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末曾举进士，入翰林院，后从事革命活动，参加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病逝于香港。本文作者蔡睟盎为其女。

一、 父亲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的父亲蔡元培先生从1917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3年因反对军阀政府蹂躏人权愤而辞职离校。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长名义。192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未到校。1930年获准辞职。

父亲在北大时，我尚未出生。当时在北京的大哥、大姊、二哥又早已先后逝世。写此文时，我主要根据父亲本人的回忆，并参考了他同时代人的文章。

父亲曾于1919年自述：“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思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见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

父亲对于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仍感不足。他在1936年回顾：“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综计我居北大校长名义，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实际办事，不过五年有半，所成就者仅仅如是。一经回忆，对于知我罪我，不胜惭悚!”

但是他对于北大的成就，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北大的前景，寄予热烈的期望。他在1938年12月所写《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中说：“……逐年进展，成绩可观。民国八年左右，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又如建设研究所，组织评议会，兼收女学生，编练学生军等，无不由北大为之倡。过去四十年之光阴，不为虚度。故近几年来，北京沦于敌手。全校南迁，虽设备或有未周，而精神益为兴奋。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当之。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

二、 任京师大学堂教员，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蔡元培先生曾于1906年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他在上海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久已有往德国学陆军的志向。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最尊，因此时时作留学的计划。此时接北京友人来信，说清政府将派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遂往北京，争取公派出国，也准备自费留学。这时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杨笃生已离京。杨笃生是反清革命志士，曾与蔡先生共同试制炸弹，因被猜疑而离馆，后去英国学物理，壮志未酬而自沉于河。蔡先生的同乡章一山任译学馆监督，聘蔡先生为教习，讲授乙班、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戊戌变法维新时建立，分设仕学、师范、译学等馆。“初亦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蔡先生在译学馆所编“国文学讲义”中论述了中国言文不一致的情况，并出国文课题《论我国言文不一致之弊》。他在译学馆授课数月，深受学生欢迎。据当时译学馆学生陈诒先回忆：“蔡先生一来，就大不同了。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这时蔡先生的堂弟蔡元康，因听到不利于他的传说，促他离京暂避，而章一山惟恐被牵累而解除聘约，蔡先生就离开了译学馆。第二年即赴德国留学。

六年后，蔡先生写了《译学馆校友会祝词》，回顾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翻译的作用，盼莘莘校友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为民国效力。

三、 教育总长与北京大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正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的蔡元培先生接到陈英士的电报，回到国内，参加建立民国的活动。孙中山被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

蔡先生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清朝钦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蔡先生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定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军国民教育包括体育、军事训练，是保卫祖国所需；实利主义教育包括智育，与国家振兴、人民生计有关。二者是强兵富国之道，但必须以公民道德为核心。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国大革命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博爱，而以古代道德义、恕、仁加以证明。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言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蔡先生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出专门教育的方针是“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

1912年3月5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

清帝退位之后，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而推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国务总理唐绍仪坚请蔡元培先生继续担任教育总长。经参议院通过，由总统袁世凯任命。

4月8日，京师大学堂旅沪学生多人上书并走访蔡先生，请迅即开学。蔡先生深表嘉勉，允诺到北京后即行速筹开校。蔡先生到北京后，即派专门教育司科长王云五、杨焕之接收京师大学堂。之后呈请改北京大学堂(旧称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并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总统袁世凯于5月3日发布了命令。

5月15日，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在校长严复致辞后发表演说：“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5月份，蔡先生筹划为北京大学恢复修建工程。该校分科大学正在建造的校舍，辛亥革命时因清廷款项支绌，被迫停工，蔡先生以此项工程不可半途而废，且大学为全国学校之模范，观瞻所系，决定派监修员及会计、庶务、司事数人继续往工程处办事并筹款，以便即行开工。

7月1日，教育部澄清所谓解散北京大学的谣传。当时北京风传北大将被解散。校长严复也来询问，教育部当即复函，说明并无此事，要求力加整顿，以期进步。

当时教育部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之外，再在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各设一所大学。

