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竞争和语言规划是广义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的研究路径基本是从语言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的，较少考虑经济因素这一重要变量。随着当今时代人口流动、信息化、智能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凸显，语言研究“必须意识到语言的经济学属性”。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语言经济学为语言竞争和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运用语言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行检视会带来诸多启示，比如强化语言的资本观念，努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加强投入与产出研究，注重语言教育实际效益；正确认识语言竞争的动态发展，合理布局语言资源；遵循语言经济运行规律，克服语言政策的随意性。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语言竞争；语言规划
作者简介：付慧敏，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洪爱英，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8YJAZH113）；国家语委一般项目（WT125-89）；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2018QY010）。
语言竞争和语言规划是广义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语言竞争是指处于不同地位的语言在结构内部以及外部应用等方面的博弈。语言竞争既可以激发语言活力，也可能引发和激化各种语言矛盾，从而导致程度不等的社会矛盾。语言规划则是为了解决社会中的语言问题而由政府主导的对语言的地位、本体、功能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无论是语言竞争还是语言规划，传统的研究路径基本是从语言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进行的，较少考虑经济因素这一重要变量。随着当今时代人口流动、信息化、智能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凸显，语言研究“必须意识到语言的经济学属性，从而在制定语言政策时自觉进行经济学的考量，并制定出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充分发挥语言作用的政策。”[1]从学科的角度来讲，以语言学理据为基础、关注政策分析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以思辨和解释为主，应用范围相对狭小，政策层面的操作性不强，效用评估匮乏。语言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工具分析语言问题，有效弥补了上述不足。本文尝试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语言生活中语言竞争和语言规划的问题进行梳理，以期进一步认识语言竞争，特别是汉英语言竞争的本质，并为我国语言规划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语言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作为人类社会的两大交际活动———语言交际和经济行为被认为“从来就是同根同宗，两种活动起源一致，行为主体一致”[2]。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很自然地学习和使用语言，几乎不去思考语言和语言行为所蕴含的经济学规律和经济意义。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语言，可以得出不同的认知结果。比如，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转换生成语法的集大成者乔姆斯基则认为语言是人类生来具有的一种普遍的能力。纵观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语言学研究领域基本忽视了语言的经济属性。在经济学领域，尽管亚当·斯密早就指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强调语言对于人类交易与交换的重要性，但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活动时，却常常对语言熟视无睹，认为语言参与经济活动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直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信息学家马尔沙克看到了语言的经济属性，指出语言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等特性，并首次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概念，人们才开始关注和研究语言的经济价值。此后数十年，伴随着语言的经济功能不断地被认识和发掘，语言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了一系列主要的理论思想。
（一）语言具有商品属性
语言是能被交换的有价值的商品，具有经济价值。人们要参加某种活动，完成某项任务，或者进行某个交易，都必须有语言的参与，才能获得特定的经济效益。此外，语言技能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质，比如熟练掌握和使用一门外语，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好的收益，同时还可以体现出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语言一方面为某一社区的人所共有，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语言的数量和质量又千差万别。因此，语言商品的经济运行规律和运行方式与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经济运行过程是有区别的，语言的生产投入（学习）、销售（语言能力输出）和交易（获得的收益）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按照一般经济规律，要获得语言资本，就必须有包括时间和资金等的投入，即语言技能必须投入一定的时间和货币等成本才能获得，而且语言资本的积累过程是连续和不间断的。
