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社会出现了悲观情绪与强力推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整个西方世界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忧虑已经充溢于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迅猛。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场景可以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找到解释。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性本恶，所以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猜忌和争夺。这些罪恶在现实世界中会被不断地放大，最终导致末世来临——人类的战争或者上帝的惩罚。悲观论是西方世界对待人工智能的主流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条不归之路。这种不归路强烈地体现在，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现有的许多进展和突破都在挑战传统的上帝领域。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恐惧心理也在与日俱增。西方世界“向死而生”思考的结果就是，人工智能终将统治世界和统治人类，并最终导致人类的被统治或者灭亡。反观中国智慧，是用生来理解死，把死看成新征程的开始，或者说人类智能的新开始，这表明中国智慧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
当前，美国尽管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处于单极时刻，但在发展观念上却存有内在的矛盾。就整体而言，美国的学者和产业精英都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抱有强烈的悲观主义态度。本文试图找到这种悲观论背后的文化源头，并对这种观点展开深入的批判。
悲观未来与强力推动之间的自相矛盾
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产业界，西方在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上普遍持有一种相对悲观的看法。在西方知识界中，对人工智能发展表示担忧的代表学者是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在霍金去世之前，尽管他身体不能行动，但是其大脑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思考世界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通过辅助设备，霍金多次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前景的担忧。作为美国知识界中科技发展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凯文·凯利（Kevin Kelly）也多次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忧虑：“数以百万计的生物机器汇集到一起的智能，也许某天可以与人类自己的创新能力相匹敌。人类的创造力……人造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样，很快就会具有自治力、适应力以及创造力，也随之失去我们的控制。”此外，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也是美国知识界中不容忽视的关键人物，他兼具发明家、理论家和预言家等多重角色。在其最为知名的著作《奇点临近》中，库兹韦尔将人工智能超过人类的那一刻称之为“奇点”。与其他人模糊地表示悲观不同，库兹韦尔更加明确地给出了这一时刻的时间表。在此之外，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在其《超级智能》一书中描述了许多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危险的案例，这些案例大部分都是人工智能以制造某种产品为目标，最终耗尽地球资源。
在美国的产业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多次在公共场合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威胁。马斯克最近一次表示忧虑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有关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英文缩写）的讲话之后，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讲话中，普京强调AI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并宣称俄罗斯要全力以赴发展AI。对此，马斯克隔空喊话，认为普京的观点将会导致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备竞赛，并最终将人类卷入人工智能的世界大战之中。在马斯克之外，西方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近年来，盖茨多次表达了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的忧虑，并提出以税收方式缓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实际上，在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社会出现了悲观情绪与强力推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整个西方世界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忧虑已经充溢于整个社会；另一方面，西方产业界似乎又在竭尽全力地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马斯克则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他既是西方产业界中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表示极度忧虑的人士，又是西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马斯克创立的特斯拉公司可以被看成是全球最领先的无人驾驶企业之一。与之相比，Waymo虽然是谷歌专门为发展无人驾驶而成立的公司，在技术上具有相对的领先地位；然而，在谷歌的无人车仍然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时候，特斯拉已经成为最先量产无人驾驶汽车的公司。后者积极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汽车之上，其许多辅助驾驶系统已经提供给用户使用。另外，特斯拉还将人工智能的硬件设备部署在汽车上，未来人们只需要根据软件升级来添加具体的运用即可。虽然特斯拉公司的无人汽车已经在美国和中国各发生了一次车祸，且很遗憾地造成了车主的身亡，但这些负面事件并没有让他停止智能驾驶技术的应用。特斯拉解释道，汽车在出厂时，并非是全自动的无人驾驶设备，目前阶段的智能设备仅能起到辅助驾驶的功能。换言之，在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按照技术的成熟度的分类中，特斯拉的产品只达到了L2水平。
