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种种机缘有时确实难以参透：怎么都难以料想，一个原本纯粹的作家怎么会跟一个绝对纯粹的学者成为同道？而且一个是在体制内坚持18年写作的作家，另一个是在体制外坚持18年读书思考的学者，更为有趣的是，都是2003年，邓正来进入了体制内成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而我对旧体制的文学秩序极度失望了之后（尽管没有像李锐等那么激愤地声明退出作家协会——也尽管我本来就拒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但我毕竟还是福建省作家协会的第4届、第5届两届理事，也尽管我从来就没有理过他们的事），却脱离文联机构把我自己的人事档案关系转到了人才市场，仅在冰心文学馆担任客座研究员（当然也难说哪天我又回到体制中，因为我们的学术体制正在面临改革，这还要看具体情势而定）。
作为个人来说，即便如上述，文学曾经是眼下是将来也仍然可能是我的专业。
因此这里必须讲几句不是题外的题外话。当我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宾接受德国“自由之声”采访的网络版文章[1]内容后，甚感愤怒。他的基本说法是中国的作家都是垃圾，连高行健也是垃圾。1949年以后的作家他仅看得上的大概只有北岛，可能还有几个诸如欧阳江河等诗人。他以为1949年以后的作家基本没法跟1949年以前的作家比，他认为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恐怕我比较同意的也只有最后这一条。但他以为北岛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北岛勇敢，这就有点让人啼笑皆非了。尽管似是而非，但有一条他是对的，就是以为他们德国的作家都代表他们德国写作，而中国的现代作家却几乎不能代表中国。即便如此，汉学家顾宾先生也不过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其二便是中国、中国的思想家、中国的作家都纷纷在觉醒。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韦伯、卡尔•斯密特和斯特劳斯等论者在面对自由主义的维斯特法利亚式的国际支配结构的时候，所提出的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德国人？德国是什么？什么是自然正当的生活？亨廷顿在晚近提出的‘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也具有同样的意涵，尽管其问题背景不尽相同。”[2]“所谓我们身份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中国’或‘我们是谁’的问题。在对‘中国’或‘我们’进行定义的时候，前全球化时代的定义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要参照其他国家对‘中国’或‘我们’的定义来重新定义‘中国’或‘我们’——这是一种商谈的结果，而且原先封闭性的排他性的主权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也被超越了。”[3]这样的换位思考和强力追问当然是顾宾先生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就像众多的西方人最好看到中国的长辫和缠足、最喜欢看到中国的种种“古董”并到处“寻找”、“发现”中国文化，而根本无意于“应和中国人接近，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地谈天、如何地思考问题。”[4]而这才是“活着的”中国文化。不是说顾宾先生完全不了解，而是说显然无意于做深入了解。对他说的他所接触的所有的中国作家对中国作家协会均不感兴趣、中国作家协会形同虚设以及中国作家互相看不起甚至看不起中国自己的文化等等，说明他确实有过一定的了解，也基本属实。问题在于，如何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定义中国，显然不是靠类似顾宾先生这样的汉学家来提醒或者“指导”便能产生什么效果的。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堂堂13亿中国人在整个世界游戏的格局中常常被轻轻抹掉的现象，比比皆是，早已不是什么新闻。顾宾先生当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中国人的问题无论是国际向度上还是国内向度上均是结构性的。如何破解种种结构性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只有靠中国自己来操心。所幸，我们的时代有了难得杰出的思想家邓正来先生，他把我们中国人的事情以及中国人在世界上的事情看得比谁都透彻。假如顾宾先生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邓正来对哈耶克的研究和批判的水平，哪一点比西方人自己对哈耶克的研究和批判的水平差，至少不会比顾宾先生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批判的水平差吧？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我们当然清楚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必须重新定义中国，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得起我们自己的传统“古董”？难道伟大的鲁迅不就是对我们传统中国作出最猛烈的批判的作家？！就像邓正来先生所一向主张的那样，“任何学术知识因论者的构成性理性之限度、研究范式之限度、视角或进路之限度、立场或意识形态之限度等等因素的影响而必定存在有各自的限度，而这就不仅为学术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更是为学术批判奠定了必要性。”[5] “我们当今所拥有的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对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赖以存在和扩展的正当性的认识，因此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构成性限度不仅为我们对此前的任何知识进行批判提供了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还试图更深刻且更适当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现象，那么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构成性限度还为我们对此前的任何知识进行批判提供了必要性。”[6]尽管我对邓正来的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批判的主张极为赞赏，但对他的多少有点忽视我们自身的生存秩序原理的批判也多有批判——也就是说，对构成我们本土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赖以存在和扩展的正当性”问题必须展开更为彻底的批判，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恐怕首先不能绕开的问题，因为我们至少面临着三个秩序原理需要批判：一为世界秩序原理，二为传统中国秩序原理，三为现代中国秩序原理。