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16岁。我们全家“下放”到L县已经五年了。
69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我们是“黑七类（“地富反坏右”五类再加上资本家、“黑帮”，父亲属于最后一类）子女”，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更别想招干参军了，完全就是不入流的“贱民”。而且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地位比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还要低，可能还要加上一个“异”字。在本地人看来，我们是客居此地、招人不待见的“异乡人、外地人”。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在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表面上外地人处在“上层”。可能当时有“异地为官”的规则吧，或者与此地当年是由解放军“一野”解放，以及1949年后西北局干部调配有关，反正我们在L县的那一阶段，我印象中县委、武装部这一层陕西、河北人居多，科一级大多是湖北、四川籍的复转军人，县医院、文化馆、县一中二中的文化人当中，也是南腔北调的，文革中的六二六、三线企业人员增多，使这个小社会中颇有点“五湖四海”的样子。
刚到此地时，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排外感。那时讲普通话的人反而多少还有点“优越感”。但是生活深入下去就能感觉到，在真正的熟人社会里，我们是“客”，本地人是“主”。在工作学校之外，当地真正的民间生活并没有接纳我们。要想尽快进入角色融入其中不是那么简单，要想从外来的“他者”变成他们认可的“自己人”，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知为什么，家里的男性好像迟钝些，而女性们都感知到这一点，并有些“刻意”的“接地气”，我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本地语言了。妈妈在印刷厂和面粉厂工作时，对邻居们要点边角纸张或者喂鸡的落土粮食，都尽可能的有求必应，我们和近邻的关系都不错。巷子里的人都称呼我父亲“金老师”，尽管实际上他从未任过教，而我母亲则根据当地称呼为“他金婶”，这两者看似没区别，但从方言上则透露着亲疏。
随着局势的变化，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在转变。当时挨批斗的人当中无疑是“异乡人”占了多数。虽然“斗走资派、批牛鬼蛇神”并不带有地域歧视，可能连“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地域色彩与阶层构成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看着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幸灾乐祸溢于言表，我想过去的优越感与现在“倒霉”时的招人反感是成正比的。
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呢。不知为什么父母工资这样很私密的事情，我们刚到县城就弄得众人皆知。按理说，我父母的工资级别放在北京、西安这些城市里也就是一般水平，但在小县城还是显得有些扎眼。有好事者给我们家算了一笔账，觉得在人均收入十几块的小县城里，一家里可以人均到50-60元是足够咋舌的。曾经有人就问过我，你们家那么多钱怎么才能花掉呢？话说回来，不管多少，那也是父母在机关里评职称发的，不夺不抢，凭什么就不能拿的心安理得呢？
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是理所应该的，别的都好说，最让我们招架不住的是“借钱”。一般情况下人们倒倒手，月底借月头还，妈妈也是不敢驳面，但是有人借了不还倒挺理直气壮，到时候依然来借钱，笃定了是没打算还的。毕竟我们还要给奶奶姥姥寄钱，还要接济不宽裕的亲戚。为此妈妈拒绝过一两家远邻。
1965年秋天这里搞“第三期社教”，其中一项内容是“民主革命补课”，据说“彭高习”主政西北导致当年“革命不彻底”，很多“阶级敌人”漏网了，因此要重新划定成分。因为当时下放落户的时候，父母分别落到了自己单位，我和哥哥落到了学校，家里的户口簿上只有弟弟一人。等到成分张榜的那一天，9岁的弟弟哭着跑回家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对着我们说，你们去看看吧，“我是‘地主’？”天真的孩子，田无一垄，房无一瓦，怎么就成了‘地主’了呢？
母亲去找社教工作队的人，他们推诿说，这事是领导和群众定的，我们无权调整修改。母亲只好去找县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军分区C副司令员。母亲问他，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你现在填的是什么成份？他说，我家庭出身是“中农”，我是抗战时期参军的，现在是“革命军人”，我的儿女自然都填“革命军人”。