总之，全自动驾驶技术还未完全成熟，但特斯拉已将现有的技术运用在产品当中。正是由于这种超前的运用，特斯拉在还没有完全盈利的情况下，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传统汽车制造商福特和通用，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汽车公司。相关人士预计，特斯拉的未来市值将会达到万亿美元的规模。甚至有投资人预测，特斯拉的市值将超过目前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苹果公司，进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马斯克推动创立的另一家人工智能机构是OpenAI。OpenAI既是公司，也是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尽管OpenAI目前尚未向市场提供任何产品，但是其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走到了全球的最前列，并经常运用深度学习的方法来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原创性的运用。例如，最早发现两个AI系统之间利用人类并不理解的语言进行交流的正是OpenAI。2017年3月16日，OpenAI公司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发布了机器语言沟通的最新成果。此外，马斯克的另一家初创公司Neuralink（神经丝网）运用“脑机接口”的技术，在人的大脑中直接植入芯片，以此实现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的快速提升。简言之，马斯克掌控的三家机构都是目前人工智能相关领域最为领先的公司。由此可见，马斯克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悲观论调与其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行为之间存在一种“二元悖谬”的关系。如果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的毁灭，那么马斯克的逻辑应该是呼吁大家停止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然而事实却是，马斯克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前沿进展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从整个西方世界来看，这种“马斯克悖谬”似乎一直弥散其中。一方面，西方社会主要的知识界和实业界人士都纷纷强调人工智能发展的悲观结果；另一方面，西方产业界的投资人以及政府却又都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2016年底，美国政府连续出台了三个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划，美国投资界也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在“阿尔法狗”战胜围棋选手李世石之后，谷歌公司又获得了一笔大的跨国订单，在英国政府的批准下开发智能医疗项目。在西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推动下，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迅猛。那么，对这种自相矛盾的场景应该如何进行解释呢？下文将从基督教文化出发来探讨这一悖论。
末世论与弥赛亚：悲观论的基督教之源
人工智能悲观论实际上是西方基督教叙事中的最新版本。末世论和弥赛亚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内核，并鲜明地体现在人工智能悲观论之中。末世论是基督教中的经典叙事。在《圣经》的描述中，人性是恶的。由于人性恶的驱使，亚当和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吃掉了苹果，自此开始了人类恶的历史。《圣经》中描述了几次世界末日的来临，诺亚方舟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故事。在大洪水的主题之下，是上帝的怜悯让诺亚一家存活下来，人类从而得以延续。根据《新约》中的表述，耶稣作为上帝的化身来到凡间拯救人类，但人类在“恶”的诱导下将拯救人类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再一次构成了人性恶的内容，而人性恶又必将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所以在基督教的叙事中，存在一种人性恶与世界末日之间的循环。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人就会陷入贪婪和欲望之中，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猜忌和争夺。这也就是《圣经》中所讲述的人类的七宗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这些罪恶在现实世界会被不断地放大，最终导致人类的战争或者上帝的惩罚。
然而在基督教的叙事中，末世论恰恰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怜悯之心，即上帝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后会重新来到人间，拯救人类。这就是弥赛亚原初的含义——圣灵的来临，用以拯救世间之“恶”。换言之，“人性恶——末世论——弥赛亚”构成了西方文化核心的三大块内容。
