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之路是不幸、艰难和痛苦的。因为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大概是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吧，现在看来这是一支抗日的队伍）之累，仅读完初中就被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这一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谋生的单位、生活的空间和交往的圈子。以至当今能在学术前沿提出问题的学人当中，我的治学条件恐怕是最差的。这不仅仅因为我是低学历，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家学渊源，更不是一直蜗居在小城，使我最痛苦的是自己谋生的工作与文化压根儿不沾边，长期与清一色的只有中小学学历和半文盲者共事。
另一方面，我的问学之路又是幸运、顺利和愉快的。我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看来毫无学术人脉的环境下，几乎能一帆风顺地闯入学术界，完全自主地选择、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几无拘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是得到一批包括至今还未谋面的专家学者的帮助。值此机会，我要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意。同时，还要向学界，尤其是对我的学朮背景感兴趣乃至觉得不可思议的朋友，禀报我的自学经历。作者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评判。
当然，我首先得感谢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养育之恩、身教之赐。几年前，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你看来与学术无关的环境下在学术界站立，一定是你的祖上积过德。我当即回答，祖上有否积过德，我无从知晓。但说到积德，我母亲确实积过许多德。我那文盲的母亲是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忘我，有时甚至忘掉家庭地活着。她一生倾其所有（还不时负债）帮助过无数的人，以至2008年谢世时，远近自发来吊唁者就有上千人。我在查阅数以千计的学者简历时，发现了一个可供研究者参考的现象：在学者群体中，有仁爱之心的母亲的比例较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对学者的影响比父亲更大。如果说，成为学者有共性的话，我有一个乐意帮助比我们更困难者的母亲，便是我成为学者的唯一“硬件”。
我出身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西街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五兄妹中，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弟弟。在周巷生活的岁月，童年的记忆都模糊了，少年留下的尽是屈辱。尽管从小学到初中自己一直品学兼优，老师家访时大人听到的是一片赞扬之声，但除了“学习积极分子”外，学生时代一切荣誉都与本人无关。不要说评先进、入团，就是曾靠比赛入闱的校乒乓球队，最终也被拒之门外。但最难受的是我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这一曲折对我以后研究成才规律时，笃信“环境决定论”，就比他人更有感性的认识了。
1973年早春，不足16岁的少年踏上了去江西的火车，帮舅舅去养蜜蜂了。一干就是四年。16-19岁，是人生读书的最佳年段，可我却告别了书桌。回想自己的一生，我唯一感到虚度和懊悔的，是这四年，加上招工后的第一年，整整连续五年几乎没有看任何书！但养蜂的经历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由于多数时间生活在农村，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这些都对自己以后喜欢上历史人文地理是有影响的。同时，在同龄人中，对自然环境的恶化比他人有更直观的体会。短短四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弹指之间。然而，在中华大地，青山依旧在，绿水几无存。
由于姐姐（小学毕业）、哥哥（半文盲）享受“知识分子”待遇而相继支农，1976年底，我被招工。可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工种，我傻了眼——慈溪市航运公司周巷航运站做船工。内河“撑船”被列为人生三苦之首。而最难受的还是被人瞧不起。由于我占了家庭的招工指标，则两年后妹妹又去了农村。也就是说，我获得的人生最苦的职业，是以三兄妹的支农为代价的。
从事天底下最差的职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文革”后期已兴办了一批工厂，许多待业青年，尤其是有“脚力”的进这些企业。另外，当父母的企业有招工名额时，其子女优先。故在那轮招工中，我父母所在厂的职工子女，家庭有权力背景的，被县城的好企业招走，家庭无权力背景的， 被父母单位吸收，可我连自己父母所在的单位也不能进，尽管我是“双职工”(指父母系同一单位工作)，理当优先。
1977年的初冬，在航行途中，我从高音喇叭里听见恢复高考的消息，便产生了想重新读书的念头。但离校五年后，除了文字，其它的书本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后来知道高等学校有文科和理科之分，其中报考文科不用考物理、化学，数学试卷也浅。于是，试报了1978年的高考。是年夏天，我在船上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大意是虽然没考上，但全家都为我骄傲，因为我离录取线仅19.2分之差（主要是数学拖了后腿，只考了3.8分）。自己对这个成绩也感到意外。因为我不仅以同等学历报考，而且是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数学，我的文科知识已达到了新科高材生的标准。这使我信心大振，觉得本人还是个读书的料。年轻人是需要激励的，这次的高考分数在当时是最好的激励。
1979年，我继续报考，但仍以五分之差与大学擦肩而过。1980年再考，又名落孙山。高考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三次高考的经历使我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炼就了社会科学中多数学科都能无师自通的本领。更有深远影响的是，当时我就思考了一系列与高考有关的社会问题：我无缘大学并不是我读书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上过高中，而文革时期被剥夺上高中权利的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庞大的阶层。如果我有家学渊源，那16-20岁的五年里，不可能完全放下书本，甚至恢复高考后，信息灵点，加上家里有人辅导，也许1977年就考上了。而更现实的是，当时5%左右的录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一个百分点，说不定也进了。总之，深感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个人的得失更不足道，决定因素是社会。于是，就把出身、求学、命运、前途与国家、社会、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了。我以后做的课题，几乎都是宏观的，与此有关。