（二）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指内化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和技能。语言能力作为自然人所拥有的技能范畴，不仅具备人力资本的一般特性，而且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个人语言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其经济收入水平。此外，像其他技能一样，语言这种技能必须依附于人而存在，且语言技能具有生产性，即人一旦获得语言技能，就有获得潜在效益的可能性。例如，人们投资语言教育，获得语言的知识和技能，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获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开拓新市场，从而具备了运用语言资本获取更多人力资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还是可以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的工具性资本。
（三）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指不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而降低其他消费者对该物品消费水平的物品[3]。从这一定义不难看出，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排他性。语言从使用（消费）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公共产品。这种产品对群体的所有成员开放，某个个体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个体的消费。它会产生“网络效应”，具体体现在：个人因加入某个语言网络而获得语言交际价值的潜在收益；社区成员因扩大交流沟通机会而获得的回报；因沟通和知识共享所获得的社会相关生产活动组织和管理优势等溢出的收益[4]。语言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为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如语言教育的形式如何选择才能弥补个体学习无法满足社会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如何通过政府供给和私人供给配合的方式满足语言教育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等。
二、语言竞争的语言经济学解读
人类社会只要有不同语言的存在，就会存在语言竞争。语言间的竞争是语言关系的产物，是由语言的经济属性所决定的。戴庆厦区别了两种语言竞争的含义，认为由语言功能不同所引起的语言竞争“符合语言演变的客观规律，有利于语言向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相反地，“靠人为力量制造的语言扩张、语言兼并或语言同化”则是“强制性的，违反语言演变的客观规律，违背民族的意志”[5]。尽管人们的意愿良好，但语言从来都是为某个社会和民族所拥有，从来就没有自然演变的语言竞争，人们所见到的语言竞争都是“人为力量制造”的，其最终目的必然是为某一民族或某一集团的经济利益服务。从我国目前语言竞争的情况看，主要表现在国内通用语汉语与国际通用语英语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本节将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加以论述。
（一）语言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的博弈
如前所述，语言本质上含有经济活动的基因，语言的经济价值既体现在语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使用地位、频率、语言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政策，也体现在语言表达和理解的互换性特征[6]。优势语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发展实力。正如克里斯特（Crystal）所指出的，政治实力可以决定一种语言成为国际语言，但经济实力才能保持这种语言的地位并扩大其影响[7]。从全球范围看，英语的强势地位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支持。这使英语在使用人口、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上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文化、经济以及科技等领域具有强大影响力。如在自然科学领域，96.94%的SCI论文是用英文发表的。英语在学术界的全球通用语地位得益于多种因素的组合，包括“优越的研究资源及书目数据库和引文索引的开发，美国高校对外文必修课的取消（迫使他人使用英语）以及各种成见效应（如认为英语具有学术声望）”[8]。此外，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无形中降低了不同语言群体间经济社会活动的成本，正是这种潜在的经济价值决定了英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主导地位。英语成为强势语言带来的竞争优势是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公民不用再为学习英语付出额外的投入，从而可以有更多的资本去获取其他方面的资源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在我国，英语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从个人发展需求还是从企业以及国家发展战略来看，英语教育的重要性无须赘言。学习外语尤其是英语是一种具有现实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有利于人们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获取更多的人力资本，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从前的双语教学，还是时下诸如“商务+英语”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抑或是日渐盛行的学科英语和学术英语教育，都充分体现出一个基本事实———英语语言具有值得投资的经济价值。然而，由于过分重视英语教育，在我国的语言生活中也出现了“重英语、轻母语”的独特现象，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国民母语语言能力的降低。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特别指出了学生汉语能力下降、汉字书写能力退化以及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下降等问题。“重英语、轻汉语”造成的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汉语语言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前司长在接受专访时曾经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化面临着竞争的态势，英语和英语所承载的文化是强势的，随着英语的传播和使用，英语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扩展。汉语言的空间及其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条件下目前仍处于弱势。”