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深层次变化的外在表现之一。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由和谐稳定到矛盾丛生的巨变，而巨变带来的各种症候正在日益加速、显著地体现出来。本文以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为例探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深层原因及启示意义，由于民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的累积叠加，当前西方国家的政治正逐步由和谐转向对立、由稳定转向动荡、由温和转向激进、由开放转向保守、由普世主义盛行转向狭隘民族主义盛行、由上升通道转向下降通道，这些转变是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一轮巨变的重要特点。
关 键 词：西方国家 政治 民粹主义 政党 极右翼
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已成为西方国家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之一。然而，如果将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正在发生的政治巨变中的一个较为明显的表现；西方国家在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导致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当前西方国家正在发生怎样的巨变?相关巨变又是怎样导致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本文以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为例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一、理论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是保持了同质状态还是经历了某种质变?如果承认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某种质变，就能够解释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涌现出的许多新政治现象。例如，西方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性增强；政党体系发生明显变化，传统主流政党在选举中频频遭遇挫折或失败、党员阵容急剧萎缩，相反，左、右两翼中的小型政党(即极左翼政党、极右翼政党)获得的选票数量出现上升，政坛“黑马”频出；逆全球一体化、反欧洲一体化运动兴起；等等。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经历了怎样的质变呢?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西方国家的政治变化乃是由经济变化导致的。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所发生的变化首要的是经济方面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是：第一次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出现了战后经济繁荣局面，而之后经济繁荣局面结束了，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高负债率的困境；第二次以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界限，在此之前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为西方国家带来的利益掩盖了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但之后经济全球一体化带来的问题显露出来，严重影响西方国家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政治态度。也就是说，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上述两次经济变化发生之后有所动摇，经济基础的动摇必然造成包括政治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动摇。这正是西方国家目前经历的政治巨变的经济根源。可以将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政治巨变高度概括为一句话，即政治传统正在遭遇严峻挑战，社会主流民意正趋于求新求变，因此政治生活中的反传统现象表现得日益明显。反传统现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传统主流政党遭遇非传统政党挑战，二是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逆全球一体化运动兴起。
1.传统主流政党遭遇非传统政党的挑战
近些年来，在西方国家中激进政党与温和政党之间的对立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支持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例如民粹主义政党和主张排外主义的政治家获得的选票越来越多。不仅如此，其他一些小型非主流政党也获得了更高的支持度。例如在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向德国绿党流失的情况，从2004年起又出现了德国左翼党崛起的情况，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流失情况在近些年中表现得愈发显著。有西方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如下描述：传统主流政党现在正面临“从政治光谱的边缘及两极位置生发出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力量代表了一种‘新政治’”，西方国家中的新兴政党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挑战”，这一现象堪称“此前20年中最为显著的政治发展”。①
第一，传统主流政党奉行的温和政策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因此支持者锐减。西方国家中的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所在国家的主流政党，是因为这些政党的政策主张一般比较温和、宽泛，故而能够吸引相对广泛的选民支持。但是这些主流政党奉行的温和路线也有弊端，在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时期主流政党获得执政权、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棘手的情况下尚且自如，但是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危机与酝酿着变革的时代面临重大问题时，他们的政策主张就难以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主流政党往往会遭到淘汰。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治普遍出现了极端化，不仅法西斯政党在德、意、日、西班牙得势，而且政治强人如罗斯福、丘吉尔也在美、英等西方民主国家执掌政权。
当前，西方国家正出现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的变化。例如，性格特征鲜明、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成功上台执政，传统的主流政党领袖默克尔、特蕾莎·梅却在近期的大选中遭遇尴尬境地。
