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2月24日的《申报》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随后其概念不断深化，出现“沙漠路”、“绿洲路”、“草原路”等支线，还有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了多种称谓，但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关键词：丝绸之路/概念形成/交通网络/传播演变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阶段性成果。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通和商业贸易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即凡是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称为“丝绸之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更加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各地相继成立了“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学术辑刊，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其中也涉及“丝绸之路”概念的生成、演变与发展。①但不可否认，从第一手史料入手，阅读原始材料，从史源出发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史料入手，从学理层面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及其名称的演变、含义作一梳理。

一、“丝绸之路”的提出及其在西方、日本的早期使用

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往来，这条交往的路线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简称“《中国》”)②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③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从文献角度对丝绸之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应把该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的夏德研究的结果，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④

1915年，赫尔曼在《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⑤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罗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久，中国的丝绸就到达罗马帝国境内。公元前65年，庞培率罗马远征军攻占了地中海东岸，随后叙利亚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正是基于上述史实，赫尔曼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国到中亚和印度的范围，到达罗马。⑥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可能已经传到大夏(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当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前126)，丝绸不断运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之时，罗马人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丝绸。

随着罗马帝国版图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罗马上层贵族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越来越大，需求也日渐增多，商人中也开始有人尝试探索通往中国寻找丝绸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Titianus)曾派人到东方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抵达巴克特利亚和某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赛里斯国(Seres)的消息。⑦

(一)“丝绸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得到东西方学者的赞同。赫尔曼关于“丝绸之路”的主张，得到以法兰西学院院士格鲁塞为代表的东方学家的支持。格鲁塞在1948年出版的《从希腊到中国》中描述和赞扬了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罗马与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⑧

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早期将“丝绸之路”称为“运丝大道”，他在1923年完成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说：西域的楼兰，“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的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运丝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⑨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丝绸之路》，⑩该书主要记录了斯文赫定作为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领导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进行的“汽车考察”，全书共23节，其中第18节的题目就是“丝绸之路”，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阐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贸易。“赫定可能是第一个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人”，但“他在书中对导师所说的‘丝绸之路’的涵义几乎只字未题(提)”。(11)

法国学者吕斯·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于1963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中文本于1982年出版。(12)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与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其“汽车考察”的记述和见闻，那么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论述的时间从公元前200多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二)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及早期名称使用

在东方的日本，对“丝绸之路”关注较早，“日本学界对于汉文中国典籍的学习和掌握具有悠久传统，其熟悉程度优于西方汉学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勃兴‘脱亚入欧’思潮，学术研究亦极力追踪西方研究之法”，(13)日本学者很早就在东方学的潮流中，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丝绸之路”。其中，白鸟库吉的诸多论文，如《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康居粟特考》(14)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包含在“东西交通史”或“东西交涉史”中。(15)

1944年，赫尔曼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6)和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17)两书日文本出版，这是以“丝绸之路”为名的最早日译本。(18)日本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笔者所知最早的是1962年出版的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19)随后，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林良一《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校仓书房，1962年)、岩村忍《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东西文化の溶炉》，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66年)、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海のシルクロ一ドを求めて》，创文社，1967年)、护雅夫、别枝达夫《丝绸之路与香料之岛》(《绢の道と香料の岛》，文艺春秋社，1968年)等。这些著作以知识性的介绍为主，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后期，“丝绸之路”受到日本的广泛关注，从学术界到新闻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丝绸之路”倾注了大量热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随后，又翻译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并筹划中日双方合作拍摄同名电影。《丝绸之路》的播出与相关丝绸之路图书的翻译出版，使中日两国形成了一股“丝绸之路热”。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虽然由学界发起，创办了《丝绸之路》学术月刊和《丝绸之路事典》，从学术上介绍和研究“丝绸之路”，但认可“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却主要是社会大众，“丝绸之路”也成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重要题材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作家、画家、摄影家到丝绸之路沿线旅行，有关新闻社还举办丝绸之路的报告会和讲座。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大众化起了推动作用。对于日本的“丝绸之路热”，长泽和俊的总结似能说明问题：“这种倾向迄今仍在扩大，在书店，任何时候都摆着几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各种各样的旅行社也在计划着各方面的‘丝绸之路的旅行’。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名称比较时髦，所以以书店、旅行社、饮食店为首，各种店名也开始盛行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0)