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权，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出京，蔡先生与同盟会籍的总长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先后提出辞职，袁世凯表面慰留，终于在1912年7月14日批准四总长辞职。蔡先生仍于7月10日至8月10日召开并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议。

蔡先生起草的《大学令》于同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公布，当时教育总长是范源廉，是蔡先生担任总长时的次长。

《大学令》的主要规定如下：

一、 大学以教育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二、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一科至三科者。

三、 北京大学设预科。

四、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设大学院。入院之资格为各科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

五、 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

六、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大学重要事项。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论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

七、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该科重要事项。

八、 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

北京大学按照大学令的规定，也作了一些改进。例如：经科与文科合并，废止经科；延聘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建立了北大首届评议会，校长担任评议会议长。

北京大学先后更换了五位校长：严复、章士钊(未到职)、马相伯、何遹时、胡仁源。但任职时间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没有明显的改变，仍被称为官僚养成所。

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先生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后，于1912年9月16日再次赴德国，再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研究。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同盟会员(改组后为国民党员)原农林总长宋教仁。孙中山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兴师讨袁，遂招蔡元培先生等回国。

教育次长董鸿?NFDF7?商请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同人希望蔡先生能去整顿北大。袁世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蔡既是革命党员，又力倡革命思想，现在发生的许多“反动”事情，多与他有关，如再让他培养出革新人才来，就会使自己的政权发生动摇。蔡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袁世凯的野心，又参加发动军队讨袁，但当时国民军在各地均失败，领导人离去，1913年9月，蔡先生全家赴法国学习、研究、著书、译书、办杂志。蔡先生留法期间的重要工作是与友人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等人组织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蔡先生任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华法教育会从国内招收大批工人去法国工作，并创办华工学校，保障华工的工作与学习的合法权利；又组织国内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读方法到法国留学，开展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复辟帝制，悍然称帝。云南起义，全国响应。袁世凯终于覆亡。

这时北京国会的一些浙江籍议员致电蔡元培先生，希望他回国当浙江督军。蔡先生回电表示，回国可以，但不愿做官。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代理大总统，范源廉出任教育总长。当时许多人建议请蔡先生回国当北大校长。范源廉取得黎元洪的同意，提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范源廉致电蔡先生：“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万顿大贤主宰，师表群俭。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范源廉自述：“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1916年10月2日，蔡先生偕夫人、长女及三子离法归国。11月8日到达上海，到上海后，有多数友人，包括一些老同盟会员，都劝蔡先生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荣誉毁掉了。这当然出于爱护蔡先生的意思。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蔡先生到底服从后说而于1916年进北京，北大学生罗家伦说：“当时党内同志有两种意见，一种赞成他北大就职，一种不赞成。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所以主张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认做大学校长是做官，于是决定前往。”(罗家伦《逝者如斯集》)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署名。

五、 广延积学与热心、有新思想的教员

蔡先生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先生到任前，北京大学也曾延聘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其中少数青年教员已启革新的端绪。但就整体而言，北大仍深受封建旧传统的束缚，中外教员也未必都称职。蔡先生决定，引进有新思想的学者，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

蔡先生于12月21日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取了十几本《新青年》杂志给蔡先生看，蔡先生对于陈仲甫，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刘师培曾告诉蔡先生，有一种在芜湖发行的白话报(《安徽俗论报》)，发起的几个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蔡先生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这时听了汤尔和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据《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据陈独秀回忆，他在清朝光绪末年，加入了一个革命党制造炸弹的组织，蔡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这是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

陈独秀因到北京办事，旅居前门外西河沿中西旅馆。蔡先生从汤尔和处得知陈独秀的住址，差不多天天去看陈独秀。有时去得很早，陈还未起床，蔡先生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蔡先生请陈到北大任文科学长，陈最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先生劝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他才答应就任。

蔡先生于1917年1月4日发布就职通告，宣布已于民国六年1月4日到校就职。1月13日，教育部根据蔡校长的呈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三十八岁。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到北京。北大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

