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中国对外公共外交的研究越发受到重视。与传统外交不同，公共外交涉及更广泛的对象和利益群体，不仅要和对象国政府打交道，还要更加重视政府之外的民众和组织。它的目的是使外交对象理解本国的需要、文化和国情，同时传播本国的政策观点，改变对方对本国的误解，并在某些领域与对方达成一致。①关于中国对欧洲公共外交的研究，由于有关材料的缺乏和难以获取，学者们的有关研究普遍局限在中国公共外交有关活动和文本的描述及其意义的探讨上②，而对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的内部决策过程以及具体影响缺乏探讨，更没有对中国对欧公共外交是如何缘起的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考察。

事实上，新中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利用机会在欧洲开展了多边公共外交活动。这一时期，中国对欧公共外交所利用的平台是由民主德国政府举行的莱比锡博览会(以下简称“莱展”)。该博览会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博览会，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博览会。而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办展传统，东西方冷战期间，莱展也是东欧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博览会，并有众多西欧展商和观众参加。因此，东西欧国家都是中国在该展会上公共外交活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以展会为主进行的公共外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③。在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民主德国关系史的研究中，也尚未探讨和研究中国参与莱比锡博览会的问题④。本文拟利用中德两国已解密的档案文献和报刊资料，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发展，探讨新中国如何从无到有、从陌生到逐渐熟悉在世界知名博览会进行展出和公共外交的技能，其间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挑战，又取得了哪些突破。同时探讨中国应对莱展的内部决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莱展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和影响。

冷战初期，中国和民主德国都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巨大敌视，对于这两个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莱展是打破西方封锁和禁运的重要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由于联邦德国和西欧国家长期没有承认新中国，因此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德关系主要在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展开。对中共来说，如何在海外，尤其是发达的西欧和欧洲其他地区构建和传播中国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和民间关系，是其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而由于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线，地理和文化与西欧最为接近，因此在西欧构建和传播中国形象，民主德国这一渠道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50年代初的中国和民主德国同时遭到了西方的贸易封锁。与此同时，莱比锡博览会也遇到了巨大困难。先是1950年2月7日联邦德国政府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决定不再允许钢铁物资向民主德国出口⑤。紧接着，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西方阵营其他国家先后加强了对新中国的贸易禁运⑥。而由于被禁运的钢铁物资是两德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禁运措施也使两德贸易大受影响⑦。在东西方禁运的情况下，很多前来参展的联邦德国和西方公司受到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巨大压力，被称为“共产党的财源及其瓦解西方的工具”⑧。此外，来自世界其他城市的竞争，也让莱比锡博览会越发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商人中失去影响力。例如，很多传统在莱展展出的联邦德国机床制造企业更重视汉诺威或巴黎博览会⑨。

在这一期间到过民主德国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遭受了二战的极大破坏，但民主德国公民仍普遍“组织性好、纪律好、效率高”，并且极其遵守公共秩序。民主德国城市也是“交通极便”的“现代化的城市”。⑩民主德国人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优于我国”，“文化水平高，文化娱乐生活充实”(11)。而民主德国对中国的观感却比较复杂。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民主德国社会公众对新中国有一种新鲜感。在民主德国建国后初期，其国内的书籍、电影和各种活动中已经有很多关于新中国的积极和正面描述。中国被视作与民主德国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捍卫世界和平的伙伴。(12)另一方面，此时有相当多的民主德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识仍较为陈旧。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愚昧落后的代表，中国人仍是留着辫子、抽着鸦片的形象。就连莱比锡大学的著名汉学家也仍用1949年之前的观念来观察和与中国交往。(13)而部分欧洲人认为中餐就是吃耗子和蛇的(14)。这也说明了在民主德国宣传新中国的迫切性。

负责筹办展览的民主德国莱比锡博览会办公室曾在1949年12月13日向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参展的邀请，并强调莱展是“东西方货物交流的重要场所”(15)。而主要由于资金和人力紧张，中国政府决定不派团参加1950年春天的莱展。对此，莱展办公室感到非常遗憾，但仍极力邀请中方参加，它甚至计划通过在中国刊登广告来扩大莱展的影响。(16)德方之所以如此积极地邀请中国参展，主要在于希望展示民主德国在中国与西欧贸易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它希望借此打破西方的贸易封锁并在德国政策上获利。

1950年10月10日，中国同民主德国签订了《货物交换及付款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向民主德国输出食品、丝绸、各种金属和矿物原料等，而德方则向中国出口各种工业设备和器材。(17)此协定的签署，不仅提升了双边关系，也使得以货物展示和交易为主题的莱展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时的民主德国对中国外贸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在中国遭受西方封锁禁运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帮助中国推销出口物资，并协助中方向外采购物资的工作(18)。10月27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参加1951年春的莱比锡博览会。此时中央认为，莱展“不但有极大国际意义，并可观摩、比较全欧商品，为大宗采购及推销之好机会”。中央最初认为，代表团人数不宜过多，10人左右即可，但需懂外国人及贸易与工业技术。(19)

此后，民主德国曾专门致信请中方决定参展的展品范围和规模(20)。对于第一次参加多边国际博览会的新中国来说，这些工作并不简单。12月1日，中央贸易部约请军委、文委、外交以及交通、纺织、水利、邮电、轻重工业和农林业等14个部门举行会谈，并成立了博览会筹备委员会，与会各部门派出专人参加。筹委会还设立了秘书处，所有事务由中央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负责。(21)

筹委会正式成立后，下一个需要完成的工作是对参展和布展计划进行设计和加工，并收集展品。德方表示会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使中国的第一次参展获得成功”(22)。他们建议中国的展览除了展出本国的特产品，还应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政治、文化及生产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具体而言，德方希望中方着重展览具有国际贸易意义的货物，如大豆、玉米、米、锡、锑矿、丝绸、茶叶和烟草等，以表示新中国在世界经济上有其重要意义。在政治部分，最好用图表表示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发展及计划、中国物产分布、中国进出口统计和中国对外贸易方针、贸易公司和贸易法规等。同时，各种展览品必须有美丽之样本及外文说明书图样，以便参观展览者研究。(23)