当时，正值雷祯孝、王通讯提出的“人才学”风行一时，以代表时代发展要求的“被耽误了的中国只能靠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改造”之命题为激励，许多年轻人纷纷“自我设计”，伴随着人生价值的体现，报效国家。我则选择了“群体人才学”为“自我设计”之“蓝图”。在1980至19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我曾收集了多数的“人才学”期刊和专著。所以，至今为止我写的论文以讨论群体人才为主，发轫于此。
但是，我既无理论基础，又非人事工作者，开始近十年的苦学“人才学”几无成果。以至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数学家兼人才学家，给我回信时直言：不要在此浪费时间。其实，这十年是自己补课和打基础的阶段，并从人才学上学到了方法论，使今后少走弯路大有裨益。
后来我就把研究的目标转到古代，对中国近代为何落伍产生了兴趣，试图以中国古代的人才为重心，探讨“李约瑟难题”。在大量人物传记阅读中，觉得唐以后的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杰出人才，大都有科举功名，这就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新的想法：如果科举制度真的如人们所批判的那样腐朽、落后，那么，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精英多数出于这种考试呢？这时，厦门大学刘海峰提出了“科举学”概念。自1995年与刘教授有了联系后，更对科举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后话。
1980年春，我被调入公司的船厂，学起了水泥船舶设计。不久，就独自挑起了全厂的设计担子，也步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在这个离县城3公里的小厂，我白天搞船舶设计，晚上自学文史知识，接着又参加中文自学考试，并于1989年获中文自考大专文凭。在船厂的近十年，生活得比较紧张与充实，并在此收获了爱情和结晶。
1982年底，国家船舶检验局主持的《内河小型钢丝网水泥船建造规范》审查会议，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召开，出席的大多是科研、管理单位的研究员和工程师，基本囊括了全国的行业精英。我借浙江东道主的光，作为仅有的几个厂方代表之一与会。参加此会对我而言是个机遇。因为不仅认识了从设计到检验两方面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使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严肃的会风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大家白天开会，晩上讨论，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规范》讨论稿进行逐条甚至逐字的讨论与斟酌，并不时发生争论，好几次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乃至拍案而起，而会后又都非常友好。如此畅所欲言的纯学术争鸣，至今仅此一见，恐怕今后也不会再遇。当时我虽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我等于提前进行了一次学术规范、学术争鸣的训练和洗礼，受益抑或“受害”终身。
尽管船舶设计非我所愿、所长，更与我的“人才学”之梦毫无关系，但为了谋生不得不钻进去，并在实践和理论中都搞出了名堂。1986年，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新的水泥船建造规范《征求意见稿》，我代表单位提了十几条修改意见。同年秋天在苏州东山召开的审查会议上获悉，我们单位提出的意见最多，被采纳的也最多。我被专家刮目相看，会后几家刊物同时向我约稿。这就有了自己的《船舶静水力曲线计算方法的探讨》、《过升船机的水泥船如何满足强度要求》两篇论文，它们同期发表在唯一的全国性行业期刊——《水泥船通讯》1987年第2期上。当时我已成为科研单位与生产厂家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以至当我1988年离开这个行业时，中国水泥造船界的权威王乃贤研究员来信称：这是我国水泥造船界的重大损失。
8年船舶设计和研究的经历，虽涉及的是工业技术，但许多方面与我以后的学术是相通、相承的，尤其是对权威的不迷信、对规律的尊重、对结构的关注和对数据的敏感上。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们五兄妺初次的工作单位和岗位都不好，这倒是我们对体制不觉得眷恋。故改革开放后，因祸得福，除我以外的四兄妺，很早就“下海”，各人都掘得了“第一桶金”。1988年，我停薪留职，帮助他们搞管理，自己一度也办起了小厂。但“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己念兹在兹的还是“人才学”。而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比较充裕的时间，是坚持学术不可或缺的条件。可1988至1994年，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但除了坚持搜集资料，少有闲读书，而短期内看不到能改变现状的迹象。长此以往，自己虽能做个“老板”，但不可能成为“学者”了。这时，我做了一个十分痛苦而又被亲朋好友都认为错误乃至荒唐的抉择：以放弃刚办成的工厂为代价，换得了大致既有“白领”那样的收入，又有充裕的时间在家读书的职业。为此，妻子认为我太自私了，为了自己的兴趣，竟在产销都顺利的态势下，放弃了好不容易建起的厂；此后二十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没有给家庭带来丝毫的回报，也令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在外人看来，漂亮、聪明的她，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确，按世俗的理解，生活在当地一个土豪家族里，中间夹了一个打工仔，这个人必定是无能的。在以非功利性读书为耻的环境下，我无力、无理回应妻子的抱怨和社会的评价，只用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句话来安慰她，抑或也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吧。
