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主义观点论，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经过明末清初一段时间的分裂和社会无序状态，全国再次走向统一，乃是历史的必然。但由谁来完成天下统一大业，以及何时完成统一，则确有很大的偶然性。明末清初的天下大乱和由此造成的权力真空，更增加了种种机遇。在这种局势混沌不清，机会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清朝统治者棋高一着，捷足先登，把握时机，锐意进取，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主导整个战略格局的演变，终于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入主中原，完成统一，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的一页。而其之所以能够问鼎中原，一个重要原因乃缘于能够虚心采纳了汉人谋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高明战略谋划，坚定不移地将其贯彻于自己整个军事行动之中，从而确保了在大一统的事业中畅通无阻。

在当时诸多战略建言中，范文程所呈的《入定中原状》，对于满清及时完成战略转变，入关角逐天下，完成统一，具有提纲挈领的特殊作用。

范文程（1597－1666年）：明末清初辽东沈阳人，字宪斗，一字辉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于抚顺降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入值崇文馆。崇德元年（1636年）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参与机密，为清太宗所信任。顺治元年（1644年），上疏请立即入关夺取天下。

范文程的献策的最大意义，在于促成了满清统治者自觉进行战略转变，坚定了及时入关，逐鹿中原，夺取天下之决心。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26年）从元顺帝后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手中夺得元朝传国御玺，遂定立国之计。但在是否取代明朝而一统天下的问题上，仍然未作出明确的决断。满清贵族统治者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潮流和自己的机遇，也没有筹划统一天下的战略策略，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打算。当一些投诚清朝的汉族知识分子向满清显贵要员建议攻取中原时，还被斥为居心不良。松山之战应该说是个转折。崇祯十五年五月，清军在取得松锦战役胜利后，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对与明朝和谈一事还作这样的表示：“诸王贝勒等，咸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众，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成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乎？若大金曾一统，今安在哉？”（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九年六月癸亥日）表面看，这种表白说明皇太极对取中原不太积极，但“诸王贝勒等咸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则又透露出满清贵族中入主中原的普遍要求，而皇太极之主和，虽可解释为一种策略，但坐观中原形势之变的心理还是明显的。然而形势的发展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实行战略转变，挥师入关，争夺中原迟早要成为满清统治者的战略选择。

松山之战明将洪承畴被俘后皇太极之态度，即可说明这一转折。

洪承畴被俘至盛京（今辽宁沈阳），开始还以死自誓，绝食数日，坚守气节，皇太极则屡屡派人千方百计加以劝降，并不惜以自己的宠妃博尔济吉特氏以色相引诱，后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之良久，叹曰：“真命世主也！”遂叩头请降。皇太极得洪承畴降，不胜喜悦，即日赏赐无算，并陈百戏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仅一羁囚，何待之重乎？”皇太极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曰“譬之行者，群等皆盲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乎？”于是众乃服。招降之种种苦心，正见皇太极夺取天下之心切。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范文程及时提出了《入定中原状》，系统阐述了入主中原的时机、目标、方式、步骤以及有关应注意的事项，迎合了满清统治者的战略需要，帮助他们认清了入主中原的利弊得失，从而使满清统治者最终下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范文程实属满清入关定天下的第一功臣。其《入定中原状》也成为历代统一方略中的精彩篇章。具体地说，其内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先声夺人，决策入关。这是范文程之策的基调，也是他提出的根本战略目标，是使满清统治由一个地方性政权向全国性政权转变的关键所在。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四月，范文程适时向摄政王多尔衮献了“入定中原”之策，所谓“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这一提示，对明王朝统治即将终结，逐鹿中原适逢其会的历史演进大趋势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及时“预定大计”，实现战略方针的转变。这对于清朝确立统一天下的目标，可谓是至为关键！而多尔衮能听纳此论，也属事出有因。因为能有此眼光和见地的，当时也仅汉人范文程及降臣洪承畴而已。由于范文程当时还不知崇祯帝已死，所以仅寄望于“此行或起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但形势的发展比范文程预料的还要顺利。在李自成攻下北京前，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受命率兵民五十万入京勤王，行至丰润而北京已为起义军攻下，遂驻守山海关，观望形势。而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又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就是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安枕，不曾制定进一步统一全国，建立新秩序的战略，对吴三桂的向背重视不够，拘吴三桂之父吴襄为人质，派降将唐通等前往劝降，而吴三桂得知家中受掠，急遣使向多尔衮求援。多尔衮当时尚未达宁远，闻讯大喜，以为天赐良机，遂兼程奔赴山海关，行至关前十里，扎营待机。此时李自成因吴三桂不降，亦亲率二十万大军东征吴三桂，李自成军与吴三桂所部遂于山海关一片石一带激战，激战方酣胜负未分之际，多尔衮挥军杀入战场，与吴三桂部夹击义军，正在山上观察战场情况的李自成见满清军队突然加入战斗，至为震骇，方寸大乱，惊呼“满洲至矣”，遂大败不可收拾，撤军回到北京后，烧毁明朝宫室向西撤退。清军轻易入关，掌握了主动。

其二，打出“义师”旗号，争取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同时争取汉族百姓的拥护。高明的战略决策在于能否从政治高度认识并把握军事问题。范文程对策的卓越，正体现在其注意把政治与军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以正确的政治策略指导和配合军事斗争，从而确保入定中原大业的顺利进行。在对策中，范文程建议满清统治者以“义师”面目出现，使自己的军事行动获得汉人的认同，为此，他提出：“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来，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正是在范文程的建议下，满清不再以明朝作为对手，而是将起义军作为产要打击对象，这样就大大减小了清军行动的阻力。范文程还亲自起草檄文，到处布告“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报君父仇，所诛者惟闯贼。律师素严，必不汝害。”把清军扮演成中原民众的救星，尽可能淡化和缓解满汉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总之，这一方面，将起义军作为主要敌人，以争取汉族的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尽量将民族矛盾淡化，以减小汉族百姓的反抗。应该说，范文程的这种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互为配合的思路，在当时是有明显效果的。清军入关后一路所向披靡，其铁骑强大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同样起到了消弥民族抵抗意识，麻痹汉族民众“夷夏之辨”观念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范文程入定中原策在统一全国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其三，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使满清统治者将工作重心，明确地由过去的单纯内犯劫掠，转变到成就一统、奄有天下上来。这无疑是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点睛之笔。此前，满清未有成就一统天下大业的志向，一味武力内犯，以掠夺为业。比如清太祖时就无意于入据中原，专意发挥仇视明室痛恨汉人的观念，得儒士即杀掉，得平民则予满洲贵州为奴。但面临天下形势剧变，以及满清入关后汉族吏民多逃避的情况，只好改为抚用汉人，尤其优待一班降将，抚恤民心，以救民于水火为号召，以结关内人心为目的。所以范文程提出必须“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宜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拨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对汉人进行拉拢、分化与控制。

据《清史稿•范文程传》，范文程曾向多尔衮建议：“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并就此多次向摄政王多尔衮陈情，劝其约束满族军队，申严纪律，对妄杀者予以严惩。由此可见，范文程安抚汉人，反对妄杀无辜的立场是一贯的。这样做，虽然主观动机上是为了满清统一中原的策略，但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减少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矛盾冲突。这再一次证明了范文程《入定中原状》不仅是军事战略方面的杰作，同时也是政治战略上的妙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