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念（文汇-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李文潮（Wenchao Li）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教授、世界莱布尼茨学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访谈人：文汇报社记者李念，以下简称“文汇”
访谈时间及方式：2018年6月至7月，邮件
学术和人生的轨迹一样，有时充满着拐弯的偶然性。刚过耳顺年，回想1990年在柏林自由大学留学时对托马斯·曼的文学魔力的迷恋，如今成为国际莱布尼茨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的李文潮，还有些许遗憾。因为契机，他进入了17和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锁定了研究莱布尼茨这位300年前的天才通才。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在陕西大荔县农村成长的他，儿时总在母亲怜爱的目光里：这么孱弱的身体，只要有力气能拿起书读下去就好。好在上天给予了他语言的天赋：中、英、德、法，直至拉丁文，似乎是为了让他更好读懂莱布尼茨这样的跨国跨学科大家而做准备。
浸润长久，研究者往往与研究对象风格相染。在李文潮看来，莱布尼茨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但更是勤奋，一生仅书信就写了8000封，有的就是30多页的论文。李文潮亦是分外的勤奋且有成就：他2007年起担任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全集》编辑部主任，是第一个主持该岗位的外国学者；而受益于莱布尼茨提出的“理性的宽容”文化交流原则，李文潮在开拓系列国际交流中更具前瞻性和亲和力。
1997年，李文潮曾翻译德国哲学家魏施德（Wilhelm Weischedel） 的哲学入门书《通向哲学的后楼梯》，作者意在从生平习性引介哲学家观点。沿此思路，如果把钻研中国哲学比作前楼梯，那么从比较视野理解中国哲学或许是“后楼梯”，由此，不妨借用叶秀山先生为该书所作的序，李文潮以莱布尼茨研究和中西交流来促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就是“后楼梯没有装饰，更能直接把我们带到哲学家那里。”
一 哲学之缘与轨迹
研究哲学并非必然，同时掌握英、德、法、拉丁文是优势
文汇：感谢您百忙中接受采访，此前，我们对在美国求学并执教的中国哲学专家知晓和报道得比较多，这次能采访在德国的国际莱布尼茨学会前任秘书长，我知道您是2017年底才卸任的，心里充满期待和兴奋，我想我的心情也是很多读者的心情。
我们知道您是1990年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后时才转到该校哲学系的，那年您33岁，风华正茂。此前，作为恢复高考后77级大学生，您从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经短暂培训，1982年秋去了海德堡大学攻读日耳曼文学、哲学、语言学，在文学领域奋战了整整八年，也留下了《托马斯·曼》《通向哲学的后楼梯》等优秀的德语翻译作品。如果不是博士答辩时遇到比格曼（Wilhelm Schmidt-Biggemann）这位天主教的哲学史专家，您会选择什么作为学术志业，文学还是哲学？文学转到哲学有否优势，还是您个人的语言天赋增加了砝码？
李文潮：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没有后来的一些机遇，我人生和学术道路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假如没有认识比格曼先生，没有生活困难的话，我想我会继续从事文学研究，但会偏重那些以哲理见长而不是情节取胜的作品。大体而言总会是文史哲不分。我个人对语言感兴趣，三十多年间，除德语、英语之外，还逐步地掌握了拉丁语、法语，基本上是依靠大量阅读加深理解。我也做一点翻译，知道其中的甘苦，因此对翻译作品常有放不下心的感觉。遇到看不懂的地方，还是习惯找来原文核对一下。既然在外面安身立命，语言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强项，否则也不敢衔命主持一个对拉丁文、法语、德语均有极高要求的学术机构。就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佛教而言，我不是科班出身，但我能够把自己思考的和别人研究的成果用德语说出来、讲明白。
《传教史》被誉为十年一遇的创新著作，原因是提供了传教史之外的视角
文汇：语言天赋，让人钦慕，高度整合和表达能力也令人向往。您2000年出版的《17世纪基督教的中国传教史》一书，被德国学术界誉为“十年才能一遇”的创新著作，您详尽描述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失败的原因。您觉得这本著作被肯定是因为什么？从17世纪时徐光启和利玛窦在上海这个城市的合作来看，徐光启受利玛窦引导进入西学，并成为天主教徒，是否算一个反例？