现在看来，从自己以科举为切入点从事学术的角度来衡量，当时的抉择并没有错。因为自清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百年间，科举制度一直被否定的，真正开始对其进行比较正面的评价，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则此前自然就少有人研究。故我1995年涉足科举学时，该学科还属初创阶段，“处女地”很多，易出成果。若再推迟几年介入，不要说会不会改变初衷，就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学术资源的我仍能顺利地进入学术界吗？可否避免研究重复呢？事实上，即使这样，一些题材差点也“撞车”了。
说句老实话，当时自己仅是凭着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今天亦然）的态度搞研究的，根本不知道能否进入角色？想不到我十分幸运，一路碰到了好人，助推我很快进入前沿。
1995至1999年，我白天长期泡在图书馆，回家又自习到深夜。经过比较系统的搜索，发现还没有人对历代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作专门的、直接的、对应的研究。因此， 把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作为首攻的对象。
1996年，带着以上的选题，我第一次专程去杭州，向著名的比较人才学专家缪进鸿教授请教。问了来意后，缪老告诫我求知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学问先要做人等。告辞前，先生给我抄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一段话，嘱咐我，治学要立意高远，视野广宽，还再三强调必须做国际的比较，甚至断言，不做国际比较，研究中国人才问题没有多大的价值。当十几年后，弟子解决“钱学森之问”时，深感受此启发莫大。他还鞭策我“做他人不愿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课题”。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近廿年来的耕耘，从题材到方法，从意境到表达，我基本上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
不久，我再次登门讨教，并向缪教授求援他为撰其的著名论文——《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用的明清进士籍贯分布的原始分类资料。缪征得原助手张肇同志的同意，允许我无偿复印一套。缪、张的无私帮助，大大加快了我的研究进度。自己又三去宁波图书馆，把一套三册计近三千页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全书复印，以便校核。我就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朝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数据库里较快地找到。这独一无二的图表，不仅为撰文提供了底气，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多次获益。因为了解明清的人文地理，没有比进士的地理分布更有说服力了，而自己则统计到了最小的时空单位。
1998年，由于长期的伏案熬夜，我病倒了。医生诊断是脑供血不足，建议我充分休息。我略调整了作息时间继续干，并祈祷老天，如果带我走，等我这篇论文完成吧，这就不枉此生了。
在搜集进士与人才的相关资料的同时，我先撰了《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一文。在该文创作中得到了宁波大学季学原研究员的鼎力相助，他不仅从提要到文字乃至数字的排列对拙作不吝斧正，还把文章主动转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再由吴推荐给《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发表。不久，文章由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3期全文转载。是文属较早辨析和概述科举文献的论文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淸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大约于1998年夏天完成“征求意见稿”，我复印近十份寄给一些学者和刊物。很快收到了包括陈桥驿、缪进鸿、葛剑雄、刘海峰等相关学科带头人的反馈意见。我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修改稿”，仅投《浙江社会科学》。不久，在《光明日报》看到了《中国文化研究》当年第4期的目录，内有拙作。原来，该刊录用了我的“征求意见稿”，但没有通知我，时离该期正式发行已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使我感到既欣慰又不安。欣慰的是我碰到了知音与伯乐。不安的是，初稿虽无大碍，但还不是很成熟，发了会留下本可以避免的遗憾，同时，这也等于我无视了那些专家在百忙中对我的帮肋，这是很不道德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阎纯德主编打电话，要求撤下原稿，发《修改稿》，即使发不出，我也不抱怨。结果，阎主编推迟发了《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旋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0年第3期全文转载，又有《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学界要览”转摘，后入选《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新京报》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一书。
《明淸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明确提出并翔实论证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为研究明清全国的区域文化与人才分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截至2013年底，仅在中国知网上获悉，该文就有100多个被引文献，俨然成为科举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经典论文之一。因该文及其由此产生的系列论文，也使本人成为科举与教育、人才、区域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而从中揭示的南宋至近代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轨迹，包括对苏-杭人才轴线形成时间的厘定，基本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准。相关文章已成为若干大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师，进行历史人文地理学习或和辅导的参考教材。
