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指以“路标派”为代表的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伊兹戈耶夫、布尔加科夫等东正教神学-哲学家创立的思想体系。LN认为这批人是“革命的逃兵”，公开亮相宣布“与解放运动决裂”，从此“反对俄国民-主-派的世界观”，而成为资产阶级与旧政权的“高级奴仆”，不值得一驳。
1922年根据LN指示：“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抓几百个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国家政治保卫局把数百名俄国著名知识分子分乘“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驱逐出境，也就是人所称之“哲学船事件”，多数文化保守主义者亦在其中。
但是这些所谓的由“革命的逃兵”转变成为“俄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生命力却长盛不衰。1909年《路标文集》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剧变后在俄罗斯多次再版，被媒体誉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最经典的代表作”。“路标人”提出的“三自我原则”——“自我反思、自我深化、自我批判是这个肌体未来的种子”，曾经感动了无数俄国人。对他们的争论一百多年来就没有停止过，你可以批评它，但是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绝非一句“革命的逃兵”、“自由派的软弱性”就可以囊括。
这批知识分子从砸烂旧世界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就是想要从根本上清算民粹派以来的激进主义传统，宣称他们要创造一种俄国文化语境中稀少的“保守-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告别革命”并不是选择陶渊明式的遁世，而是跳出现实中的党派之争，去为俄国精神贫血症找到新的养料。
批判“道德虚无主义”是他们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俄国社会本来由于特殊的结构形成对立，而在社会转型期改革的“不公正性”更加剧了社会的断裂，知识分子宣传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出现了“喜欢欣赏火灾的人”，“喜欢政治骚乱并爱上它戏剧性一面”的人。
民粹派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整体利益”的“合理利己主义”是与“道德不冲突”的理论中发展出一整套“道德虚无主义”说辞。他们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进步高于个人的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能相提并论的，于是个人道德思想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到一边。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就不应该受到谴责，所以“目标正确手段便可以忽略不计”。
为了崇高目的“作恶”不受谴责，“革命策略中允许使用最不道德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目标高大上在道德上就不能苛求革命者”。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革命者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绝交，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情感绝交。革命本来就“不是一种特别洁净的活动”，在与敌人斗争时，道德纯洁性的方法应该抛弃。
革命者要消灭妨碍他达到目的的一切人，为了这个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做双面间谍、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拿敌对国家的资金、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总之在拯救世界耀眼的光环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从此开启了俄国道德底线下行的通道。
但遗憾的是，“为了”什么，作为一种心理动机是从来不可能实证的。人们可以说某种行为是卑鄙的或者是高尚的，但永远没法证明行为的动机究竟卑鄙还是高尚，于是只要不择手段地获得了胜利，“为了”什么那就由你说了。以目的证实手段成为激进主义的一种特征，这样不择手段的“小人”总是能够战胜按规则出牌的“君子”，恶行在正义、为民的面具下大行其道。
知识阶层在上层设计需要纠偏的时候“失语”导致民粹大潮涌起，催化了民众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革命化。在普遍革命的思想影响下社会情绪“雅各宾化”成熟了，一战期间俄国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它像脓疮一样等待着疮口破裂的一天，这给激进且崇尚实用主义的政党创造了机会。
这种激进比赛的结果往往会走向初衷的反面，那时人们天真地认为，生活中所有的负面因素都缘于政治原因，只要用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以理性计划规划社会生活，人类就会有一种全新的、空前灿烂美妙的生活。
民粹主义的“拜民”理念也许出发点不坏。但是它有两个过于自傲的前提：精英领导群氓+灌输论。它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内在意义的享受，认为人们对幸福的唯一要求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主观需求的满足和“财富重新分配”。政治上的轻率许诺与摒弃道德结合在一起，为放弃自我完善找到了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在广场式哗众取宠的比赛中，他们很容易给人以更纯朴、更敢做敢为的印象。
原本并不矛盾的文明和“底层情结”从此对立起来，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又放弃了做人的底线，再次变得野蛮和粗鄙化。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说从绝对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导致“争做小人”的这种人格变异和心灵扭曲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以致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善良淘汰机制”成为规律，最后胜出者一定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