西方主流思维范式基本都是建立在上述假设之上的。尽管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希望摆脱中世纪神学的影响，从而建立一个世俗的社会科学，但实际上这种努力重塑的社会科学只是褪去了神学的外衣，却保留了神学的实质。例如，霍布斯对君主主权的论证就是从人性恶的假设开始的。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丛林法则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性法则。但同时霍布斯又提出了一个弥赛亚的转向，即人们希望社会拥有秩序与和平，这就需要将其权力以契约的方式让渡给主权者。在霍布斯之前，主权者在西方的语境下只有一个，即全知全能的上帝；而霍布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占据主权者地位的上帝替换为君主，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主主权论”。西方思想史上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卢梭，他的主要贡献则是将君主的位置转移给了人民，即人民成为新的主权者——“人民主权论”。换言之，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是基督教神学的世俗化，其中一系列的核心概念都具有基督教的文化特征。譬如，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上帝之手”。政治学和法学中强调的契约的概念最初就是上帝与人的订约。
末世论的观点还直接出现在社会科学的经典表述之中，“历史的终结”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最初对历史终结进行论述的是黑格尔（Hegel），其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对末世论也有重要的讨论。而马克思恩格斯也借用“历史终结论”来强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与之相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的历史将终结于以美国为样板的自由民主制度。实际上，这种样板在其他文化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例如，自然思维方式下的中国人就会产生疑问，历史为什么会终结？
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本质上为末世论提供了新的叙事场景。根据末世论的观点，因为人性恶，所以人类的历史将会终结于世界末日。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场景下讨论世界末日提供了新鲜素材。按照末世论的逻辑，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类恶的发明。正是因为人类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人类中的一部分一直希望通过奴役和剥削来达到一种不工作或少工作的状态，即主人状态。基于这种逻辑，人类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历史。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度为例，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的公民是自由人，但为城邦提供基本生活资料而从事辛苦劳作的却是奴隶。这种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尽管西方宣称在启蒙运动之后进入了人与人平等的时代，但如果我们去观察奴隶贸易，这段历史则需要另外一种书写方式。奴隶制度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逐渐被废除，而种族之间的平权运动也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发生的。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所宣称的平等主要是白人成年男性之间的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的平等。
在基督教叙事看来，主人控制奴隶恰恰是人性恶的体现。但由于人类伦理和权利的发展，公开地奴役自己同伴的行为不再获得认可。因此，西方社会就发明了一种新的剥削和奴役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通过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重复上演着“主人与奴隶”的戏码。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累计劳动占有者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分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劳动”本身，而工人只获得了必要劳动的报酬，剩余劳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却为资产阶级所占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其表现形式再次发生改变。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殖民时代的到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因控制着对产品的定价权和知识产权等，从而轻易地获取了全球价值链顶端的超额利润。而“第三世界”的人们参与全球劳动的分工，却只能以低廉的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这种“剥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新型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逐渐获得了部分定价权，使得发达国家的定价权不再那么有效。因此，未来的国际分工也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权利意识的增强而逐步走向瓦解。