日本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通俗性的称呼，学术性不强，所以学者较少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而是用“东西交涉史”或“东西交通史”的名称。

二、我国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演变

“丝绸之路”一词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内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星烺在辅仁大学、方豪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1)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22)和《中西交通史》、(23)方豪的《中西交通史》、(24)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25)等。这些学者讲述和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是同类著作中出版最早的，它扼要介绍了张骞通西域后至清乾隆时期的中西交通状况。他的《中西交通史》讲述了“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并且以“鸦片战争为全书的结末”。(26)两部书中提到“丝绸”、“Seres”(丝国)和“赛里斯”，(27)但未出现“丝路”或“丝绸之路”一词。

由此可知，当时“丝绸之路”因其含义简单、范围明确，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没有被单独介绍和宣传。

(一)早期“丝绸之路”名称的使用和引进

在“丝绸之路”的名称出现之前，国内曾称其为“绸缎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发表了葭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写道：

土耳其斯坦，是欧亚两洲往来的最大通衢。有所谓“绸缎之路”的，是汉朝张骞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罗布泊)的附近一带，这时尚可看见当日从中国运绸缎到巴比仑，Tyr，Alexandrie罗玛诸城的车马辙迹。而希腊的地理学家Ptolémée氏，曾描写过这条路径，计从中国洛阳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贸易专权的，是波斯人；后来是土耳其人。(28)

从其内容可见，“绸缎之路”显然是指今天的“丝绸之路”。该词出现不到两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先声“丝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该词的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专家朱杰勤。他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一文称，“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为开端”，“罗马与中国通商，亦大抵以丝为媒介”，“考中国生丝缯帛，初由安息输入罗马”，“当时丝之输入罗马”等关于中国丝西传的语句。其中谈到：“欲考华丝传入欧洲之情况，不可不先探其丝路”，并以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察及其《古代于阗》为依据，初步介绍了“古代东西经过中亚之交通”的具体路线。(29)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已有“丝路”的称呼，在转引海外报道和翻译海外论著时也使用“丝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导报》以《新疆欧亚“丝路”》为题报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讲”：

外部据驻挪威使馆电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顷在挪京澳斯麓，应文化团体之敦请，讲演在中国新疆一带考古经过……谓彼在新疆时，曾探得中欧“丝路”为历史上极有价值之发现，此项“丝路”负有欧亚交通商务之重要使命，乃为欧亚航海途程未开辟以前，中国丝商运丝赴欧所经之途径，现在虽多已破坏，或湮没，但仍可寻觅其蜿蜒之遗迹，可见中欧交通商务远在数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来，文化之沟通亦可于斯路得其梗概。(30)

同年，朱杰勤翻译发表了《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

据吾所知，丝业及交通之文字纪载盖妙(鲜)……惟思坦恩(斯坦因)爵士在塔里木流域之米兰(Miran)之发现，则尤为诸事之壮举，在此荒芜之炮垒中，乃竟有旧丝路之壁画及绘画掘起，且此画品又为印度希腊美术之混合品，出于此地，人所快睹者。有一事尤足异者，则画中人之姿态及布置、面貌，皆表现出罗马式之丰姿。(31)

1938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英文版出版，《国际月刊》1939年创刊号便以《丝路》为题作了报道：斯文赫定“设法调查是否可以沿着那条古时的丝路——古时从西安到撒马尔罕及欧洲去的马车道路——而砌造一条现代化的汽车公路”。赫定在书中还讲述了“在古丝路上一切的消息”。(32)

由以上材料可知，1935年，我国学者已使用“丝路”称谓。1936年，在报道和翻译欧洲的相关信息和论著时，也使用这一名称。

1939年1月，苏联乌兹别克斯坦至我国新疆惠远的公路开通，苏联在报道中也出现了“丝路”一词。《申报》以“苏联赶工，修筑公路，通至新疆惠远”为题转载了来自莫斯科的报道：“古昔所谓‘丝路’，乃系印度波斯各国与中国通商必由之路。其时之骆驼队，均自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均在苏联乌慈贝吉斯坦邦境内)通至库尔嘉城(在新疆省即惠远城)。”(33)由于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和我国新疆都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而“丝路”一名已为中欧学者所使用，苏联方面也使用了“丝路”的名称。

