力的重要指标。如果一个文明体、共同体，走向体制、机制、行为、理念、情绪等的极化、狭隘、僵化，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无法统筹内外多样异质资源、异质要素，即文明弹性不足时，也就是这个文明体、共同体无法抵御风险、由盛转衰的拐点。

反思世界文明史，诸多文明体、共同体，由于比较好地营建、保持了制度、行为、理念等方面的弹性，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也有诸多曾经兴盛一时的共同体、文明体，由于丧失了文明弹性，在制度、行为、理念等方面走向极化、僵化，而成为衰落的主体、失落的文明。人类自我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推进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领域内部及之间的有机协调，使文明在总体上更具弹性，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在这种适应中不断获得新的进步。文明弹性是文明体、共同体能否持续存在、不断发展的综合能力。良好、合理的文明弹性是文明体可持续存在、可持续繁荣的重要条件。生成、放任、催生极化的机制、行为、情绪，是文明弹性降低的具体表现。

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金融化等力量与后果的交织中，世界文明再一次处于动荡与转折期，不同区域的文明体、共同体从不同的维度遭遇百年未有大变局。新冠肺炎是世界文明进入新变动期、转换期的一次重大挑战。能否自觉地营建、保持文明弹性，将成为一个文明体、共同体能否在世界格局变迁中持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于具体的文明体、共同体而言，增强文明弹性的关键，是能否智慧地统筹、处理内外两个方面的复杂要素与复杂关系，能否智慧地营建一种有效、高效、包容、兼容的体制、机制、行为、理念，以应对内外复杂格局。对内，能否具体统筹多样文明要素的聚集、交流；对外，能否具体统筹多样文明体、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交换，都以体制机制、行为理念等方面的张力、弹性为必要条件。制度、行为、理念太过刚性会扼杀创新动力、阻碍文明互鉴，太过柔性又起不到凝聚作用甚至可能危及文明体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只有保持良好的文明弹性、治理弹性，才会有利于文明体的发展。文明弹性与治理弹性相互支撑，文明弹性通过治理弹性具体实现，营建良好的治理弹性正在成为不同层面发展主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行为哲学选择。

治理弹性：治理体系的行为哲学自觉

反思我国对本次疫情的应对，可以发现，一方面，由于有了应对SARS及其他重大自然、社会等风险的经验，我国应对现代风险的治理体制、治理机制基本建立，并在总体上具有良好的应对弹性；另一方面，我国的治理体制、机制、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治理弹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具体完善治理弹性，对于提升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等重大风险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治理弹性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实现有效治理、长效治理的必要条件。治理弹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治理科学与治理艺术的具体统一，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原则在治理领域、治理实践中的实现。具有完备、规范、高效的机制，能够根据具体语境及变化的情况及时调整治理理念、方式、机制，是一个共同体的治理具有良好弹性的重要表现。治理弹性不是没有治理目标、不讲治理原则、不要治理主体性，而是对治理原则、主体地位的更为自觉、智慧、有效的坚守。对我国而言，推进弹性治理的最高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实现有效、良性治理，维护国家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为本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营建治理弹性的重要目标，是以更为包容、兼容、智慧、有效的方式统筹多元力量、多样利益、多样诉求，从具体情况出发不断谋求、实现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的具体统一。

兼顾多样主体、统筹多样要素，追求中庸、中道、弹性，是中外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特点。所谓中庸、中道、执两用中，既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希望保持一种有张力、有弹性、非极端的状态，以更好地实现主体性的合理增长这个核心目标。从以管理为核心到以治理为核心，是政治学、管理学当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特点。治理区别于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更为注重从现实条件、现实语境、具体情况出发，更为注重把握、尊重多元主体的行为规律、行为特点。也就是更为强调权力运行、社会运行的弹性化，以更为合理的治理弹性提高权力运行、社会运行的实际效果。

治理弹性是对当代政治学、管理学等片面强调计量、数据方法的一种纠偏。当代政治学、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日益注重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权力运行、社会运行研究。这种趋向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计量化使政治学、管理学更为科学，对权力及对象运行规律的把握更为精细、精准；另一方面，过度追求计量化，把科学等同于计量和数据，也会使政治学、管理学失去价值目标，在科学的名义下使研究远离真实的生活，远离现实有生命的人，成为一种缺少灵魂和人文性的所谓科学。在不合理计量、数据思潮的影响下，强调面向现实行为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管理学，也会沦为一种新的机械化、形式主义的研究。当一个专业失去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能力时，会走向异化，甚至成为危及社会运行的垄断力量。正因如此，贝克主张科学、理性、专业主义在批判世界的同时，应该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治理理论研究的弹性化、非极端化，对于治理弹性的实践营建有重要影响。

