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外部因素。准确把握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其动态趋势，鼓励和引导其积极面，规避和管控其消极面，对顺利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本官方人士的言论、媒体报道与评论、学术文章及智库研究报告等的分析发现，上述主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则存在较大差异，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2015年3月《愿景与行动》出台，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不够，其中媒体居于舆论先导地位，主要关注中方意图，认知总体上较为负面；《愿景与行动》出台后，日本各界开始对“一带一路”倡议集中研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趋于全面、深入、积极，学界和智库成为此轮评估的主导力量；高峰论坛之后，上述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认知更趋理性、客观、务实，日本政府成为此轮认知转变的主导力量。认知转变成为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姿态与政策调整的基础。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多元主体、同向演进”；利益驱动和政治主导；受联合国、亚投行以及美国、欧盟等立场的影响。应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和姿态转变为契机，寻求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
关 键 词：日本安倍政府 “一带一路”倡议 中日关系 the Abe Administration the R & B Initiativ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中国新的领导层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大战略[1]，也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领导层推出的第一个全局性战略。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亚太地区除中、美外对国际政治最具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大国。自“一带一路”倡议推出以来，日本各界关注有加。那么，日本各界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其认知又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认知是政策和行动的依据，如何准确把握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其动态趋势，鼓励和引导其积极面，规避和管控其消极面，对中国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方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因为此，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则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黄凤志教授指出，日本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重大挑战，认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重塑东亚国际关系，削弱美日在东亚的影响，日本将通过强化对外援助、加速与美国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加强丝绸之路外交，以及“搅局”印太，阻截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2]。李素华教授的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日本政府和企业对倡议持否定和抵触态度，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日本政府有可能参与“一带一路”，加入亚投行[3]。基于日本“一带一路”的认知，对于中国推进该倡议进程中的日本因素，中国学者也多有著述①。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日本学界对该倡议的认知逐步深入和政策辩论增多，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日本社会的多元认知，并着重探讨其制度选择和逻辑[4]。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和日本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是经济和外交领域“一带一路”研究的重镇，赵玉明教授通过对其主要学术刊物的研究后指出，日本学界更为关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关心中国是否会借助“一带一路”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争夺国际贸易主导权[5]。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受到中日总体关系的影响，也是新时期中日关系的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日本外交中的对美追随和外交自主、自身战后国家角色定位、自身定位与他者预期之间存在的几组矛盾等塑造了其“一带一路”认知和政策[6]。
总的说来，中国学者多注意到了中日在“一带一路”上的竞争性甚至冲突性因素，关注日本政府及其学界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认知及其“搅局”“对冲”应对措施；并随着认识和中日互动的深入，对日本学界、政策界和企业界的多元认识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但是整体而言，我们对日方正向的一面认识不足，研究不够，预判不足。2017年5月日方“出人意料”地派出高级代表团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此后“一带一路”的政策大幅转变。实际上，这一发展符合日本外交决策的一贯逻辑，也符合日本政府及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曲线。本文分三个阶段梳理日本官、产、学、媒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演进路径，并就其认知结构与演进特征进行分析。
一、观望与质疑阶段(2013年10月-2015年3月)