母亲对他说，首先，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你的孩子能填“军人”，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填“干部”？他说，本来是可以填“革干”啊，但是你们犯错误了，就不能填“革干”了。我母亲说，“军人”、“干部”、“学生”都是一个阶段的职业概念，如果“军人”可以作为“成分”的话，“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至于前面的“定语”是另一回事，况且是否“革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再说了，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啊，改正了就是“革命同志啊”。“孩子的父亲还是四十年代的地下党呢？”
这位C副司令员还算通情达理，他说你讲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无权决定你那9岁的儿子是什么成分，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向上级反映后再答复你。后来他还真的询问了我们所在东巷大队的工作组。据说在讨论我们家成分的时候，有一两位贫协的人特别积极的主张把我们家划成地主。理由是我们这一片没有“地主”，会被上级认为工作不力。因为没有地富，没有阶级斗争，是不利于打开运动局面的。甚至说他们那么有钱，他们家不是“地主”谁是“地主”。还有人说，他爷爷是地主，那孙子当然就是地主了，所以我们家作为外地迁入人员就应当是“民主革命补课”对象了……真让人哭笑不得，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吗？竟然没有人觉得荒唐。妈妈一想就知道，可能是没借钱而得罪了什么人。
无处讲理的地方在于，父母现在的工资和“靠剥削”的“地主”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母亲，家中到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经是天津纺织界的“职员”了，我母亲她们那一代都是靠父辈的薪水养活，延续到我们已是第四代人了，没有沾过“地主”祖先一丝的光，反而让我们孙辈都成了“地主”。
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件事不合理，但是那时“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在思想上行动上依靠贫下中农”的口号下，没有人敢于出面更改。最后C副司令员提了一个“个人”建议，你们的子女可以填“干部”试试看，他还补充说，不过我觉得不一定行得通。果然，我们的档案不管个人怎么填写，只要到了县上，总会有“热心肠”的人“帮助”你改回“地主”的。
后来我看到了批判C副司令员的大字报，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是否‘革命’不是个人说了算的”。想着他只不过比父亲“倒霉”晚了两年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的，认为他有人情味、讲道理。母亲态度柔和地论理，虽然既符合逻辑又反映的是实情，但是如果惹得当官的不高兴，整你不就像踩蚂蚁一样。他还是能够听取并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所以虽然只见过他两次，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稀还能记得他的模样。
那些年，我们这些“黑七类子女”的日子很不好过。巷子里那些男孩子不太敢惹哥哥弟弟，专门纠结一帮半大小子起哄欺负我，向我扔石子，拿弹弓打我。在我后面喊“洋婆娘，穿洋袍，吧唧一声摔一跤”，“啬皮家家周扒皮，钱多砸死你，吃饭噎死你！”没给借钱那家人的孩子还放狗出来吓唬我。我当时就对这种煽动底层仇恨意识的做法很抵触，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所在的县当时还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我就在家里一边自学看些书，一边想方设法找些活计干。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给学习班当过记录，给B镇当过跑腿的，这些都是义务的，只求人家能够接纳我。父母工资虽不低，但是要几处寄钱，到了月底也常常捉襟见肘，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冻结了，我们不得不早点自立早点想出路。
为了生计我和弟弟也打些零工补贴家用，我曾去苗圃锄树苗，在河滩里装沙子，帮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纱。但是这些活计都干不长，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弟弟找了份跟着测绘局的人搞地质普查的工作，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学习绘图制表，我很喜欢他的那份工作，可惜人家不要女的。
当时父母对我培养有分歧。父亲主张把我当男孩子养，凡是哥哥弟弟能做的事，都鼓励我去尝试，还曾经教过我几手搏斗防身技巧。妈妈则觉得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的模样，一天到晚跟在男孩子后面整的跟个“泥猴”似的，怎么得了。父亲说了一句很文言的话，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意识是说，“乱世”中像男孩一样皮实泼辣一点好活。我心里的小九九则是，跟着哥哥弟弟就会少受欺负，其实哥哥他们怕其他伙伴讥笑，一般不愿带着我。我剪的短短的运动头，像小尾巴似的混迹在男孩子中爬树、翻墙、打架、游戏……性格中无形中多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护色”。
