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涯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除依靠由经入史的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还利用在日之便利获取近代考古学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吸收日本汉学家林泰辅、小川琢治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出颇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郭沫若同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关联看，他倾向京都学派，并与两代京都学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谊。是故，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
关 键 词：郭沫若 日本汉学 中外学术交流史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Guo Moruo Japanese sinology modern academic exchanges history Chinese Ancient Social Studies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面旗帜，他的治学生涯体现出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特征。他自小受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打下了深厚的治学根基。随着时代潮流和生活环境的变迁，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旅日生活，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日本是近代国际汉学的重镇，为郭沫若开展史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他在日本撰写的首部史学论著，反映出郭沫若关注日本汉学研究动向、积极吸收日本考古领域新成果以及对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倾向等。这些都说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日本汉学界密切相关①。
一、郭沫若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
郭沫若一生中有二十年生活在日本，分别为1914-1924年留学十年和1927-1937年流亡十年。他曾总结第一个十年：“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1]1927年，郭沫若被迫再次前往日本，在被监视的境遇中专注古史研究。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结合大量史料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最终撰写成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鲜明的特色是首次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工具解析中国先秦社会。1924年，郭沫若翻译和研读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之后，彻底接受了唯物史观，这为他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河上肇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他所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的重要著作，促进了郭沫若的思想转变。1950年，郭沫若曾在商务印书馆重新排版刊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中回忆道：“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不能否认，河上肇博士是有功劳的。就是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的人是经过他的媒介才和马克思主义接近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的人证。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2](236)翻译这部书之前，郭沫若是一个醉心新文学的青年，希望通过文学来实现救国的抱负。译介这部书之后，郭沫若从中获得启示，开始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郭沫若曾多次明确表示河上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学派归属来看，河上肇的理论体系属于日本京都学派，与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并称为京都大学的三大体系。可以说，从历史观来看，郭沫若与日本京都学派有一定的学术渊源。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的完成过程蕴含着郭沫若治学路径的演变。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引言》所强调的：“不依照写作先后排列，便看不出研究路径的进展。”[3]以撰著过程为切入点，就会发现郭沫若学术路径的具体变化。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各篇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同。他说道：“记起来是一九二八年的事了。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书籍也没有的。开首耽读了一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在七八月之交，忽尔想到幼小时候读得烂熟的《周易》里面，很有丰富的辩证式的意味，便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镌’的《易经》，是薄薄的两册，除了附有日本式的训点及卷头偶尔标注的反切和字义之外，完全是白文。但那书有点好处，是把经与传分开了的，读起来比一般经传合刊的本子来得便利。我就根据这个本子，费了八天功夫，草出了《周易的时代背境与精神生产》的那篇文章。”