黄文弼从1927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始，多次赴新疆考察，从1939年便开始整理《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这条中西交通线路称为“贩丝之道”，认为罗布淖尔(即罗布泊)“为东西通往所必经之地……此地所遗留丝织残件，及珠珀杂件，无疑的皆为古时东西各国所遗留之文明结晶品也。现欧洲人称古时罗马人常贩丝于中国，经行中国通西域古道，因称此道为罗马贩丝之道”；在阐述了西汉通西域的历史后说：“当时贩丝之道，必经塔里木盆地，而楼兰扼其咽喉。”(34)

朱家骅将其称为“丝绸路”，他在1941年9月15日的演讲报告中讲道：“西北是我民族文化发祥地，宏伟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河西一带尤然。原来河西是汉武帝经营西域时所造成的我国通外孔道，敦煌是沟通中西文化和商务往来的重地，由此经南疆往印度、中亚细亚、阿拉伯、罗马，乃必由之路，故当时西洋人称之为‘丝绸路’。”(35)

上述“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的称呼，显然是指“丝绸之路”。

1943年，《申报》在南洋各地特辑之四《马来亚纵横谈》中，讲述了16世纪葡萄牙对印度和马六甲的占领，“当时还没有橡胶，也没有石油与锡，欧洲人所追求的是南洋特产的香料，所以，当时北循陆路越天山以至中国以取丝的道路，叫做‘丝绸之路’，而南线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称为‘香料之路’”。(36)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媒体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报道，同时还出现了“香料之路”。从其内容可知，“丝绸之路”就是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则是指海上丝绸之路。

(二)政府层面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已开始使用“丝路”和“丝绸之路”，其指代明确，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使用频率很低。“丝绸之路”较多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层面的对外友好交往中。1957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楚图南在《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中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叙利亚人、波斯人、阿富汗人、中亚各族人民和中国人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赶着骡马，牵着骆驼，孜孜不倦，披星戴月地开辟出来的。”(37)

1959年9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富汗王国副首相纳伊姆亲王宴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丝绸之路”：“中国和阿富汗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标志。”(38)

1962年，蔡英在《友好邻邦阿富汗》中说：“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我国西部的边疆，越过世界屋脊的帕米尔，沿着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麓，通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39)

1963年11月20日，陈毅副总理在欢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我们的祖先共同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沟通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40)

1964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道：“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两国的祖先很早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在讲话中也说：“几世纪中商队就走过了丝绸之路，这条道路通过阿富汗，把中国和西方联系了起来。”(41)

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中西方之间也有了经济、文化交流，但张骞出使西域显然是中西交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学界一般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42)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在今阿富汗中西部)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张骞派副使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时，所指主要就是由中国经过巴克特里亚到西方的道路。(43)

古代的阿富汗被誉为“文明间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沟通不同文明的中心枢纽，它将中国、印度与其西部的希腊、罗马连接在一起。阿富汗境内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44)证明在阿姆河地区确实存在希腊—大夏王国遗存。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出土数量庞大的古代黄金制品，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20世纪30年代，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发掘的贝格拉姆遗址中，有两个房间内藏有大量宝藏，其中有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的精致工艺品，如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罗马的玻璃器皿、叙利亚的青铜制品、希腊的石膏圆盘等，表明当时这里是通往东西方和南亚的交通要冲。(45)

丝绸之路经过亚洲中西部和欧洲部分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主要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联中亚地区(今中亚五国)，这一地区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主要是阿富汗。阿富汗既是中国的友好邻国，又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丝绸之路”成为中阿交流的纽带与媒介。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主要是在描述中阿之间的友好关系时使用。

此后，“丝绸之路”一词开始在国内频繁使用。如1961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报道中，就有“我国历史上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西汉开始，已经开辟了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46)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4集中，也出现相关记述：“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后来也被欧洲的历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了。”(47)

由于政府层面在对外友好交往中的频繁使用，“丝绸之路”为社会大众和学界所熟知，并逐渐广泛传播开来。

(三)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在政府层面以外，与丝绸密切相关的纺织工业界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1959年，孙和清在《欣欣向荣的丝绸工业》中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历史上丝绸是从黄河上游经过新疆运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的，因此这条路曾被誉为‘丝绸之路’。”(48)

