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面前摆着3个倒扣的杯子，有些小物件扣在杯子下面。实验者艾琳依次拿起杯子，停留几秒钟后再扣回去，以便亚历克斯能够看到这些小物件。最后，3只杯子都扣放在它面前。艾琳问它：总共有多少物件？在10次测试中，亚历克斯有8次答出了正确的总数。答错的那两次，它重新听一遍问题就答对了。
一只鸟居然会数数，会做加法？也许，也许不然。要做出清晰的回答，不仅需要参照其他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还需要重新审视“加法”这一概念。不管最终答案如何，这个实验，以及其他无数观察和实验，不能不让我们对很多动物的认知能力刮目相看。
《万智有灵》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动物认知。通过大量的实例，作者德瓦尔（Frans de Waal）尝试表明：动物并不只是通过条件反射来学习，很多动物像人一样，在恰如其分的意义上具有认知能力。动物认知与人类认知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从前标注为人类独特性的很多能力，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人和动物”有语病。人当然也是动物，而且主要是动物，不是智能、天使或电脑程序——人若不首先是动物，我们就无法适当地理解智能和道德。本来应该说“人和非人动物”，只是那样行文过于累赘。）
年轻的雄黑猩猩步坐在屏幕前，屏幕上随机地先后显现5个个位数字。步要在触摸屏上把这些数字依照它们显现的顺序按出来，一旦它开始按，这些数字就被白色方块取代。步只需对这些数字看上大约1/5秒就能完成这项任务。数字增加到9个，步仍能达到80%的准确率，迄今为止，尚无人类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类案例显示，在有些特定方面，动物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
按说，达尔文以后，物种间的连续性是默认的前提，否则，我们怎么会为了治疗人类的恐惧症去研究大鼠脑的杏仁核呢？我们现在都知道，黑猩猩与人的基因相差甚少，黑猩猩的脑比人类小，但其构造跟人脑没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人类与其他动物实在太不一样了，难免让人觉得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无论东西，失去人性的人常被称作禽兽。笛卡儿认为惟人有心智，动物实则只是机械。与达尔文同时提出演化论的华莱士，主张人的头脑是演化的例外，只能归因于“不可见的精神宇宙”。从古到今，人类不断尝试发现人类的独特性：人是唯一一种没有羽毛的两足生物，惟有人手上长着对生的拇指，惟有人没有门齿骨；惟有人会使用工具，或至少，会制造工具；惟有人拥有语言；惟有人拥有心智、认知、意识；惟有人会模仿，有文化，能够合作，还能够做出纯粹利他的活动——道德，是啊，惟有人拥有道德。
人们曾经认为，人与动物的重要乃至首要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现在，人人都知道不少种类的动物会使用工具。海獭会用石块砸开蚌壳，秃鹫会从空中掷下石块砸开鸵鸟蛋。
也许有人愿意把这些行为称作本能而非智能，毕竟，这些动物只在一种情况下使用工具。那么，下面的事例就很难视作本能了。乌鸦会用喙把直电线弯成钩状，以便把装着一块肉的小桶从透明管子里拉出来。管子里的水面上漂着一只黄粉虫，乌鸦把喙伸进管子，仍然差一点儿才能够到，结果，它们像《伊索寓言》里的聪明乌鸦那样把小石子投进管子，水面上升，它们果然如愿以偿。大猩猩在蹚水过池塘之前会用棍子测量水深。黑猩猩会自发地把两根短竹棍插到一起做成一个长竿来够笼子外面的香蕉，会把矮箱子叠高来够高处的食物。大象会把箱子放在食物下面，踩上去够到挂在高处的食物，它还会跑到离食物很远的地方去找来箱子。野生黑猩猩在去采蜜之前就会准备好五件套的工具包。