[4]“被敬言先生款待了三天，回寓之后又继续着作《诗经》和《书经》的研究，但也同样的可怜而且胆大，所凭借的本子也只是花了几毛钱在东京买的朱注本和蔡传本，一口气写成了那篇题也长文也长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在精神生产上的反映》。”[4]由上得知，郭沫若是使用日本版本的文献来进行写作的。郭沫若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易经》《诗经》《书经》(即《尚书》)等经学文献烂熟于心，早年又在日本冈山读医科大学时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日语水平较高，所以他使用这些日版文献相对顺利，迅速完成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于1928年8月25日脱稿，《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于1929年9月20日完成，两篇文章间隔时间为1年1个月。此间，郭沫若的学术观念有所转变。他说：“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5]于是，郭沫若开始寻求考古学的入门书籍。文求堂书店的老板田中庆太郎告诉他：“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郭沫若经由他在冈山六高时的老师藤森成吉的帮助，进入东洋文库阅读。文库在小石川区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6]这是郭沫若由经入史转向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1929年，为了扩充考古学知识，郭沫若翻译了德国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此书最早由上海乐群书社出版。他在译本序言中提到：“去年年初我在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考古学上的准备智识是不可缺少，我便选读了这部书。但我所读的是日本滨田青陵博士的译本。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他所迻译的书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价值。结果和所预期的相符，我由这部书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适逢其会我从前的一位友人新开了一家书铺，他写信来要我的稿件，我便起心翻译这部书。因为一时买不出德文原本，我在便宜上便从日译本来重译了。”[7]日本是近代汉学研究的重镇，依托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两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东洋学”和“支那学”(以下称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滨田博士，即滨田耕作，号青陵，是京都学派考古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从郭沫若对滨田耕作的评价来看，他早已知晓滨田博士。郭沫若在东洋文库时遍览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经笔者查阅，1929年以前出版的金文著作有6部，分别为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在1918年和1926年编著的《泉屋渍赏·彝器编》和《泉屋渍赏续编·彝器编》、1922年滨田耕作著的《泉屋渍赏别集》、1923年大村西崖出版的《支那古美术图谱》和帝国工艺会刊发的《支那工艺图鉴·金工编》(1921年)[8]。郭沫若称“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折射出他对滨田耕作学问的肯定。郭沫若在撰述《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时，参看滨田耕作的学术成果，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沫若案三器影片载《殷墟古器物图录》中，日本滨田耕作博士以为乃石庖刀，余谓当即石犁，非必古磐也。”[9](189)尽管二人在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郭沫若特地标注其观点，足见他对滨田耕作的重视。随后，郭沫若与滨田耕作的两位后学梅原末治、原田淑人都建立了学术交谊。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后的史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主要依靠传统经学文献，《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则充分利用了近代考古学发展以来的新方法和新史料。考古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学科门类，郭沫若进入这一新兴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中国较早开展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从《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来看，郭沫若走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前沿。首先，他在史料方面取得了突破，不再单一使用传世的经典文献，强调卜辞与铭文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用两者双重考察史实，摸索出一条运用现代科学眼光研探历史的道路。其次，相较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甲骨研究的先驱，郭沫若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前辈们的甲骨文字考释业绩，而且尤为重视古器物的研究。他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如器物材质的勘测、地层的研究和样式分析的方法等考订器物的确切年代，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可以说，郭沫若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古史研究体系，即通过综合分析传统的经典文献、甲骨文字以及地下出土的古器物来考求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风貌。