对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的讨论，使我对明清人文地理的感受比他人更为深刻，也逐步觉得以往人们对明清人文地理的了解还不全面，即使学术界，也哪怕是历史学家，对明清人文地理和区域文化的诠释也多有不确。这时，我读到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副教授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杨著通过儒学地域化来解释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区域知识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近代三大社会变革的关系。可我读后觉得作者在区域文化史、教育史方面存在不少的问题。我就先写了《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之书评初稿及其感想，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的杨玉圣老师征求意见，也从此开始认识了杨老师。杨老师对拙作很感兴趣，还表扬文章有思想，说这是一般的作者写不出的。他建议我把书评和感想合一，由他推荐发表。经杨老师反复修改，文章先在香港的《世纪中国》网“世纪周刊”2001年8月24日首发，“中华读书网”等国内外十几家网站转发，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近代中国网”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桩学案”，“北望经济学园”推荐“可以做为公共语境内专业批评的案例”。再由杨老师推荐，2万字的书评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书评周刊》(2003年6月20日第5版) 认为拙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当今中国书评最高水平的三篇文章之一。值得一提，杨念群出《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时，还在“再版后记”里写了如下一句：“本书若干史料和技术问题的订正也得益于沈登苗先生的建议和批评”，这在当下的学界已相当难能可贵的了。（按：我深感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知识欠缺，制约了其对历史的认识。）
认识杨玉圣老师，是我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2001年至今，我的大部分论文是由他主持的学术批评网首发(许多文章得到了杨老师的精心修改，包括“底线”的把握)，再由杨老师推荐给学术期刊，或由杨老师推荐报刊的编辑、记者向我约稿的。故在学术成果发表难、版面费满天飞的今天，我的论文不仅以很快的速度发表，不仅没有交一分版面费，而且每篇论文都有稿费收入。更重要的是避免了重复劳动，使我完成了一个专题后用不着费心与等待，就可做下个专题了。能否及时发表成果，对自学者来讲是很关键的，可我这一“关”过得很轻松，杨老师的帮助最大。
2002至2003年，承原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的悉心指教，完成了《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并由曹教授主动推荐，该文发全国性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文章开篇对影响了一代学人的、明史研究权威王毓铨先生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对明代的“户籍”和“乡贯”作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诠释：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是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即现籍；明代的乡贯系原籍，是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即祖籍。那些既有户籍又有乡贯的明代进士可称“双籍进士”。本人对明代“户籍”和“乡贯”的解析及首次提出的“双籍”概念，现已被学术界所接受。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此文创作中，我还另有收获，即拿曹树基教授的话说，我“受到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
2004至2005年，我在原先积累的基础上，对明代“嘉靖倭寇”进行了讨论。我开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基于准备探讨“李约瑟难题”时，从“外无救兵”的视角去观察的。不过，直接的原因则是出于对当代中日纠结的现实关怀。
1980年以来，学术界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检讨：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的斗争。这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故被人们称为“新论”。可到了世纪之交，人们发现，新论原来在日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其实是步人后尘，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目睹上言，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如果依仗所谓的倭寇新论是日本人率先提出的这个“杀手锏”，以“上纲上线”的口气驳斥新论，不仅会干扰学术争鸣，还很有可能在民间造成新的思想混乱，影响中日关系，这就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尤其是新论的知识产权作一澄清，维护大陆学者在该领域应有的尊严。
