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与前瞻
回首资本主义五百年历史，溯及人类社会由混沌未开到战争与文明并行，目睹共产主义思潮的诞生、壮大和失败，我们深深感到，这一部人类历史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世界冲突渐开、矛盾渐剧的历史。随着世界历史逐渐联为一体，人与人的矛盾从部落走向地方、国家，从国家走向国际，直到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越来越深刻的主导其他一切矛盾的矛盾，即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它既表现为南北矛盾，又表现为西西矛盾，更表现为西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同时急速发展，表现为日益深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同时则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为了争夺人与人矛盾中的有利地位，以役使自然作为自己的手段，并美其名曰“人类征服自然”，而事实上人类是被重大的、无处不在的矛盾深刻地分裂着，因而事实上“征服自然”是征服他人的伪饰。同时还是人内心世界矛盾的加深过程，随着资本主义赤裸裸地宣称“私恶即公利”，道德体系彻底崩溃，人越来越被原子化、感官化、即时化，即越来越被动物化，然而人的残存的理性又使人难以摆脱对命运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因此内心冲突于今达至极点，家庭解体、性关系畸变是行为失范的典型写照。
在人类历史上，矛盾从局部走向全局的过程是矛盾在局部积聚、在全局爆发的过程：从个体与个体的械斗到部落间的争战，从地方割据到列国战争，从民族与民族的世仇，到国家对国家的侵略，从个别国家间的冲突到国家集团间的世界大战的出现。今天，经济全球化源自资本集团间的垄断竞争，区域化才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本质。美、日、欧三大资本集团间的经济竞争始则以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方式进行，今天则以货币贬值的方式进行。这三大集团的竞争因苏联的解体而失去共同利益的制约，不但在经济上越来越激烈，每一个集团都不惜以世界经济崩溃为代价来获取竞争优势，而且逐渐走向政治和军事领域。欧盟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到军事一体化只是个时间问题，以日本为主的东亚经济区在这次肇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中增强了唇齿相依的共同感，欧亚大陆以欧洲、日本为经济中心，以俄罗斯为军事中心的大联盟正初见端倪。一场新的真正的世界大战正在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局限在欧亚大陆，而下一次大战美洲大陆恐怕就在劫难逃了）。
遗憾的是，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在这个世纪末遭受重创。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复杂，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也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享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进步论，同把技术成就泛化成历史进步，同诉求于“物质极大丰富”，同样缺乏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同样不从每一个人都作为价值主体的立场来考察主体与主体的矛盾，同样不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局部性的，由此而奠基的国际共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也就是局部性的。局部性改造遭到总体性抵制的颠覆，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的根本原因。
由此观之，二十世纪固然目睹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同时也目睹着资本主义从混乱走向毁灭。现存着不可冀希，替代者又土崩瓦解，于是全世界的精神层面发生着最彻底、最根本的动荡和困惑。作为其表象，反传统、反逻辑、反理性的后现代状态（一般称后现代主义。《读书》杂志对此有精彩分析，认为主义一词本身就是现代的，是体系性的，理念性的，与后现代特征格格不入）扫荡全球，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唯有听任世界末日的到来。
这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前景。然而，绝望中也孕育着真正的希望。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局部性改造及其失败的历史中，我们才有可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才有可能提出总体上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才有可能寻找和把握改造的时机和方式，瞻望改造的过程，从而重塑理想、信仰和价值体系。
二、和谐社会
我们把这一新的改造理想称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世界三大矛盾的全面和谐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一是需要调节人口的数量，在目前人口过度密集，远远超过地球可持续承载能力的情况下，则要实现人口的负增长，以便在未来使地球人口在合理规模（这是需要研究的）上的保持零增长；二是要控制人均消耗物质资源的增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改变资源消耗的极不平衡状况，增加公共资源利用，在未来则构建合理的公共消耗和个体消耗水平和结构。