我曾经在蔬菜公司打过短工，无论是收菜还是腌咸菜，我都很卖力气，因此口碑不错。后来有一位同学的妈妈调到蔬菜公司当副主任，便介绍我去那里当临时工，每个月30元工资，比正式入职员工少6元，要到离城20里外的W镇上班。我倒很是欢喜，毕竟有了一份固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样可以看书，也可以躲开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讨厌男孩。
我打着四方块的背包，脸盆里装了两本鲁迅全集、两本列宁全集满心欢喜地工作去了。W镇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车站所在地，是西进的必经之路，有机务段，不管是火车客车都要在这里加水或者换机头。有军需供应站、省木材转运站，还有一些厂矿企业，比起县城所在的B镇，W镇是一个更加外地化和包容的地方。
我们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紧靠火车站的主街上、汽车总站旁边，军需物资站的斜对面，前面是门市部，后面是狭长一条，五间砖瓦平房是宿舍，后面有库房、菜地和猪圈。
职工连我一共是八个人。J主任是转业军人，大概是1962年中央“关于选调转业军人到商业服务部门”的指示下来的。他是河北人大高个子，一天到晚黑着脸挺唬人的。小Y和老P都是铁路上机务段的家属，小李子比我大3岁是正式职工，萍萍妈是我们厨师，因为萍萍是智障儿，她只负责我们每天两顿饭。小S是业务加采购，不在门市部上班，李大爷既是门卫也是库房保管还兼喂猪种菜。
宿舍的第一间是值班室，我和小李子住第二间，小S住第三间，J主任住第四间，最后一间是厨房，李大爷住在后门门房里。老P、小Y、萍萍妈都是当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们的工作忙闲不固定，大头在于单位采购，有时候过军车上补给，一个人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都不够用，闲的时候一天也进来不到20-30人，也就几十块钱的零售营业额。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就主动去给李大爷打下手干别的活计。李大爷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样样地教我。我挑水种菜喂猪，看着小小的萝卜苗、茄子一天天长大结果，很是高兴，李大爷还专门给我划出了一小块地，随便让我种什么。
李大爷把土炕刨了做肥料，还教我打土坯盘新炕。打土坯的时候，挽着裤腿光脚丫子，用长方形的四块木板条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来三锨八杵子，四个脚底子——也就是三铁锨土，用杵夯八下，李大爷力气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则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个角各跺一脚，打开木条，整齐地把土坯摞起来晾干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有些怕J主任，他一天到晚虎着脸，让人感觉后脖颈子发凉，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不过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件是有一次总社来人想打发李大爷回家。J主任说，那么大年纪了，在没有合适的人来之前就让他干着吧，多一个人也不多。还有一次J主任的女儿来看他，因为他女儿和我弟弟同一年级，我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总有些共同语言，女孩子们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说说笑笑，J主任看着我们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我们除了正常上班，不包括李大爷剩下的7个人要轮流值班。说穿了不过是在值班室里守着电话机，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值班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我到了两个月接到过一次军需供应站的电话，要求我们补充蔬菜水果，估计是过军车所需要。还有一次让我们连夜上街欢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欢值班是因为每值一次班，就有3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我回家的车费便有着落了。
但是奇怪的是，小李子不太喜欢值班，每次轮到她值班就情绪不高。好像记得是深秋季节，我们宿舍里还不能生火烧煤炉，但是值班室有一个大铁皮煤炉已经燃起来了。轮到我值班，小李子恰好请假回县城，小S去外地采购去了。晚上就剩下我、李大爷和J主任三人。我早就盘算着在值班的时候，要借着值班室煤炉的热乎劲“大洗一通”。L县缺水，平日里没处洗澡，秋风瑟瑟下人萎手缩脚的，已经好多天像“猫洗脸”随便划拉划拉，手上的皮肤都粗糙爆皮了。
