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
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行为都是由利益支配的，每个理性人都知道其利益所在，并且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我们所有观察到的人的行为都可以解释为理性人追求利益的结果。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Francis Y. Edgeworth讲过：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自我利益驱动的（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上面讲到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把这个范式用于分析社会变革，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变革都可理解为利益的博弈。变革当中必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如果受益的人能够主导变革，那这个变革就可以进行下去；如果受损的人主导变革，那变革就会受挫。这是经济学家分析改革的基本框架，有关中国改革、苏联东欧改革的大量经济学文献，都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
不过，遵循这个范式，我们会面临很多困惑。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要有经济学，为什么要有社会科学？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无论经济学家在说什么，现实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自身利益所在，所以其行为不会受到经济学家理论的影响。更大的困惑是，这个框架无法解释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变革，无法解释历史上的倒退，也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下很多错误。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理念和领导力
我在五六年前曾提出过一个分析中国改革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维度：理念和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能错误；领导力有强弱之分。理念和领导力的不同的组合对改革的影响是不同的。
先说说理念的重要性。
理念很重要，这一点本身并不新鲜。200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也讲过类似的话：“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我们大大地夸大了，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其实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从长远来看影响人类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与凯恩斯唱对台戏的米塞斯也讲过：“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 哈耶克也讲到，“从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他还说，“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米塞斯还说，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现实社会中存在好多冲突，如果把这些冲突都理解为利益冲突，那人类最后是没救的，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要争夺自己的利益就要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很多冲突并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观念的冲突，观念的冲突可能使我们陷入一个两败俱伤的境况中。
上述所引的这些经济学大家，他们的经济学可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理念是支配人的行动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强调理念的重要性，一直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基本信条。
再看一下历史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变革就是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利益的胜利，其实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主义的结果。再看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他没有选择当皇帝，总统也只做了两届就退了。这显然不能从利益的角度解释，而是理念在起作用。一般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思想家大部分都是贵族，知识阶层中的很多人也来自于贵族。如果出于利益考虑，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革自己的命？
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了改革开放，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理念和信念，即中国只有实行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社会，才是最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兴盛的。
上述例子都说明了理念的重要性。当然，强调理念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利益，不代表利益不重要了，只是经济学家对利益的强调已经够多了，现在有必要换个角度看问题。
理念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理念是重要的？我总结有两个原因：
第一，支配人的行为的利益并不是客观利益，而是主观利益，或者说，是人们感受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理念则帮助人们去构造他们对利益的理解。对于“什么是你的利益，什么不是你的利益，什么有利于你，什么不利于你”，人们是通过理念来理解的。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例，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是零和博弈，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就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200多年前的重商主义就是零和博弈的意识形态，认为多出口，少进口，这样黄金储备增加，对本国有利。但如果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会认为贸易是正和博弈，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会有利于贸易的双方，我们就会赞成自由贸易政策。再看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如果认为他们之间是零和博弈，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那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就应该琢磨着怎么推翻资本家，消灭企业家。但如果认为是正和博弈，有了企业家才可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工人是好事，那么工人和政府所采取的行为和政策就会很不一样。
第二，同样非常重要的是，经济学强调的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真正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非物质利益，如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名声，甚至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遗产。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就不会仅仅考虑什么行为有利于自己的物质利益，还会想怎么样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声望，使别人更尊重自己。这依赖于每个人怎么理解公正和正义。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你是一个公平的人、诚实守信的人，别人就会更尊重你。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们更希望交往一些有类似理念的人，而不是那些仅考虑自己利益的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突然辞职了，为什么呢？他有自己的理念。尽管在白宫工作令人尊重，有社会声望，但他的理念和特朗普不一样，就只能辞职了。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不能只考虑物质利益，也要看各方持有什么样的理念，这对处理国际冲突非常重要。或者说，国际关系中不仅要讲厉害，也要讲是非。就我理解，中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理念的冲突，而不是真实的利益冲突。
领导力为什么重要？
除了理念，我还想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经济学不研究领导力，管理学家研究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本身的假设就排除了领导力。技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给定，再假定每个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转换成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计算，自然不需要任何领导力。
但回顾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变革，无论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还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其实并不是芸芸众生推动的，而是由一些重要的杰出人物来发起、领导，最后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认为“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是说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即便没有邓小平还会有李小平、王小平，中国到了那一步一定会进行改革开放。我不接受这种观点，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邓小平非常关键，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领导力如此重要？因为，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不是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下行动，而是要改变游戏规则。传统的经济学思维是“箱内思维”（within-the-box thinking），变革是“箱外思维”（out-of-the-box thinking），这是很不一样的。什么样的规则要保留，什么样的规则要被替代，这是变革中最重要的选择。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决策者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非常重要，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一般人都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做选择，但领导人要改变约束条件。经济学家喜欢假设，企业家和领导人则要改变原有假设，或者使假设变成现实。