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只有在人与人和谐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罗马俱乐部在保持世界经济结构的剥削性、掠夺性，保持资源消耗极不平衡格局下的零增长是不可能的。即只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避免生态灭绝的到来。人与人和谐的实现，其实也就是阶级对立的消灭。由于阶级对立的深刻性，很难设想统治阶级会自动放弃剥削压迫的特权。剥削、反剥削，压迫、反压迫，降顺、反降顺，奴化、反奴化，压抑、反压抑的斗争事实上渗透在每天、每时、每地、每人的每一个事件中，渗透在对每一个事件的解释中。从被统治者的地位来看，这每一个事件解决和解释都由暴力作为依据或直接就是暴力的。由于统治阶级掌握着优势地位，因此，这每时每刻的阶级斗争都不利于被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消灭阶级对立的动力必然来是被压迫阶级，而其方式也必然带有群体性和暴力性。关于这一点，任何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有清醒认识并希望对之改造的人，对于深受其制度性压迫的人，都很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所在。从哲学意义来看，任何革命必然是暴力的，因为革命即质变，而质变不可能平缓进行。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二十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承诺的科技合理性、公平竞争的经济合理性、议会民主的政治合理性越来越远离现实，向来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有可能背叛这个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寡头们众叛亲离，在一场形式上并不暴力的变革中落荒而去，相对顺利地实现社会质变。
当然，这是人与人关系实现根本变革的最理想途径。现实也许比这来得严酷得多。还在依附性阶层背叛之前，资本主义的制度内积聚的暴力就会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我们希望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从前两次大战的情况看，当舆论还受统治寡头操纵时，反战力量很难抵御狭隘爱国主义热情的煽动。万一这种情况到来，那么和谐社会理想的传播也许就是为资本主义的死亡筹备丧事，并在战争的前、中阶段成为并不强大的战争减缓剂，在战后的反思中的实现新的社会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依附性力量的反叛也许只有在其所依附的对象彻底毁灭后才会有效进行，即便如此，这种反思对实现和谐社会也是至关重要的。
人与人关系的根本变革的实现需要人内心世界的根本变革来起动和巩固。在后现代状态统治下，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能力，甚至也丧失了认识社会的愿望。这就意味着，和谐社会理想的发祥和传播首先只能在一小部分已经或可能实现内心世界变革的人那里进行。人的内心世界也充满着矛盾，最根本的矛盾是感官满足与幸福之间的矛盾。获得感官满足是任何动物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寻求幸福却只是思考着的人才可能具有的。资本主义的进展使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无与伦比地拉大了，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即时的感官满足，但却失落于软弱无力、缺乏意义感、充满着困惑和不安，因而必须以更多的感官满足来消磨时光。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幸福感：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赞叹，对自己的行为与世界关系的清晰认识，既有源自方向感和意义感的激情，又有对重大事变的预见和容纳的平静。这种幸福感以往社会的人多多少少地享有，老子、孔子、释加牟尼、耶稣等人就具有这类幸福感，而分享这些大思想家成果的普通信徒们也都能体验到。西谚“美德即幸福”就是对此感受的简洁概括。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从人心深处呼唤价值观念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到了个人与他人的统一。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这种统一，我们所要做的无非是在对历史的更深刻的理解上重新发现这种统一。
有了对人生幸福和意义的追求，才有可能彻底摆脱以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来寻求越来越难得的感官满足的恶性循环，也才有可能避免社会变革后的执政集团的变质，因而才有可能使和谐社会成为稳定的、具有抗干扰能力的社会。资本主义是有抗干扰能力的，这表现在资本主义不但有可能经历世界大战的摧毁而重生，即使一时成了社会主义，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私欲的复苏和膨胀颠覆其制度。如果说感官私欲是资本主义制度抗干扰能力的源泉，那么对人生幸福和意义的追求将是和谐社会稳定的磐石。
三、中国怎么办？
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可能最早通向和谐社会的国度沦变为日趋没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小伙计，这恐怕是未来世界历史会记录的最重大的人类理性和良心的挫折。其所以能实现这种转变，要害仍在于为自私自利正名，向感官满足的文化屈服，以经济人为核心来逐渐改革经济体制。
于是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了，成为世界经济海洋里遨游着的几百条大食肉鲸鱼的美味佳肴。科技精英纷纷为跨国公司效劳，教育之花被美国人以低廉的奖学金摘走，民族工业纷纷败下阵来，只有一大批生产服装、玩具的合资企业发挥了廉价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外围地带。然而，这种靠低廉价格赢得的优势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日元和东南亚货币贬值的威胁，迟早会被卷入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浪潮中。
与此同时，则是国内的权势集团以卖祖宗财、断子孙路的方式，对人民粗暴地、大规模地、系统化地进行掠夺，使国内急剧两极分化，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普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性质由此也从工农联盟为基础转变到以资产阶级为基础。与此同时，则是工人和农民的主人翁权力遭到剥夺。工人的各种福利措施被取消，铁饭碗被打破，大批工人失业，工资水平重新定位在养家糊口的标准；农民则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被抛向“多收了三五斗”的市场，乡村两级政权被善于以权换钱的人、先富起来的人、家族势力乃至流氓团伙把持，苦不堪言。