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于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鼓吹文学革命。蔡先生请陈独秀致函胡适，邀请胡适来北大任教。胡适于1917年9月回国，任北大教授，此时胡适二十六岁。蔡先生因聘到胡适而愈加兴高采烈。他认为胡适“真是旧学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运动。1916年回国，次年被聘为北大图书部主任。十月革命之后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0年起兼任史学、经济等系教授，开设多门马克思主义课程。1922年任北大校长室秘书。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思想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就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周树人(鲁迅)曾与蔡先生在教育部共事，此时继续在教育部任职，在北大任兼职讲师。蔡先生请他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杰出作品。他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北大还聘请了有新思想的学者刘半农、周作人、吴虞等，加上原已在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革新人物，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这些新派人物是蔡先生改革北大、推动新文化运动所依靠的力量。

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学者，虽然政治观点顽固守旧，蔡先生仍聘请他们，但不允许他们在讲课中宣扬反动的政治观点。如辜鸿铭，拖长辫，持复辟论，但是他精通英、德、法文与希腊文等，北大聘请他讲授英国文学；刘师培是有造诣的国学家，早年曾参加反清革命，后背叛革命，投靠清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是拥护复辟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北大聘请他讲授古代文学，也与政治无关。

梁鮄溟是一个中学毕业的青年，蔡先生见到他写的一篇关于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认为是一家之言，请他到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

1920年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都聘请到一批有真才实学与创新精神的教授，如物理系的丁西林、颜任光、李书华等，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传丞、丁庶为等，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地质系由李四光主持，生物系有李石曾、谭仲逵，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等，理科学长继续由夏元?担任。此外还有兼任讲师王宠惠、罗文干。至北北大始达各系平衡发展的境界。

北大还聘请了美国地质学教授葛利普等，并邀请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家杜威，法国数学家班乐卫等来校讲学。蔡先生还作了许多努力邀请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来华讲学，但未实现。

北大原有几位外国教师，多数是各国公使馆介绍来的。学问未必好，作风也比较敖漫。北大按合同规定的条件辞退几人。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校长，一英国教员通过英国驻华公使来和校长谈判，外交部也来劝说，但蔡先生坚持原则，不改变原来的决定。

六、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是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的继承者，具有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他们多数人对学问没有兴趣，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视兼任教师的政府官员为今后的靠山。学校之外，则放荡冶游，因此北大有腐败之名。蔡先生认为，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先生到北大后第一次演说，向学生提出三点要求，大意是：一、抱定宗旨。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诸位须抱宗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的，不为做官。入商科的，不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二、砥砺德行。如今北京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诸位作为大学生，应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品行不可以不谨严。三、敬爱师友。教员的教授，职员的任务，都是为使诸位求学的便利，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同学之间，自应互相亲爱，收切磋之效，不仅开诚布公，更应道义相勉。为改革学生的观念，蔡先生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一、德育方面：

蔡先生为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制止腐败风气，于1918年5月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会员分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后改为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三项为基本条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吸烟、不食肉五项为自由选择条件，废除原定甲、乙、丙种会员之分。教职员、学生多人入会。进德会的影响，以及学校奖励优秀学生，对违规学生进行处分的措施，使北大的校风为之一变。

二、 智商方面：

(一) 聘请优秀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二) 设立研究所，为毕业生与高年级学生提供从事高深研究的机会。

(三) 充实图书馆，增加仪器设备，出版学术刊物。

(四)鼓励组织各种学术团体，开展学术研究，出版各种刊物。毛泽东同志曾参加的哲学研究室与新闻学研究会影响较大。李大钊支持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青年参加革命活动的作用。蔡先生不仅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支持，并且在该会成员被军阀逮捕后成功地营救了他们。学生刊物《新潮》和《国民》在反帝斗争和新文化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为发扬学生主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促成学生建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等。

三、 体育方面：

(一) 重视体育课，曾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等为预科学生讲军事常识。1922年举行全国运动会。

(二) 鼓励学生组织体育团体技击会、体育会等，开展球类、田径、游泳、马术等项目的训练，并扩充了体育设备。

(三) 编练学生等。1922年4月直奉系军阀混战，北大组织妇孺保卫团，三百多名学生参加。战争结束后，改编为学生军。以锻炼身体、增进军事常识为宗旨，聘军人白雄远为教练。

