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为前提。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在中国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当下，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而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角度予以认识和理解：一是学术规范的角度；二是知识生产活动与知识生产机器之关系的角度。

（一）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学术自主性

首先，我们必须首先把学术研究的场域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生活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我们现在的学术场域所遵循的是什么原则或何种逻辑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将当下的学术场域与经济活动场域做一番比较，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已然所剩无几了。(1)我们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主要是字数多少的标准，其结果就是数量上去了，质量下降了，而且抄袭剽窃、搞关系出版低质作品、用学术研究项目费出版低质书籍等现象也比比皆是；更为重要的是，出版作品赖以为基的知识生产机制也被扭曲了；这种做法与经济场域中一些人以假冒伪劣产品追求效益最大化又有多少区别呢?(2)现在经济活动场域中盛行会展经济，而我们的学术场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术界的会议可以说一个接一个，有的学者甚至一天要参加几个会议；结果，出场率取代了会议的质量以及与会者发言的质量而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呢?(3)现在的经济活动场域中流行品牌代言人，我们的学术界也把哈贝马斯、德沃金这类大师级的人物请来做代言人。作为学术交流，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有的大学居然请德沃金先生去作“认真看待权利”的演讲，而这使得德沃金本人都感到非常不解，因为这本著作已经出版三十多年了。于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我们请来这些大师级的人物，究竟是我们可以在日后有更多的关系性“谈资”呢，还是我们真正对他们学术的关注或真正对学术交流的关注呢?据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不捍卫我们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我们就会丢失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资本；如果我们丢失了这种社会科学资本，我们就不能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也就丧失了我们所宣称的学术和学者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场域的自主性。

其次，我们必须捍卫学术研究评价标准的自主性。这意味着，(1)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的确，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的研究也因此而重要了；与此同理，爪洼岛村落的习惯也许无甚重要可言，但是这同样不等于说所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研究就因此而不重要。(2)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本身的重要性与学者相关的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严格区别开来。牛津大学很重要，哈佛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一个访学过这些大学或毕业于这些大学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北京大学很重要，吉林大学很重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其间工作的人士所做的每项学术研究也都当然重要。(3)我们必须把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研究者的身份严格区别开来。这意味着，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无论是校长还是一般教员，在知识面前都是平等的，尤其在关乎这些人的个人学术研究的评价方面，就更是如此了。

显然，从学术研究自身的角度看，只有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误作是我们研究的重要性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乐观地”把外部环境的进步误作是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把任何身份或机构因素和任何即时性的外部需求误作是评价社会科学研究的判准体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不再简单地把学术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担当误作是我们毫无批判地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等而视之的理据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能不会在与其他场域发生互动关系的过程中沦入一种“不思的”依附状况之中，我们的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建构起其自身的自主性和批判性。

（二）从知识生产活动与知识生产机器间的关系来认识和理解学术自主性

毋庸置疑，上文的讨论只是建构或捍卫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一个方面。就此，我们还必须强调，我们不仅必须关注知识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对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因为在我看来，虽说中国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都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但是我们对中国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具有的那种“集体性”和“宰制性”却仍处于不意识的状态之中。

我认为，在中国发展的今天，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谓“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

在这样一个“知识规划时代”，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尽管边缘化的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存在着。第一，存在着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由于这种规划本身是从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根据它而生产出来的知识称之为“规划的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也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说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亦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那种知识。

显而易见，这两类知识并不是个人性知识活动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而由某种特定的“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个人性知识生产方式以外，还存在着一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及其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机器”。再者，无论是“知识规划”，还是“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都是以知识分子参与这种“知识规划”或“集体性知识生产机器”并与之“合谋”为前提条件的。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这两类假、大、空的知识，不仅会遮蔽中国当下所存在的真正的现实问题，甚至还会扭曲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宰制我们思想的方式和思考的维度。

在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最令我们担忧的是这样三种现象：第一，我们在使自己沦为这个知识时代的“合谋者”的时候却对此毫不意识；第二，我们乃是在脱离对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的情况下对知识展开批判的，而这会使我们无法有效地洞见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过程以及这种知识的性质；第三，由于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性质的不认识，所以我们还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各种“改革努力”而把这台知识生产机器粉饰得更加美丽，使其在生产和再生产规划的知识的时候更有效，进而使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具有更大的正当性。

据此，我认为，对于处于危机之中然却欲求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言，也是在这样一个我称之为“知识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便是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而不是只进行常规意义上的重思，因为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