小李子临走的时候，特别嘱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我说，你放心吧，有J主任还有李大爷，小偷绝对进不来。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的走了。晚上我在整个院子巡视了两遍后，才挑了两桶水，把炉子生的旺旺的，自己先擦了一个澡，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两把椅子上，围着火炉晾了一圈的衣服，整得值班室热气腾腾。晚上11点钟出去倒水的时候，J主任在门口抽烟时还问我，为什么还不歇息？我还特意表现说，“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样子”。
最后我在房间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锁“咔”的一声碰死，这才准备歇了。临要睡觉时看见脸盆里的热水，犹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脱下来洗了，想着明天早上一准就干了。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谁知半夜里突然发现我的被子上面躺着个人，满嘴酒气。我惊得一身冷汗——明明锁门了，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只见那人用公鸭般的假嗓说，“小金，我们玩玩”。这一声“小金”，让我分辨出来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被教育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写作文大家都说要做雷锋、王杰、刘英俊。父亲也常说，如果有人要欺负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争。我没想到会遇到领导这样的坏人。我因为没有穿小背心，裸着上身，不敢起来，就拼命裹紧了被子往里靠。他发现我默不做声，就得寸进尺一边抱着我的脸乱啃，一边伸手从被子下面乱摸。
他力气大我一时挣脱不出来，躲避的过程中头无形中碰上了应急灯。我值班时害怕断电或者遇到紧急电话，总是把应急灯放在枕头旁边。我虽然慌张害怕，但是也知道在这个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李大爷住在远远的后门，就是我大声喊，别说他耳背听不见，就算听见，以他的腿脚什么时候才能走过来呀。
我屏住气急忙伸出手打开应急灯晃他的眼睛，趁着他眯着眼睛的光景，光着脚飞快跳下床，从晾衣服的竹竿上随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围了一圈，用脚把小板凳、脸盆踢得叮铃光啷，并无意中摸到了捅炉子的铁钩子，我一手举着应急灯一手拿着铁钩子，大声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会是这般反应，也许是被应急灯晃得睁不开眼睛，竟然迟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个前院就我们两人，回过神来便有恃无恐的上前来夺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过他，看着电话，心里飞快地盘算，是随便拨一个号码呢，还是用电话去砸他。因为转盘电话拨打起来比较麻烦，比较省事的是把电话扔出去。他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电话，那时候电话属于战略物资，无论是毁坏还是随意拨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会被追究责任。也许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他嘟囔了一句拉开门退走了。
我赶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这才发现刚才光脚踢小板凳把脚趾甲劈了。抬头看见值班室的闹钟是凌晨3点钟。这时我才浑身发虚地一点点回忆，想起小李子临走前的嘱咐，以及她每晚锁门之后还要在门前放一把椅子，想必小李子也吃过这种亏。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碰锁在里面有个按钮是可以从里面锁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这一点，他就是有钥匙也进不来啊，另外我也十分后悔自己贪恋热水洗的那么彻底。
第二天门市营业，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横眉怒目地站在离J主任远远的地方。老P发现我的异样，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只告诉她我要提前下班赶回城里去，让她帮我盯一会儿。我回到家，母亲也刚刚进门，我把整个过程告诉了妈妈，妈妈带着我去了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们同学的母亲家里。单位领导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说，你就留在总店吧，不要回分店了。正好有一批库存很大的外地蔬菜要到各个集镇上销售，我连行李都没有取，委托哥哥的一位同学帮我运回来。后来过年的时候还碰到他的女儿想要和我说话，我假装没看见转到一边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总店是怎么处理这位J主任的。
1971年县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需要任何动员，就报名插队去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去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