邓正来关注的更多的是世界的秩序原理的研究和批判，也即跟顾宾先生指出的中国（作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对话资格一样的问题——实际上，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在崛起，对话资格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早晚的问题，邓正来的努力方向无疑是相当正确的，也即我们“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正面回答我们“中国是什么”、“何为中国人正当的生活”等等问题的时候，世界是不带我们参加游戏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出中国人的理论，尽管“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所谓学术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因为我们的研究在关乎人类发展及未来努力方向方面还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即使在发展理论方面，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正在进行伟大变革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发展理论也仍然滞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而真正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发展理论则是由智利、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的论者提出的”，[7]也尽管“知识增量的观点和思想”极其重要，但是，“知识增量的观点和思想”必须能够改变和影响现实世界，就像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一样，也就像我们本土的儒释道传统一样。那么，说到底，还是得回到邓正来的最初的追问：“是谁使我生活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我凭什么应当生活在里面？”[8]
实际上，也便是邓正来的这个最初追问让我跟他走到一起来的。尽管我是从文学出发遇到的这个严峻的问题（有我的长篇小说《个案分析》[9]为证），邓正来则是从理论出发遇到的这个严峻的问题，也尽管邓正来的理论高度截至目前仍让我叹为观止，然而，也许是出于作家立场，我特别注重于当下的生活感知，当然也注重我们当下的逻辑认知，可能便是由于此，我跟邓正来在精神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交叉：在逻辑认知上每每让我对邓正来叹服不已，而在生活感知上又屡屡对邓正来感到不满足，所以我就一边开始对邓正来的知识研究进行研究，一边也就对邓正来的研究进行批判。更何况，我所坚持批判的，本来也便是邓正来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使命，他说：“就法律哲学的建构而言，我认为我们在当下有两项使命：第一项使命就是回到法学经典进行批判；第二项使命则是面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进行建构。”[10]这里边还有个小插曲：由于深感于我们公共空间的阙如以及处处遇到的结构性板结——无论是生活上的、社会上的抑或文学上的、学术上的，均是如此，我就开始不时地寻找哪怕能够让人自由地呼吸的丁点的透气孔，与此同时，我也就开始追寻我们的公共领域究竟在哪，我们的文学的公共性究竟在哪，追寻到后来发现我们实在需要市民社会的发育和萌芽，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了邓正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著作，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它。阅读过后，我又感到失望，原因是这个国家与社会二分的西方结构分析跟我们的生存结构本身，存在有相当大的距离（那个时候我显然还无法意识到邓正来是企图在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不过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个研究范式对我们的生存结构和生存秩序存在有分析力和解释力的问题，此不赘）。然后又同时接触到贺卫方先生的《运送正义的方式》，眼睛一亮，大为赞赏，于是一时兴起，便写下了我几乎是同时间读到的三本书（包括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的综合批评，题目就叫《关于当下三个知识分子文本的综合批评》。该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反响不小，不料很快地就被邓正来注意到了，随之就被发布在由他主持的《正来学堂》网站上了。我知道了后挺感动，就专门给邓正来发了封邮件向他表示感谢，他回复我说：“之所以发这篇文章，是以学术为判准。”我就不能不肃然起敬了。中国的学者有此雅量的还能有几人？直到后来邓正来在厦门见到了我之后还提起了此事，说那篇文章表扬了两个人单单批评了他，他在《正来学堂》发布后他的学生们都在问他为什么要发表它，他跟他的学生们说学者要经得起批评和批判学术才能进步等等。我大笑。但确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始，我就已经感觉到有此大胸怀者必定有大气魄，有此大气魄者必定会有大视野，有此大视野者必定会有大文章，果不其然，时隔不久，邓正来就推出了他的几乎震动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于是乎，在他的批判和邀请批判的学术大建构之中，我也忝列于被邀请的名单之中，虽然有点勉为其难，但恭敬不如从命，所以也就不揣浅陋甚至有点“肆无忌惮”地对邓正来展开所谓的知识批判上了。所有这些跟邓正来有关的文字，现在我把它们集结放在一起，来日出版时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聊备参考。
最后，仍然要就顾宾先生的话题说两句。假如顾宾先生不知道或不想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邓正来先生的“如何成为一个中国人”的追问和拷问的话，他研究中国文学，而且他一定要我们挑出一个中国作家来，那他应该知道中国还曾有一个作家叫王小波——虽然王小波早逝，但也比鲁迅、张爱玲、林语堂等晚逝得多——而且王小波绝对是1949年以后的作家，王小波还绝不仅仅是勇敢，王小波还极为智慧和有趣。若论勇敢，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一拨作家理应受到顾宾先生的关注，恐怕文学哪里是仅仅勇敢能够担当得了的？如果说中国作家应该掌握好自己的母语，顾宾先生在这里总算把话说到了点子上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请顾宾先生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邓正来”（张文显语）。因为顾宾先生似乎应该知道，他们的德国作家能够代表德国发出声音，是跟他们德国的思想家诸如韦伯、卡尔•斯密特和斯特劳斯等发出的“如何成为一个德国人”的追问有着极大关系的。那么，当中国的思想家们开始纷纷追问“如何成为一个中国人”“如何建构中国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的母语当然包括对古代汉语思维和现代汉语思维做出坚决而彻底的批判的时候，对文学腐朽的结构性存在（包括全国文学圈子化——几乎所有文学刊物只发熟人和利益关系稿——文学机构衙门化、文学精神产品垄断化——所谓产、供、销一条龙等等）作出彻底清算（而学术腐朽的结构性存在邓正来已经做出彻底的清算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邓正来所著《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当然，也可参阅收入本书的拙作《学统与道统反思：解构体制化学术》）的时候，离中国作家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中国并发出中国的声音也就为期不太远了。
不信，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06年12月9日
注释：
[1]请参见本文的附录部分。
[2]邓正来：《学术担当：世界与中国——“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闭幕辞》，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第233页。