对此，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未雨绸缪。考虑到未来发展中国家人民觉醒后的境况，西方很早就启动了自动化研究（人工智能的低级阶段）。事实上，西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最初动机就是希望用机器来替代人类的部分活动，或者说就是要实现机器人奴隶的效果。随着人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人奴役人的现象不断减少。然而按照基督教人性恶的假设，人们仍然有强烈地奴役其他人的动机，因此需要有其他发明来满足人们的奴役欲望。换言之，人类奴隶的数量将不断减少，机器人奴隶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当人们不愿整理房间、且雇佣工人的成本较高时，人们将更倾向于购买扫地机器人。所以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明，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奴隶的外壳。因此，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通过智能的发展，人们将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下生产出不同种类而且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机器人奴隶。但问题是，奴隶是会反抗的，就如斯巴达的奴隶起义一样。正是因为这种被奴役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奴隶有强烈的动机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这也是黑格尔所讨论的“主奴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即奴隶总有一天会获得主人的地位。将这一点与末世论结合起来思考，奴隶的反抗便构成了新的世界末日的叙事内容。到最后，机器人就变成了人类最后的发明。
挑战神的领域：悲观论的社会负担
悲观论是西方世界对待人工智能的主流观点，从这一角度出发，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条不归之路。这种不归路强烈地体现在，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现有的许多进展和突破都在挑战传统的上帝领域。按照传统的基督教文本，智力本应该是上帝的一个发明。智力是灵魂的体现，而灵魂是上帝的造物，不能成为人的造物。然而，人类目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在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在《未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就描述了人类的这种野心，即人类的角色正在从智人向神人的方向发展。因为赫拉利是犹太人，其观点受到了犹太教的影响，而犹太教与基督教在文化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所以赫拉利真正意义上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人类不应该去充当神的角色，而应该是“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赫拉利的观点也是一种悲观论。
“巴别塔隐喻”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做较好的注脚。巴别塔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故事。在这一故事中，由于人类都使用同一种语言，所以人类之间很容易交流。同时人类希望接近上帝的天堂，于是就修建了一座巴别塔。但随着巴别塔越修越高，最终变成了通天之塔，这便引起了上帝的不满和担心，于是上帝给人类赋予了不同的语言。此后，不同地域的人类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从而心生猜忌，最终陷入冲突和战争。这一故事强调了语言在人类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语言有着非常高的评价，即“人说话，是因为人应合于语言”。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继续修建巴别塔成为可能。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时值人工智能第一阶段的发展热潮，美国中情局资助了大量的人工智能研究，并企图通过机器翻译来搜集和破解苏联的情报。最终，因为没有能够成功借助机器对苏联情报进行自动翻译，美国政府削减了对人工智能的预算，导致了人工智能第一个冬天的来临。此后，人工智能不断蓄力，在机器翻译领域首先实现突破。2005年，谷歌率先运用数据驱动的方法，并结合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实现了机器翻译的突破。“马尔科夫链”的存在，也使得谷歌翻译可以呈现出整版的英文界面，无论原界面的语言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谷歌在线翻译可实现80多种语言之间的即时翻译。机器翻译在许多语言翻译领域中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2017年9月，科大讯飞推出“讯飞晓译”翻译器，可在离线情境下，对五国语言进行同声翻译。此外，2018年4月8日，亚洲博鳌经济论坛在中国海南开幕，本次会议上中国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科大讯飞应邀出席。“讯飞听见”和“讯飞翻译机2.0”成为本次会议的独家指定翻译机，他们在语音识别和翻译准确性上的出色表现，成功推动了本次论坛的圆满召开。在未来，语言之间的无差别或者较低差别的自然交流指日可待。换言之，巴别塔建造的语言基础将会形成，《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将得以继续发展。同时，这也是导致西方世界持有悲观论的一个重要注脚。
西方人存在一种内在的隐忧，担心新的巴别塔的修建会导致上帝的愤怒。《圣经》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对亚当的惩罚。因为亚当听从了夏娃的建议，吃了智慧的果子，使得人类拥有了原本属于神的智慧，而人类也为这种智慧付出了代价——离开伊甸园。按照《圣经》中的隐喻，今天的人们更为激进地挑战神的领域，在未来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恐惧心理也在与日俱增。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恐惧与颤栗》就描述了这种面向未来的悲观的心理情景。当然，这种悲观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克尔凯郭尔的家庭环境和所处的历史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海德格尔也对这种技术发展导致意义世界的丧失有过充分地论述。他指出：“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之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征。”