对此，中方在进行内部探讨后将展览内容分为三部分：(1)新中国全貌。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政治、文化及工人、青年和抗美援朝运动展品的照片与图表等。(2)经济建设情况。包括轻重、纺织工业、交通运输、农林水牧以及对内对外贸易与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展品亦以图片为主，必要时陈列少许实物。(3)出口特产品。凡是可供出口的主要特产品，包括粮食、大豆、油脂、皮毛、茶叶、矿砂、丝绸、特种工业品及各种土产品皆进行陈列。以实物为主，附加照片、统计图表及产品介绍说明。中国展区面积需要700平方米至800平方米。(24)此次中方参展的主要目的，“除了促进与东欧各国之贸易关系，并表现我国在解放后取得的辉煌进步，及我们保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伟大力量”(25)。而担任莱展中国工作团团长的，是具有丰富财贸经验的贸易部国际贸易司副司长贾石。

鉴于新中国在1950年10月至年底曾在莫斯科举办过“中国艺术展”，并在赴苏展出前，事先在国内进行了预展(26)。因此，1951年1月21日至22日，即将赴德的展品首先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了预展。中央各机关首长、专家与外国使节以及中央机关部分干部受邀前来参观。两天之内就吸引9000余人前来参观。周恩来及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曾多次亲自前来审查展品，除了召集有关部门会商展品内容，还就展览的原则作了指示。周恩来指出，展品要能表现出中国的“地大物博、富丽堂皇”。(27)预展结束后，筹备委员会根据各方面所提意见对展出计划进行了修改，之后将所有展品装箱出国(28)。

从第一次筹备会议到预展，总共不过50天。贸易部在这相对短促的时间内，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物产，总数达万种以上，其中包括实物7125种，图片3690幅。有各地收集而来的经济建设图片，以及能反映中国“地大物博、国内工业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创造性”的工农业产品等。例如在农业产品中包括大豆、花生、大米和蛋品等，轻工业品包括日用百货、橡胶制品、精密仪器、冶金工业产品，手工艺制品则包括牙刷、景泰蓝、丝绸、各种糖和毛织品等，矿产品中包括锑矿、云母、石棉以及稀有的钼矿石等。(29)

中国参展的所有展品于2月19日到达了莱比锡(30)。中国展区位于2楼，占地面积约为1500平方米。楼下有喷泉，因此布置显得富丽堂皇。民主德国派了维特库格尔(Klaus Wittkugel)和泽尔曼拉季奇(Selman Selmanagic)等工艺设计师来帮助设计和布置展区。(31)然而，中方对这些民主德国专家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十分不满。在民主德国专家的指挥下，中国展区被设计成了中日混合风格。而中方则要求以纯中国风格元素取代这种混搭风格。最后，莱比锡展览办公室(Messeamt)以重新设计耗时耗力为由，拒绝了中方的建议。(32)尽管如此，这一争论还是体现了中国在第一次参加多边国际博览会时对民族主义特征的追求。另外，由于中国实际上与西方多个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因此中国代表团抵达前，德方专门派了一名便衣警察和三名刑警负责保护中国展区的安全，并指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随时与中方就突发事件保持联系(33)。

1951年春的莱比锡博览会于3月4日至11日举行。观众包括学生、工人、市民和2.5万外国人。每天平均有8万人参观莱展。(34)莱展分为商品博览会和工业博览会两部分。其中商品博览会在市内，而工业博览会则被安排在市郊的博览会区。在工业博览会的10个展览馆中，苏联被单独安排在第5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皆被安排在第10馆。中国展区在第10馆的正中位置。右侧为波兰，左侧为匈牙利，后为捷克。在这些国家里，捷克展区为1700平方米，波兰和匈牙利展区均为1368平方米。(35)可以看出，中方此时参展的规模其实并不大。而英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及瑞士等国皆在别馆。

第一次参展的中国展区，在莱展上引起了轰动。在莱展进行的9天时间里，共有40万人参观了中国展区(36)。中国展品中最受欢迎的是丝绸和手工业品。中国展团认为：“当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滚珠和化学仪器时，就知道中国已有了相当的工业水平。关于铁路的图片最受欢迎。”(37)整个展出中，共有60余家西欧企业前来洽谈对华贸易事务(38)。

中国代表团在参展后，已经看到了“博览会工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重要性”(39)，“关系国际宣传至大”(40)。但是，这样级别的展出及相关的筹备工作，对中国来说可谓是“毫无经验的新尝试”，“工作感到很费劲”。筹委会对于莱比锡博览会的实际情况完全不了解，性质和范围亦不明确。如参展的目的是群众宣传还是政治宣传，展览的重点是图片还是实物，以及展览内容在经济贸易和政治文化方面的比例应当如何分配等。由于这一系列问题最初不能确定，展览计划和设计也“一改再改”，但在布展上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实物的比重比较轻，实物中手工业成分太多、重轻工业成品模型缺乏，展览的方式着重了政治而轻视了商业宣传。展品中，一般出口制品多，特别鼓励向欧洲国家打开销路的产品少。很多应当突出的商品未能突出。其次，有很多完全可以展出的产品没有运出国参展。工业品展出太少，特别是轻工业品。例如轻工业品中的皮革、纸，日用品中的毛巾、牙刷、牙膏、肥皂、化妆品、钢笔、打火机等，食品中的水果、罐头、糖果、水产品等。工作团认为，实际上这些产品都是能代表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且大部分是超过其他兄弟国家的水平的。之所以没送到莱比锡，主要是由于国内有关负责人员“思想上存在自卑心，认为外国的一定要比我国的好”。(41)再次，筹委会和工作团发现，在运出国的展品中，除了重工业品、纺织工业品和茶叶外，其余展品质量都很差，甚至还不及国内商场的商品。例如，世界著名的中国瓷器此次因为数量太少、质量太差和形式不美而颇令内行观众失望。这“可能是在选择阶段，没有请国内专家提供意见所导致的”。有若干产品缺乏代表性、典型性。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和在民主德国生活的中国人都一致认为展品太少、太差了。此外，筹委会还发现，在莱展中，各国均把本民族的民间工艺品放在重要地位，中国展区却完全没有这一项。而中国的民间工艺品，例如民间印染、丝织物和陶器等都有极高的文化上的价值，“属于我国民族艺术重要组成部分”。(42)