四、美育方面：

蔡先生非常重视美育，认为通过美育，可以陶冶活泼敏锐之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蔡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唯一一门课是《美学》。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

由于蔡先生的发起与鼓励，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乐研究会，聘请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为导师。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乐传习所，宗旨是培养音乐人才，国乐专家刘天华是音乐传习所的导师之一。传习所师生经常举行音乐会，并出版《音乐》月刊。1918年也由蔡先生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以研究画法、发展美育为宗旨。青年画家徐悲鸿是画法研究会导师之一。暑假期间，蔡先生鼓励会员去西山随导师徐悲鸿习画。

蔡先生对学生在德、智、体、美各方面的教育，显著改变了学生的精神面貌。

七、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宣布他在大学的主张是：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先生所写《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先生说：“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在北大当时，胡适之、陈仲甫、钱玄同、刘半农诸君，暨沈氏兄弟，积极的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诸君，极端维护文言。我却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说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文未尝不好。”(《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1936年2月16日)

“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自写年谱》，1940年2月)

蔡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为近世科学社会主义的始祖，马克思的学说给予世界的影响至为重大，因此他积极支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与传播。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部主任期间为北大购入马恩全集和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李大钊曾先后开设《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史》、《史学思想史》等课程。

在北大，先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都得到蔡先生的全力支持与保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也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蔡先生说：“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林纾在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诽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蔡元培，幻想借助于荆生(即军阀徐树铮)以镇压革新派。

1919年3月18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责备北京大学教员“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蔡元培先生写了《答林琴南函》，驳斥了林纾的无理指责，并宣布在北大有两种主张：

(一)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二)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军阀政府对于北京大学增加了压力，参议员张元奇等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撤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否则将对傅进行弹劾。但是他们提出的弹劾案未能通过。北大的革新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对于封建势力的进攻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八、 五四运动——救国之运动

蔡先生自述：“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918年5月21日，中日两国签订“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北大学生决定全体赴总统府，要求勿盖印。经代总统冯国璋反复解释，学生当即返校。蔡先生回忆：“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德国。1919年1月18日，协约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被列强控制的和会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交给日本。

北大学生在2月5日召开全体大会，电告巴黎专使，促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蔡先生参加发起组织国民外交协会，5月3日通过决议，如巴黎和会不接受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和会专使。5月2日，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奋起救国。国务总理钱能训于5月2日密电命令驻巴黎和会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十分焦急，乘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先生住宅告知蔡先生。当晚，蔡先生将此消息告知北大学生代表，同日召集北大数职员开会，主张对学生的行动不加拦阻。晚间，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各高等院校代表参加。大会决议，定于5月4日，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蔡先生已知学生决计游行请愿，即召学生代表，要求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

蔡先生在《自写年谱》中记述：“八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欧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出演讲，且人数日益增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拘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平、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布、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会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当时为营救被捕学生，蔡先生四出奔走，不辞辛劳，5日获释。

蔡先生即于5月5日辞职，8日政府已允，并任命安徽礼教会会长马其昶为校长。蔡先生深恐学生有拒马之举，自己有把持地位之嫌疑。有友人相告，政府认为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并严办学生。蔡先生决定为保全无辜之学生而辞职离京，留下“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自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蔡先生又于5月10日《告北大同学诸君》中肯定“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但“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蔡先生离京之后经天津、过上海回杭州小住。

五四运动之后，军阀政府视北京大学与蔡元培先生为大敌，甚至威胁在景山架炮对准北大，以三百万金收买刺客暗杀蔡元培等等。而广大师生，包括北京大学师生、北京各校及社会各团体、全国学生会等一致要求挽留蔡校长，并得到商会等团体的声援。经过许多曲折，蔡先生终于在1919年9月12日回到北京大学。反动势力对蔡先生返京极为惊恐，司法总长朱深说：“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应以全副武装对付。”