1975年，蒋猷龙在《儒法斗争与古代丝绸技术的发展》一文中说：

根据史籍和地下文物的考证，我们的祖先在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就最早地发明了养蚕，利用丝绵、蚕丝制作衣服，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被邻国誉为“丝国”，并且在公元前二世纪，即以大量丝织品向外输出，开拓了闻名中外、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我国蚕丝科学技术也从此传入欧亚各国。(49)

1977年，《丝绸》杂志第3期发表了周应惠以《丝绸之路赞歌》为名的诗歌。

相关行业性刊物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度也很高，如《蚕业科技》1979年第1期发表了彭铮的《丝绸之路的由来》、《蚕桑通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杨宗万的《丝绸之路杂谈》。

(四)史学界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早期的“丝绸之路”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即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学领域。

以史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科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开始使用的称谓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如朱杰勤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中，就使用了“丝路”一名。方豪在1953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中提到了李希霍芬与“丝路”：

至于华丝传入欧洲之路线，即里希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所首倡之“丝路”名词，在中国境内，必沿斯坦因发现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发，经沙漠而至罗布诺尔湖。

丝路实可称谓旧世界最长交通大动脉，为大陆国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线。(50)

再如1955年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文中说：

把蚕丝从中国运到欧洲，自罗马时期有海陆二路。陆路以长安为采集地，出玉门阳关西行，又分两路。南路沿罗布淖尔南，经善鄯，沿大戈壁南，经于阗、莎车以达大宛。北路则经车师、龟兹、温宿，以达大宛。至大宛而南北两路合，然后西经布哈拉以达安息。此东西通商大道，号称“丝路”。(51)

同年，季羡林使用“丝道”一词说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蚕丝的向外传布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经开始了。丝的贸易对古代中西的交通，甚至对古代中西各国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横亘欧亚的“丝道”是众所周知的。(52)

1957年，陈竺同遗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用的也是“丝路”一词：“因为运去的货物主要为丝织物，所以大家就称这条道路为‘丝路’。”(53)

1963年，夏鼐在《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中，研究了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的丝织品遗物。

这两处都位于新疆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汉代的“丝路”从关中的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跨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今日苏联的中亚各加盟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七千来公里。(54)

《辞海》在1965年的未定稿中出现的词条也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

在政府和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后，史学界也开始关注“丝绸之路”，并与政府层面的使用有前后呼应的关系，即为了说明历史上中外之间的友好关系。如1966年发表于《历史教学》的《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一文：“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和非洲就发生了贸易关系，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东运到欧洲和非洲北部，西方古代文献把这些交通大道叫做‘丝绸之路’，把中国叫做‘产丝的国家’。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埃及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梅在他所写的《地理学》这部书里，也提到中国和‘丝绸之路’的贸易情况。”(55)

史学界较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新疆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历史文物的学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中谈道：“我国自古被誉为‘丝绸之国’，穿过我国新疆，通往西亚、欧洲的交通大道被称为‘丝绸之路’。从出土的精美丝织物看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些丝织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丝织工艺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同西亚、欧、非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历史悠久的友谊。”(56)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中也出现了“丝绸之路”。阿斯塔那363号墓发现的文物，“对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遗存及其他各个方面也提供了实物例证……古代我国的绢锦等丝织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源源由东方向西方输出，曾远达波斯、罗马。高昌正是位于这条‘丝绸之路’的运输驿站上。”(57)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中也多次提到“丝绸之路”，新疆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丝绸之路’的兴旺，促进了高昌地区的繁荣”。高昌古城发现的“丝织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丝绸之路’中间站的繁盛景象”。(58)

与此同时，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博物馆编著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这是我国第一本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在该书所附的“说明”中多次出现“丝绸之路”一词，并详细论述了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南北二道：“在从汉到唐的千余年间，这两条路都曾是运销丝织物的主要通道，后来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59)此后不久，新疆人民出版社编辑了《新疆历史论文集》(征求意见稿)，(60)其中许多论文如章左声《论张骞的历史功绩》、王炳华《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的政治、经济》、王仁康《汉唐时期新疆和内地的交通》都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尤其是赵永复的《丝绸之路》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丝绸之路》题名的史学研究论文。1979年5月编辑完成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也有“丝绸之路”相关表述。(61)

这一阶段，“丝绸之路”一词在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出现，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包括新疆大学、新疆民族研究所在内的西北相关学术单位组织编写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62)与此同时，文物考古工作者也从学术上声讨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如1971年底，郭沫若专门研究了新疆发现的两件古代写本，写了《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63)和《〈坎曼尔诗签〉试探》(64)两文，以卜天寿和坎曼尔之口声讨了沙皇俄国。