另外，中方认为帮助设计展区和展品布置的民主德国设计师对于参展展品的外观设计、说明和介绍方面做得很不够。在预展时没有做出一件全面而系统的说明和介绍，单位名片上只有含混的标签，甚至有将说明弄错了的，并使参观者产生了错觉。在设计工作环节上，由于民主德国专家“不了解我国国情，也不接受意见”，展品的照片、实物、图表和说明等完全互不联系，割裂的陈列，不能给人以完整的概念、不能通过各种表现手段集中说明某些问题，不够系统化。工作团认为，“好多东西不知为什么要展览，就像杂货摊子”。(43)

筹委会认为，所有这些缺点都主要由于最初对莱展的性质不明确、工作缺乏经验、准备时间太短、负责机构不够健全等因素导致，“如临时拼凑，手忙脚乱来做，工作是不会做得很好的”。筹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由各机关临时调用。有些重要的工作，没有适当的干部配备。这也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行。(44)考虑到之后中国出国参展和其他国家来华布展的机会很多，筹委会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专门处理国际展览事务的机构，并聘请专家经常地设计研究对外展览和宣传工作。这个机构不仅是一个工作机关，也应该是一个权力机关。(45)这一建议，在出国展出及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后来也成为中央在1952年5月设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的因素之一。

此外，筹委会还认为，中央各部委应该经常注意收集本单位可向国外宣传的各种材料，以便随时提出，增强对外宣传的效力。筹备参展之初必须先彻底明确展览性质、目标和范围，再由一健全的组织作出详细的计划，按计划执行，不轻易更改，则可事半功倍。(46)

尽管出现了以上诸多问题，此次展览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不仅宣传了新中国的成就，还促进了中国与民主德国及欧洲的经济交往，增强了欧洲人对中国物产和出口商品情况的了解，并纠正了部分观众对中国的认识。民主德国人和其他参展的欧洲人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轻重工业产品以及技术水平。很多观众当场要求购买丝绸、花生和茶等，而前来与中方进行贸易事务商洽的各国工商企业有60余家，其中多数为西欧商人。民主德国观众表示：“中国有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而且又多又好”，“在争取德国统一与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我们有强大而且资源丰富的中国朋友，提高了我们完成新五年计划的信心”。一名民主德国学生表示：“在不久以前，多少人所知道的中国情形都还是马可波罗时代的记载。看过展览会，真使人羞愧。”而中方在博览会上所展示的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的图片，也让观众耳目一新。中方认为，此次展出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以及“欧洲人民过去只知道中国贫困落后，而这次展出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47)

中国首次参加莱展，更是极大支持了民主德国党和政府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有利于其打破贸易封锁，追求德国统一的斗争。在民主德国官方的叙述中，民主德国政府与坚持对中国禁运的美国和联邦德国政府不同，充分考虑到了全德经济界利益，并通过邀请中国参与莱展开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从而弥补了联邦德国企业界因为禁运而受到的损失。正如时任民主德国副总理的乌布利西所说：“一个统一而在内外贸易上不受美英法当局限制的德国，能拥有一个多么有利的经济地位啊!”(48)统社党也充分利用中国参展来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莱展开幕当天，统社党中央党报《新德意志报》对中国展区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莱比锡博览会，是为了尽可能深入和紧密地发展与民主德国和全德的贸易关系。”(49)中国展区被称作是莱展上仅次于苏联馆的最吸引人的展区之一(50)。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有401家展商参加了莱展。《新德意志报》在头版首要位置报道了中国出口公司专门设立情况介绍中心来与西欧和联邦德国进行贸易联系的信息。(51)很多联邦德国商人表示：“莱比锡博览会比西德的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博览会好”(52)。

此次莱展结束后，乌布利西致信中国展团团长贾石指出，来自西德的观众对中国展区的巨大兴趣，表明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同时，德方还表示，将1951年5月定为中德友好月，并举行相应的活动。(53)正是由于中国展区有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展出结束后，民主德国党政当局仍不希望这种影响迅速消退。6月底，乌布利西致信姬鹏飞，请求中方将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的工艺品继续在民主德国举办的“世界青年学生文艺节”(54)上亮相，“以便让全世界的青年都看到中国的展出”(55)。于是，在德方的建议下，在莱比锡已经展出过的图片和电影等再次在柏林进行了展出。德方对组织工作也高度重视，民主德国工会、共青团和统社党中央国际联络部等机构共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56)。中德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此次文艺节上的展出，是一次主要以西方观众和访客为目标的公共外交活动，并取得了重要影响(57)。

1952年，东西方禁运与反禁运、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为了打破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禁运，1952年4月，苏联主持召开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包括中国和民主德国在内的东西方49个国家参加该会。会上，中国与西方民间企业签订了大批贸易合同。其中，与联邦德国企业签订了1.5亿卢布的贸易协议(58)，用中国的农产品交换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品(59)。同年9月中旬，对东西方贸易进行管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设立了“巴统”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CHINCOM)。该委员会制定的对华贸易禁运清单共计295种物资，其贸易管制水平明显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要严(60)。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1952年的莱展于9月7日开幕，17日闭幕。此次莱展的规模为战后最大。民主德国官方认为，1952年的莱比锡博览会是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国际贸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莱展继续莫斯科经济会议的工作，能够打破美国对国际贸易的封锁，并显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61)

而中国也再次参加了莱展。此次展览中，中国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全面负责展览的事务。德方的正式邀请函8月14日才由格罗提渥总理发出(62)，而早在6月23日，贸促会主席南汉辰就亲自组织召开了筹委会会议。中财委、重工业部、外交部、文化部、交通部、轻工业部、卫生部等都派人参加。中央各大公司，例如中畜公司、中茶公司、中油公司等也都派人与会。(63)与会的中财委副秘书长周荣鑫指出，这次展出的机器要多一点，规模要大，至少不能比印、巴展览会(64)的差。重工业部机械工业局要多出一些人。零件也要选择好一点的。南汉辰也认为，我们现在采用“大”“多”“精”的原则征集展品，尤其是机器展出品要改变欧洲人民对我们的观念。(65)