动物不仅会制备、使用工具，它们还会玩各式各样的游戏。很多动物都喜爱游戏。我们多半听说过，乌鸦有贮藏食物的天赋。这不仅是储存食物的简单本能，乌鸦还会由此发展出它们乐此不疲的游戏。德瓦尔经常跟他养的寒鸦玩藏东西游戏，把橡木塞子之类的小物件藏在枕头下面或花瓶后面，寒鸦来找，或者它们藏东西，他来找。这类游戏还表明，乌鸦有关于物体持存的认知——这的确可以适当地称作认知，认知发育研究的先驱者皮亚杰（Jean Piaget）曾针对儿童何时发展出物体持存认知做过出色的实验。
智能较高的动物尤其乐于游戏。猿类不仅游戏，而且常常发明新游戏。作者那里有一群黑猩猩，它们发明了一种“烹饪”游戏：在泥土上挖个洞，用桶到水龙头下接水，然后倒入洞里，围坐在洞周围用树枝搅拌。这个游戏让猩猩群津津有味地玩上了几个月。
说到游戏，离文化不远了。日本幸岛上有一群猕猴，其中一只雌性最先开始用海水来洗红薯，后来，岛上几乎所有的猴子都学会了这一做法。这个案例已成为习得性社会传统的最为知名的例子。在另一个事例里，一只雌性黑猩猩率先把一根草秆插在耳朵上走来走去，给其他黑猩猩梳毛，随后几年里，群里其他的黑猩猩都跟着学会了这种“妆容”。在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实验人员给猴子两种颜色的玉米，一种颜色的玉米可口，另一种掺了难吃的芦荟。猴子学会挑食前一种颜色的玉米。后来，他们不再在另一种颜色的玉米里掺芦荟，但猴子始终不再选这种颜色。奇特的是，新出生的幼猴和临近区域迁移过来的猴子也不选这种颜色的玉米。
从前，人们倾向于用条件反射来解释动物的学习，实验人员通过即时奖励来诱导它们学习。上述的事例显示的则是颇为不同的结论。动物互相模仿，形成新习惯，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获得归属感而不是获得奖赏。这些集体游戏和风尚是不是文化？这也许主要是语词问题，它们跟人类文化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
人类常标榜自己是唯一拥有道德的生物，虽然我们很难确定人类做过的缺德事儿更多还是道德事儿更多。而近年来，道德研究往往绕着合作研究打转。我总觉得这是个古怪的倾向——恐怖袭击通常需要良好的合作，党卫军比犹太难民合作得出色很多。君子不党，小人喜欢拉帮结派。
且不论合作的道德方面，只说合作的能力，动物那里颇不乏其例。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表明，猴子、鬣狗、鹦鹉、秃鼻乌鸦、大象都会合作。它们会合力拉一条绳子——如果独自一个拉不动——把牢笼之外系在绳子另一头的食物拉到身边来。座头鲸会合作围猎鱼群；猿类会合作抬很重的树干；一只黑猩猩会扶着树干让一个同伴翻过障碍。
通常，合作是为了分享合作的成果。可还有不少案例表明，动物会超出就事论事的互惠，做出单纯的利他行为。一只未成年的黑猩猩被一条绳子缠住，差点儿被勒死，雄性首领跑过来，把它举起来，小心翼翼地把绳子解开，救了小猩猩一命。海豚也会营救受伤的同伴——一次爆炸炸晕了一只海豚，两个同伴从两侧游过来，把伤者架到水面上，让它能够呼吸。拥有水果的猴子会主动把食物分给两手空空的伙伴。猿类会跳进湖里营救同类，而且它们不会游泳，营救伙伴的行为有可能危及它们自身。观察者发现，在野外，绝大多数互相帮助的事例都发生在没有亲戚关系的猿类之间。
从认知方面看，这些案例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很多动物会转换到他者的视角上来看待问题。如果首领猩猩使劲拉扯那只小猩猩，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猴子会分享食物给伙伴，但若它们的伙伴刚刚吃过，它们就会变得吝啬。“令人惊异的是它们考虑的是另一只猿遇到的问题。”（77页）