[3]邓正来：《全球化时代与三种理念的转换——在首届“全国法学理论博士生论坛”上的致辞》，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第207页。
[4]《政道与治道》，牟宗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5]邓正来：《迈向学术批判的中国书评——〈中国书评〉复刊辞》，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第89页。
[6][7][10]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与重构》，见《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第173页，167-168页，170页。
[8]《小路上的思与语》，邓正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9]参见：http://vip.bokee.com/name/wulisheng
[附录]顾宾谈中国当代文学
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WolfgangKubin）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中国作家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谈了他的看法。
德国之声：顾宾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顾宾：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
德国之声：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象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
顾宾：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德国之声：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
顾宾：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
顾宾：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要翻成中文等等。
德国之声：您对中国最近一些年出的作品是否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狼图腾”？
顾宾：“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德国之声：还有一些其它作家的作品，比如说所谓的“美女作家”，象棉棉啊，卫慧啊。
顾宾：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这几年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较象样一点的文学？
顾宾：在中国诗的方面还有。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它的。这是肯定的。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顾宾：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会死。
德国之声：现在的中国诗歌，您觉得比80年代的时候，北岛，杨炼等，怎么样？
顾宾：这个很难比，但是我觉得无论是80还是90年代的诗人，他们都不错，他们都有他们的视野，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等等。我个人当然还是特别喜欢北岛他们一批人。但是我比较老，所以我也应该考虑到年轻读者。年轻读者可能更喜欢看90年代的代表。比方说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等等。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
顾宾：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说，中国在三﹑四十年后在经济上可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在上个世纪繁荣起来，我们知道，不光是在经济上，在文艺上，电影啊，流行歌曲啊等等很多方面，都很发达，对世界影响很大。您觉得中国在文学方面也会高度发展起来，符合它的经济地位吗？
顾宾：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
德国之声：这应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说中国人不给他们的文学以地位？
顾宾：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吗？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所有的朋友，也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互相看不起。
顾宾：对，你说得非常对，互相看不起。
德国之声：当初比如说高行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反响是负面的比较多。是不是这个意思？您觉得中国还有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宾：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获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德国之声：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顾宾：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另外，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象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象鲁迅这样的人现在没有。
顾宾：是，你说得非常对。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德国之声：那么是不是跟中国的环境有关系呢？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顾宾：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
德国之声：从20世纪到21世纪，您认为中国作家里有哪几个可以称为是伟大的呢？
顾宾：（说）这个太早了。你需要一个至少50年的距离，才能够回顾，看一看，说谁比较伟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鲁迅肯定是伟大的。49年前还有其它的人。49年以后到现在肯定没有。
德国之声：北岛﹑高行健也不是？
顾宾：高行健，开玩笑。北岛可以考虑，因为他是勇敢的。但是，你别忘了他才50岁。
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Kubin)，中文名顾宾（一作顾彬），于1945年生于德国Celle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MiniamaSinica－中国精神和方向杂志－亚洲文化杂志”主编。他研究和翻译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和译作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六卷本的鲁迅小说散文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