同时，中国对于莱展的性质、展品的选择以及展览的方针也更加明确。规定实物展出以重工业展品为主，并且力求达到下列政治效果：(1)展现中国在政治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2)展示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强大；(3)促进中国与民主德国及西欧间的贸易关系。贸促会规定，需要在8月5日前完成对莱展展品的征集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展品征集工作。(66)在展品运输过程中，苏联铁路运输部门提供了帮助，从而使得中国展品能如期抵德，中国馆展出能够如期开始(67)。

与1951年不同，1952年莱展时中国在单独的展馆展出。展出的面积也大幅扩大到了5000平方米，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个独立综合展览馆。中国馆的设施堪称宏伟。馆前立着红底金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棱柱，两旁红旗飘扬。馆前正中挂着4米大的国徽。走廊上挂着29盏大红纱笼。走廊路上还挂着“反映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大幅照片”。一进正门，毛泽东、斯大林、皮克(民主德国总统)的三幅大相片映入眼帘。相片两旁是毛泽东指示中国工人阶级任务的语录。正中是绿色织锦缎，加以金黄色的圆柱及大红宫灯，颇富中国宫殿式建筑的民族色彩。序幕两旁是反映农业丰收与近代化及工业建设、水利工程的两幅巨幅照片。下面结合着两幅大标语。馆左面陈列着数十台各种工作母机与精密工具仪表。表演的机器有细沙机、车床与万能磨床等。馆右面陈列的是电器和化工商品等。最右边是五彩缤纷的丝绸台、毛绒台及粮食台与茶叶台等。墙四周则用大玻璃柜陈列了各种日用品、书籍、文具及特种手工制品等。(68)

中方从1951年的参展经验中得知，当地民众对中国商品有着巨大的兴趣；很多观众也要求中国将展品出售，并且准许预定展品，因此，除留下极少数给驻德使馆商务参展处做样品陈列用外，中方将价值80万卢布的652种商品通过民主德国贸易部交给了国营商店销售，并因此轰动了整个莱比锡城。由于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因此莱比锡市民往往天没亮就去商店门口站队等候，甚至挤破了玻璃和门窗。这迫使当地政府加派警察维持秩序。几天内商品就被抢购一空，特别是丝织品和香烟。最后几天每人站队数小时才能买到五支香烟。民主德国一位国营公司经理认为：“中国经历了十余年战争和抗美援朝任务，但却在民用工业方面有这样多品质非常精美的产品，这简直是奇迹。”除了少量产品尺寸太小或花样色彩不合民主德国人口味外，他们一般对中国商品质量之高、售价之低感到惊奇。(69)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中国产品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于民主德国忽视轻工业发展，当时该国生活消费品短缺。

此外，中国展团还别出心裁，在莱比锡的宝莱纳(Paulaner)餐厅向观众和当地民众供应中餐。结果中餐供不应求，每天要卖出400多份客饭。中餐的菜价一般很便宜，口味也尽量贴近欧洲人的口味，从而博得了一致的好评。很多民主德国人几乎每天每餐都去吃。而中餐也吸引了很多民主德国厨师前来学习如何烹饪。他们在品尝中餐时，不仅改变了认为中国人吃耗子、蛇等东西的错误认识，还发现中国厨师工作态度好，不收小费。13日晚，莱比锡大餐厅举办了盛大的中国餐宴会，招待了当地党政机关、苏联驻军当局、博览会负责人、各兄弟国家馆人员、工商业代表、社会名流和协助中国馆展出者共230人。来宾总数甚至超过所发请帖70余人。(70)

这次莱展，同时也是新中国的出版物首次参加国际性展览。由于全世界此时对新中国的了解很少，因此有关新中国的书籍非常吸引观众的注意。莱展期间，中国出版物除了部分在馆内展览，还有一部分被抽调给民主德国国际书店主持的书籍展览。尽管“书籍太少、印刷太坏、且缺乏代表性”，但由于展览中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来自英法荷奥等国的书商，因此通过这次展览，新中国与东西方出版界人士取得了联系，尤其是“西欧出版界的进步人士”，通过这些人打开了中国书籍分销西欧和中南美洲的途径。(71)

展会期间，中方非常重视对外宣传联络活动。在莱展会场大量散发了4种宣传品。其中包括7万份中国馆的介绍，新中国出版物1万份，南汉辰在国际经济会议上的报告1万份，以及3000份机器样本。此外，外文出版社赠送的7000册中文和外文书籍及《人民画报》与《经济建设》杂志1200份。中国代表团还3次招待了联邦德国工人代表团，共计80人，介绍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并赠送专刊、杂志与邮票纪念册等，以“教育西德工人”。(72)

与此同时，中国馆还多次召开记者招待会。8日晚在馆中毛泽东像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到场记者约80人。包括民主德国、法共和意共的记者，也有来自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记者。记者会前，中国展团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陈明(此时已借调贸促会)率领记者参观了中国馆，并在会上介绍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指出“凡是希望在平等与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73)

在商品展示和政治宣传之外，中国还利用机会向欧洲国家展示了自己的新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例如在这届莱展上，中国还主动就郝建秀工作法(74)进行了表演，这吸引了莱比锡纺织厂模范女工来中国馆参观学习中国的接头法，并拍摄了中国工人的操作。另一纱布厂还主动邀请中国工人前往参观，并表示将召集全德纱厂女劳模来学习这一方法。(75)

莫斯科经济会议后，与中国进行经贸活动已经备受西欧商界关注。中国的再度参展，为莱展吸引了更多观众。其中民主德国的观众即达47.5万人，而从西方国家和联邦德国来的观众也比1951年多，约七八万人，其中主要为私人企业代表。1952年莱展期间的商务活动也非常活跃，中国商务代表广泛邀请西欧厂商参观，并签订了400多万美元的进出口合同。所签订的合同金额大为增加，超过了1951年博览会进出口总额。很多西欧厂商在莱展结束后在柏林与有关方面继续进行着贸易谈判。(76)还有不少西欧商家邀中国去西欧展览(77)。