在一定时期内，日本对华政策仍将处于“战略戒拒”(strategic vigilance)态势。在具体政策方面，表现为战略上对美“一边倒”和对华全面竞逐，海外协力中步步紧追、军事领土领域针锋相对和地区合作中另起炉灶[7]。作为被中国赋予了相当战略意涵的“一带一路”倡议，易于被视为中国又一个旨在进行海外商业扩展、获取全球影响力的计划，加上执政的安倍及其阁僚总体对华政策偏于保守，日本政界总体持观望和质疑态度，对倡议不予支持，虽然自民党内和日本内阁中也不乏二阶俊博这样的对参与“一带一路”自始持积极态度的友华力量。安倍晋三及其外相岸田文雄曾在2014年中期至2015年前期多次质疑“一带一路”能否秉持“公正的治理结构”，确保“透明度”，对倡议及其重要政策工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达“慎重”态度。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遵从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在习主席正式提出两个倡议之前，不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系统，主要幕僚及咨询机构、新闻媒体从未有任何人提及“一带一路”。习主席提出后一段时期内，各大系统及其负责人，包括外交外事部门均三缄其口，外界更是无从了解。2013年至2014年前期，整体而言，日本外务官员、学者、媒体人士对“一带一路”倡议了解不多，即便是主要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数对“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内容知之甚少，语焉不详，而主要将其视为中国拓展国际高铁市场的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日在高铁市场呈现竞争态势有关。中日先后在泰国、印度、越南及马新高铁项目中展开激烈竞争，竞争还进一步延伸至美国、英国，后者对中国高铁输出努力一向较为敏感。倡议提出之时，正值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国有化”和安倍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倡议初期主要规划了除中国外的64个沿途发展中国家，以各国的基础设施开发为重点[8]，具有完备基础设施的发达国家日本并未在考虑之内。这也使日本在“一带一路”相关议题中缺乏存在感，这也是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缺乏了解的原因。
但是，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关注有加。日本经济学家江原规由认为，“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去”战略与国际产能合作进行结合，是中国内外经济的联动[9]。在评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的文章中，尤以《读卖新闻》发布的连载系列文章为典型。系列文章指出，“一带一路”是新一代领导层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求“超级大国化”的工具，也预示着中国“韬光养晦”战略的重大转变[10]。也有日本媒体将“一带一路”比作中国新领导层为了应对经济放缓采取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力图通过拓展国际市场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拓展海外基础建设市场，对内促进政治稳定，对外则通过经济外交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11]。同一作者还认为，中国力图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从而从根本上服务于中国的大国化战略[12]。上述观点指出了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动因以及谋求国际影响力需要。可以认为，这些分析颇得要领，且可以看出日本庞大的“中国学派”的痕迹。而部分媒体夸大“一带一路”的政治战略意涵，却相当符合美欧有关中国藉此挑战国际秩序的语境，比如认为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及其主要金融工具亚投行，谋求亚洲经济的主导权和“经济霸权”，恢复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秩序[13]。
相比政治界主要关注倡议的政治动机和意图，学界、智库似乎更乐意进行技术层面的讨论。具体而言，是其对“一带一路”的前景存疑。不少日本学者并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功，对其重要性和中国政府付诸实施的决心表示怀疑。也有学界人士担忧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泡沫[14]。一些知名智库也从项目本身运营的角度指出中国在缅甸、斯里兰卡港口建设方面的困难，从而质疑“一带一路”的可行性[15]。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提出初期，日本学者似乎从中看到了倡议自身孕育的风险，而非该倡议对日本的不利影响[16]。2014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府及学界的解释和宣传，日本学术会议和媒体讨论中涉“一带一路”议题增多。日方对“一带一路”的了解加深，研究力度加大，态度也渐趋积极。
纵然尚未出台具体政策框架，中国政治领导人、政策规划部门官员、官方智库负责人在不同的场合先后披露了部分酝酿中的部分方案[17]。其可以预期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互联互通计划使日本企业界看到了其孕育的巨大商机，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现了积极兴趣，而倡议所展示的开放姿态则使日本企业的参与成为可能。由此日本经济界出现了要求考虑参与“一带一路”的声音，至少日本社会已经隐约意识到不参加“一带一路”可能导致的失利，并削弱日本产业竞争力。但是，产业界的这种倾向在日本不居于主导地位。
可以看出，从2013年后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5年3月《实施方案》出台之间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日本官、产、学、媒各界对“一带一路”欲实现的目标、主要政策框架等了解的程度有限，总体上处于观望和质疑阶段，拒绝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支持和参与立场。但是政治界、产业界、学界及媒体的认知和反应有较大差别。政治界主要基于“一带一路”及其主要政策工具之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治理结构是否“透明”“公正”而持“谨慎”态度；由于日本学界一向谨慎，在官方规划出台前，学术研究总体上是缺位的；日本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人士在这一阶段发挥了有关“一带一路”倡议在日本的传播报道和舆论先导作用，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总体而言，日本智库和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疑虑较多，偏于负面。在日本，学术界和媒体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学者有关政策方面的观点常常通过媒体发声，更由于许多媒体的资深记者本身即是有影响力的学者。产业界基于经济利益需要在一开始就相对积极，但此种认知不居于主导地位。