蔡先生决定返校后，于1919年1月23日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蔡先生在此书中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蔡先生又希望学生不轻易牺牲学业，他说：“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九、 首先兼收女生，开男女同校之端

蔡元培先生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清末1900年任浙江嵊县剡山书院院长时即要求院董事定期向邻近不识字人及儿童、妇女讲课。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以培养革命女性。民国成立后任教育总长，向参议院宣布政见时提出“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在议定国会组织法、选举法时，提出对于女子似不必加以限制。后来，蔡先生参加了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运动。当黎元洪说“女子此时程度尚低，似不足以语参政”时，当面予以反驳说：“女子参政问题，不宜问程度够不够，宜问此事该不该。如果女子应参政，自当予以参政权，即使程度有不足，则教育未始不足以补救，万不能因今日女子的程度不够，而此权利即可断而不予也。”

民国初年，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时，规定初级小学男女同校。但高小、中学和大学都不实行男女同校，剥夺了许多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蔡先生说：“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而远不逮。”

1919年8月3日，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在京沪各大报发表她写给蔡先生的信，她知蔡先生主张男女平等，要求经北京大学附设中学进入大学预科，再入本科，实行男女同班。时值五四运动期间，蔡先生辞职离京，没有看到她的信，邓春兰拟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

据报载，1919年12月8日，“广东女学生黄佩筠、郑蕙菁向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报名，已经馆长蔡子民、主任顾梦余许可”。

北京女学生王兰，于1920年2月17日第一个获得北大许可，入哲学系一年级为旁听生。王兰的弟弟王昆仑是北大学生。他告诉蔡校长，他的姐姐王兰很想进北大读书。蔡校长问：“她敢来吗?”王昆仑说：“她敢。”蔡校长说：“可以让她来试试。”王兰于是成为北大第一个女生。后来又有奚浈、查晓园两名女生也进入北大成为旁听生。至3月11日先后又增加六位女生：杨寿璧、邓春兰、赵懋芸、赵懋华、韩恂华、程勤若。秋季招考时，正式招收女生，以上九名女生都被录取。

当时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蔡先生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拓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来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的演说词》)

北大招收女旁听生后，教育部不得不批准，但着重指示：“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据报载，军阀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国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席间，张作霖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问：“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答：“可不是!”曹锟对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蔡先生在《自写年谱》中曾有叙述：“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

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开了先例，影响所及，各地的大学也先后招收女生。

十、 劳工神圣与平民教育

1918年11月16日，蔡先生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演说时讲：“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蔡先生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勤工俭学。

他在德国时曾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归国后继续组织青年留法。其中许多人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干部，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

北京大学不但有正式学生，还有旁听生，有志青年都可以进教室听课。1918年起，北大为校工开办夜班，第二年又开办了面向社会的平民夜校，兼收男女生。此外还支持工学互助团的活动。

1920年5月5日国际劳动节，北京大学在蔡先生支持下召开纪念大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出发讲演。这是我国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

十一、 体制改革与学科建设

关于在北大实行的体制改革，蔡先生回忆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1919年9月20日)

对于学科建设，蔡先生说：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种，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待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引导抱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科普遍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种，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种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种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种，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十二、 离开北大

蔡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五、六年间，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正在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他对军阀政府无端干涉大学教育表示极大的愤慨。五四运动爆发，蔡先生离开北京，回到江南时，于1919年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粜粜，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

蔡先生于1920年4月1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热烈歌颂新思潮，愤怒谴责旧军阀：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言，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似的话：“庵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蔡先生想离开军阀统治下的恶劣环境，由来已久。而离开北大的导火线，则是罗文干被捕一案。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叙述了辞职经过：“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亢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设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1938年12月蔡先生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题词，有“他日河山还我，重返故乡，再接再厉，一定有特殊之进步，敬以是为祝”之语。惜蔡先生过早地病逝香港，未能于河山还我之后，再访他曾倾注了满腔心血的北京大学。蔡先生生前曾为友人之父题照，写了“家祭毋忘”四字。今天我们的祖国已换了人间。我们作为蔡先生的子女，应是“家祭毋忘告乃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