中国馆的精心准备和大幅投入，赢得了各方好评。参观了中国馆的皮克总统赞扬了中国在工业化上的巨大进步：“去年我们仍然只能看到丝织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展出，而今年我们发现中国机械工业的巨大进步。”(78)参展观众表示：“看了中国馆后改变了过去视中国为落后农业国的看法。”很多联邦德国商人表示：“德国及其经济的未来在东方。”(79)莱展也逐渐成为中国与联邦德国进行贸易问题协商的重要平台。

对于中国大规模参加莱展，西方媒体的反应和报道是矛盾的。一方面，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1952年扩大展出的中国代表团接触，西方与社会主义阵营扩大贸易的兴趣进一步加强。例如联邦德国出版的《韦斯报》指出：“中国在莱比锡展出的工作母机、纺织机器等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品质和性能。”(80)有英国观众(私有企业商人)认为：“从这些美好的展品当中，人们可以看到加强中英间贸易关系对英国人民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我将尽力发展中英贸易。”还有西欧观众认为：“中国丰富的资源与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提供了与其他国家扩大贸易的无限可能”，“在朝鲜的西方士兵若能看到这展览，他们就会自动放下武器。希望你们把这展览会办到美国去一次”。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馆在展览会中面积之大，展品范围之广，使大多数观众都吃了一惊。”美国也有媒体指出：“莱比锡博览会证明共产党集团的经济自给力加强了，西方很多人对铁幕后的工业潜力与那里所进行的会展估计太低。来自俄国与中国的竞争很快会成为世界市场上的真正因素。”(81)同时，还有报刊对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发表了积极的评论。联邦德国《纽伦堡新闻报》指出：“与中国做生意就是在与一个将整个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国家进行贸易。正是如此，中国经济能抵御各种危机。”(82)

但另一方面，主要出于政治和禁运考虑，西方国家仍然贬低莱展的意义并诋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潜力。在西柏林出版的美国报纸《新报》认为：与社会主义国家“无自由贸易的可能，中国和苏联的展览会特富宣传性”，“宣传资料中所指的人民企业所产的发明品，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必需品而已”。西柏林的《柏林晚报》对莱展评论更为苛刻，指出：“苏联等国家自供货物尚且不够，当然不能期望其能将消费品输至西方国家。过去展品丰富的莱比锡博览会，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陈列窗了，产品多是不出售者。”然而，这些公开的指责和攻击并未有损莱展影响的扩大。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也承认：“这次莱展的规模是18个月(从上次莱展至今)以来空前的，今年的莱展更具有商业性。”(83)

中国代表团认为，通过这些反应反倒可以看出此次展出的“政治影响很大”，“达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改变了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的旧有看法，进一步增加了中德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促进了中国与民主德国及西欧间的贸易关系，“整个展览会就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示威，这对美帝战争集团是一个有效的打击”。中方将西欧商人称作“美帝仆从国家的商人们”，认为其“急于想与中国做生意，以解救其自身的危机。这对于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打破美帝的经济封锁是有裨益的”。(84)

1953年，社会主义阵营内外局势复杂。从年初开始，斯大林逝世、朝鲜战争结束以及民主德国爆发“6·17”事件等都给中德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既带来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6月17日，民主德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逃往联邦德国的人数猛增。最后通过苏联的干预，才平息了这场风波。“6·17”事件后，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对民主德国进行了严厉的封锁和禁运。在民主德国执政党统社党面临“6·17”事件冲击的危急时刻，中国向其提供了大笔援助。双方于8月8日在北京签订了1953年补充货物交换协定。周恩来还致信格罗提渥表示：“为了帮助我们的民主德国兄弟战胜暂时的困难，我们向民主德国提供所需的5千万卢布的物资。中方将按时交付物资，满足德国人民的需求。”他甚至指出，援助民主德国“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只不过我们的帮助还太少。这是因为目前中国还有许多困难，因此不能以更大的援助帮助你们”。(85)

在对德援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对莱展的投入，不仅继续参展，还提升了参展规模和级别。

首先是增派政府代表团赴德参展。前两届的展会上，尽管德方都提出了邀请，但中国却均只派出了行政级别较低的专业工作团。这与过去几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除进行展览工作外，都派了政府代表团前往参观是不同的，而“估计今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会派团前往”。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于6月9日致信周恩来：“应同意德方的邀请，并派出一部长和一司局长与中国赴德展览会工作团团长组成政府代表团前往参观。”周恩来在读到此份信后以批示肯定了莱展的重要性。他认为：“莱比锡博览会有数千年历史，规模很大，是世界性的”，至于“中国政府代表团是否应邀参加，需要与国内有关部门商讨后才能做出决定”。(86)最后，中国还是决定派政府代表团前往参观。但赴德政府代表团团长人选的确定颇费了一番周折。外交部最初计划是由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率团参加8月30日的莱展开幕式。而贾拓夫等此行的目的，还包括谈判和签订中德科学与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出席10月7日的民主德国国庆庆典。(87)但随后由于贾拓夫表示难以抽身前往，只能以驻德大使姬鹏飞为团长。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给周恩来写信，认为若由姬鹏飞任团长，则势必减轻从国内派代表出国的意义。同时，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人俊本来就担任中德科学技术合作联合会中国组主席，如到民主德国为团员恐怕会引起德方误会。因此，建议以李人俊为团长，吸收姬鹏飞和张光斗等驻德外交使团官员组成中国政府赴德代表团。(88)最后经过协商，外交部在8月20日致信驻德使馆，决定由李人俊率政府特派代表团前往，而姬鹏飞到时则将以大使身份前往参观(89)。两天后，周恩来致信格罗提渥，亲自告知了中共的这个决定(90)。

其次是在展品上也有所增加。7月底，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写信给周恩来，指出除了将参加了莫斯科博览会展览的全部工农业产品运往民主德国外，中国在莱展上还应该加强中国与民主德国友好的宣传，增加图书出版展览。因为民主德国已一再要求中国派图书商店参加。此外，还需另补充机器一批。同时，还应该满足民主德国所提出的要求，扩大轻纺日用品在展出期间的出售数量至200万马克，并由外贸部出口局选派干部负责运送和交货等事务，随中国参展团出国。他还建议，中国国内首长就推广中国物资写一段专门的宣传文字。(91)从后来的实践看，李哲人的建议被采纳，成为中国参加1953年莱展的重要内容。