第二，传统主流左翼政党右倾化，难以代表左翼选民的利益。面对失业严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部分人口陷入贫困的现状，西方国家中的弱势群体强烈要求有代表他们发声的政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代表弱势群体的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普遍发生了右倾，即新自由主义化传统的左、右翼政党趋同化。由于西方国家的主流左翼政党普遍辜负了底层选民对政府社会再分配财富政策的期望，而且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传统主流政党都无力解决失业或不平等这类问题，因此，左翼选民寻找新的政党作为自己的保护者，他们大部分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小部分支持力量薄弱的激进左翼党。例如，特朗普成功的关键是绝大多数白人蓝领和乡村白人的鼎力支持，②从德国社民党右倾化中受益较多的是德国左翼党。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近些年中成了西方国家大部分左翼选民的新宠。在澳大利亚，传统主流左翼政党澳大利亚工党在1996年的联邦选举中遭遇历史性挫败，党内、党外广泛认为这是选民对该党在20世纪80、90年代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推行私有化以及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的一种反抗，民粹主义政党单一民族党异军突起。
2.反全球一体化运动兴起
有西方学者指出，从全球角度看，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促使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西方国家中的一部分民众的贫困化程度提高，甚至那些生活条件尚可的家庭的不安全感也有所增强。③正因为全球一体化进程给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中的中下层民众带来的不利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20世纪末以来主张推进全球一体化进程与反对现有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两种政治主张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逆全球一体化运动、反全球一体化运动、“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日渐兴起。这些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是西方国家中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但是，近些年来其他社会阶层中支持这些运动的人士正变得越来越多，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反对全球一体化进程，而且逆全球一体化运动正在西方国家中向社会上层发展，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英国决定脱欧，就是逆全球一体化运动影响日益增长的明显事例。
在逆全球一体化运动中鲜为人知的是“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目前，该运动正在兴起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重要的左翼运动。“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主张在劳资双方的关系中降低资方相对于雇员所拥有的权力、把人的需要放在比利润更重要的位置上，其实质是对“华盛顿共识”进行的抵制、抗议。这种运动反对传统的、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运动，而主张推行以谋求公平、平等为主要目标的全球一体化运动。1999年，代表全球一体化运动的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会议，“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在2002年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的成员人数是2001年与会人数的6倍。2007年6月，德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激烈的反对西方八国集团会议的示威活动，这证明了替代性全球一体化运动方兴未艾。④
总之，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的政局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并变得更加不稳定，对传统政党失望的西方选民很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党政治手段的蛊惑。
二、案例分析：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
1.澳大利亚单一民族党的主张及主要支持者
澳大利亚的典型民粹主义政党是“波林·汉森的单一民族党”(Pauline Hanson's One Nation)，简称单一民族党(PHON)。1996年，澳大利亚自由党前党员波林·汉森发表了敌视澳洲原住民的言论，提出原住民不应当享受因种族而享受的福利，因此自由党不再提名她为该党的联邦议员候选人。1997年，波林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单一民族党。在1998年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单一民族党赢得了约为8%-9%的得票率，并进入澳大利亚议会上院。在2016年举行的联邦选举中，单一民族党在上院获得4个议席。另外，与西方国家的大多数民粹主义政党的情况相似，单一民族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要明显好于全国选举，如1998年的选举中在昆士兰州大约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赢得了89个议席中的11席(单一民族党本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议席，但由于所获得的选票过于分散，该党最终获得的议席数与得票率不成正比)。2001年，该党在西澳大利亚州的得票率接近10%。2017年，在昆士兰州的得票率高达13.7%。但是，单一民族党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党内斗争，如有5名昆士兰州议员在1999年因对党中央的管理方式不满而退党，从该党中陆续分裂出了“昆士兰州单一民族党”、“新南威尔士州单一民族党”与“波林的团结澳大利亚党”，内部冲突的持续爆发使该党的发展势头受到很大冲击。