学界一方面研究中俄关系史，揭露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研究新疆历史、文物，强调中国与亚非拉各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从而出现了较多关于“丝绸之路”的论述。如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一文结尾部分写道：“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深远的友好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5)

从1978年开始，“科学的春天”到来，各学科学术研究开始勃兴。在前一阶段的良好基础上，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同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开始较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出现“丝绸之路”，即“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66)1979年出版的冯惠民《张骞通西域》、(67)1980年出版的王治来《中亚史》中也使用了“丝绸之路”。(68)

同时在高校教材中也频繁使用“丝绸之路”。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指出：“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69)同年出版的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也出现“丝绸之路”一词：“中国的丝绸经南北两路大量运往中亚各国，甚至再经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大秦国(罗马帝国)等地。因此，历史上称这两条道路为‘丝绸之路’。”(70)

20世纪80年代，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的《丝绸之路》、(71)杨建新、卢苇的《丝绸之路》、(72)武伯纶的《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73)等。

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视，需要更直观地了解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重要遗址等，即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计划地组织了几次丝绸之路考察，如1981年7月15日到9月9日，中国唐史学会组织了“丝绸之路考察队”，对兰州至新疆乌鲁木齐一段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学术考察，考察成果以《丝路访古》为名结集出版；(74)1982年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丝绸之路考察团”对“丝绸之路”甘肃和新疆段的一些重要地点进行了考察；1984-1985年，青海文博单位组织了“唐蕃古道”考察等。

1990年9月，我国陇海—兰新铁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为了与传统的贯通亚洲北部的大陆桥相区别，将其称为新亚欧大陆桥，或第二亚欧大陆桥。由于其所经路线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现代“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就是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75)

伴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丝绸之路研究引起各方重视，尤其是与中亚联系密切，又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陕西、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更为积极。西北五省(自治区)联合出版《丝路文化丛书》；甘肃省成立丝绸之路协会，创办《丝绸之路》杂志，(76)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漫画丝绸之路》丛书；(77)新疆、陕西、甘肃学者筹划编辑了三本丝绸之路辞典。(78)

史学界从“丝路”到“丝绸之路”的概念使用有一个演进过程，不论是学术论著、高校教材，还是通俗读物，主要限定在学术层面。但史学的“经世致用”在“丝绸之路”研究上也有体现，它既与政府、行业界的使用有所联系，又与时代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使“丝绸之路”扩展到整个文化界，成为社会大众熟知的词语。

(五)辞典中“丝绸之路”概念的演进

在国内史学界大量使用并研究“丝绸之路”的背景下，1979年版《辞海》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基础上，同时设置了“丝路”和“丝绸之路”两个条目，其中“丝路”的释义是“即‘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释义基本上与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的“丝路”相同，只是将“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至公元后第六世纪”改为“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并在最后增加了一句“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79)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丝绸之路”的条目定义为：“中国古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经中亚通往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简称‘丝路’。”这一条目从公元前4世纪印度著作中有关中国丝的记载讲起，一直到唐代在这条道路上中西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重点讲述了路线的发展与变化，“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将“丝绸之路”分为三段：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中段是从玉门关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西段指葱岭以西。这是辞典中首次将“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讲述。(80)

除此之外，该书释义还增加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朱杰勤、黄邦和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继承了此前成果，较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南北两路的具体道路和支线。

自秦汉以来，大量中国丝及丝织品由上述各路运往西方，故称“丝绸之路”。其他商品交流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亦多由此路进行。丝路为古代和中世纪沟通中国与欧亚各国之桥梁，为中国人民与欧亚非各国(地区)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81)

1979年开始筹划编辑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设立了“丝绸之路”条目，其关于“丝绸之路”的释义，在路线、走向等方面与《辞海》基本一致，但又增加了一些较宏观的描述，即“通过丝绸之路，历史上欧亚非各国和中国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增进；东方的中国文化，南亚的印度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进行着频繁的接触与持续不断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82)

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中的“丝绸之路”词条，虽只涉及陆上丝绸之路，但叙述却较全面系统：

简称“丝路”。是指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联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首次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以后德国的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应该将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其主张得到后来学者们的支持，丝绸之路一名遂为广泛使用。(83)

