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在他的埃利演讲（Richard T. Ely Lecture）中，将全球化分为跨国界的经济和非经济交往。 他说：“经济全球化是各国之间持续的更高层次的经济独立过程， 表现为跨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量的增加、资金流动量的增加和劳务流动的增加。”我和琼斯最近提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全球化2（Johes和Romer，2010）。 全球化是由创意再利用所带来的收益驱动的。创意流动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对消除贫困和追赶型经济增长尤为重要，但多数经济学家却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羞于谈起。
1.健康和全球化的证据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可没这个顾虑。“大多数人，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的居民，他们的平均寿命取决于在别的地方产生的创意、技术或医疗手段”（Deaton，2004）。而且根据他和其他人的观察，再利用这些思想得到的收益是不可忽略的。
在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中，莫里森等人 （Francois Bourguigon 和 Christan Morisson，2002）显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虽然穷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越差越远，但人均寿命正在逐步追赶。他们用很简单的办法来衡量人均寿命的提高，然后把这个值加到传统的人均收入中。用传统方法衡量的全球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愈演愈烈， 但是算入了人均寿命的收入不平等在“二战”后很快就到达了顶峰。
加里·贝克尔等人（Gary S. Becker、Tomas J. Philipson和Rodrigo R. Soares，2005）对死亡率下降值提供了更仔细且更保守的预测， 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从1960年到2000年， 全球半数贫困人口所在国的人均收入约为900美元（以2000年国际美元等值衡量）。 在接下来的40年里， 人均收入增长了2 200美元。 人均寿命从41岁增加到64岁， 相当于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的收入增加了1 500美元，他们最终得出的收入估计值是4 600美元而不是3 100美元，几乎多了一半。 这么大的变化就其本身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绝不亚于我们所估算的货物及服务的贸易所得。它们还为我们理解政策在限制和促进贸易所得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阅读这些论文之前，我的发展隐模型（implicit model）考虑了世界技术库T*和贫困国家技术库 T之间的常见差距。 一国特有的要素R（表示制度rules）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入该国的速率。如果有良好的制度，T会很快追赶上T*。如果有糟糕的制度， T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增长。结果就是R的改变可以解释我们在不同贫困国家看到的差距极大的增长速度。这种模型对数据作出了合理的初步解释。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制度及其创造的动力可以影响T*和T的增长，其中T*是科技前沿，而T是T*的追赶者。但是健康领域的数据显示，这种一维模型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相互作用。不同类型的技术T会和制度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制度可能会使减少死亡率的技术进入贫困国家，同时又将提升人均收入的技术拒之门外。
要想获得全球化的潜在收益，我们就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创意类型的不同之处，了解它们和各地种本地制度体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用来论证更多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模型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来说，有害无益。
2.教科书上的贸易理论
标准教科书对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的处理方法完全依赖单一要素：劳动力，然后就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比如牛肉和土豆。现在，我们假设这两种产品是降血压片和降胆固醇片。在富裕国家，1个工人可以生产10单位的其中任何一种药品。而在贫困国家，工人生产疗效不那么好的老一代药品，其中1个工人可以生产5单位的降血压片或者3单位的降胆固醇片。
像以往一样，我们也可以用单一要素、两种产品为背景，来演示药品贸易相比于自给自足会怎样提升全球的健康水平，但要是真的这样做，这出“戏”可就演砸了。药品贸易本身就是缺乏效率的标志。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是让贫困国家的工人用富裕国家工人使用的同一配方来制造药品。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允许贫困国家的工人免费得到这个配方，那我们就能从全球化中得到巨大收益，而不必进行传统的货物或服务贸易。
为了不让某些人抓住把柄，我得声明一下这并不是说限制贸易就是好事；也不是说知识产权就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这其中的真正含义是我们需要更丰富的“语言”来进行理论分析，让药品配方这样的创意可以穿越国界。如果我们看到和描述的只是货物和服务流通，我们就有可能忽略更深层次的力量，从而时不时地得到错误的信号。更多的传统贸易可能预示着创意的跨国流动不足且缺乏效率。
3.案例和常用语