更为糟糕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共产党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搞了资本主义，臭了社会主义，使人完全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资本主义的价值准则还把一切是非观念完全颠倒过来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售良心和道德，杀熟（指坑害亲戚或朋友）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荡然无存。这种风气极大地腐蚀了年轻人，自我中心，玩世不恭，追求感官，浅薄无知，后现代心态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都使中国今后面临全面危机时所能动员的民族自救力量严重缺失。
这二十年还是人与自然关系在中国急剧恶化的时期。今年的长江洪水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解。这也是人与人关系恶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典型案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顾一切地煽动发财致富是乱砍滥伐森林的罪魁祸首；村级集体经济消解是长江各支流中小水库长年失修和毁坏的主要原因；而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则是长江干堤失修或修而不固的关键所在。
可以初步判断，时至今日，政府的权力资源已经基本消耗殆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动荡正在酝酿之中。这一场大动荡和世界经济的大萧条相重合，其烈度将是空前的。这场动荡有可能使中国右翼势力猖獗，把中国煽动成为积极向外发泄，充当美国在亚洲的桥头堡，带头冲进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也可能使中国左翼势力觉醒，重新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使中国不仅摆脱罪恶的世界大战，而且摆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带领人类走向和谐社会的先行者。
四、我们的议事日程
中国是有这种潜力的国家，也许甚至是唯一的国家。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欠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负债尽管越来越多，尽管俄罗斯所展示的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尽管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危机的轮廓越来越明朗，但仍然有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痴迷地抱有坚定的资本主义信念。这种信念势必在未来若干年里继续遭到沉重打击，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右翼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钟情于资本主义，固然与他们的立场、倾向关系密切，与他们的钱包关系密切，但其为知识分子，也有自身的理论迷误之处，一旦这些迷误被未来一一挑破，并不排除右翼的分化。事实上，这种分化已经出现。近年来主流改革派中游离出来一些“公平改革派”，开始对改革进行有限度的反思。
未来中国的希望将与右翼的进一步分化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知识分子掌握着舆论的主导权，而这在当代政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世界各国，阶级矛盾比中国更深重的国家比比皆是，但并未能使社会矛盾向着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解决。伊斯兰世界在与庞然大物的西方世界相对抗中发展出了城市游击战——即所谓恐怖主义，但并没能触动西方世界的筋骨，而且在使世界舆情前孤立了自己。这都提醒我们时代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武装斗争如果不与强大的理论攻势相结合，很可能只是徒劳的抗争。
因此，我们的议事日程中首要的是形成理论阵线上左翼大联合，并加速使对右翼不利的客观形势转化为分化右翼的理论攻势。
右翼固守的防线是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是，这道防线是感情型的，因而是不牢固的。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一场内战，它再坏能坏得过灭绝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坏得过灭绝性的生态灾难？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消除人与自然、人内心的战争状态。无论外战，还是内战，都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都是有来胧去脉的，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必须去理解的。右翼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罢了，他们还阻止别人去理解，把文革说成是全国性精神病发作。其实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沉浸在对自身往事的追忆中难以自拨，才是真正病态的。值得赢得起码尊重的右翼知识分子应该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二十年后中国的确复辟了资本主义。至于这件事好不好则是价值判断，左右翼自然不同。我们的问题非常简单，如果中国共产党内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转变是可以想象的吗？这道感情型的防线是必须破除的，也是必然会被破除的。因为历史总归要有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解释。
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传统，中国也有理解历史的传统，中国还有着神奇的辩证法和矛盾论传统，中国应当也可以在世界性灾难到来的时候为世界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既是我们紧迫的使命，也是我们长远的目标。
1998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