二、密切关注和集中研判阶段(2015年3月-2017年5月)
2015年3月前后，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有了显著变化。以这一时间为节点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使日本各界有了进行重新评估的依据。二是随着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的到来，从英国开始，德、法、意等西方国家相继申请加入亚投行，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展示出积极姿态，唯有美、日、加三国尚未加入。这导致一直担忧越顶外交的日本各界对其“一带一路”政策的反思。日本经济学界和外交界开始出现对“一带一路”系统的评估和研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也显著增加，导致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认知的总体变化。
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重大事件节点和重要进展的反应是较为灵敏的。应该说，中国官方首次公布“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规划后，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2015年3月16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已开始讨论与亚投行进行合作，双方还将实现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共享等[18]。中尾并非代表日本官方，但是考虑到日本对亚洲开发银行的巨大影响，此种表态耐人寻味。2015年3月20日，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指出，如果日本所要求的审查基准透明化，以及根据环境实施融资等条件能够达成的话，(日本)也有可能签署加入(亚投行)协议[19]。
应该说，《愿景与行动》所展示的宏大眼界、周详的规划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意志是引人注目和令人信服的。而西方大国不顾美国的反对申请加入亚投行无疑冲击了日本决策界。与官方的谨慎表态不同，颇具影响力、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积极发出倡议，呼吁日本政府及早加入亚投行，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夕，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等多位日本学者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联名倡议书，呼吁历史上曾深受古代丝绸之路影响的日本，应制定面向21世界的经济战略，加入亚投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发展中日互补合作，并拓展与其他国家合作[20]。2015年5月22日，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合正弘以及前众议员鈴木淑夫、前经济企划厅长官宮崎勇等12名著名经济学家构成的“探究和平与安全经济学家之会”提言指出，日本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肩负重大责任，应重新审议日本对亚投行的政策[21]。日本财团研究员、静冈县立大学教授諏訪一幸指出，周边外交与和平崛起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两大基本原则。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使之越来越孤立，而错过成为亚投行创始国的良机是日本外交的重大失误。在他看来，加入亚投行也参与“一带一路”不仅可以修复与中国的关系，并有可能在欧亚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中日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在韩国已宣布加入亚投行以及美国态度转为积极的情况下，加入亚投行还有利于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并形成美日韩在亚投行上的政策协调[22]。
如果说在2015年3月“一带一路”倡议方案出台前，学界(包括智库)总体上较为保守和审慎，那么在此后，则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较大拓展，并成为推动日本“一带一路”认知转变的主导力量。在继续“内外联动”总体视角的框架下，多名学者将“一带一路”同京津冀协同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以及“十三五”规划联系起来，指出其对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意义[23]。正如同自民党执政时期开始艰难行进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和力主加入TPP被日本视为“第二次平成开国”一样，“一带一路”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二次改革开放”[24]，它不仅与“走出去”战略相辅相成，而且与供给侧改革、国际产能合作一道，构成中国新的发展战略[25]。日本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提出的多个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均有其共同逻辑，因而是密切关联的，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思想、政策体系。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手段。“走出去”战略是实现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的重要手段，而“一带一路”倡议是“走出去”战略的有效补充和新发展。亚投行、丝路基金不仅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有助于突破美欧发达国家对经济规则的主导权[26]。