在讨论创意和阻碍创意流动的壁垒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创意的再利用之所以效率低，是因为成本太高，或者说，创意的再利用其实是有效率的，但糟糕的制度阻碍了这种利用。这是典型的观点交锋：一方说“贫困国家应该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现有的技术”；另一方却说 “知识随时可得，但是它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要澄清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明确的语言和基于特定案例的微观基础研究。
降低胆固醇或血压的药品的化学配方就可以作为特定创意的真实例子。口服补液疗法（ORT）在增加贫困国家人均寿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估算，口服补液疗法每年可以拯救300万~500万人的生命。这也有力地驳斥了我们无法追踪创意流动的论调。你可以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数据库去查询这种疗法治愈了多少腹泻的孩子。数据的覆盖面相当零散，但以后肯定会改善。
在接下来的讨论里，一些相互对比的创意类型对我们的分析相当有用。第一对创意来自公用事业。建设移动电话网的创意和建立市立自来水系统的创意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另一对创意来自交通系统。第一个创意是收取道路拥堵费。另一个创意是让飞行员和空管人员用一些特定的英文词汇来交流沟通。
最后一条制度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飞行员和空管用事前约定的词汇来通信可以消除普通语句中的模凌两可。当一个飞行员精确地用约定的那些词汇向空管人员“宣布紧急状态”时，通话两方和通话频道中的所有其他飞行员都确切地知道这其中的法律和程序含义。
经济学家们在交流思想时，也可以从类似的语言结构中受益。像公共品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让经济学家们用这种模糊的定义来交流，是对脑力的一种低效率利用。既然我们有简单明确的词汇来组织思想交流，那么就该坚持使用这些词汇。
研究公共财政的人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对竞争性物品和非竞争性物品的二分法。现在，每个经济学家肯定都能复述这两种物品的定义。但是，别忘了，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测试验证这两种重要的情形。你打电话说的东西，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写在纸上的东西或者在互联网上传送的东西，肯定是非竞争性的。口服补液疗法的配方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物品。
第二个逻辑上独立的概念就是排他性概念。富裕国家的法律允许制造新药的配方专利有部分排他性。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得不到专利持有人的许可，就不得使用这个配方。有些工人制造过时的药品，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新药，而是相关的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口服补液疗法的配方既不是竞争性的也不是排他性的。谁都没有法律权利阻止其他人照方应用。
竞争性和排他性（以及他们的反义词）就是我们用来描述思想的全部概念。溢出、外部性甚至公共品这些对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含义的相关名词，最好避而不用。
人力资本是个非常有弹性的词，但是放弃这个词有点得不偿失。人力资本的微观基础研究可以消除对这个词的含糊使用。人力资本都是肉长的。肉是排他性的。肉也是竞争性的。但是，就像有人提出的，问题在于肉怎么能产生出思想，并写在书上、在课堂上讲、在互联网上发送，不过这并非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非竞争性物品在现实中到底有多重要，理性的人对此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既不是语义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证据，比如因推广新疗方法而避免的腹泻致死人数，来解决这种意见分歧（或者我们可以干脆让安格斯·迪顿替我们做这些）。 如果存在非竞争性物品，在全球范围内分享这些物品就会带来收益。
对于非竞争性物品最佳的排他性程度，理性的人也会有不同看法。就本文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现行的法律保护和保密性相结合，使很多非竞争性物品至少具有部分的排他性，因此，能够将他人排除在外的人所面临的激励就会影响创意的扩散。
4．技术和制度
收取拥堵费和航空管制背后的创意同药品和口服补液疗法背后的创意是不同的。要想认识到其中的不同，就需要我们把创意分成技术和制度两部分。
对无生命的物体进行再组合的创意就是技术。某种物质的化学结构以及对生产这种物质所需要的化学反应的说明都是技术。给某个腹泻患者补充水份的使用说明也是技术。技术就是对独自一人生活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也有用的东西。
制度则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航空词汇本规定了飞行员和空管人员之间的通讯规则。交通拥堵收费系统规定了谁能在路上行驶。
来点公式化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这些概念是怎么互动的。将产出Y写成如下公式：
Y=A(T(T*R),R)F(.) （1）
函数A(.)里包含了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函数F(.)是一个传统的生产函数，它是竞争性投入的一次齐次函数，这些竞争性投入包括物质资本、熟练劳动力或者非熟练劳动力。
加标记的生产率表明，生产率是由当地的技术创意存量T和制度R决定的，即A(T, R)。在制度不同的情况下，利用不用同的技术才能让生产率最大化。在技术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
当地的创意存量是由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存量和当地制度决定的，即T(T*, R)。 因为外来的科技T*是非竞争性的，所以T可能会等于T*。然而因为T*中的某些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因此当时实际上能够利用的技术取决于由当地制度R创造的激励。