为了贯彻中央对参加莱展所提出的上述新要求，并改正1952年展出时的缺点，贸促会在1953年展出的方针和任务中补充了几点新的内容：(1)用统计图表将三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表现出来，以增加中国馆展出的实在性。并将1950年至1952年的数据与新中国成立前的有关数据作比较，同时再与五年计划的前几年作比较，并重点突出主要生产资料的增长。(2)通过增加中译德文著作和各种友好图片来加强对中德友好关系的宣传。(3)重点突出这一年来的中国新产品及轻重工业在技术方面的提高。(4)宣传一年来中国在打开东西方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与成就，以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华贸易。(92)

1953年的莱比锡博览会于8月30日至9月9日举行。其规模是战后最大的一次，展出面积达7.5万平方米。统社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马特恩在莱展开幕当晚的传统集会上发表了有关民主德国和苏联对解决德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看法的讲话，并批评了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制度。(93)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团长李人俊参加了展览的开幕式和典礼。而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写作的《从中国对外贸易看莱比锡博览会》一文，“对德国政府予以政治支持，影响很大”，“德官方对此表示满意”。(94)

1953年中国馆的具体展出仍由贸促会负责，由驻德外交使团商务参赞张光斗担任中国参加莱展工作团的团长，贸促会的卢吉茵担任秘书长(95)。在最后确定的展品中，包括了很多新的工业产品，如摩托脚踏车、龙门刨床及万能手术床等。同时也配合着工人的现场操作来进行展出。展览开始后的第一天，就有数万名观众参观了中国馆和苏联馆。1953年联邦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参展人数比1952年大为增加。来自英法意等西欧国家的展商总数由1952年的150家增至487家。而联邦德国则有621家展商，比1952年增加135家。(96)1953年参加莱展的人数创造了新的纪录，共有38个国家，11.6万名商业代表出席了此次展出(97)。

在汉堡的“东方贸易协会”所开设的展馆中，由20家对与中国进行贸易感兴趣的联邦德国企业专门组成了“中国组”。其中不仅有汉堡的企业，还有来自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等地的企业。前来出席该馆开幕式的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主席迪克曼特别称赞了这一举动。参加莱展的很多德国企业都对联邦德国阿登纳政府在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经贸交往中设置的障碍感到不满，并指出，与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对其自身的存在至关重要。(98)在“东方贸易协会”看来，“莱展已经成为了西方经济界通往东方的一扇大门”，“我们不能再坐等好处从天而降，而应该自己去达成贸易协定，然后尽力使联邦德国政府批准这些协定”(99)。

在展会上，包括中国和民主德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签订了大量的贸易合同。其中中国进出口公司柏林代表处(100)与西方商人广泛接触，与联邦德国和英法意等西方国家签订了23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较1952年大增。中方认为：“莱展在促进东西方贸易和维护世界和平上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强大吸引力，许多西方商人都以参加中国馆的商界人士招待会为荣。此外，价值240万马克的中国货物在莱比锡城内各大国营商店销售，其中香烟和丝绸等大受欢迎，购买商品的民主德国人普遍认为1953年商品的质量比1952年的好。(101)

对于主办国民主德国来说，东西方贸易的增长对于其打破“6·17”事件后的西方封锁具有重要意义。到1953年底，联邦德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仍仅有1/10是直接来自中国(102)。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渠道就是民主德国以及在民主德国主办的莱展上与中方的接触。联邦德国商人对于与东方进行贸易的诉求，使得联邦德国政府与经济界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最终，联邦德国政府在1953年的莱展后逐渐放松了对东西德贸易的限制。联邦德国经济部也认为：“莱比锡博览会在逐渐恢复其在东西方贸易中的世界影响。”(103)

与前两年一样，在民主德国的各种官方新闻报道中，中国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都排在仅次于苏联的第二位(104)。乌布利西也参观了中国馆，并观看了中国新造机械设备的实际运行(105)。《新德意志报》记者参观中国馆后这样描述：“可口的罐头、瓶装糖橘、咖喱鸡肉和美酒等让人食欲大增，还有裹着银纸用贵重烟草制成的香烟及瓷器。外观优美的皮革制品、皮包和皮鞋等让女性观众心醉神迷。中国的丝织衣物及长袍色彩美轮美奂。别具特色的女性毛衣、儿童外套以及用针织的精细丝织物展示了中国纺织工业产品的优美华丽。”“中国用从民主德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机器生产出了优美的产品。明年中国将成为民主德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06)

中国工作团认为：“这次展出基本上取得了预期的政治效果。”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参加莱比锡博览会的意义将越来越大。民主德国对中国的希望也越殷切，不参加势不可能，且日后该早作准备。此外，对在展品布置和设计方面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工作团也予以提出。(107)对于这些建议，外交部办公厅都予以接受(108)。这之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中方又多次出现在莱比锡的展台上。莱比锡博览会成为中国进行政治展示及发展经贸文化关系的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国际平台。

东西方冷战是一场人心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如何在国际上塑造自身形象并以此影响对象国的公众显得至关重要。莱比锡博览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多边性质的国际博览会，也是新中国在民主德国和欧洲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开端，对1949年后的中德及中欧交流来说，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高层将莱展视作是在欧洲和国际上展示自身的“世界性”舞台。中国参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莱展展现新中国建设的成就，改变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旧有认识，在民主德国和欧洲塑造“地大物博、富丽堂皇”的中国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打破西方贸易封锁，促进中德及中欧官方及民间贸易，发展中德和中欧关系，以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当时的中国看来，所有上述目标的实现，都基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与团结。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参展所体现的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莱展过程中，中方一直强调工农业展品及展区设计中的“中国特征”的重要性，为此甚至不惜和德方发生了争论。

对外宣传是一个国家进行自我形象建构的过程(109)。而对于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在参加莱展的过程中，投入巨大且存在着不少缺陷，但中国通过努力还是部分实现了上述目标。在参加莱展的内部组织过程中，无论是在参展方针的制定，还是在展品和代表团的选择上，周恩来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之下，贸促会、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和其他中央地方部门及各产业协同合作，从最初的问题重重到最后取得重要影响，逐渐为新中国摸索出了一套在国外，尤其是在发达的欧洲地区展出并进行公共外交的路子。