向死而生：人工智能的人类新历史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向死而生”。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在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即死亡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一个大的背景。在这一观点下，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理解人工智能：第一，海德格尔的观点同样是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再现。人是向死而生的，所以人类发明人工智能也是朝向这一目标的。这种表述再次解释了西方把人工智能的未来看得如此悲观而又无法抗拒的现象，同时，也使得西方思想家们对死亡的执着思考变得合理化。第二，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在死亡的深处，世界的意义会更加集中地涌现出来。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认为“学习哲学，就是练习自杀”，并进而指出，“当他害怕一个更大的危险时，他就总有勇气面对一个较小的危险；当他极度惧怕一个危险时，别的危险好像都不存在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杀论。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西方人工智能领军人物一方面宣称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噩梦，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仿照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推动人工智能的进步，就是练习自杀。
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也描述了这样一种面向死亡的人生。在开往卡桑德拉大桥的火车上，人们都明白这是一段通向死亡的旅程。在旅程中，人们可以选择跳车逃走，可以选择奋起反抗，也可以选择坐以待毙。但是，无论何种选择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正如海德格尔的那句论述，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海德格尔强调，人具有“存在者的存在”这样一种规定性，是“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对于人而言，“被抛入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偶然的，在人被抛入这个世界之后，也并不存在一些既定的方案或者明确的目标。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对人而言，必然性是不存在的，那些突发事件及其背后的偶然性才是人真实的存在。换言之，偶然性就是人的意义本身，或者说人完全生活在偶然性之中。从这一观点出发，人的感知、情感和意愿更加真实，也更有意义，而所谓的理性原则和世俗法则在偶然性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实际上，目前西方思想界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正是建立在海德格尔的观点之上的。从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出发，就更容易理解西方在对待人工智能发展问题上的矛盾性。总之，人以某种巧合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偶然间发明了人工智能。尽管在人工智能时代，走向终结是人类历史的宿命，但是由于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对这种悲观的结果和命运似乎无能为力。那么，海德格尔为什么把人类的命运描述得如此脆弱和悲观？这仍然需要在基督教神学中寻找答案。因为在基督教神学中，只有上帝才能主导万物的命运，而人乃是上帝的造物，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西方学者的角度来看，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一趟高速运转的列车。即便对于西方思想家而言，他们也不知道这一趟列车将驶向何处。然而，从海德格尔的观点出发，我们对人的意义还处于比较迷茫的认知当中。人们不禁会发问，难道人的意义真是一种偶然性吗？偶然性的意义还是意义吗？
对海德格尔的这种悲观态度的进一步分析，需要回到尼采。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从动物性上来理解人性。譬如，尼采认为“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尼采的判断与拉·梅特里（Lamettrie）把人视为机器的定义有相似之处。拉·梅特里将“人”比作“机器”：“这是一架多么聪明的机器！因为即使唯有人才分享自然的法则，难道人因此便不是一架机器么？比最完善的动物再多几个齿轮，再多几条弹簧，脑子和心脏的距离成比例地更接近了一些，因此所接受的血液更充足一些，于是那个理性便产生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不成？”主流观点认为，人本身是具有灵魂和特殊性的，是万物之灵和万物之长。正是由于人的思考和灵魂，才将人与动物和机器相区别。但是拉·梅特里和尼采都把人打回最原初的状态，即机器或动物的状态。当然，尼采还给“人”留下了一些被定义的空间，即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这种尚未定型意味着人要追求新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人需要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和重塑自己。这也是尼采所追求的超人理想的起点。尽管追求意义的过程在尼采看来是痛苦的：人是痛苦的创造物，但是这种痛苦也为人类追求生命的意义指出了一个方向，即生命的意义就是自我创造和自我超越。