可以认为，中国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总体政策框架，而国内多个地区发展战略、对外产能合作、亚投行、丝路基金，甚至发展银行(金砖国家银行)都是“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或者支持工具。根据以上学者的分析，日本学者不仅仅将“一带一路”视为一个统摄性的战略谋划，同时它自身也是一个具体的政策体系。日本学者正试图厘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提出各种内外倡议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确定“一带一路”的地位及其同其他政策框架之间的关系。
随着“一带一路”的方案和政策逐步出台，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也逐步从战略、安全等领域的意图推测转向经济层面的技术分析，已能更为技术性地对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逐步趋于理性和客观。前述的著名经济学家江源规由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对20世纪60-90年代形成的由日本主导的东亚雁阵模式的突破，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目的是谋求推动亚太地区共同发展[27]。“一带一路”是为了推动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有效配置、市场融合以及沿线国家经济政策协调，从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大范围、高水准、深刻的地域合作，形成开放、包容、均衡、互惠发展，即共同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28]。无疑，这是对中方理念的准确诠释，也体现了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和积极认知。
能否盈利和付诸实施是日本观测“一带一路”的重要方面，而日方原本并不看好的中国高铁外交逐步取得进展，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迅速得到实施，亚投行经过周密筹备，已经开始实质性运营阶段。大西康雄经过对“一带一路”规划及其实施效果的分析指出，应将“一带一路”构想视为中国新的经济战略中的一环来考虑。2010年以来，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份额下降，而中国-东盟贸易增长最快，中国成为第二大海外直接投资大国后，对“一带一路”国家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而根据“一带一路”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截至2016年6月，已经从中国的16个城市，海外12个城市之间开出1881次列车，输送总额达170美元的产品[29]。日本对“一带一路”进展的评估也更加趋于乐观，产业界和媒体也开始探讨日方参与“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和方式，并希望中国就“一带一路”中日本的地位给予考虑，并做出相应安排。对于安倍政府的“戒拒”姿态，日本媒体多有批评。共同网就以日本政府在加入TPP事项上的迁延不决为例，批评日本政府在加入亚投行一事上追随美国，缺乏“观察力和判断力”，并指出，“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是会损害国家利益的。企业界已出现焦虑情绪”[30]。
三、积极营造氛围、探讨参与阶段(2017年5月—)
以2017年5月日本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为标志，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梳理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多次表态，可以看出其对倡议的认知日趋理性、客观、务实。
2017年5月，日本政府派出以自民党二号人物、总务会长二阶俊博，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松村祥史，经团连会长榊原定征，首相秘书今井尚哉等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出席了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通过二阶向习主席递交了亲笔信，这是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政要首次参与中国官方主导的相关会议，安倍更是在6月初东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具有将东洋、西洋以及位居期间的多样性地区联系起来的潜能的构想”，因此“条件成熟后将进行合作”[31]。这是安倍首次就参与“一带一路”进行正式表态。
二阶是自民党内“知华亲华派”代表，也是在党内具有重要影响、深受安倍信赖的政治家。2015年5月，在中日关系低迷之际，二阶俊博曾率领3000人的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参加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受安倍委托向习主席递交了亲笔信。二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不可能对安倍没有影响。日本企业界对参与“一带一路”素有期待，对日本政府拒不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有批评。“经团连”在安倍战略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作为“财界首相”，“经团连”会长榊原定征的建议是首相不能不参考的。安倍未派出受到邀请的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旨在降低此次参会的官方色彩。彼时的安倍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尚未成型，防止为外界造成日本政府已公开支持该倡议的印象。首相秘书今井尚哉单独出访属于“特例”。可以认为，安倍派其秘书单独参与峰会应是受安倍所托近距离观测“一带一路”动向，为进一步举动而投石问路。显然，今井尚哉参会期间的所见所感，成为安倍认知转变的重要依据。