[9]汉语的弱势地位在各个语言使用领域都有所体现，比如在互联网领域，英语网民数量排在第一位，汉语只排名第九位，而在翻译领域，英语、俄语、法语等几个文化强势语言形成几个大轴心，联系着整个世界的翻译网络，而汉语只是个较小的轴心，所联系的语言较少[10]。事实上，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看，汉语目前处于弱势地位尚属于比较正常的语言现象，因为这正是由语言的经济属性所决定的。尽管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英语在长期语言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不会马上减弱。不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既然存在竞争，强弱之间就会出现变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的使用范围和频率会有所增强，从而引起语言使用功能和语言声望上的变化。因此，应对汉语与英语的博弈，除了制定理性的语言政策协调两种语言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要依靠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带来的语言竞争力的提升。
（二）语言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助力经济发展
优势语言在语言竞争中胜出得益于其背后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其优越的语言竞争力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具有语言优势的一方毫无疑问会占据贸易的主动权[11]。一项对8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的研究显示，英语国家的经济增长快于非英语国家，这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凸显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优势。英语在信息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英语国家经济的发展[12]。
在传统的语言规划领域，提升语言竞争力的主要手段是语言教育和语言传播。随着语言经济的发展，充分认识和利用语言作为商品和资本的属性，加快语言产业化，同样是提升语言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例如，包括语言教育、语言测试、语言出版、语言翻译等多种形式的语言产业不仅本身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能提升国民的语言能力，推动语言的传播，从而进一步提高汉语的国际竞争力。
三、语言规划的语言经济学视角
随着经济学界“语言反思”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的商品属性，研究语言的经济功能，也为语言规划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20世纪60年代起，加拿大等北美移民国家率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双语和多语现象进行了研究[13,14,15]，包括双语教育、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等。90年代初，受北美研究的影响，以瑞士为代表的欧洲多语种国家也开展了大量语言政策的经济学研究[16,17,18]。北美和欧洲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两大阵营逐渐形成。前者将语言作为经济变量，关注语言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后者则将经济作为一种语言变量，研究不同语言政策的费用和效益问题。相比之下，国内语言经济学研究的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末，外语界学者许其潮首次将“语言经济学”这一概念引入中国[19]，标志着国内研究开始接触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此后，陆续有学者探讨了语言经济学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的可行性和借鉴意义[20,21]，语言政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内容和方法[22,23,24]。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在宏观层面做理论引介和探讨，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在语言规划研究中引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它使语言规划过程更加强调理性选择，同时在目标上更有益于社会福利的提升[20]。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政策的选择、设计和评价三个层面上，具体表现为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效用和内容做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选择、制定并实施有效的语言政策，以及对语言政策的目标和效果进行评估。这些研究是在经济学方法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格林（Grin）指出，语言经济学采用的是包括前提假设和论证过程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16]。但这一说法过于笼统，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采取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技术性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和计量统计等。与传统的语言规划研究的政策论辩分析方法相比，语言经济学的方法有明确的测量维度和标准，能够对语言政策进行有效预测和评估，可操作性更强，因而能够更准确地监控语言规划的各个环节，做出更理性的选择。但需要指出的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纳入到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研究中来，并不是要摒弃原有语言规划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而是使其成为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从应用前景上看，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客观需求，不仅能促进国家语言规划的统筹安排，也将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我国作为语言资源大国，在语言资源保护、语言文字传承和语言产业开发等方面长期存在语言资源意识较弱、语言经济意识不强的情况，这直接导致相应领域的政策缺失或规划不足，也进一步阻碍了语言产业化的发展。