强调治理弹性，也是对治理实践中机械僵化、形式主义治理的一种纠偏。现代社会主体性日益多样，人们日益具有多样的需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认识、尊重主体性本身的多样性，尊重不同区域的治理语境、治理条件，是提高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流动、高变迁的社会，日益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不确定性、各种可能问题与可能风险。如果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没有张力，没有良好的制度、行为、理念等弹性，将难以有效应对这个高速变动的现实世界，难以实现自身的存在、进步、发展。

权力弹性：治理能力的行为哲学营建

权力是治理的核心问题，没有权力弹性，也就没有治理弹性。反思本次疫情应对中的成效及不足，可以发现：合理的权力配置、权力运行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应对风险的核心、关键性因素；面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重大风险，没有合理集中的权力，也就没有有效的国家动员、国家应对；同时，没有权力的合理下沉，也就没有有效的社会动员、社区动员。营建合理的权力弹性，是应对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风险，完善治理弹性的重要选择。以权力弹性的合理化推进治理弹性营建，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但现实中，权力弹性、治理弹性往往得不到有效营建，其原因多种多样、方方面面。从方法论维度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二元、二分、对立方法的社会影响仍然根深蒂固。二元、二分思维，作为一种把复杂对象进行简化的方法，在特定的语境下有重要作用。身处复杂环境，面对复杂问题，把认识对象简化为对立、二分的两极，有利于人们暂时获得一种认识和行为的支点。但问题在于，任何对象都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二分关系，或者说只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会呈现出这种极化状态。对于当代世界和社会而言，用二分框架、二元对立这种简单化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达到认识与实践的目的，只会导致认识与行动的严重偏差，使格局与环境更为复杂。面对治理复杂的世界、对象、关系，一些利益主体、利益共同体为了维护、固守不可言说或不能明言的特殊利益、特殊目的，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简化、极化的二元、二分、对立的方法建构管理机制、推进管理实践，这是导致治理弹性得不到有效营建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科学、理性、专业精神在实践中被异化运用。科学、理性、专业的灵魂是尊重规律、尊重事实。追溯近代甚至整个文明史，人类文明之所以不断进步，其重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文明体选择了以科学、理性、专业为原则来设计制度、规范行为、营建理念。但在实践运行中，科学精神、理性原则、专业操守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得不到坚守，甚至走向异化。一方面，科学、理性、专业本身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些专业领域甚至成为一些主体以专业为名义谋求垄断利益的私域、私人领地，科学、理性、专业的公共性、公共属性被私人性侵占。另一方面，随着管理、行政、治理等的科学化、理性化、专业化，人们也日益趋向将不同层面与领域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看成一种需要专业经验、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专业领域。公共领域、公共权力的专业化，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如果公共权力的专业化在实际运行中走向排斥甚至压制其他专业领域，就会导致科学、理性、专业精神的全面异化。

其三，实事求是原则在某些治理实践中成为标签和涂层。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公共治理等工作取得实效的基本原则、重要保障。但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特别是面对复杂风险与问题，由于体制设计、主体素质等原因，不同层面的治理主体，往往更多甚至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摘清，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使自己不被问责。这样，一方面，在科学、理性、专业的名义下，各类规范程序、环节、制度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当风险与问题来临时，却没有任何主体对问题与风险担责。形式上完善的机制成为贝克所批评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体系，从而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甚至导致风险的失控。这种悖论与后果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是一些治理体系的设计特别是具体运行中，没有遵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是把实事求是作为装点门面的标签与涂层在使用，从而走向了精致的形式主义。

总之，弹性与自信相共生，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深层自信的社会主体、权力主体会自觉营建权力弹性、治理弹性。权力弹性、治理弹性是应对复杂问题、风险社会的重要选择，是治理自信的重要表现，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落地与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以权力弹性为核心的治理弹性是治理精准化、精细化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随着“四个自信”的不断推进，权力弹性、治理弹性将在我国治理实践中更为有效地确立。面对仍在进程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尤其需要自觉完善治理弹性，以有效防范疫情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