50年代初期，新中国对欧公共外交在不断地改进和调整。其间，中国参加莱展这样的多边国际博览会的对外展出技能从无到有，在参加莱展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专门组织负责对外展出机构的出现(贸促会)、参展展出物品结构的调整(重工业展品始终处于最重要位置，但轻工业及手工业展品逐渐受到重视，图书展出的出现以及越发重视民族工业品的展出)、参展规模的变化(从最初只派展览工作团到政府代表团的派出)、展台设计的调整(从展区到建立独立展馆)、从静态的展品展出到会场活动的多元化和走出展馆(包括宣传手册的发放、举办记者招待会、出售中餐并在商场出售商品)等几个方面。通过参加50年代初期的莱展，中国参展的政治性愈发突出、专业能力也大幅提升。

中国通过参加莱展，使欧洲对中国的观感和印象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不再将中国视作愚昧落后及保守的国度。中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轻工业产品、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工业化、连同中国正在形成的计划经济制度和中餐的美味一起，引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强烈兴趣。这也对西方的贸易禁运造成了巨大冲击，东西方正常贸易和交往的呼声越发高涨。中国也因此建立和扩大了与联邦德国和西欧非官方的贸易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人对中国工业发展认识的增加，并非促使他们购买中国工业产品，而是使其认识到中国对于工业设备的巨大兴趣及进口需求。从50年代中德贸易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德贸易仍然是以中国出口农产品、矿物、原材料和轻手工业品，而从德国进口重型机器、设备和工业仪器等为主。

社会主义阵营的协同合作，对于中国在莱展上的展出成功至关重要。苏联(运输方面)和民主德国都对初次赴欧参展的中国予以了帮助。尤其是后者，在这几年的莱展期间，中国展团得到的报道，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上都仅次于苏联。与此同时，作为主办国的民主德国还通过提供展品选择、展台设计、帮助中国产品销售等为中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对莱展主办国民主德国来说，中国参展极大有利于其德国政策，使统社党在德国民众，尤其是在商界中获得了很多支持。而中国和民主德国一起反对贸易禁运，使得联邦德国政府最终不得不逐渐重新认可了莱展的重要性，并放松了对东西方贸易的管制。这和中国在莱展上所体现出的巨大政治和经济潜力一起，使得统社党高层逐渐将中国视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第二根支柱”(110)。中国参展及其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对民主德国越发重要。

注释：

①Mark Leonard,Public Diplomacy,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2,pp.1-9.

②代表性文章有：杨洁勉：《中国公共外交的缘起、挑战和对策》，《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秋季号，总第15期；王义桅：《中国公共外交的三重考验》，《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秋季号，总第7期；王红续：《周恩来的公共外交实践与思想》，《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夏季号，总第6期；宋黎磊、卞清：《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特征与实践——基于外交部欧洲司官方微博的案例分析》，《欧洲研究》2014年第4期；Yiwei Wang,“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6,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March,2008),pp.257-273.

③Gyrgy Peteri,“Sites of Convergence: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at International Fairs Abroad and at Hom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47(1),2012,pp.3-12.

④这些研究包括：Joachim Krüger(ed.),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Münste:LIT Verlag,2002; Werner Meiner,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Politik—Wirtschaft—Kultur,Eine Quellensammlung,Berlin:Akademie Verlag,1995; Claudie Gardet,Les relations de la Re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et de la Republique democratique allemande 1949-1989,Bern:Peter Lang AG,2000; Martina Wobst,Die Kultur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VR China 1949-1990,Münster:LIT Verlag,2004；葛君：《试论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早期贸易关系(1950-1955)》，《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⑤Presserklrung,7.2.1950,Bundesarchiv,B 102/108251.

⑥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中华书局，2005年，第283页。

⑦Karsten Rudolph,Jana Wüstenhagen, Politik Kleine Begegnungen:Die Leipziger Messe im Ost West Konflikt,Berlin:Vorwrts Buch,2006,p.38.

⑧Karten Rudolph,Jana Wüstenhagen,Die Leipziger Messe im Ost West Konflikt,p.40.

⑨Karten Rudolph,Jana Wüstenhagen,Die Leipziger Messe im Ost West Konflikt,p.40.

⑩华民：《在柏林的日子》，《世界知识》1955年第9期。

(11)参见新中国驻德使馆第一批官员、政务和文化参赞李欣的回忆。李欣：《在柏林的日子：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下)，《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第5期。

(12)Martina Wobst,Die Kultur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VRC,pp.28-30.

(13)李欣：《在柏林的日子：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下)，《福建党史月刊》1994年第5期。

(14)《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15)Telegram from Leipziger Messeamt to Council of central democratic government of PRC,13.12.1949,Staatsarchiv Leipzig,21000/1282.

(16)Brief von Prpper an Makower,8.9.1950,Staatsarchiv Leipzig,21000/1282.

(17)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Abkommen über Warenaustausch und Zahlungsverkehr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C,10.10.1950,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SAPMO-BArch),DY 30 JIV/2/2/93.

(18)《徐雪寒致柯尼希信》(1953年3月19日)，Bundesarchiv，DL 2/1471.

(19)《德国国际博览会情形》(1951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20)Brief von Grotewohl an Tschu Enlai,29.11.1950,Bundesarchiv,DC 20/15863.

(21)《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22)Auszug aus der Aktennotiz Besprechung mit Minister Ziller,Ministerium für Maschinenbau am 5.12.1950,Staatsarchiv Leipzig,21000/1282.

(23)《德国国际博览会情形》(1951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24)《我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品情况》(1951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Brief von Türpe an Handke,18.12.1950,Bundesarchiv,DC 20/614.

(25)《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览品内容》(1951年1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26)赖荣幸：《新中国第一次中国艺术海外展的模式与意义——1950年苏联“中国艺术展”》，《美术研究》2014年第2期。

(27)《参加莱比锡、布拉格博览会的总结》(1951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28)《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29)《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30)《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31)《参加莱比锡、布拉格博览会的总结》(1951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Das freie China auf der Messe,4.3.1951,Neues Deutschland.

(32)Niederschrift über die Besprechung am 13.2.1951 in der Diplomatischen Missio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Staatsarchiv Leipzig,21000/1282.