纵观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在语言产业化上赚取了巨大的语言红利，而我国的语言产业才刚刚起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语言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产业的经济效益，因而对语言活动的效益分析将直接推动语言产业相关领域和行业的语言规划。以孔子学院的汉语国际推广为例，以往的语言规划主要侧重其社会效益的分析，但如果运用语言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则需要核算其投入产出的成本和收益，不仅包括孔子学院建立和运营的直接成本，也包括制度、环境等因素导致的间接成本。这种详细的语言经济学测算能够更精准地把握语言规则中一度不可控的变量，从而使语言规划的过程更科学，预期效果更理想。此外，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也可以为国家语言战略和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语言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安全、国家战略息息相关。语言经济学关于语言作为人力资本、语言资源和语言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等研究不仅有利于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语言产业结构和国家整体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也有利于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规划新时期的语言生活，助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四、语言经济学对我国语言规划的启示
几十年来，我国的语言规划在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决策大部分是从政治上的考虑，而常常忽略了经济上的得失。”[25]由于缺乏对语言资源价值属性的认识和重视，有些语言决策往往忽视了选择的机会成本。语言资源经济属性的开发和利用需要有语言市场，即需要通过实现其市场价值而产生经济价值。因此，对于我国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语言政策“应当进行语言经济学的考察，看看是否有利于促进语言经济的发展，应当做哪些必要的政策补充，或是在这些政策环境中设计出促进语言经济发展的各种举措。”[10]从语言经济学角度检视我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可以带来以下启示。
（一）强化语言资本观念，提高国民语言能力
语言资本是社会重要的资本形式之一，体现在不同的层面，既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群体的，更高层次的语言资本则属于国家资本。国民语言素质是语言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要素。陆俭明认为，国民个人语言能力包括母语能力和外语能力[26]。就母语（国家通用语）能力而言，我国大多数公民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但进一步提高其应用能力的需求和动力不足。从语言资本的角度来看，个人语言能力的提升可以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其在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因而增强国民的语言资本观念，对其进行终身语言教育至关重要。就外语而言，我国公民的外语能力甚至多语能力是制约我国经济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下实例足以说明问题。上海外资企业众多，工作语言主要是英语或汉外语混用，尤其书面表达，单独使用汉语的不足10%。麦肯锡公司的求职调查数据显示，只有不到10%的中国求职者符合公司要求，多数缺乏语言和文化适应能力。再如，在众多的国内旅游企业中，由于缺乏懂外语的高级管理人才，只有为数不多的十几家企业能够走出国门。另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上海从业的5000多名律师中大约也只有50名既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又能熟练地用外语与外国客户洽谈业务。由此可见，既有专业知识又能熟练使用外语的人才在我国是比较缺乏的。语言资本产生的效益决定于行为主体，更取决于市场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公民的语言能力是个人的，但更是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公共能力的具体体现，需要由国家促成并在相当程度上进行干预。一国公民语言能力的积累和提高有很多维度的问题需要考虑和解决。国家应当站在战略高度不遗余力地提高国民语言能力，从而收获语言软实力带来的隐形利益。
（二）加强投入与产出研究，注重语言教育实际效益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对语言政策及规划所产生的效果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即用最小的语言政策投入成本获取最大的社会总价值和社会福利。因此，政策决策者需要评估某项政策选择所产生的个人净市场价值（即在市场上能观察得到的，因不同个体自然而然产生的影响）。比如某部门要求其员工熟练掌握一门外语，那么能够达到这一规定的员工的工资就必须相应地提高，因为增加了的工资背后是学外语所付出的额外时间、精力、费用等高成本投入。这种由个人投资语言学习而获得的经济利益比较容易验证和评估，由于外部形式的多样性造成的社会市场价值（总社会成员个人市场价值的总和）比较难以评估，但更加难以评估操作的是非市场价值，即因语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投入与产出的盈亏。所以，“评估任何一项政策都应该计算其社会市场和非社会市场的成本与效用，得出总的社会净价值。只有能保证将社会净价值提高到最大值的政策，才是最佳的，才应该被采用。”[23]以英语教育为例，目前我国各级别的英语教育政策及其投入与产出关系研究是比较缺乏的。就目前文献所见，仅有少数研究有所涉及，比如江桂英对英语教育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构建一个英语教育最佳供给模型，为解决政府与个人如何分摊英语教育成本提供了思路[27]；任荣在对语言经济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的英语教育成本投入和收益都不大[28]。因此，要改变我国英语教育的“费时低效”现象，实现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理想状态，使培养的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就需要国家职能部门尤其是语言文字教育和管理部门进行合理的语言规划，确定对英语教育的合理定位和目标，尤其需要运用语言经济学理论研究我国各阶段英语教育的实际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