二、郭沫若吸收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个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尽力搜集甲骨材料。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文末列出了重点参考的研究资料，主要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和日本甲骨研究先驱林泰辅编纂的《龟甲兽骨文字》二卷。郭沫若在《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中说，“刘铁云所蒐藏的甲骨在庚子之乱以后，一部分为上海哈同所得，又一部分则流入日本，彼邦林泰辅博士汇集诸家所有于一九一七年亦编印《龟甲兽骨文字》二卷”[9](190-191)。《龟甲兽骨文字》二卷极为重要，是日本第一部甲骨文字著作，收录了日本早期的甲骨收藏。“自1899年甲骨被发现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搜集甲骨。与此同时，不少外国人也开始搜购甲骨文，并有不少又被转卖到外国，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各大博物馆。”[10]其中，日本人所得约15000片[10]。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1922年林泰辅亡故后，他所收藏的甲骨文文献归东洋文库。有的学者曾评价《龟甲兽骨文字》二卷：“7月刊行了《龟甲兽骨文字》2卷，根据日本所藏甲骨，补罗振玉《殷墟书契》之漏失。”[11](434)可见，此书是郭沫若进行甲骨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字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12]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附录 追论及补遗》最能体现出郭沫若对日本汉学界的关注。首先，郭沫若以中国考古之业绩反驳日本东京学派的立场。为了获取国内材料或者发表论文，郭沫若经常与燕京大学的容庚联络。“顷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见假，始知董君于一九二八年冬曾从事殷墟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八十一片。辞虽无甚精萃，然物由发掘而得，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理惑论》，日本饭岛忠夫博士《支那历法起源考》第十章《干支起原说》，均怀疑卜辞，而理由甚薄弱。)”[9](271)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购藏起，国内外就不乏质疑的声音。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力于寻找新材料，考古组成功发掘安阳殷墟。郭沫若从容庚处获知后喜不自胜，他认为这是对那些怀疑声音的有力回击。他提到的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是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京都学派分歧很大，不赞成卜辞研究。与《支那历法起源考》直接相关的是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一场学术论战。“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131号上发表了‘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对尧舜禹的存在，提出疑问，引起一场史学界的大论争。”[11](594)白鸟库吉的言论一出，立刻遭到了传统学者林泰辅的批驳。林泰辅生于1854年，年长内藤湖南十余岁，他重视传统典籍、肯定甲骨的存在和价值与后起的京都学派立场相似。“1921年(大正十年)4月，林泰辅发表了生前最后的论文‘关于支那上代的研究资料，(《斯文》第二编2号、3号)’，强调除了土器、刻石等资料，加以互相比较参考，不可轻信文献，也不可妄言文献俱不可信而托于空言。”[11](434)“尧、舜、禹是否为历史上真实人物，涉及《尧典》内四中星记事，遂引发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关于先秦天文历法的论战。饭岛忠夫发表《从汉代历法以见〈左传〉之伪作》(《东洋学报》1912年第2卷第1、2号)，益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谓刘歆伪作说。引起京都支那史学派新城新藏发表《支那上古之历法》(《艺文》1913年第4卷第5、6、7、9号)，大加反驳，从此短兵相接，争论不止，至1918年讨论又重振旗鼓。”[13]1930年，饭岛忠夫的部分论战文章收入《支那历法起源考》。这场论战是20世纪前半期日本汉学界的重大事件，郭沫若颇为关注。有学者甚至猜测，“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顾颉刚等对于古代神话、对于《禹贡》等历史地理的研究，和由这次论争而鼓动起来的学术界的古代文化研究热潮，恐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吧”[11](601)。
其次，郭沫若辟专节讨论京都学派学者小川琢治关于“井田制”的观点。《附庸土田之另一解》于1930年2月1日补记，“日本理学博士小川琢治于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第三篇《阡陌与井田》中，以罗马人之都邑及田野划分法与周代之古法作比较的研究，其结论认为两者多有共通之处，而同时亦否认孟子‘九一而助’之井田制，以为非中国之古法。其说虽尚无古物上之证明(将来如地下挖掘盛行时，或有证明之希望)，然甚新颖，且可作为研究古代文献及将来地下发掘时之一参考”[9](283)。“井田制”是郭沫若古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从以上阐述来看，郭沫若认为小川博士的研究方法颇具新意，所得结论令人信服，虽然有待证明，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关于土田划分法和井田制问题的探讨，“据所述罗马人于建设都邑时，须由占师(Augur)先占视飞鸟之行动以察其机祥。卜地既吉，乃以悬规(Grume或Groma)测定地之中点。其器形制，于铁杆附以斜交之十字规(Stella：由所附图观之，此物对于铁杆向左右两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动，不用时则能重叠，小川君所述未详)。规之二上枝各附小锤(案此即使悬规竖立时而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测中点时即竖此悬规以定之。(案测法小川书中亦未详，且颇暧昧，余以意揣之，当系借日光以十字规之影投射于地而得。)”[9](283)郭沫若细致地分析与思考小川博士所述的测量方法，并对小川博士未能描写的细节进行猜测。“小川博士所述据云系据安培尔(G.Humbert)、勒诺尔曼(L.Lenormant)、加尼亚(Cagnat)诸氏之研究，及亨利·司徒·华德·琼斯(Henry Stuart Jones)著《罗马史之友》。惜余手中目前无此等书籍，罗马制度未能知其详尽。然由上简略之撮述，亦可得一重要的暗示，大抵古代田制或有与罗马制度相仿佛之处，故先秦学者始据以创立井田说。”[9](284)“由罗马制度之暗示，余于‘土田附庸’一语别得一新解，足以更正余之曩说，亦足为小川博士说之一佐证。”[9](284)郭沫若未能亲自阅读《罗马史之友》从而对罗马制度做详尽的了解，而是由小川琢治的论述得到启发，更正旧有结论。同时，郭沫若认为自己的见解能为小川博士的观点提供支撑。