5.制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这些例子和词汇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可以超越本文开头提出的简单论点：贫困国家追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对现有非竞争性创意的引入。
最明显和最直接的一个论点是，制度R本身就是非竞争性的，所以可以直接从国外复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航空词汇手册的引入。在90年代经历了一系列迅速发展之后，中国的航空业或许是世界上最危险的。1994年的一次坠机事件发生后，波音公司开始向空管和机组人员提供免费培训。在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FAA）后来的帮助下，中国民航总局完全改写了以前的航空制度。
无论对制度还是技术来说，激励都相当重要。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的援助受到欢迎，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当局知道联邦航空管理协会可能会因为中方糟糕的安全记录而禁止中方飞机在美国机场降落，而且还可能向美国的航空公司施压，禁止它们与中方合作。2008年奥运会更为中方的这一努力过程设定了最后期限。
波音（和后来的空客）协助中国改变航空制度的动机一目了然。两家生产商都在特定的技术T*上有投资。这个技术又是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及欧洲航空管制机构实行的制度R*相匹配的。而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另一套制度，在此情况下，这些技术的社会和私人价值就会下降。在技术给定的情况下，飞机生产商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协会都有动力去改变中国的制度，使R=R*。
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的事故发生率降低了10倍，现在是航空事故最少的国家之一。尽管如此，一些误解仍时不时地导致本可避免的惊险时刻，所以中国航空当局和美方仍在进一步推进更严谨的无线电通讯词汇手册。
激励既可以影响技术变化，也可以影响制度变化。对很多制度来说，与技术相比最关键的不同，就在于制度的改变需要多数人的认可。一些喜欢尝鲜的人可能会购买并使用新的传真机或者调制解调器。但是如果一帮空管和飞行员想尝试新的通讯语言，他们一定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涉及的人越多，需要的共识越多，变化就越缓慢。
交通拥堵收费是另一个显著的新制度的例子，它虽然在部分地区取得了成功，而且能提供巨大的社会收益，但基本上没有被复制。不过，就像产权方面的某些法律制度更有可能带动新技术的应用一样，有的政治制度更有可能导致其他制度的帕累托改进。比方说，斯德哥尔摩的市民们决定在正式启用道路拥堵计划之前试行七个月，然后恢复到没有该计划时的状态，最后再公投决定是否采用该计划（Bjorn Harsman和John Quigley，2009）。
瑞典这种先试用再决定的两步走策略可能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但是相关细节显然也非常重要。阿根廷曾经为改善供水系统而采用类似办法。梅内姆政府实施了全面的私有化，由此带来了供水服务的扩展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Sebastian Galiani、Paul Gertler和Ernesto Schargrodsky，2005）。然而，下一届政府仍然能够利利用广泛的公众支持来重新国有化（Sebastian Galiani、Paul Gertler和Ernesto Schargrodsky，2009）。
这样的失败似乎并非巧合。私有企业在向贫困国家引入能够拯救生命的现代供水技术方面并不特别成功。这些技术T*是在一个具备有效制度R*来管制私有垄断的环境下开发出来的，它们与缺乏有效管制能力的制度体系R不相适应。对供水公司来说，采用适当的制度体系成本太高，因此，像波音公司投资于改变民航制度那样，为改变制度而投资是不值得的。
移动电话在世界范围内出人意料的非凡扩张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私有营利机构是扩展手机业务的有效机制。这一成功当然需要手机和无线电对讲机的跨国运输，但是这些实物产品的流动只是创意流动的连带产物。怎么建立和运营外国机构与当地企业家带到世界各地的电话系统远比实物产品的流动本身更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就可以使产品和服务提供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在本国公用事业监管制度还没有发达到足以使固定电话或供水系统私有化具备政治可行性的国家，移动电话技术所带来的潜在竞争可能是私有企业推广技术的关键。这时，T*(R*)就会幸运地与当地制度R匹配得很好。
最后，在那些最最贫穷的国家里，公共卫生赖以成功的制度类似我们用在科研或者开源软件开发上的制度，这和大多数市场化方法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显然，即使当地的制度体系和我们习惯的现代市场体系有极大差距，仍然会有一些创意能从其他国家传播进来，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改变基于市场和法治的现代体系是我们渴望的终极状态这一基本假设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应该自问，是否有更多的机会用适合当地制度的前瞻性方式去推广像口服补液疗法那样能真正能改变生活的创意。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失败司空见惯，但也仍然有实实在在的成功案例。通过学习这些成功案例，我们也许能学到一些东西。
6.两类错误
我们所宣扬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用来宣扬全球化益处的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无益。它有可能会助长两种错误：技术不能复制，而制度很容易复制。不管哪种情况，更精确的说法都应该是激励很重要。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改变激励，而激励又会影响技术的流动和当地可获得的技术生产率。由于对制度变化达成一致并采取协调行动的成本很高，所以稳定的制度体系很难改变，即便环境变化使旧的制度体系不再最优，它也很难改变。
如果元制度（即改变制度的制度）的创新能使人们更容易地将现有制度转变成在其他地区已经成功运作的制度，那么它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