（三）正确认识语言竞争的动态发展，合理布局语言资源
语言的地理、社会、经济属性使语言天然具有强势和弱势之分，而语言竞争又加剧了强弱势语言的动态发展。一种语言能否成为先进的生产力，特别是能否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能否具有世界超级语言的发展前景，关键看这种语言在世界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如果一种语言适用范围很小，那么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就会很小，这种现象在国内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习惯于把除英语之外的外语统称为“小语种”，这说明这些语言在我国过去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比较小。虽然从直观上感觉我国是一个外语学习大国，但基本上学习的就是英语，掌握的语种数量极其有限，结构也极不合理。在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6 000多种语言中，我国有所了解的顶多有100种，能够较好使用的有20种左右。相反地，9·11之后，美国一改不重视外语教育的原有教育理念，各高校开设的非通用外语课程达276种，仅哈佛大学就可提供90多种外语课程[29]。可以看出，美国已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新布局其语言资源。而我们把除英语之外处于第二方阵的外语通称为“小语种”或“非通用语种”，“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妨碍了国人对世界语言形势的判断，严重影响了外语规划的制定”[30]。事实上，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和我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任何一种外语都有可能为我们所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储备不足，会制约发展，影响安全。所幸的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并合理布局小语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2017年9月开始开设库尔德语、毛利语、汤加语、萨摩亚语和白俄罗斯语等11个本科专业。这些语言主要在西亚、大洋洲、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东欧地区使用，旨在为我国与这些地区发展关系提供更多人才支持。北外还计划在2020年将开设的外语语种扩大到100个，覆盖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合理布局外语教育资源方面做出了表率。
（四）遵循语言经济运行规律，克服语言政策的随意性
经济学认为，人在社会活动中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和行动，最大化效益追求实际上是一个理性权衡比较的过程。语言教育是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一项长期投资，这种投资的最终目的是获取更高级的语言能力，从而能在就业市场及劳动收入中获得优势和利益。因此人们学习母语尤其外语的动机和实际行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激励的结果，而不是由语言政策硬性规定的。比如北京市教育考试院高考改革方案拟将高考英语考试分值从150分降为120分，而将高考语文考试分值从150分提高到180分。两种科目分值一升一降，目的在于矫正“重英语、轻汉语”的现象，但是此改革方案没有前期的实际论证和实验过渡，几乎就是政策决策者主观意志的体现。事实上，人们对某种语言的学习兴趣不会因为高考分值的修改而产生太大变化。相反地，一种语言所代表的经济价值及其背后一系列隐形的社会价值才是决定人们学习兴趣与取向的关键因素。与其通过修改考试分值来改变人们学习某种语言的动机，不如通过其他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唤起人们对语言学习的热情。一个有力的例证就是由国家语委和央视共同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该节目一经播出，便不同凡响，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文化盛宴。诸多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为2013年影响最大的教育类节目，为我国语言资源开发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例。总之，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决策者应该从经济学的视角理性选择和设计语言政策，尽可能避免语言规划随意性导致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后果。
五、结语
当今社会发展尽管出现了某些逆全球化的趋势，但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事实毕竟无法阻挡。人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和信息全球化是促进语言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而且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对语言经济的驱动作用愈发明显。语言潜在的经济功能越来越显著，逐渐由隐性状态表现为显性状态，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语言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重视、开发、利用好“语言”这一“利器”。然而，“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500年前西班牙一位语言学家的断言到现在仍然振聋发聩。国家的影响力取决于该国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同理，一种语言要具有影响力，则需要操该语言的民族国家具有相当的经济力量。在语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应该重视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并把相关研究成果应用到具体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的行动之中。由于语言政策的制定包含多方面的、长远的考量，执行和推广语言政策的效益在短期内很难有显著体现，透过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语言活动的供求、成本、损益、得失等基本维度，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语言政策的社会经济价值，更有效地制定出切合实际并能带来更好效益的语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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