德瓦尔用perspective taking（观点采择）来概括这些现象。不妨更平白地称之为“他者视角”。实验人员安排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在院子里分别藏起一只香蕉和一根黄瓜，地位较低的黑猩猩雷内特看得到他们的活动，地位较高的乔治娅则看不到。他们放出这两只黑猩猩。雷内特走来走去，同时慢慢把乔治娅吸引到藏黄瓜的地点，后者刨出黄瓜吃起来，这时，雷内特来到藏香蕉的地点，开始享用它的香蕉美餐。黑猩猩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旦东西到了你手上或嘴里，那它就是你的了，哪怕你的地位较低。事情还没完。几次实验之后，乔治娅琢磨出个中奥妙，它会仔细观察雷内特的眼光所向，利用对方的知识，抢先找出香蕉。拥有他者视角的不仅是猿类。松鸦藏虫子的时候如果发现被同伴看到，会在同伴离开后把虫子换个地方藏起来。
灵长类能够形成特定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受试猕猴可以看到实验人员把生菜或者香蕉藏到杯子下面，它被放出来以后，无论找出哪一样，都会开心地享用。但若让它看见藏的是香蕉，放它出来前却偷偷换成了生菜，受试猕猴就会拒绝生菜，同时向实验人员尖叫抗议。
这类情景记忆与表征式的预期可以连在一起。有时，黑猩猩第二天要起早赶到某处无花果树林，它们前些年曾在那里找到丰富的食物，现在它们要抢在其他动物之前去享用早餐。黑猩猩不惯摸黑赶路，但这种情况下它们会克服恐惧，天不亮就起身上路。如果那些无花果树距离较远，它们就会动身更早，不管去哪里，它们都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抵达。
这说明黑猩猩是在为未来行为做出计划吗？我们都知道，松鼠会在秋天收集坚果，藏好，以备冬天和春天食用。我们能把这种行为称为计划吗？可是该怎样区分松鼠的行为和黑猩猩的行为呢？心理学家恩德尔·塔尔文（Endel Tulving）提出两条标准：1.动物现在的行为不能直接来自当下的需求和渴望；2.该行为必须使这一个体为某个与当下情境不同的未来情形做好准备。雌性倭黑猩猩莉萨拉捡起一块巨大的15磅重的石头，放到自己的背上，它的宝宝则紧贴在它的下背部。路上它停下一次，放下石头，捡起一些棕榈果，然后重新背上石头继续前行。这样走了500米，来到一块上面平坦的大石头跟前。莉萨拉清理掉石面上的落叶碎石，放下石头和宝宝，把棕榈果放在石面上，用那块15磅重的石头砸开这些坚果。莉萨拉的行为跟松鼠贮藏坚果的做法大不相同。松鼠的做法受限于单一的环境，而且，这一物种的所有成员都这样做——只要松果成熟、白天变短，幼年松鼠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虽然它们对将要来临的冬季毫无经验。前面说到，野生黑猩猩在去采蜜之前会准备好5件套的工具包，这却只能视作事先计划。
事先计划涉及推理能力，而从前，人们普遍认为推理能力独独属于人类。德瓦尔不敢苟同。只举一个实验为例。黑猩猩能够看到两个封闭容器，一个装香蕉，一个装苹果；把黑猩猩领开之际，实验员取出其一；然后把它领回来，当它的面吃掉香蕉；这只黑猩猩立刻知道装香蕉的容器已经空了，它会到另一个容器里找出苹果。
这些认知能力跟通常所说的意识有密切关联。在动物有没有意识这个问题上，人们争论不休。一部分麻烦显然是由于很难确立拥有意识的标准。人们当然也会争论什么叫制造和使用工具，但这里的标准比何为拥有意识要清晰很多。
若说意识跟脑的发展相关，那么，有些动物的大脑分量不轻。人脑1.35公斤，海豚的大脑1.5公斤，大象的4公斤，抹香鲸的8公斤。当然，大象的体重不止人类的两三倍，但为什么紧要的是大脑重量对体重的比例呢？为什么不是神经元的数目呢？大象的脑中有2 570亿个神经元，是人类的3倍。
在一个实验中，两只僧帽猴需要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奖品是黄瓜片或它们更加喜爱的葡萄，如果得到同样的奖品，它们就会很好地完成任务，但若一只得到的是黄瓜片另一只得到的是葡萄，前者就会暴怒不已，扔掉自己的奖品。猿类的反应更加奇特，得到葡萄的那一只也同样可能拒绝领取自己的奖品。不过分挑剔的话，蛮可以说猿猴具有某种公平意识。