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国内外反响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郭沫若在日本的学术研究。其一，郭沫若在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支那学》发表文章。1931年1月14日，郭沫若在与容庚的通信中说：“拙稿由日友借去尚未寄还，闻有选登《支那学》杂志之意。学问本无此疆彼界之事。故仍之未便促索也。”[14]“1932年，日本《支那学》第一期刊载了郭的学术著述《谥法的起源》。”[15]其二，郭沫若得到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赏识，获得诸如经济支持、人脉往来、出版事宜等帮助。《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反映出二人非比寻常的情谊。如郭沫若著述《卜辞通纂》时，就致书信求助田中庆太郎，试图能够寻访京都大学。“郭沫若欲往京都一行的直接目的，就是走访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室。那里既有甲骨刻辞收藏，又是西京派学者的云集之地。”[2](31)
郭沫若曾描述他在日本搜集甲骨的情况，“余以寄寓此邦之便，颇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去岁夏秋之交，即从事探访。计于江户(即东京——著者)所见者。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约百片，上野博物馆二十余片，东洋文库五百余片，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蠔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十一月初旬，携子祥次子震二君赴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内藤湖南博士二十余片，故富冈君氏七八百片，合计已在三千片左右。此外闻尚有大宗搜集家，因种种关系，未能寓目”[16]。由此看来，日本丰富的甲骨收藏是郭沫若深入古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30年)、《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卜辞通纂》(1935年)、《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颇丰的著述可见其考古学成绩一斑。即使是站在不同政治和学术立场的胡适和傅斯年，1947年遴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时，也因其考古学业绩同时提名郭沫若。香港史学家许冠三评论郭沫若一生学术成就时说：“是以，他对新史学的贡献，迄今为止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仍以他的卜辞彝铭考释为主。”[17]
三、郭沫若倾向京都学派
东洋文库是东京学派的大本营。郭沫若频繁往来东洋文库，逐渐了解到，“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18](87)。从郭沫若的讲述来看，他完全有机会拜会白鸟库吉。然而，他却有意划清界限。与之相反的情形是，郭氏主动寻访内藤湖南。“1926年，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然后在东京附近的加茂町隐居，并将自己的宅邸称为恭仁山庄。恭仁山庄的交通十分不便，但前来拜访他的学者、政治家、社会名流却络绎不绝。在这些访客的名单上，还有郭沫若、马伯乐的名字。”[19]郭沫若在京都专门拜访了内藤湖南，并与他在“恭仁山庄”进行了交谈。“郭沫若谈及了自己关于甲骨文研究的见解，内藤湖南认为郭沫若很有天分，不过他不大同意郭沫若的见解。他后来私下对人讲，郭沫若对甲骨文的解释‘有些异想天开’，其研究具有‘冒险性’。”[20](14)尽管如此，郭沫若对内藤湖南非常敬重，他在返回东京后即赋诗一首《访恭仁山庄》，请田中庆太郎转寄内藤湖南。内藤湖南也曾专门为郭沫若复制拓本资料。白鸟库吉是东京学派的创始人，学术名气不亚于内藤湖南。郭沫若为何以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两派领军人物，这与他对两派的认知密切相关。
谈及东京学派，郭沫若说：“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响，而又充分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岛)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因此凡是古文献中有干支之类的文字，在他认为尽都是后人的假托。甲骨文和金文里面的干支文字极多，而这些东西都是在西纪前三三四年之前，不用说也就都是假造的东西了。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东京学派的人大抵上是倾向于这一主张的，因而他们对于清乾嘉以来的成绩，不仅不重视而且藐视。关于甲骨文和金文之类，自然也就要被看成等于复瓿的东西了。”[18](87-88)②这段论述反映出郭沫若对东京学派的大致看法。首先，郭沫若怀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东京学派持憎恶的态度。近代日本侵华给中日正常的学术交流蒙上了阴影，许多学人对东京学派嗤之以鼻，“但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21]。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个。姑且不论学术旨趣的异同，郭沫若认为东京学派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郭沫若不认同东京学派的某些学术观点。一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白鸟库吉对中国文化，虽然不像福泽谕吉那样，几乎持有憎恶感，但从总体上说，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11](498-499)东京学派对待中国文化十分极端，甚至是不承认中国的固有文化。