日本政府派团参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成为中日关系改善的契机，而高峰论坛前后一系列双方高层互访，也为增进安倍对“一带一路”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5月4日，自民党副首相高村正彦率议员团访华；月底，杨洁篪国务委员应邀访问日本，并同日本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第四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据日本《读卖新闻》11月28日报道，7月在德国举行的中日首脑会谈中，安倍在会谈中评价“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表示愿意进行合作[32]。日本政府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完全无意牵制特定国家”、“与其对抗，毋宁合作”的立场[33]。日本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最新表态，是安倍政府计划为中日两国民间企业在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联合开展项目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援助[34]。11月，在安倍的过问下，内阁官房、外务省、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等制定了为节能环保合作、产业升级、提高物流网便利性等三个重点领域提供援助的具体方案。安倍本人也在12月4日于东京举行的日中两国经济界会议上明确表示：“我国认为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35]。12月初，安倍提出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连协推进”和“与存共荣”[36]。可以认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并推动日本“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对接与合作的政策基调已经确定，并已进入实质性政策制定阶段。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以来日本政府关于该倡议的宣示，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日本政府对倡议自身的认知和见解的，其次才是其对该倡议的立场与态度。任何立场和姿态转移以及政策调整，都有认知和观念支撑。中日政治关系的回暖及日本政界对“一带一路”态度和政策转变在知识界、产业界和传媒界也有所反映，并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整体认知转变的回应。12月18日，在东京举行的东京-北京论坛暨联合声明中，指明双方应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的框架下，日中一起探讨项目推进方式[37]。一项针对日本九家主要媒体对“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近400篇报道的统计、分析显示，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正面、客观报道显著增加，并对中日关系改善的期待，虽然仍然存在诸多误解与偏见[38]。
四、对日本“一带一路”认知演进的几个观测
日本对“一带一路”认知的演进过程，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值得关注，这些特点也或多或少反映在日本对其他国际事务的认知中，在中日关系中尤其如此，具有一定普遍意义，因而值得关注。笔者对这一过程的观测如下：
(一)多元主体的同向演进
自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日本的认知与态度先后经过三个阶段的变化，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从消极到积极的总体演变趋势。自2013年后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愿景与行动》出台之前，日本官、产、学、媒各界对“一带一路”欲实现的目标、主要政策框架等了解的程度有限，总体上处于观望和质疑阶段，认知偏于负面。就不同行为体而言，政府姿态“谨慎”；与中国一样，学界总体缺位；产业界展示出积极意向，但不属主流，媒体居于对“一带一路”研讨的主体。《愿景与行动》出台后，日本各界开始对倡议进行密集评估和研判，认知趋于理性、积极。政府在保持基本谨慎的基础上开始释放正向信息；学界成为政策研判的主要力量，主要经济与外交智库、媒体相继发声，形成促使政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总体形势，这是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转变的认知基础。自安倍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后，日本开始营造氛围，积极探讨参与的可能性和方式，并最终正式进入实质参与阶段。其中日本政府适应各界呼声，对“一带一路”的表态日趋积极，这体现了日本官方认知的变迁。政府是此番认知转换的主角和新的推动力量。
在第一阶段中，日本的官、产、学、媒各方对“一带一路”体现出了较大的认知差异，在后两个阶段，不同主体之间则存在一定的温度差。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媒体、学界和政府分别在上述三个阶段起到引领作用。这是日本多元性的表现。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总体上越来越积极。这不仅体现在三个阶段之间，也体现在不同主体的认知上；同一主体在三个阶段的姿态也体现了同样态势，可谓“多元中的演进”。当然，日本政府、学界、产业界、媒体对“一带一路”认知的转变，是其自身认知深化的结果，也因其认知对象“一带一路”自身的稳步推进及其实施主体——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持续宣导。不同主体之间也通过官民互动互相塑造了彼此的认知，这是其认知“同向演进”的原因之一。
(二)利益驱动和政治主导
不难理解，日本对倡议的认知与姿态转变是利益驱动的。基于长期积蓄的中日互不信任，加上倡议在设计之初并未涵盖日本，这使日本各界在倡议提出之初持谨慎和质疑态度，根本原因是担心倡议会损害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权益，也部分因为其对“一带一路”宏大倡议能否成功实施存疑，因为这意味着日本能从中获益与否。后期通过密集的研判以及与中方的互动，对倡议包容、开放、联通特性有了积极的认知，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会排斥日本各界的参与。而来自学界和企业界愈加深入的技术性研究证明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及其主要政策工具亚投行的巨大经济裨益，这无疑是后来日本态度趋于积极的原因。
在前述的认知主体中，政治领导人自身的作用非常重要。倡议提出之初，企业界已表达积极意向而媒体界质疑较多，政治领导人则以观望与“谨慎”姿态待价而沽；在《愿景与行动》出台后，日本政治领导即释放了积极讯息。而日本派员参与高峰论坛，则是日本政治决断的结果。安倍及其主要幕僚认为，要推动与中国关系的大幅改善，必须建立与中国领导人的“信赖关系”，而要获得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决断，就必须对中国政治领导入主要方略“一带一路”表示支持[39]。2017年10月以来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一系列密集姿态宣示，还一度招致部分立场偏右、支持安倍的媒体对其立场转变过快的含蓄批评。这意味着日本政府视政治高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结构和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日本媒体、企业界在“一带一路”事务上的基调，这与安倍本人的强势不无关系。