此条目将“丝绸之路”的性质、来源、发展变化等作了全面概述，并第一次在辞典中写入李希霍芬《中国》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以及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阐释。同时较详细叙述了“丝绸之路”中段道路。首次在辞典中提出了东汉后出现的“新北道”，明确了敦煌到帕米尔之间的北、中、南三条道路及其具体走向。

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的《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主要讲述了陆上丝绸之路，增加“丝路在先秦时已隐约存在，前2世纪后进入新时期，日趋繁荣，直到近代欧、亚海运畅通之前，一直为中西交通大动脉”的描述。与《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一样，也讲述了丝绸之路中段的三条道路，同时还有“以上几条干线又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形成支、干交错的交通网络”。(84)这也是辞书中第一次对“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

周伟洲、丁景泰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的表述较全面，此条目第一次在辞典中写入外国考察家的探险、著书立说和使用这一名称，使其“固定下来”。同时还提出“广义的丝绸之路”概念：“即凡经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包括海上、陆路均一概称丝绸之路。”(85)

《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的“丝绸之路”条目，既继承了《辞海》的内容，又根据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扩大了范围：

在现代学术界，该词不仅用以指称联结整个古代世界的交通要道，同时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通常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类(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三大干线：(1)草原之路……；(2)绿洲之路……；(3)海上丝路……。(86)

《大辞海》在《丝绸之路大辞典》的基础上对广义丝绸之路的描述更为宽泛。

此外，还有一些专科性的辞典，如《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经济史辞典》、《中外文化知识辞典》、《大学历史词典》等都收录了“丝绸之路”词条。其释义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从以上辞书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可知，《辞海》系列、《中外关系史辞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丝绸之路大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记述相对准确全面，或有自己的见解。

各类专科辞典，尤其是《辞海》系列将“丝路”或“丝绸之路”列入，说明“丝绸之路”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同时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其释义也在不断深化，含义也逐渐广泛。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充实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到中亚、印度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其延伸到罗马。但他们最初的定义仅仅限定在贸易或交通方面。(87)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早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就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丝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8)这里的“滇、缅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丝绸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此后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辞海》中，都有相似表述。《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对“丝绸之路”的支线释义如下：

支线有出敦煌向北，经天山北麓至伊犁河流域再西行者，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海道则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从今缅甸南部西行，或由中亚转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9)

相较于《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增加了“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即所谓的“草原路”。

另如杨建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丝绸之路”条目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90)这里提出的“绿洲道”、“草原道”和“南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概念延伸的概括，但认为这是“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前已述及，《辞海》(未定稿)、《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已经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

《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对“丝绸之路”“支线”的记述更加细致：“陆路还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尔泰山至中亚者，有以内地经青海、西藏至印度者(吐蕃道)，还有经四川、云南至缅甸者(滇缅道)。”(91)这是在辞典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吐蕃道”和“滇缅道”。再加上以前出现的“草原路”，陆上丝绸之路的支线基本上都明晰了。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也在不断扩大或充实，即将我国古代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更为广泛。因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中亚陆路到罗马的交通线，经过一段沙漠地带，所以被称为“沙漠路”，同样，这条路线还经过中间的绿洲地带，又被称为“绿洲路”，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到中亚称为“草原路”，从云南入缅甸、印度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经海上航路与对外交往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这些大的支线外，还有一些临时的小支线，如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居地到敦煌的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青海道”。

刘迎胜撰著的“丝路文化丛书”《草原卷》中，首次出现了“丝路网络”一词。

隋、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设置州府后，开辟了漠北通往内地的驿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诸地之间的交通形成网络。……草原丝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92)

这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将“丝路”作为网络探讨，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

此后，在1996年出版的《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也有“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丝绸之路大辞典》的表述更为宽泛：

现今流行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的丝绸之路，被名之为“绿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经海上西行之“海上丝绸之路”；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南丝路”)等等。(93)