尽管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也有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的作用，但“他坦率地承认，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一个国家，因此从文化上讲，‘日本可以和江苏省、浙江省一样，成为18个省份之一，甚至也可以称为日本省’”[22]。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的认可，是郭沫若对他尊敬的一个原因。二是，对待甲骨文的态度。东京学派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京都学派却十分重视甲骨等出土文物，早期就开始来中国寻访。“近二三年来，殷龟卜文字在日本也为许多人知晓，但见到实物的人还几乎没有。这是10年以前在河南发现的，刘铁云氏收藏不少，并出了《铁云藏龟》一书。由此，渐渐为世人所知晓。我们此行在北京得到了200片这样的实物带了回来。这些龟甲片是从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城西五华里、恒水之阳的山丘下发现到的(距北京约千里)。”[23]以上表明，京都学派对日本的甲骨收藏有开拓之功。这里需要交代一则旧故，即“京都学派”首为郭沫若提出。有的学者分析，“内藤等人对新出土史料的重视，则为郭沫若以‘京都学派’来称呼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的主因”[24]。从学派立场来讲，郭沫若自然倾向京都学派，反感东京学派。三是，对中国清代乾嘉学术的看法。“与东京学派实证主义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兰克学派不一样，京都学派则更多地由清代乾嘉考证学发展而来，并且由于罗、王的来日，使乾嘉考证学更发展到‘二重证据法’，即京都学派的所谓‘考证学’，十分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文献和新文物，如甲骨文、金石文、古碑、铜镜等为前提，否则，就不是理想的考证学。京都学派历来注重对新史料和地下遗物的发现与利用。”[25]东京学派忽略清代乾嘉学术的价值，与重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郭沫若治学立场相左。
郭沫若倾向京都学派，主要原因是他和京都学派都受到了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一方面，京都学派将王国维“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26](314)。清末之际，罗振玉已与日本各界多有交往，王国维又为东文学社的学生，与日本汉学界联系密切。尤其是1899年，罗振玉与来华访学的日本知名学者内藤湖南结为学术至交[27]。“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28]异乡遇知音式的相识成为罗、王二人与京都学者深入交流的重要节点。“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成功后，罗振玉、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与京大学者常相往还，切磋学术。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也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转向经史考据方面，留意甲骨、金文、汉简、敦煌材料。”[29]“在中国早期‘甲骨学’中被称之为‘罗王之学’的大部分内容，是罗王二氏在日本流亡的时期内完成的。”[30](177)“所谓‘观堂继已考史’，指的是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首先把甲骨文字引入中国古史的研究。”[27]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撰写成《三代地理小记》。“《三代地理小记》研讨了殷商自‘契’至‘成汤’八次迁移的地理问题。他确证从盘庚时起，至纣王亡国，其都在殷。其最可靠的证据便是出土的甲骨文字，几乎都是从盘庚以来至殷亡二百数十年间的遗物。由此实证，遂为不移之论。”[30](177)《三代地理小记》是王国维运用甲骨文字资料考察古代历史的一次尝试，开辟了古史新证的新路径。“王国维把他自己首倡的这一古史研究的新的思维模式称之为‘二重证据法’——古史研究必须建筑在实证基础之上，从而摆脱了经史文化的羁绊；此种实证，又必须建筑在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献相互契证的基础之上。”[30](177-178)这种古史新证的新路径很快得到了日本一些学者的响应与效法。“内藤湖南于1916年发表了直接利用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王亥》，林泰辅于1918年发表了《龟甲兽骨文中所见之地名》，这些成果表明，以甲骨文作为古史新证的研究已逐渐在日本学术界开展起来，罗王倡导的古史实证研究——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为后继之中国国学及日本汉学研究者奉为圭臬。”[27]
另一方面，“郭沫若在卜辞、金文研究上得以登堂入室的指引者就是王国维”[31]。“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在日本刑士和宪兵的监视下，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读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有关甲骨文的著作，‘参透无门关。’进而结合考古资料，开始大踏步地进入甲骨学研究领域。”[32]“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9](188)，“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9](8)，“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是划时代的’”[33]，“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34]。这些评价都体现出郭沫若对罗、王二人的推崇。1929年9月20日，郭沫若所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9](8)。事实证明，郭沫若在第一部史学扛鼎之作中就继承并发展了罗、王二人的业绩。如，郭沫若为了研究商代社会的真实情形，便采取了结合新旧史料双重考证的方法。“商代的产业状况由旧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概念。”[9](196)“由旧史料所得到的约略的推测，商代自中叶以后已由牧畜时代渐渐转入农业时代，在新史料里面更可以得到无数的证明。”