尼采观点的起点是“敌基督”。尼采之所以宣布“上帝死了”，是希望通过对人性的放大，重新建立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精神的人文体系。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完全建立在基督教精神之上，而基督教的传统就是以人性恶为假设，强调权力的竞争和强者的逻辑，因而尼采塑造超人的目的实际上是希望将人类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从而抗拒无所不能的上帝力量。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一种新的循环。尽管尼采思考的出发点是希望打破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但是最后又以人本的形式重新回到了基督教的传统之中，因为他创造的超人即是活脱脱的上帝的世俗版。而可怕的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推动者们将这一逻辑带到了新的世纪。我们用超人的逻辑去训练人类，同样也会用超人的逻辑去训练人工智能，如此到最后，得到的人工智能就是超人工智能，即未来终结人类历史的新的上帝。简言之，人工智能是在人类已有文化样本的训练基础之上形成的。以上的推断是按照西方逻辑所推演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方思想家们在人类历史上极度绝望又无法自拔的根本原因。
如果再深入挖掘的话，海德格尔的观点可以与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观点相呼应。阿奎那将基督教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阿奎那在本质上对上帝抱有无限的希望，而对人的行为持有怀疑的态度。从阿奎那的角度出发，人本身没有终极意义，只有上帝才有终极意义。但同时，阿奎那的观点还有另外一种面向，即强调过程的意义。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有关世界运动的看法，认可了运动在具体受造物变化中的意义。同时，阿奎那“灵魂不死”的看法也为“过程意义”提供了支撑，人世的终结并不是终点，人生在世，只是灵魂的一趟旅行。阿奎那的观点对我们当下存在的各种可能具有现实的指向性。然而，强调过程本身容易导入一种对未来追求的虚无论当中。例如，在西方现阶段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中，有一类观点越来越占据主导的位置，即“人曾经主导过”。这一观点延伸的适用是，即便人工智能未来将主导人的世界，那也是伟大的神的安排，而人只能回味曾经的过去，然后用过程理论来为人的意义做注脚。
中国人对向死而生的理解与西方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对待死亡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儒家的态度——避之不谈。孔子强调“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孔子的学生对老师的描述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当子路去问如何侍鬼神时，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而当子路再去问关于死亡的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换言之，孔子只关心当下的事情，而不管死亡之后彼岸的事情。第二种是道家的态度。与儒家“避而不谈”的态度不同，道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可以用“举重若轻”来形容。关于生死，《道德经》中有过专门的讨论：“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生，动皆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道德经·五十章》）老子在此想说明的是，有人想要求生，而导致的结果却是死亡。那么如何才能得到不死亡的结果呢？在老子看来，这需要有一种超然的境界，即身上无死地。这即是道家“神仙说”的基础。此外，老子还讨论到：“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面对统治者的苛捐杂税，百姓宁愿求死。在这一生一死的对比之中，可见老子极为强调生和死之间的辩证法。
在老子的基础上，庄子将辩证法发挥到极致，并且赋予其文学之美。庄子认为，死亡不过是“悠然而往，悠然而来”（《庄子·大宗师》）。因此，庄子认为要用一种豁达的心态来面对死亡，并通过讲述面对死亡的故事加以说明，如秦失吊唁老聃之丧、惠子吊唁庄妻之丧（《庄子·至乐》）。在这两个故事中，庄子都表达了一种置生死于度外、不受俗情所牵累的状态，即“安时而处顺”。在秦失的故事当中，庄子还创造了“悬解”的概念，即人生莫不生活在倒悬的状态之中，而人最大的枷锁就是被自身死去的念头所困扰。因此，庄子强调要视生死如一，对死亡不必惧，也不必乐；对生不必喜，也不必厌。正如庄子所表达的：“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总之，庄子是用一种自然洒脱的心境来面对死亡的，把自然的观念发挥到极致。这与海德格尔忧郁悲伤的心情完全不同。西方人用死来理解生，相比之下，中国人则用生来理解死。西方人把死看成是一种解释，中国人则把死看成是一种开始。在西方文化当中，死亡就意味着结束、终结和灭亡，“向死而生”思考的结果就是人工智能终将统治世界和统治人类，并最终导致人类的被统治或者灭亡。但是，从生来思考这一问题则意味着新生、重塑和凤凰涅槃。以《周易》中“既济即未济”的概念来解释则是，结束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或者说人类智能的新开始。
结语
尽管，西方特别是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具有主导地位，但是其在文化上却是先天不足的。西方关于人工智能的主流观点指向一种悲观的未来，而这种悲观给人工智能的喧闹与繁荣增加了阴冷的灰色。这既使得西方的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一种非常奇怪的境地，同时也使得西方人工智能发展的意义不断面临新的拷问，甚至最终可能导致情景反转和发展停滞。在悲观情绪的渲染和主导下，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冲击而产生的愤怒情绪可能会加剧甚至变形，最终导致恐惧与颤栗，直到不归路的文化隐喻最终颠覆西方的主导秩序。西方的这种自我颠覆恰恰给中国以新的发展机会。相较而言，中国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正因为其相对温和和健康，能够对人工智能对未来的意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观念将会逐渐在整个人工智能发展中成为主流和主导。这样，中国文化就能逐渐为人工智能的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观念。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