不论是支线说，还是各条道路的单独存在，都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扩大或充实，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网络。我们知道，李希霍芬、赫尔曼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东西方交通路线。后来，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由于气候、政治、战争、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变化，中西交通路线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从而偏离原来的路线或规划，甚至废弃某一段道路，也会不断开辟新的支线或道路，这些支线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从长安到敦煌就有几条通道，从敦煌出阳关、玉门关到帕米尔又有几条通道。在这些通道上，还有许多小支线，在史籍文献记载中，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现的就有“灵州道”、“朔州道”、“云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龙堆路”、“回鹘道”、“大碛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这些支线通道，有些是同时并存，有些是前后出现，它们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并且比较固定的通道还有如草原道、印缅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网络系统。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出现变故，导致某一条或某几条线路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线，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就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它从中国古代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山脉地区，路网跨距近5000公里，总长达8700公里。这显然只是一个大体走向，从其包含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境内33处遗址、遗迹就可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还包括许多支线。

草原道、唐蕃古道(吐蕃道)、印缅道(滇缅道)等，都是传统“丝绸之路”的延伸或支线，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来说，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因此，现在一般都是将“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的“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亦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按交通线路划分外，还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交换物品、传播文化来划分，如“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珠宝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青金石之路”、“绢帛之路”、“皮毛之路”、“佛教之路”、“书籍之路”等。这些都是扩大的概念，与“丝绸之路”本来的含义相去甚远。

从学理层面梳理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含义的充实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地质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并没有专门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之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条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因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贸易路线想象成一条直线，所以在《中国》第一卷的《中亚地图》上，他用加粗的红线画出了一条基本上笔直的“丝绸之路”，(94)这与“丝绸之路”的实际走向并不符合。

虽然赫尔曼也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他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更加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将“丝绸之路”一词引入国际学术界，但他并不认同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直线说。斯文赫定于1933-1935年在我国西北，尤其是新疆的汽车探险后，专门写了《丝绸之路》一书，详述了此次考察的收获、见闻等，该书第18章标题就是《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虽然全篇不到一万字，但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解题和阐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几条道路、走向、性质作了全面的阐述，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才使“丝绸之路”一词为大众熟知，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50多年后我国学者才开始使用这一词汇。此前曾于1933年使用“绸缎之路”以指称“丝绸之路”。1935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的简称“丝路”。此后不久，欧洲和苏联也使用了“丝路”一词。1941年使用“丝绸路”。同时，还使用“贩丝之道”代称“丝绸之路”。1943年，我国正式出现“丝绸之路”一词。

第三，“丝绸之路”虽然称呼众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论是按交通路线划分的“绿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还是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这些扩大或充实了的“丝绸之路”，都是借用或参照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时都应有具体的含义，即从我国长安(或洛阳)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亚、欧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多种称谓，但都仅仅是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种物品的概括或总结，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因为丝绸是这条通道开创的原动力，它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物品；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影响最大，它可以作为货币流通和使用，中国因此被称为“Seres”。正因为如此，1988-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考察”活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命名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都是以“丝绸之路”命名。

当然，“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原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注释：

①综述性研究成果如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罗雪梅：《丝绸之路名称的历史演变》，《文史杂志》2015年第6期；田澍、孙文婷：《概念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等等。

②FerdinandFreiherrnVon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Berlin:VerlagVonDietrichReimer,1877.关于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参见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

③目前学界所引用的所谓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对“丝绸之路”的定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页；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200页；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等等，都有讹误，李希霍芬的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这是赫尔曼根据李希霍芬后来的演讲内容总结提炼的。笔者另有《关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进行讨论，待刊。

④AlbertHerrmann,DiealtenSeidenstrassenzwischenChinaundSyrien:zuraltenGeographieAsiens,Berlin:WeidmannscheBuchh.,1910,10ff，转引自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2页。

⑤参见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第305页。

⑥朱杰勤在《大秦国全录》的译者说明：“大秦即罗马东部，亦即包括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且以叙利亚为首。”(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i页)

⑦参见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29-430页；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杨共乐：《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张绪山：《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⑧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1～33页。

⑨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礼译，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59页。

⑩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该书1936年出版瑞典文本，同年出版了德文本，1938年出版了英文本，1944年出版了日文本。中文本根据英文本翻译而来。

(11)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第306页。

(12)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前言”，第XIII页。

(14)这些论文收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5)如桑原骘藏：《东西交通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3年)，史学会编纂：《东西交涉史论》(东京：富山房，1939年)，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南海篇(荻原星文馆，1943年)等，其研究内容包括今天的“丝绸之路”。长泽和俊的《汉之西域经营与东西交通》、《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西夏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张骞之西使与东西交通》、《论甘英之西使》、《法显之入竺求法行》、《韦节、杜行满之出使西域》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论文，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文版《丝绸之路史研究》中。