果不其然。2005年1月22日，《新民晚报》关于日本人在安徽歙县，为所谓的我民族败类王直（嘉靖时的海商领袖）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举国声讨，结果，墓被两位大学教师砸了。是为“王直墓”风波。那时，我单位正值乔迁，待安顿好休息，已到了过年的前一天。我当晚驰笔，大概到除夕下午一时，才把《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赶了出来，时家人已吃过“年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没与家人吃“年饭”。瞬间，文章由学术批评网首发，当晚，就收到了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向我“致敬”的电子贺信，称论得很有力；武汉大学薛国中教授迅即以《王直：新时代的骄子——对沈登苗先生的回应》为题，在《社会科学论坛》发文声援。是文除了交代修王直墓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背景外，还提出了一个支持新论的无可辩驳的观点：战争初期，倭寇在火器上占优势，而当时离火器传入日本才几年；可越到后期，倭寇使用的火器越来越少，而此时，枪枝在日本已普遍使用。此一研究从军事的角度证明，嘉靖大倭寇与日本政府无关。否则，如果真的了是中日交战，日方为何不把热兵器武装“倭寇”呢？在此前后，我的嘉靖倭寇研究的多项成果，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的考证——《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此文观点被《2006年度中国学术观点：历史》收录)，成为那场网上论战中新论的代表作（那时在互联网上搜索，我的名字竟与“倭寇”连在一起了），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从互联网上结识了旅葡的资深学者金国平先生。在金国平和吴志良先生的主动帮助下，八万字篇幅的《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在《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一次性发表，我再次感受到学界待我不薄，我当无鞭自蹄。
我对嘉靖倭寇总的看法是：数百万人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否则，近代史将重写。
顺便提及，在嘉靖倭寇性质的学术争鸣中，我与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陈学文（即陈牧野——大陆在嘉靖倭寇问题上持传统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员的观点，截然不同，可陈先生非常关心我的研究，并为我的学术转行深为惋惜。陈前辈的风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无形鞭策。
我虽然一直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但这主要指治学的态度，如严谨的学风、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等，而不是把学术成为作为政治的、赚钱的或谋取其它利益的工具。实际上，我长期形成的研究风格，主要还是一个字——用。继进士和人才的相互关系实证后，我对科举研究的重心转到了科举时代的社会流动上，因为这与现实生活关联。
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通过对明清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何的成果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五百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论断遭到了国际汉学家的强烈冲击，但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质疑者则未予关注。我先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一文中指出，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主要是元代特殊的用人政策留下的“后遗症”，是一种短暂的、非正常现象，其结论在科举史上并不具备典型的意义。同时，从何氏反映的结果不符合明代社会结构特征、罗列的数据不具有规律性等因素，推理出明代前期进士三代履历中纯粹的生员家庭空白，是史料缺载和今人理解不同所致。当时许多朋友劝我不要与何炳棣商榷，这不仅仅是何系顶尖的史学大师，还在于当时还无中译本，自己没有通读过《明清社会史论》，有可能出现误解原著等问题。我之所以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是觉得很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与思路。不久，《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影印出版，爬梳后确认自已原来的推理之不谬——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前期空白）的现象主要乃史籍缺载所致。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写成后，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想不到电邮才半小时，主编、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就回复确认采用，也就是说，常主编还不一定有时间读完全文就决定用稿了，这是对作者的充分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研究员曾转达了他的同事、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研究员对此文的评价：写得有历史感。同行认可是对学者的最高褒奖。该文的成功，使我再次对自己的史识充满了自信。我觉得史料和勤奋固然重要，但在史学界能走多远，通常还是取决于“史识”。因为，“史料”一般也得益于史家的取舍，若不当，则事倍功半。
持续30年、围绕何氏的研究展开的这场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的激烈争辩，是国际性的，参与的大多是名家。遗憾的是，除了本人的两篇商榷文章外，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无一介入。按：何炳棣在反驳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的质疑时认为，艾尔曼统计出来的平民比例比他的还高，并对艾没有就此做必要的展开颇有微词(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7-28页)。但笔者认为，在这个细节上，何炳棣误解了艾尔曼的工作，因为艾氏统计的内容是进士的户籍(户计)，而非家世，故何对艾的指责似有失严谨。由于艾氏本人对此没有回应，使海峡两岸的许多学者至今还不明就里，都把此当做何的正确判断而一再述引，故有必要在此重申。
此外，拙作《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对科举社会流动率的争鸣作了回顾和总结，并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对西方同行进行了“主动回应与挑战”，也可视为这方面的入门导读。