西方国家习惯将单一民族党与其他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相提并论，其原因是单一民族党也是一个由威权主义领导人领导、反对外来移民(而且反对澳洲原住民)的政党。单一民族党认为，澳大利亚正在因政府执行的允许外来移民涌入的政策而成为非单一民族的社会，澳大利亚政府执行的优待澳洲原住民政策损害了白人的利益，会使澳大利亚社会加剧分裂以至于发生分崩离析，因此该党主张澳大利亚人要团结起来，成为“单一民族”，即反对澳大利亚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主张非西方文化不应当在澳大利亚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单一民族党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它认为澳大利亚的其他政党都已经脱离了澳大利亚民众，并将澳大利亚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都推到澳洲原住民和亚裔、穆斯林居民身上，使他们成为替罪羊(尽管口头上否认，但该党在事实上还主张减少外来人口特别是非白人人口进入澳大利亚)。虽然其主要政策主张集中在外来移民、原住民等事务上，但是单一民族党也对自由贸易、外来投资、高失业率等事务发起过猛烈的批评。汉森曾在澳大利亚议会中对“文化多元主义”发起攻击，宣称澳大利亚正处在“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之中，认为文化多元主义威胁到了澳大利亚文化、民族认同感和共同的价值观；原住民所享受的利益已经远超非原住民，也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她还抨击自由贸易政策，主张恢复对进口货物的关税，反对将澳大利亚的重要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反对对澳大利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反对私有化这一点凸显了民粹主义政党一般带有左翼倾向)，提出要振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汉森还指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金融市场、国际组织、世界银行、投资公司和大企业主“鞠躬叩头”，等等。由此可见，单一民族党主要关注的是与种族问题有关的事务，其次关注的是诸如失业、全球一体化等经济事务。该党的出现反映了近些年来澳大利亚工人对左、右翼主流政党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满情绪。
有调查显示，单一民族党的许多支持者在早前曾支持不同的政党，最主要的支持者来源于“澳大利亚国家党”的前支持者。国家党主要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活动，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农村地区，单一民族党正在取代国家党的地位。此外，单一民族党还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曾是澳大利亚自由党或工党的支持者。⑤这表明单一民族党能够同时争取到左、右翼选民的支持。由此可知，单一民族党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吸引政治立场比较激进的选民的支持，与单一民族党相对立的是传统的主流政党。
此外，单一民族党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支持者原本是支持澳大利亚工党的，该党在澳大利亚蓝领工人阶级中有较强的影响力。单一民族党的政策主张非常切合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白人蓝领工人的心理状态和诉求。有学者评论说，“人们往往认为单一民族党的支持者出身于保守主义政治背景，而非出身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背景……但是在事实上，在许多关键性的选民群体中，单一民族党的支持者更多地来自于工党早先的支持者。例如，单一民族党在体力劳动者、工会成员、将自己视为劳工阶级一员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从不参加教会活动的人那里所获得的支持要远超过其他群体，以上这些人群的特征与工党支持者的典型特征高度一致……(这一证据)显示：单一民族党所争取到的支持者主要是农村地区的、早先支持工党的选民，而不是更加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城市中的支持工党的选民”。⑥由于澳大利亚白人蓝领工人的经济处境在近几十年中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因此他们更热衷于追捧民粹主义政党。澳大利亚工党的一位领导人也认为，单一民族党的崛起是澳大利亚在近30年来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经济变革和技术变革中出现的“改革疲劳症”所引发的结果，改革的成本主要由工人阶级承担了，因此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比较严重。单一民族党宣称，“外来移民正在争夺澳大利亚工人的工作机会”，主张“贸易保护”“减少外资所控制的企业的比重”等政策。⑦澳大利亚体力劳动工人感到现有的任何一个主流政党都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改变困境的希望，因此倾向于支持强调经济排外主义的单一民族党。
2.澳大利亚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成功的原因
单一民族党对澳大利亚的政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许多激进选民集结在该党周围，而传统的保守派选民和左翼选民则发生了分裂，都有一部分选民分裂出来支持该党；第二，尽管单一民族党没有机会亲自推行其所提出的理念、政策，但是其观点与政策主张对澳大利亚社会以及主流政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澳大利亚右翼政党在执政时推行的一些保守主义政策正是单一民族党提出来的；第三，单一民族党使澳大利亚内部潜在的种族矛盾、文化矛盾、阶级矛盾公开化，加剧了澳大利亚国内的族群对立、文化对立与阶级对立。
单一民族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影响力，其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经济由繁荣变为不景气，导致社会问题丛生。如同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间出现了长期的经济繁荣局面。在这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阶段，澳大利亚的福利制度得以建立和完善，例如养老金标准得到提高，政府在教育、住房、城市建设方面的投入成倍增长，对大学教育实行免费，等等。但是，经济繁荣局面于1974年结束了。此后，澳大利亚遭遇了经济增速下滑、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的不景气局面(详见表1)。
在经济繁荣局面不再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依靠提高税率来维持高福利，但这种做法又不可能长期实行，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最终不得不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抑制通货膨胀，不得不压缩福利开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工人所受到的剥削程度加剧了。这具体体现在：企业更多地使用临时工，生产过程外包情况增多，工人的工作时间延长，不充分就业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工人与工厂签订的合同越来越多的是非长期性的合同，等等。此外，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消费者债务增加等现象也日渐明显。以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为例，在1995-2002年间，澳大利亚最贫困的人口的收入提高了1.6%，中产阶级的收入提高了6.9%，而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则提高了26.3%；澳大利亚10%的人口拥有社会财富的50%，而处在社会底层的50%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尚不足社会总财富的10%。⑧此外，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ACOSS)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从1994年的7.6%上升到了2004年的9.9%，也就是说有将近200万人在这十年中陷入了贫困线以下。此外，澳大利亚有80万名儿童的父母均没有工作。⑨