本书作者走得很远，乃至于主张所有物种都有意识。这超出了我们平常说到意识时所设想的范围。在这类事情上的考虑很容易陷入字词之争，避开这个陷阱，要看我们怎样界定意识，才能使得有意识和没有意识的界限具有实质内容。这一点在自我意识概念上更加突出。
不少心理学家用镜像测试来研究动物是否能产生自我意识。镜像测试指的是受试者把自己的镜像与身体联系起来，并据此检视自己身上的记号。只有黑猩猩、大象、海豚等少数几个物种能够不经训练就通过这一测试。不过，虽然大多数动物无法在镜子里识别出自己，但它们对镜像的反应是不同的。小型鸣禽和斗鱼会对自己的镜像求爱或进行攻击。猫、狗、猴子却不会这样做，它们能学会无视自己的镜像。猴子还能把镜子用作工具，轻易学会借用镜子来找到藏在视线不及之处的食物。猿类更进一步，它们会用镜子来检查自己的口腔内部或臀部，借用镜子来清洁耳朵。
德瓦尔反对将镜像测试视作自我意识的标准，一个理由就是“对镜子的理解有许多不同的阶段”（293页）。的确，何为自我意识这个问题要求大量概念层面上的考察，镜像测试至多能提供很多线索中的一条。而且，如德瓦尔在多处强调，各个物种的认知并不能排列成一条整齐的序列，同理，我们也不要指望能为自我意识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简明定义。
动物也有意识，会推理，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要说有什么是动物没有的，那就是语言了——“我们人类是唯一有语言能力的物种”（126页）。
当然，动物之间随时在进行各种交流，包括用信号交流。蜜蜂可以传递远离蜂巢的花蜜的位置，青腹绿猴针对猎豹、老鹰和蛇有不同的预警叫声。有些种类的猴子没有针对各类天敌的特定叫声，但它们会把同样的叫声用不同方式组合起来，用于不同的场合。猿类有大量特定的手势，例如在另一只猿头上挥动自己的整个手臂以表明自己的优势地位。它们的手部信号极为灵活多变，通过有意使用使信息交流更加完备。
包括德瓦尔在内的绝大多数论者认为，所有这些交流方式都不是语言。流行的语言定义，简单说来，要求包括象征符号、句法规则和递归性这些要素。并不是所有论者都接受这个定义。我最近读到丹尼尔·L. 埃弗里特的《语言的诞生》（中信出版社即出），埃弗里特主张语言起源于100多万年以前的直立人，与之相应，他所界定的语言较为简易，不包括层级语法和递归性这些要素。在他看来，很多有意义的会话并没什么语法。“象征符号加线性顺序，我们就拥有了语言。”（该书第257页）德瓦尔在《万智有灵》中不是从语言结构着眼，而是从语言功能着眼：动物的交流内容几乎完全局限于当时当地。一只黑猩猩在打斗中受了伤，它无法事后告诉另一只黑猩猩它当时是怎么受伤的。
动物没有语言能力。尝试教会黑猩猩说话的大批实验都以失败告终，表明语言是种十分独特的能力。不过，德瓦尔认为，语言能力并不是一项孤立的能力，而是由多种能力汇集而成。其中突出的一种，是用象征符号标注物体。很多动物拥有这种能力。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面前摆着一些小东西，研究人员指到钥匙、三角形、正方形的物品，它就能以极高的准确性说出“钥匙”“三角”“四角”等等。当然，亚历克斯说出的并不是语词，但以最低限度来看，这里出现了对物体的识别——如前面说到过，鸟类有关于物体持存的认知。要用象征符号交流，这种识别能力是必需的。
在识别物件以及用象征符号标注这些物件之外，动物还表现出更复杂的认知。大猩猩科科在见到斑马后，自发地把“白色”和“老虎”两个符号组合在一起。黑猩猩苏瓦把“水”和“鸟”放在一起来标注天鹅。在一些鸟类实验中，受试的鸟面对一个装满物件的托盘，这些物件有的是木头的，有的是塑料的，有的是羊毛做的，色彩缤纷。实验人员把这些物件一一拿给它，它需要用喙和舌头感受每个物件。然后，实验人员把这些物件放回托盘，并问它那个蓝色的、有两个角的物件是什么做的。它会正确地回答：“羊毛”。这些实验结果让人惊奇。由于刺激和所提的问题在不断变化，这些鸟不大可能靠死记硬背给出正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正确地答出“羊毛”，这只鸟需要将它关于颜色、形状和材料的知识以及对那个特定物件感觉的记忆结合起来。