以往，人们只是对科举制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争议，但对废科举事件的及时性与正确性鲜有人怀疑。遗憾的是，近几年，在科举热中出现了一股为“废科举”惋惜的思潮，一些人把它定性为是“失败的选择”。之所以这样，人们主要基于废科举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乡村教育的落后和识字率的降低等认识，而这些论断，在我看来都是可以商榷的。如我在《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一文中指出，清初以前，我国的文化、教育城乡一体化，人才重镇多在地方州县。雍正王朝遍建省级书院后，文教的重心逐渐向大城市倾斜，历经百年的过渡，至迟到19世纪下叶，教育的城乡差距已经拉大，其鸿沟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是废科举瓦解了一体化的城乡文化、教育机制，而是兴新学前，中高等教育的基本城市化和人才已集结于都市、城镇的现状，为立停科举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当时社会对废止科举总体反应，大致接近无声无息之重要原因。科举结束前百余年间，中国教育空间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和承上启下的作用，应该引起后人的更多关注，而不是人云亦云。写此文的体会是，学术史上角度的切换与方法的转型，有时似乎比细节的深化更为重要。并再次感受，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疏离，甚至会影响宏观历史的判断。
参与了对“废科举”认识的争论后，我非常痛苦，也可能引起了一些师友的误会。因为与以往的商榷对象大都不认识不同，这次的讨论者不仅是熟人，而且有的还帮助过我；对阵的学者不是一两个，而是一批。但我一贯的理念是：学术研究需要激情，但不能带感情；对自己从事的学科或专业，不能“爱屋及乌”。
2005至2013年，在刘海峰教授、李世愉研究员等的支持下，我连续九次以论文提交者的身份，自费参加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认识了海内外从事科举研究的多数同行，受益匪浅。
我曾应作者之邀，为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吴宣德教授，写过科举类专著的长篇书评。当时能写出相近水准书评的作者，在海内似乎还各有三五人，但对他们的书做充分肯定与大量商榷并存的书评，至今似只有本人。我觉得书评首先应为读者负责，给读者更多的视角与揭示原著精华同等重要。其中，《评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刊发前，台湾《明代研究》编辑委员会写了一千五百字的“审稿意见”，称作者“对科举研究这个领域行情相当熟悉”，并全部同意我的观点，故“极力推荐”刊用。
2005年，明淸至当代的全国人才分布和文化重心的转移的课题完成后，原计划用同样的方法和对象上溯，研究宋元。同时为探索李约瑟难题积累更多的资料。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深感当代中国缺乏世界级的科学、文化帅才。同时已发现一个地区尖端人才的涌现，需要几代、甚至更长的文化积累，需要书香之家的长期接力。这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就更觉得破解“钱学森之问”，远比讨论中国近代为何落伍更有现实意义。加上骨子里固有的经世致用思想，支配我把做学问的重心逐步转到当代。
2006年10月，在去上海开会的火车上，突来灵感，完成了当代中国鲜有学术大师，是“断裂”付出的代价(详后) 的初步构想。我就先从《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入手，考察这代精英的家世背景。不料发现，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学术的嗅觉与良知，促使我赶出《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一文，交给正向我约稿的李兵副主编发《大学教育科学》2008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文章认为，院系调整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扫清道路。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史实表明：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领军或举足轻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的科学家。
今天看来，院系调整还实开建国后在文教决策上若干言行不一之先河。研究中深感史料挖掘的艰辛与重要。如为了从官方语言中求证院系调整是政治高压下完成的，我从1950年的《人民教育》创刊号开始，在有偿的“中国知网”上逐篇下载了上百篇的相关文章，才从1953年第3期上的一篇“总结”中找到印证。从包括香港“凤凰网”在内的互联网的相关推介广度和力度来看，拙作站到了“院系调整”研究的“高坡上”。
院系调整的研究，打下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与史料基础。同时已深感当今学界多一篇少一篇学术论文无关紧要，多一个少一个历史学家也无足轻重，而人文学者缺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缺的是对自己国家所走弯路的拷问和民族未来应有的思考。在这个国度，仰望星空的人不一定有好的归宿，但其闪烁的思想会昭示后人。如先行者高华先生。于是，从2009年开始，我已不再、也无暇在科举学方面花较多的精力，油然产生了对当代中国教育、人才决策失误追问的紧迫感，也开始整合三十年间积聚的资料和思路，并留意国外，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相关历史，揭示了若干被学者忽略的资料。特别是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共党史中相关重要文献，又从他人不注意的《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中，发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都有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史料后，意味着我对古今中外论证的材料可以收尾、向目标冲刺了。又适逢《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先生向我约稿，我就把自己的构思和盘托出。赵主编对拙作很感兴趣，当即拍板用稿，并表示不必介意篇幅，我写多少他发多少，这正合我意，也真是又遇贵人。我以前写的每篇论文，无论是精力还是水准几乎都是挑战本人极限的，这次更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史料到观点、从方法到逻辑、从广度到深度、从回顾到前瞻，拙作都是超越以往的研究的。在2011年4月1日至7月31日的整整四个月中，我几乎是“闭关”写作的。也许是母亲在天国相助吧，《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写得特别顺，尤其是在史料的理解与运用上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七、八万字的论文一气呵成，由《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6、7、8、9期连载。