早在1917年时孟什维克李伯尔就说过，不是群众追随布尔什维克，而是布党追随群众。他们没有任何底线原则，对群众提出的一切要求他们都可以先接受了再说。比如我们给普梯洛夫工人增加了20%的工资，但是工人则要求3-4倍的工资，6小时工作日，取消税收。我们往往对民众说，你们的要求是办不到的。
而布党却对他们百依百顺，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企业主必须为旷工闹革命的工人支付工资。我认为被粉碎的是那些有纲领、有原则的人，而那些没有纲领、赞同任何群众口号的人是不能被粉碎的。布党公开宣传，罗马可以通过武力传播文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先以恶剪除恶以后，再建立一个新型社会。
结果又怎样呢？革命前工人阶级被称为布党内最宝贵的“红血球”，LN说，工厂是你们的，一切由工人说了算！权力刚刚到手，LN给斯维尔德洛夫发电报说：“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为什么不立即以‘颠覆罪’大批处置罢工者”。很快普梯洛夫工厂有900人被逮捕，数日内未经审判处决了其中的200人。
其实，谁都知道这种宣传是“只能我用不能他用”，只能是一次性的，不允许他人效法的。颠覆掉已有的合法秩序后就需要迅速地重建权威和规则，而且是更严酷的更铁腕的统治。那些许诺口号或者在革命理想主义阶段，或许还有几分真诚，但发生蜕变是早晚的事。道德在不“虚无”时从来都是向下约束民众的，或者如百姓所言：“残酷的时候不腐败，腐败的时候不残酷”。这两者是相为表里的，甚至可能又残酷又腐败。
文化保守主义坚决反对“以恶行和他人苦难换取未来的幸福”。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耶和华吩咐摩西“不可用母羊的奶煮羊羔”，意思是要求人们有所敬畏，知道人的局限性在哪里，不得作违背人性、过分残忍的事。
他们认为，道德虚无距离道德堕落只有一步之遥，个人的道德素养、自我完善、操守品德与社会运动是不能脱离的。很难设想一个没有高贵心灵、在日常琐事从来缺乏“向善”、“人性”的道德低劣者可以为了崇高的信仰不惜牺牲自己，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倒要怀疑目的的真实性了。
即使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就是从最现实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把恶事做绝滥杀无辜的人同时又是担当了拯救世界使命的人。而且在“以恶达到善”的实施过程中，恶行任其大泛滥不被谴责，不择手段成为相互追捧法则，即使达到了目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已被破坏殆尽，这种“理想模式”有什么可值得向往的。
“知识分子在民众身上找到的仅仅是模糊的本能，表面上看起来是转化为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摧毁了原有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其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的粗鄙化。暴民政治在尘埃落定后又一次轮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在“为民谋幸福”民粹主义的假象背后不过是少数精英愚弄“群氓”的一次演出，人民从来都不会成为真正的主人。
但是更可怕的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致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
道德虚无主义者在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后，就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
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人性恶的一面被大大释放，人们比赛谁比谁更虚伪，更心黑手辣，更加口是心非。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犬儒主义与虚伪文化大泛滥。与其以暴力打烂旧世界，不如直面个人的灵魂，从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自我完善。俄国需要的是往凶恶的政治中投入人性的情感”。
“道德虚无主义”使俄传统美德都被耻笑，绅士风度被唾弃，文雅的举止消灭，按规矩出牌成为弱智。别尔嘉耶夫预言，只要开启了以恶取胜的阀门，大家都在比赛谁比谁更无所顾忌，谁比谁更没有底线，在相互比拼、传染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将逐渐与文明世界的秩序脱节，在这种“互虐式狂欢”中毁掉的是俄罗斯文明，拉低了民族的道德水平。早晚有一天“罪与罚”的轮回会现世报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他借用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观点评论说，他在这种社会里看到了对精神自由的背离，如果通过暴力实现全世界的联合，人类社会将变成蚂蚁窝。他说，“恶就是恶，应该被揭露，应该被消灭，无论以什么目的为借口”。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写道：“是遭受失败还是置一切道德于不顾，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没有任何原则的人，“才能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这就使善者进退两难，敢于突破底线者如鱼得水。在一个将权力奉为最高原则的人心目中，以权谋挟天下就顺理成章了。这样的制度下的逻辑后果必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文化保守主义强调说，需要有人清算落在这个民族身上一笔尚未偿还的债务，如果俄国知识界没有人对“道德虚无主义”进行彻底清理，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是知识界不负责任的堕落行为。虽然用笔筑墙其效甚微，但只要语言没有死的地方，就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