(33)Unterredung mit dem chinesischen Botschaftsrat Djing Lin,am 5.2.1951,Staatsarchiv Leipzig,21000/1282.

(34)《参加莱比锡、布拉格博览会的总结》(1951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35)《德国国际博览会情形》(1951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36)《四十万人争看中国馆——莱比锡博览会纪事》，《世界知识》1951年第18期。

(37)《参加莱比锡、布拉格博览会的总结》(1951年8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38)《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39)《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0)《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1)《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2)《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3)《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4)《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5)《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6)《中国参加德、捷国际博览会筹备工作总结》(1951年4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7)《出国工作报告》(1951年10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54-01(1)。

(48)Ausstellung der Sowjetunion bedeutendster Anziehungspunkt,4.3.1951,Neues Deutschland; Die Groen Zukunftsmglichkeiten eines einigen und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4.3.1951,Neues Deutschland.

(49)Die Leipziger Messe 1951,4.3.1951.Neues Deutschland.

(50)Das freie China auf der Messe,4.3.1951,Neues Deutschland.

(51)Heute  der Leipziger Frühjahrsmesse 1951,4.3.1951.Neues Deutschland.

(52) 9000 auf der Messe,7.3.1951.Neues Deutschland.

(53)Brief von Ulbricht an Kia Shih,29.3.1951,Bundesarchiv,DC 20/3881.

(54)1951年8月，民主德国在柏林举办了“第3届世界青年学生文艺节”，该活动的主旨是“表达与亚非拉人民的团结”。参见：Martina Wobst,Die Kultur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VRC,p.34.

(55)Brief von Ulbricht an Tschi Pengfei,29.6.1951,Bundesarchiv,DC 20/3881.

(56)Martina Wobst,Die Kulturbeziehung zwischen der DDR und VRC 1949-1990,p.30.

(57)Nick Rutter,“The Western Wall,The Iron Curtain Recast in Midsummer”,in Patryk Babiracki and Kenyon Zimmer,Cold War Crossings: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Exchange across the Soviet bloc,1940s-1960s,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14,p.98.

(58)1952年7月底，联邦德国政府以对中国禁运和不同意货物通过民主德国中转的原因，正式否决了该项协议。参见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第162页。

(59)《我国与西德企业界签订贸易协议》，《人民日报》1952年7月12日。

(60)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第305-306页。

(61)Die besondere Bedeutung der Leipziger Messe 1952,7.9.1952,Neues Deutschland.

(62)Brief von Grotewohl an Zhou Enlai,14.8.1952,Bundesarchiv,DC 20/15863.

(63)《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苏保德展览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纪录》(1952年6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64)1952年1月至4月，中国曾经派展团参加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工业展览会。

(65)《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苏保德展览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纪录》(1952年6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66)《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苏保德展览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纪录》(1952年6月2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2年度莱比锡博览会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0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68)《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69)《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2年度莱比锡博览会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0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0)《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1)《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2)《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3)Presskonferenz der Delegatio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auf der Leipziger Messe,10.9.1952,Neues Deutschland；《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4)郝建秀是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细纱女工。她总结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细纱工作法，即“郝建秀工作法”，对全国纺织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重大作用。

(75)《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6)《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2年度莱比锡博览会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0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7)《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78)Rundfunk-Interview mit Prsident Wilhelm Pieck,10.9.1952,Neues Deutschland.

(79)Hunderte westdeutsche Gewerkschafter in Leipzig eingetroffen,9.9.1952,Neues Deutschland.

(80)《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81)《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2年度莱比锡博览会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0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82)Westdeutsche Pressstimmen zur Leipziger Messe,10.9.1952,Neues Deutschland.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1952年度莱比锡博览会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0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84)《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展览馆工作报告》(1952年9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197-01(1)。

(85)Schreiben des Ministerprsidenten Zhou Enlai an Ministerprsident Otto Grotewohl,11.8.1953,SAPMO—BArch,NL 90/477.

(86)《外交部致周恩来信》(1953年6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87)《伍修权致周恩来信》(1953年7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88)《伍修权致周恩来信》(1953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89)《外交部致驻德使馆信》(1953年8月2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90)Brief von Tschou Enlai an Grotewohl,22.8.1953,Bundesarchiv,DC 20/15863.

(91)《李哲人致周恩来信》(1953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92)《1953年参加莱比锡博览会展出的方针任务》(1953年5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93) in der Messestadt,1.9.1953,Neues Deutschland.

(94)《参加1953年莱比锡博览会工作团总结报告》(1953年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95)《李哲人致周恩来信》(1953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96)《参加1953年莱比锡博览会工作团总结报告》(1953年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97)Rekordbesuch auf der Technischen Messe,16.9.1952,Neues Deutschland.

(98)Erste Kaufabschlüsse in Leipzig,1.9.1953,Neues Deutschland.

(99)Gesellschaft für Osthandel zur Leipziger Messe,2.9.1953,Neues Deutschland.

(100)该机构于1952年4月莫斯科经济会议后设立，负责与西欧国家民间企业签订贸易订单。

(101)《参加1953年莱比锡博览会工作团总结报告》(1953年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102)王红续：《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贸易活动与成就》，《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03)Kurzprotokoll der Besprechung über Messefragen am 1.10.1954,Bundesarchiv,B 102/108178.

(104)Empfang  Messedelegationen durch Minister Kurt Gregor,1.9.1953,Neues Deutschland.

(105)Hochentwickelte Technik auf 75000 qm Ausstellungsflche,Neues Deutschland,1.9.1953.

(106)China Pavillon:Ein Bild vom Machtvollen Aufstieg des 500 Millionenvolkes,3.9.1953,Neues Deutschland.

(107)《参加1953年莱比锡博览会工作团总结报告》(1953年12月2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108)《外交部办公厅信函》(1953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9-00275-01(1)。

(109)Andrew L.Yarrow,“Selling a New Vision of America to the World:Changing Messages in Early U.S.Cold War Print Propaganda”,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11:4(Fall 2009).

(110)Siegfried Bock,“Der Freudschaftsvertrag von 1955”,in Joachim Krüger(ed.), zur Geschichte der Beziehungen der DDR und der VR China,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