我们不是很清楚，科科和苏瓦的符号组合是否可以算作“象征符号加线性顺序”，我们也不知道，动物在上述实验中的表现是怎样发展成语言交流的。但若语言能力的确是多种能力的汇合，动物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产生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能力。
动物认知研究近年来获得了长足进步。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有很多障碍要克服。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为主义观念占据统治地位，行为主义连人的认知都不大愿意谈起，遑论动物。那时候，用“故意的”之类的语词来描述灵长类行为都是犯忌的。
由于一开始就高度怀疑动物拥有智能，研究者不大愿意做这方面的实验。在为数不多的实验里，实验的设计往往也很不恰当。在人脸识别的实验中，其他灵长类的表现大不如人类幼儿。然而，这些实验相当荒唐，因为动物对识别人脸兴趣不大，它们感兴趣的是识别自己物种的个体。实验表明，绵羊、乌鸦、胡蜂都具有这类面部识别能力。（我自己人脸识别的能力很差，比较而言，识别中国人人脸比识别黑人或阿拉伯人要容易一点儿。）另有不少实验表明，有些种类的动物颇有能力识别不同人类群体，也能识别人类个体，但它们不一定是通过人脸来识别的。
有一些实验研究猿类和人类儿童的社交技能，实验过程中，孩子会通过实验人员的微笑等细微表现不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在测试猿类时，实验人员跟猿类没有任何嬉戏或友好接触，受试猿类很难放松下来。其实，通过人类与猿类的互动来测试猿类的社交技能本身就很成问题，猿类不那么热衷于跟人类交往，那些不是由人抚养长大的猿类更是如此。有实验表明，猿类会更为紧密地追随另一只猿的视线，而不是人的视线。这个结果委实在意料之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猿类在这类实验中往往表现不佳。
还有些时候，简简单单就是因为实验太简单了，受试动物感到无聊，就被实验人员判为表现不佳。
一些误导的事例和草率的结论也加深了人们对动物认知的怀疑。这方面最出名的例子是“聪明的汉斯”的故事。汉斯似乎会做加减法——他的主人让它计算3×4，汉斯会用它的马蹄在地上敲12下。后来的研究表明，汉斯是通过感知主人的细微表情和姿态来回答问题的——他的主人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行为主义侧重于人工控制下的实验，动物行为学则侧重观察动物的自然活动。想要训练浣熊把硬币扔到一个盒子里，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浣熊更喜欢把硬币抓在手里使劲摩擦。动物行为学家也做实验。洛伦茨（Konrad Lorenz）是动物行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小鹅刚孵出的时候，只有他守在边上，后来，他走到哪里小鹅就跟他走到哪里，由此确立了“刻板行为”这个概念。洛伦茨带着他的寒鸦散步，时不时把它们招呼到自己身边。这些也是实验，有人类的目的与行为参与在其中，但研究的仍然是动物的自发行为。
当然，对动物行为的解释需要十分谨慎，以防实验人员被随机的巧合误导。但研究者今天不必忌讳“故意”这样的用语，它们比行为主义的刻画方式更贴切地描述动物的行为。接吻鱼通过互相接触突出的嘴部来解决争端，把这种行为方式叫作“接吻”当然是误导。不过，猿类小别之后的确用这种方式互相问候，称之为“接吻”并无大碍。