论文首先对“钱学森之问”本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钱仅是提出了“半个问题”——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人让其他国家的学校去培养也是出不了杰出人才——这么多留学生，无论是当年留苏还是今天负笈欧美的，也都出不了杰出人才。只有同时提出这两个“半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才有可能是周延的，讨论才有可能是比较完整的。因为道理很简单，钱学森、杨振宁一代大抵是在国内读完本科，在国外成材的，且多数在海外定居了。如果1949年后有一批在国内打好基础，在国外学成的大师，那么，不管他们是否回国，都可以算共和国培养的，那也就不存在“钱学森之问”了。
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至民国，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贫寒子弟通过他本人的努力可以致富，也有可能成为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甚或谋求霸业，唯独很难成为学者尤其是著名的学者。这就是我的原创理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 的基本观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凡可考查到家世的，完全佐证了这一点。苏维埃政权培养的前苏联时期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现代科学家，也基本上产生在有产或有文化的家庭。
“一代难以成为学者”，并不是说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子弟出不了学者，而是指工农当家作主后还得在经济、文化两方面积累数代，才有可能出现较多的学者。故鼎革后，急于求成，试图从无产者的第一代子女身上打造出学术大师的努力，一般是不成功的。新中国如此，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无不如此。
与通常的改朝换代，基本上不影响原精英阶层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甚至剥夺的政策，这等于筛掉了本国、本民族中最优秀的学术种子，势必会造成学术天才的断层。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烈而又鲜为人知的教训，是人们不该忘记的。
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可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新中国为何至今还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这是“双重断裂”付出的代价。否则，何以诠释改革开放后在百万留学大军里、在不回来的数十万文化精英中也出不了大师呢？
搞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应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是必须首先排除错误的决策；能否搞好教育，最重要的不一定取决于得到政府支持的力度，而是必须首先避免政府的折腾；主政教育者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能力，而是看他是否尊重规律、乃至常识。否则，不能解释一个内乱外忧、战事频繁、经济困难、民不聊生、腐败不堪的民国，何以会大师辈出。
论证决策的失误或不可行性，与讴歌领导的正确与政策的可行性，同等重要。做该课题使我感慨万千。最惊异的是感到这么大的课题竟无人做过真正综合的、专业的、长期的研究，指出的问题在逻辑上均不周延。正如有学者当面发问，全国百万社科工作者，怎么轮到你去解决“钱学森之问”？其实，我是做了“他人不愿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课题”。因为探讨当代中国为何难出大师的过程，也是论证国家文教决策失误的过程。在我们这个“歌德”的时代，体制内的学者会有几个这样傻呢？再从专业上讲，“钱学森之问”，其实也是一个人文地理学概念，它主要是相对于当代发达国家而提出的，必须放在世界范围来认识。可又有多少人从“地理”的或国际的视角去观察呢？同时，回答这个问题仅有良心、勇气是不够的，还要有长期的关注、足够的积累、具备综合分析的能力、掌握恰到好处的表述技巧，才有底气进行无懈可击的论证。而我恰恰具备以上条件，论证时把自己原来的学识、观点大都用上了。可以说，当我掂量了自己的积累和良知，做了学术史回顾后，就有舍我其谁的冲动了。甚至还在成文阶段，我就对有些学者表白，自己似乎为此而生了。
论文发表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肯定和鼓励。刘海峰教授认为，“这应该是研究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奖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发人深省”；龚延明教授“希望此文能为中国科技发展走上世界科技强国地位发挥作用”；王立嘉编审表示，“多年来，你以自己的良知和独立自由的精神，研究探讨对国家和民族进步发展真正有益的问题，深感钦佩”。而更多的则是向学生“鼎力推荐”，如武汉大学的李工真教授。网友的“所有关心中国教育的都应该看看这篇文章”之推介，也使人感动。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相关学者而言，若遗忘了此文，可能仍会出现大量的重复劳动，而读了此文，许多问题可以接着说。
此前，许多学者都忠告我不要老是转方向，治学要专一，才能做更精深的研究。在此我要回答那些关心过我的朋友，事实上我一直在围绕教育与人才做学问，仅仅是多方位的展开，主题始终不变。即使曾花了相当的时间，从事学术批评，实名揭露了一批抄袭者，主题也未变——难道大师的造就与学风无关吗？
《双重断裂的代价》完成后，我又从学者孕育需要代际积累的角度，诠释了六十三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从中国去的知识移民及其后裔，也可以说，迄今为止仅靠在美国积累的、土生土长的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一个也没有出现。这进一步丰富了“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展现了她的普世价值。
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曾对杨玉圣教授称：《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堪称杰作，并有拨乱反正之效，如果延及人文社科杰出留美学人研究，必有价值”。“人文社科”的工作目前还无暇顾及，但我又发现中国当代杰出的女性思想者，如张新志、林昭、韦君宜、高耀洁、鲁萌、资中筠、章诒和、肖雪慧、戴晴、杜宪、何清涟、胡舒立、蔡霞等，无一例外地出自书香家庭，且也全都是曾经抑或今天还是既得利益者。这与“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理论是相通的。窃认为，穷人闹革命是天性，其首先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境遇。可既得利益者（包括第一代中共上层）对自己集团的反思，是良知，他们的出发点是国家、民族或大众。但问题是，为什么书香后代出有良知或不畏权势的知识分子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呢？这姑且叫“沈登苗之问”吧！