(16)安武納訳編：《古代絹街道(しゐくろうど)：パミ一ル高原ル一トの研究》，東京：霞ヶ関書房，1944年。

(17)橋田憲輝訳：《絹の道》，東京：高山書院，1944年。

(18)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5页。

(19)《シルクロ一ド》，東京：校倉書房，1962年。

(20)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1页。

(2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平：辅仁大学，1930年。朱杰勤在张星烺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增补校订后，出版了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六卷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1979年)，内容有删节。2003年中华书局改为四册重印，恢复了被删去的内容。

(22)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23)向达编：《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24)方豪于1942年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课程，1946年到北平后又在辅仁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根据其讲义编著的《中西交通史》于1953年由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77年后，改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岳麓书社、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均有翻版。2016年收入《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向达编：《中西交通史》，“叙论”，第1、6页。

(27)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7、10-11页。

(28)孙彦、萨仁高娃、胡月平选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9)朱杰勤：《中外关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100页。

(30)《西北导报》第5期，1936年4月，第29页。此报道有个别错误，如将“瑞典”写成“瑞士”。

(31)M.P.Charlesworth(查尔斯沃斯)：《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朱杰勤译，《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16日。据《食货半月刊》文末标注，此文译自《罗马帝国之商路及商业》第6章。此文在收入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时略有修改，如将“妙”改为“鲜”，将“思坦恩”改为“斯坦因”。

(32)《国际月刊》1939年第1期(创刊号)，第107页。其出版时间应该是1939年7月。

(33)《申报》1939年1月11日，第4版。“乌慈贝吉斯坦”即乌兹别克斯坦，“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城。

(3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48年，后收入黄文弼著，黄烈编：《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3、239页。

(35)朱家骅：《西北观感》，王聿均、孙斌合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582页。

(36)《申报》1943年2月24日，第2版。

(3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13页。

(38)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9)第6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100页。

(39)蔡英：《友好邻邦阿富汗》，《世界知识》1962年第10期。

(40)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3)第10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5-426页。

(41)《刘少奇主席、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在刘少奇主席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大公报社人民手册编辑委员会：《1965人民手册》，北京：大公报社，1965年，第339页。

(42)参见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43)“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称呼。其位置与中国青藏高原西北部的葱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尔高原)接壤。

(44)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2世纪下半叶，研究者推测是大夏东部首府。

(45)参见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81-284页；罗帅：《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1年第2期。

(46)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4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5页。

(48)中国纺织编辑部编：《纺织工业光辉的十年》，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21页。

(49)蒋猷龙：《儒法斗争与古代丝绸技术的发展》，《丝绸》1975年第3期。

(50)方豪：《中西交通史》(一)，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第79、81页。

(51)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52)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53)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页。

(54)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55)广文：《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历史教学》1966年第3期。

(5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5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58)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5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其文字说明部分同时以《“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为名，发表于《文物》1972年第3期。

(60)本书初次出版大概在1975-1976年间，1978年出版的正式本有所变动。

(61)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1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2)《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1972年第1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4)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关于“坎曼尔”材料的真伪辨析，参见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65)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6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0页。

(67)冯惠民：《张骞通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8)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

(70)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71)陈振江：《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2)杨建新、卢苇编著，朱杰勤审校：《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73)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4)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75)1992年，西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丝路文化丛书》，全套共12册，其中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5册、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4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册。从杨建新所写序言和杨建新、卢苇于1981年出版、1988年增订的《丝绸之路》，改编为《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一书可知，该书是为了配合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而出版。杨建新在丛书“序言”中说：“现在我们把第二亚欧大陆桥，也喻之为新丝绸之路”。

(76)《丝绸之路》杂志由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等编辑，1992年出版试刊一期，1993年出版双月刊内部发行，从第4期开始正式出版。

(77)于忠正、曹昌光主编：《漫画丝绸之路》，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78)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王尚寿、季成家等编著：《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年；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21页。

(8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17-319页。

(81)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422页。

(82)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941页。

(83)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第199-200页。

(84)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2-93页。

(85)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86)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刘君德等编著：《大辞海·中国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12-1013页。

(87)参见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88)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未定稿)，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5年，第91页。

(89)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第941页。

(9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第319页。

(91)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第93页。

(92)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页。

(93)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94)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页。

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