[9](197)这里的新史料就是指卜辞，郭沫若将考释的卜辞分为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5项来逐个罗列考察，就连田猎的具体情况也有大概的掌握，“田猎所获的数目于卜辞中屡有登载，但获物到了百匹以上的，就我所见仅得下列数条”[9](198)。这样的考察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不胜枚举。郭沫若不仅将甲骨文字充分利用到历史研究领域，而且善用地上的古文献和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互相考证的治学路数，正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一脉相承。相比于罗、王二人，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是他们的晚辈，虽然平生从无接触，但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路径却深受他们的影响。民国史坛巨擘顾颉刚先生说：“王氏死后，在甲骨文字研究上，能承继他的，是郭沫若先生。”[35]
同时，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对郭沫若的态度大相径庭，东京学派抨击郭沫若，而京都学人对郭沫若赞赏有加。如内藤湖南的门生吉川幸次郎，“吉川先生是‘京都学派’代表人物，讲学认真，与‘东京学派’针锋相对。东京学人保守，有时歪曲历史。当时轰动全国的论争，因一九二七年，郭沫若在日本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作而引发。书中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京都学人，不仅赞同，进而作深入的研究；东京学人却对之口诛笔伐，认为商朝纯属虚构，并无其国，说甲骨文也是伪造。后来这种谬论不攻自破”[36]。
诚然，“郭沫若很看中王国维的学问，对于不重视王国维的东京学派颇不以为然，以为受王国维影响的京都学派的成就在东京学派之上”[26](314)。但对于某些具体的学术问题，郭沫若也并非与东京学派对立。如，郭沫若与东京学派的饭岛忠夫对儒家经典《左传》的断代看法是一致的。饭岛忠夫在与京都学派的论战中坚持“《左传》是西汉刘歆伪作”，郭沫若在1935年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的《正考父鼎铭辨伪》中肯定地说“故《左传》文决为刘歆所窜缀无疑”[37]。
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著来看，郭沫若与日本京都学派有较为密切的学术关联。具体考察郭沫若对日本汉学界的学派认知和深层原因，不仅对全方位地了解郭沫若史学路径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窥探民国时期的中日学术交流情形。
四、结语
随着岁月的流逝，颇为影响郭沫若的那一代京都学人逐渐故去。1955年，当郭沫若再次踏上第二故乡时，他将京都大学作为重要的一站，再续中日学术交流的佳话。
郭沫若在出访京都大学时说：“希望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日文化之交流。”[20](136)在京都出席中日学者教育座谈会和历史考古学座谈会之后，他凭吊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京都大学前校长滨田耕作的坟墓。郭沫若为何专程凭吊这几位先生呢？深厚的学术情谊是背后动因。不仅如此，郭沫若与京都学人的后辈也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往。一位是内藤戊申，他是内藤湖南的三子。在翻阅内藤戊申赠给他的《内藤湖南著述目录》后，郭沫若说道：“内藤湖南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尊敬他。”[20](140)另一位是日本京都学人小川琢治的儿子贝塚茂树，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就职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日本甲骨学界继林泰辅之后又一位重量级学者。“他对中国史学有很深的造诣，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一向敬重郭老，倾倒于郭老的史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他在京都大学院求学时曾耽读过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曾说，郭先生的这三部著作，‘充分满足了我的要求，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完全决定了我做学问的方向’。1932年，他在京都的东方研究所跟当时访问那里的年仅40岁的郭老见过面。他当时亲眼见到这位久已敬仰的中国学者感到莫大喜悦，他请求郭老在新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签名留念。郭老也满足了他的要求。”[20](129-130)可见，郭沫若对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要之，郭沫若与京都学派的两代学者共同构筑了深厚的学术交谊。二三十年代，郭沫若作为年轻学者，推崇和学习第一代京都学者的学术门径，紧随现代史学新潮流；五六十年代，郭沫若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寻访故地，与京都学派著名学者的后代延续了友好的学术交流。特别是，第二代京都学人受到郭沫若的学术影响，为这段国际学术交流的美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目前已有学者涉及这一论断的相关研究。蔡震的《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说道，郭沫若能够进行古代社会的研究，“若没有日本这样一个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郭沫若的流亡生涯完全会是另外一种选择、另外一种方式”；陈峰的《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指出，“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学者受到苏联、日本的巨大启发”，“郭沫若与国际汉学界接触交流之广泛，在唯物史观派中当是佼佼者”。这些都反映出，郭沫若此期的学术研究与日本汉学界不无关系。但具体探讨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的学术关联尚付阙如。
②按，原文用“饭田忠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到“饭岛忠夫”，经笔者考察，应指同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