通过观察上述情况可知，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人切身感受到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相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不再那么如人所愿，这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再像以往那样和谐，也会导致部分选民的政治诉求变得激进化，因而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蛊惑。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一些选民很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党宣传的吸引，将失业等社会问题归罪到少数族裔头上，并对他们进行直接攻击。有数据表明，澳大利亚选民对单一民族党支持度的提高与选民经济状况的恶化之间存在着相关性。⑩
第二，澳大利亚的亚裔移民、穆斯林移民人数日渐增多，因此白人对自身的主导地位感到担忧。一部分白人认同民粹主义政党的排外主张，希望能够排斥、压制非白人人口，维持白人的政治主导地位。此外，澳洲原住民的维权诉求也是单一民族党代表的一部分白人希望予以抵制的。
第三，单一民族党有能力展现出本党与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之间的不同之处。二战后，西方的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先是在贸易保护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政治共识，然后又围绕新自由主义化全球一体化进程达成共识，这导致一些工人认为自己被主流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抛弃”了。例如，由于对工党不满，一部分选民放弃支持工党，转而支持保守派联盟，但是在1996年取代工党上台的、由霍华德领导的保守派联盟政府为了追求效率，推行关闭农村和边远地区银行、医院、学校和其他服务机构的政策，这种做法导致选民对保守派联盟不满。单一民族党正是迎合了这部分反对现政府、对传统政党感到失望的选民。在民意调查中，支持单一民族党的选民要比其他选民更加强烈地倾向于表示他们无法看出澳大利亚工党和保守派联盟在重大事项上存在哪些差异。不仅如此，单一民族党还能够将曾经支持其他小党的一些选民吸引过来，在1998年的联邦选举中投票给单一民族党的选民中有许多在此前曾经是支持民主党、绿党等其他小党或独立候选人的。
从总体上看，单一民族党表明澳大利亚的特殊环境决定了其更容易产生民粹主义特征。第一，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比西方国家中的非移民国家更容易发生族群之间、文化之间的冲突，更容易滋生排外主义；第二，尽管近代以来澳大利亚成了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会，但是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离亚洲更近、离欧美较远，而且随着亚洲国家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移民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口日渐增多，因此澳大利亚白人比其他西方国家的主体民族更容易产生危机感；第三，澳洲原住民问题的存在使澳大利亚白人产生种族主义情绪。尽管存在上述有利条件，但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政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个人能力有限、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工作不力，难以取得政治突破。
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从理论、案例两方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这一现象进行的分析，可以对西方国家已经出现的政治变化和未来的政治走向作出一定的判断，具体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西方国家当前经历的宏观政治变革阶段的表现之一。首先，由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束了高增长状态，一部分选民对社会、政治等领域产生了不满情绪，威权型民粹主义政党正是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诱导有关选民支持自己。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传统左翼政党放弃了阶级观点，放弃了工人阶级选民，社会中的底层民众迫切希望在面对资本主义压迫时寻找到“避难所”，在选民对传统左翼政党的支持得不到回报的情况下，他们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这种“黑暗”的力量。
第二，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是一种危险的政治信号。民粹主义政党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政党高度相似。目前，西方国家中的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呈现出五个特征，即奉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反民主、支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政党崛起时的情况非常相似，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法西斯政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当前西方国家的局势与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的区别在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尚未糟糕到世界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程度，因此西方国家的政治变迁也不像当时那样剧烈。(11)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仍然是西方政治即将出现较大动荡的前兆。