今人说到科学，多以物理学为标准。这一观念在好多方面造成危害。今天，物理学已经差不多完全依靠人工控制下的实验，这是正常的，因为物理客体没有内部心智的一面。动物学，乃至心理学，若一味模仿这条道路，必然会变得越来越贫瘠。固然，科学研究总体上不同于日常经验，然而，绝不能认为科学方法可以归为同一套方法。每一门科学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目标，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万智有灵》一书用丰富的案例表明，智能不是人类的专利，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人与动物在认知方面也是连续的。但这不是说，各个物种的认知排列成一条整齐的序列。智能不是整齐的阶梯，更像是枝杈丛生的灌木。海豚、澳洲野犬、金刚鹦鹉与猴子，它们各有自己的生态环境和生命周期，各自有其周遭世界——鼹鼠、松鼠、狐狸，生活在同一棵树上，但它们对这棵树的感知全然不同。各种动物的周遭世界对每个物种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挑战——它若要延续生命都需要知道些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物种可以作为所有其他物种的模型。”（324页）
猫聪明还是狗聪明？爱狗人和爱猫人永远不会达成共识，这不仅因为人们各有偏爱，还因为本来就找不到通用的标准来测试狗的智能和猫的智能。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的身体构造，有它自己的生态环境要去应付，它们由此发展出形形色色种类的智能，而不是发展出一种通用智能。大象的鼻子上有4 000块肌肉，由复杂的神经网络调节，它既能够拾起一片小草叶，又能够掀翻一头河马。理所当然，大象的智能是高度特化的，不妨称之为“象鼻智能”。
要把所有动物都包括进来，大象跟我们人类算得上是近亲。章鱼离我们就远了不少。章鱼有近2 000个吸盘，每个吸盘都有自己独立的、由50万个神经元组成的神经节，各个神经节与大脑相连，神经节之间也彼此相连。跟脊椎动物的中央集权式的大脑不同，头足纲的神经系统更类似于互联网。章鱼的感官和解剖结构，以及它的分散的神经系统，使它的认知方式独一无二。
在否认通用智能标准方面，德瓦尔也许走得太远了。我们似乎无法否认人类智能的巨大优越。人发明了文字，建造了飞机，跑到月球上去溜达，在那里不可能遇见自己组团前来一游的海豚或老鹰。可是，另一方面，人类跟猩猩拉开这么大的距离，主要是在最后几万年的短短时间里。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思考人类认知跟动物认知究竟在哪里区别开来，并且把这一思考延续到人类其他行为与动物行为的区别。发展到今天，人的确成为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动物。独特，但不一定更优秀或更优越。没有别的动物写出《红楼梦》，解出高斯方程，但也没有别的动物把成百万的同类关到集中营里折磨致死。我们还可以沿着这一方向来思考所谓人工智能。生物为了存活下去发展出它的智能，各个物种根据它们各自的生命周期和生态环境发展出形形色色的智能，计算机在哪种意义上拥有“智能”呢？
虽然已经写了很多，但本书中还有不少内容我没有提到，例如，黑猩猩的社会交往行为，虽然它们格外精彩，让人对动物的认知能力印象更加深刻。作者的另一本书——《黑猩猩的政治》，就此有详细生动的述论。几年前，我读到这本书，手不能释卷，放下书又到处向人推荐。
感谢德瓦尔又赠给我们一本好书。同时还要感谢译者的出色译笔。读译本，写得好还不够，译得好同样重要——唉唉，多少好书被译者糟蹋掉了？
（本文为《万智有灵》[弗朗斯·德瓦尔著，严青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一书的书评，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