最近几年，我一直为当今中国的现实和趋向——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资中筠先生等也感到害怕的——整个民族的溃烂而担忧。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政治文明也有所前行；另一方面，腐败成灾、两极分化、自然环境恶化、社会风气下行、财富和人才大量流失……
如何在社会转型时代，寻找共识，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呢？我发现，当今中国，不管是朝野还是“左”“中”“右”，有一个也许是唯一的共识——存在并反对的——急功近利——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大小企业抑或是个人，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经济领域，抑或是文化学术界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又了解，不仅中国，其他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急功近利的现象都同样比较突出。笔者试图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基本规律的角度切入。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优质教育和有声望的社会职业上，高速地把原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及其后代淘汰出局，除了革命者，取而代之更多的是工农及其子女。这是当初大张旗鼓地宣传的。然鲜为人知的是，社会流动频繁的仅是第一、二代人，不出五十年，新贵们就合拢了流动的大门，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形成了新的精英内部循环。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教育和职业的低速流动。我把这归纳为“两高一低”——
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的基本规律。这已被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的历史所证明。新中国因出现了“文革”，延缓了精英内部循环的进程，但至今，这一过程已基本完成，低层向上流动已很困难。但即使这样，精英再生产形成的时间，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短的。
革命胜利后的国家，都想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国富民强的社稷，故会从国家的层面全方位地比发展速度。又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新政权是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后建立的，由于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速度和规模，给“新人”提供了极大的上升空间和机会。另一方面，据我观察，贫穷家庭出身的孩子对权力(财富亦然) 更向往（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新中国的第一代执政者，虽然上层多是“叛逆者”，但中下层基本上是贫下中农出身，一旦有了条件，他们比来自其他阶层的有更往上的冲动。所以，开始时积极性也更高。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培养的“接班人”的自身条件，从年龄到文化，从家庭出身到社会背景等，比其他社会形态的新进者来得“整齐划一”，基本上没有“缓冲带”，事实上，内部的竞争和攀比心理，可能比其它社会形态的新进者更激烈，有时甚至可能比低层的生存压力还大。当今中国官员自杀行为的增多，就是证明。为了出人头地，谋求荣华富贵，他们往往更会急功近利，以便获得上级的赏识，同样，手下的做出了政绩，该上级也会得到更上级的提拔，从而形成一种循环。本来，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上这两个先天和代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使得这种体制成为急功近利的沃土。故本人认为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的起点和结构有关。我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寻找1949年至今的历史线索，从源头揭示中国现世社会百态的若干历史必然性，或能为有关部分制订对策提供依据。
有的事总得有人去担当。即使仅为后人做点资料积累也好的。正如本论文集的书名，文化的火种是需要不断地加薪才能传递的。如果说，十年前我所写主要是兴趣使然，那么，学术转型后则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如果说，自己的前半生将“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感恩之心回报了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那么，我的余生，将陪伴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的基本规律这一课题而度过，愿将自己的学识，献给这个苦难的民族和需再启蒙的国家。
走笔至此，若换一个人可能会说自学成材、有志者事竟成等一番励志的话。可我却却相反，不能误人子弟。若无家学渊源和特殊的便利，当今学术让体制外的人走开。学术没有“山寨”、没有“星光大道”、更上不了“春晚”。为学术付出的代价，非自学者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一代人所能承受的。该付出的和不该付出的，你都得付出。发现问题的快感仅是一刹那，长期陪伴你的却是孤独、汗水、泪水和多数人的不理解。而人活着，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特长，为这个星球出力的理念和践履，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更难长期坚持的。
一切是那么的偶然，又是那么的必然；既是无师自通、一个人的困守，又是众学者的提携、薪火相传的结晶。这，就是我的问学之路。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论文集）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
原载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