第三，西方国家正在进入新一轮政治周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滞胀危机出现之后，欧洲又走上了社会矛盾逐渐积累、社会关系日趋紧张的下坡路。这种情况将推动极端主义政党崛起。学者克利夫提出，如果将西方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特征综合在一起，就会发现90年代好像是“用慢镜头播放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情况”一样：经济危机爆发，工人斗争兴起，政治上左、右翼之间出现两极分化。(12)之所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是20世纪30年代的“慢镜头”，是因为西方国家近期遭遇的经济危机并未达到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程度，工人的斗争也不像1936年法国工人发起的占领工厂浪潮那样声势浩大，西方国家的街头也没有出现当年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大规模法西斯运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出现了工人斗争明显复兴的情况，而且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数千万选民的支持。由此可以预见，西方国家的政治正走入一个新的周期，进入新一轮的下降通道，极端主义政党的影响力在未来会更趋强大。
第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在未来有可能遭遇挑战。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贫富差距加大、失业人口增多、阶级对抗加剧等矛盾，同时相伴发生的是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加剧等社会问题。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存在，会导致政治领域的对抗进一步加剧。因此人们看到，当前西方国家的政治正处在一个求新求变的时代，例如非主流政治家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英国选择脱离欧盟、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法国的马克龙等新面孔当选为西方大国的领导人、民族问题凸显等。之所以在当下这个阶段西方选民会呈现出求新求变的倾向，是因为选民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受到严重社会问题的困扰。这种情况孕育着巨大的风险，即新政治人物的执政能力往往是未经过时间检验的。因此，有些看起来光彩夺目的新政治人物在上台后很有可能使选民失望，他们的上台执政反而有可能拖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使有关国家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老面孔、新面孔都未能解决严峻社会问题、提高选民生活质量的情况下，选民会更加希望求新求变，甚至会选择支持那些鼓吹极端主义的政治人物上台。这类事情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先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就会遭遇挑战。也就是说，当民主制度选举了一位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领导人上台时，民主制度会得到巩固；当民主制度选择了不能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的领导人上台时，民主制度就会遭遇风险。事实上，由于选民并不能充分评估政治人物的能力及预测其上台后的执政绩效，因此民主制度并不能避免无能力的领导人上台，也不能避免自身会遇到某些风险。(13)从总体趋势上看，如果西方国家的经济形势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快速遏制，那么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未来将遭遇挑战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第五，不能排除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执政权的可能性。尽管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政党并未在西方国家获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所言所行虽然带有民粹主义特征，但目前尚不能将其归类为民粹主义政治家)，并未对西方国家的政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它们仅仅是在尽力扩大影响力而已，然而，如果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在未来进一步激化，就不能完全排除民粹主义政党像当年的法西斯政党崛起获得政权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关国家的政治变化将对国际政治造成何种影响，是最值得关注的动向。
①G.Moschonas,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5 to the Presen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p.154.
②付随鑫：《美国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及民族主义的复兴》，《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5期，第39页。
③J.Stiglitz,The Roaring Nineties:Why We're Paying the Price for the Greediest Decade in History,London:Penguin,2003,p.21.
④K.Danaher & R.Burbach(eds.),Globalize This! The Battle agains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Corporate Rule,Monroe:Common Courage Press,2000.
⑤R.Manne,et al.,Two Nations: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Melbourne:Bookman,1998,p.55.
⑥R.J.Dalton & M.P.Wattenberg(eds.),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81.
⑦W.Swan,Postcode:The Splintering of a Nation,Annandale:Pluto Press,2005,pp.225-226.
⑧W.Swan,Postcode:The Splintering of a Nation,Annandale:Pluto Press,2005,pp.4-5.
⑨S.Mitchell,Greater Numbers in Poverty,The Australian,30 August,2007,p.5.
⑩N.Turnbull & S.Wilson,The Two Faces of Economic Insecurity:Reply to Goot and Watson on One N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Vol.47,No.4,2001,pp.508-511.
(11)J.Petras,Right/Left Polarization:The Ballot Box and the Stree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33,No.2,2003.
(12)T.Cliff,Marxism at the Millennium,London:Bookmarks,2000,pp.84-85.
(13)G.Eley,Forging Democracy:The History of he Left in Europe,1850-200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