还有一点，变革可能由少数人发起，但只有变成大众的行动才能取得胜利。这就要求领导人具有组织才能、动员才能，惟其如此，才有人愿意追随他。任何变革都会遇到阻力，因为变革意味着跟传统观念分道扬镳，有些人的观念没转过来，自然就会加以阻碍。利益受损的人往往也会反对变革。变革要想取得成功，主导变革的人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要有大胆的冒险精神。所以，我们可以将变革的领导人称之为制度企业家或者政治企业家。
理念与领导力的四种组合
变革一定是理念变化的产物，某个社会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理念就处于危机中，这时如果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出现，变革就会发生。但理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而处于最重要位置的人，其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
基于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要素，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如果用二维的图来表示，横坐标就是领导力从弱到强，纵坐标是理念正确或错误。以数学的顺序来讲，第一象限就是理念很正确，而且领导力很强，这是最理想的状况。第二象限是理念正确但领导力比较弱，所以这时正确的事情也无法推动，最后变革效果不理想，甚至会失败。第三象限是理念错误，领导力也弱，社会就不会往前发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第四象限是领导力很强，但理念是错误的，这时候容易出现可怕的情形。
我们可以用这个框架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凡是某个国家处在第一象限，有强的领导力和正确的理念，就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很大成就。凡是某个国家处于第四象限，领导人很强势但是理念错误，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变革，社会走向错误的方向。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但由于计划经济的理念是错误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大跃进时期以为依靠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就可以超英赶美，变成工业化国家，最后彻底失败了，出现了大饥荒。再后来以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把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糟糕的是人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都是第四象限的状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有很强的领导力，同时也有正确的理念，他把中国带向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是第一象限的状况。
从理念和领导力看改革开放四十年
下面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理念和领导力怎么支配着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限于篇幅，我只讲前25年，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3年这一段。
首先讲讲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首先是观念的突破。原来认为搞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是最好的方式。邓小平主政以后，那时还有很多农村吃不饱饭，农民也不愿意干活，当时的体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于是开始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自己，当然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包产到组再到后来包产到户，农民家庭成为生产主体。这是一种理念的变化，许多经济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理念的变化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也很难推进。当时对于农村包产到户，反对的声音非常大，认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社会主义了；还有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当时农村的那些党支部书记，也持反对意见。《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大篇的文章，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批评包产到户。
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是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人批评万里，说他搞资本主义。万里的回答是，如果你让我在农民吃饱饭和你所谓的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我宁可要农民吃饱饭，也不要你所谓的社会主义。还有一次在农业部开会，有个副部长批判万里搞资本主义，万里拍桌子说，你看你吃得脑满肠肥，农民却快饿死了，你还不让他们吃饱饭，居心何在！最后邓小平拍板了，包产到户逐步推开到全国，没过几年中国就不缺粮了，到1984年还出现了粮食过剩，农民卖粮难的情况，而农民花在田间的时间却比以前少。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要出来找事干，这就有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也是观念变革的产物。新的观念就是对外开放比闭关锁国好，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广东、福建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两个省，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开放措施，包括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大量外资进入。但最难的是一开始，这也要靠有领导力的人推动，中央层面有邓小平、胡耀邦等，下面有包括在先后在广东任职的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开放之初的争议非常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正确的理念，不可能进行下去。
再看有关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争论。
个体户在文革期间是违法的。1950年代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就消灭了个体户，但一直没有完全消灭，界定为不合法。文革后2000多万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到城市，政府没有办法安排工作，只能让他们自谋生路，这就出现了城市个体户。个体户大量出现之后，市场活起来了，很多原来买不到的小商品开始出现了，政府渐渐开始鼓励个体户。私营企业也是这样，在1988年之前不合法，那时就戴着所谓的“红帽子”，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私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所以1988年的《宪法》承认了私营企业的合法性。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有些人反对是因为理念不同，有些人是因为利益受损。
怎么破除这些难题呢？需要魄力。举个例子，很多人知道炒瓜子的年广久，当时因为雇的人多了，违反了当时的法律规定，按当时的法律他要被抓起来。但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做决定，最后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一个年广久也不会撼动社会主义吧，这就救了年广久一命。其他个体户的生存环境也随之宽松。温州是私有企业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当时有八个最有名的个体户，被称为“八大王”，1982年时因为风向不对就有七个被抓，一个逃跑了，1984年又给他们平反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也有很多曲折。企业经营自主权、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措施，都有很强的反对声，中间经过了很多观念的变化。到了基层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时候，阻力更大。当时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光把市属的58家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将企业卖给内部职工或外部人，所以得了一个绰号叫“陈卖光”，轰动全国，争议很大。最后国务院派出调查组，结果说没有问题。
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也争议不断。加入WTO之前，学术界、政界都有争议。当时有人说，怎么能让那些西方国家的企业自由地进入中国，我们的企业这么弱，怎么竞争？还有人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因为一旦加入WTO以后，很多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或者自己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卖不出去。最后是江泽民和朱镕基等高层领导下定决心，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了WTO。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包括现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很多成就，如果没有加入WTO是做不到的。
我想特别强调邓小平的理念和领导力，他坚信市场经济，并能在关键时候力挽狂澜。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到挫折，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强，局势很紧张。这时邓小平本来已经退休了，但他在1992年南巡中做了重要讲话，最终不仅将改革开放的势头重新扭转了过来，而且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使得改革开放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邓小平很了不起，他有关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念是对的，又有很强的领导力，很果断，敢担当，敢冒风险。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不认为中国今天会有这样好的状况。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可能完全不一样。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品牌论坛【朗润·格政】上的演讲整理。修改于2018年8月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