(三)外部因素的影响
日本对倡议的认知，深受其他各方态度的影响。联合国、亚投行以及美国、欧盟等近期均对“一带一路”表示支持立场，刺激了日本政治领导层，也正面影响了其对倡议的认知。2016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第S/2274号决议和联合国大会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第A/71/9号决议先后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表明倡议作为一个新型治理框架获得了世界最权威国际组织的认可[40]。至今，“一带一路”已获得联合国系统更广泛的支持，并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确立的17大领域和“2030议程”的7个主要行动计划实现对接与协作[41]。亚投行行长也指出，尽管中日在亚洲金融合作方面存在主导权竞争，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迫切需要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42]。2017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国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进行合作，而11月访华期间获得的超级大单也动摇了欲日美合力牵制中国的日方。在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中，“一带一路”作为推进全球化和开放贸易的积极力量，也受到越来越多欧洲国家的支持[43]。当前欧盟28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4个加入亚投行，还有5个正申请加入。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的巨大潜力及其重要意义，这是影响日本认知的外因。当然，中日之间围绕“一带一路”的互动，尤其是中方持续不断的释放善意，日本近期基于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迫切需求对中日关系进行的反思，都是促成日本认知转变的重要因素。
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因此灵活性是各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素质，其中还存在着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认知是相对稳定性和基础性的因素，也是进行重要判断和政策选择的重要依据。“认知”包括“认”和“知”两方面的内容，“认”是事实的体察、认定或判断，具有主观色彩，受认识主体智识、经验、立场的影响；“知”是知识，对事实与信息的了解、识别、掌握，相对客观，受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和“知”两个方面，都在总体上正向发展。其官、产、学、媒对“一带一路”的了解程度逐步加深，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持续拓展，这是导致其对“一带一路”的体认趋于积极的原因。而来自中方持续的解释、沟通与协调，联合国等权威国际组织和美国、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既构成上述诸方有关“一带一路”知识的组成部分，也导致了其“体认”与判断的变化。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转变，释放了重要的战略讯息。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一项短期的政策对冲，很可能意味着其对华政策的新一轮转向，其中涉及未来一段时间日本身份与利益的界定，因而是观测和解释日本外部行为的有力工具，具有普遍意义，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积极的研判。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孕育着中日关系改善以及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机会。“一带一路”本身是开放包容的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其中。日本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京都和奈良是古代丝绸之路影响的最东端，因而日本也应是丝绸之路的当然组成部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一项互利共赢的事业。日本有充裕的资金，庞大的海外投资网络，更有在海外投资、人力资源培训、国际金融运筹与风险规避、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这正是中国缺乏而亟需加以利用的。鉴于日本在“一带一路”国家根植多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也无法绕开日本因素。日本在长期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开发援助模式(ODA)，即以有偿的政府贷款为主要手段，激励受援国的自主努力。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带动民间经济的发展[44]。这与中国对外援助模式有内在相似性。在前期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开发和援助的过程中，中日应相互合作而非在恶性竞争中相互消耗。中日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的各种产业园区也为两国在第三方的产能合作创造了条件，符合中央近期的政策导向。事实上，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实施亚投行的过程中有同日本合作的必要。其中一项研究认为，中日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北亚、东南亚和西亚三个地区存在贸易竞争加剧的趋势，在有些地区，日本的影响力可能要超越中国。中国仍未脱离早期以日本为核心的“雁行结构”。“一带一路”范围内，中日互为最大贸易国，中国不能以牺牲与日本贸易为代价推动“一带一路”战略[45]。这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判断。
①较有代表性的是杨伯江、刘瑞《“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日本因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郭霞、朴光姬《日本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