李文潮：徐光启、李之藻等不是反例，是个案。对于这个课题，需要作出多层次的区别。西学不等于基督教，接受西学不等于接受基督信仰，接受西学同时成为教徒也不矛盾。基督教中又有必要区分神学思想与个人所求。这本书从开题到出版花费了至少十年光阴。看到“十年一遇”的书评，确实联想到了贾岛的《侠客》。20多年前年轻气盛，现在不会这么想的。那个时候国内对该课题研究不多，国外的研究者绝大部分或多或少是天主教信徒（现在大体上还是如此）。我想受到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提供了一个传教史之上的视角，利用中西资料从政治、历史、哲学、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探讨了西方基督教文化遇到中国社会时的复杂性、多面性、几大教义之间的不通融性以及在整合时所需要的长期性。
文汇：通过您的解释，我可否理解，此前类似的西方研究是局限于“以我为主的传教史”角度，而您提供了更立体视角，让西方研究者眼前一亮，由衷地给予了“十年一遇”的肯定。
李文潮：此书虽然名叫“传教史”，其实副标题才是关键，大概意思是——理解、不理解、误解：基督教、佛教、儒家精神史研究。
《全集》编辑历战乱未断共150余年；连续负责第四、第五系列需毅力与牺牲
文汇：您从1996年进入柏林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并担任当时德国哲学学会主席汉斯·波赛尔的助手，他同时是国际莱布尼茨学会的副主席。从那时至今，您就一直在莱布尼茨研究的漫长道路上，而且频频取得成效。您直接从法文手稿编辑了莱布尼茨的《中国自然神学论》，因此2007年起担任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波茨坦《莱布尼茨全集》的编辑部主任，2010年又兼任汉诺威大学莱布尼茨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在波茨坦，您负责出版了《全集》第四系列政治类第6到第9卷；今年，德国科学院联盟又受命您启动第五系列（语言与历史文集）。据悉，编撰《莱布尼茨全集》的提案是在1901年国际科学院联席会议上提出的。1907年委托德法三家科学院正式编辑《全集》，从10万张手稿中整理出的内容分八大系列，预计2055年完成，共计120册，目前已经出版了60册。您是这个世纪编撰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对这项历时150年的计划有何感受？德国或者说西方对保存经典的态度对东方国家有何启示？
李文潮：一个研究项目100多年还没有完成是个不正常的现象。项目再大，应该力争在最多50年，即在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期内结束。因此《莱布尼茨全集》的特别之处并不是她的长度，而是经过20世纪的两次战乱以及随后的德国分裂，这个项目竟然一直没有中断，而是奇迹般地一代一代延续下来。这个事实说明了莱布尼茨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德国研究传统中对经典、文本、资料的重视。这是奠基工作也是为后人修栈道，研究者定一字之正误，求一名之原始，需要一定的毅力与自我牺牲，政策规划者需要长远的眼光与战略思考。
能够衔命启动尚未开始的第五系列（语言与历史文集）确实是个很大的荣誉也是极大的信任。我能做的，只是初步的准备工作，譬如编目、人员遴选、技术选择（电子化发展给传统的文本编辑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等等。由于是一个新的系列，所以期望值很高。我想我会不负众望的。
学术管理有益研究：有幸提供专业鉴定，促成莱氏信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文汇：您如今不仅是国际莱布尼茨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位多面手学者。您在2007年曾让莱布尼茨部分信件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您协助组织了“纪念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研讨会”；2014年，组织了《单子论》发表300周年国际会议。尤其是您在2016年暑假在汉诺威举办了第十届国际莱布尼茨大会。您也接受了上百次的媒体采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洪堡学者邓安庆教授这样描述：“我们亲耳聆听州长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德国教授的高度赞美，亲耳听到李文潮教授在各种场合充满激情和幽默、专业和得体的发言。在这个素来以哲学傲视世界的德国哲学界，能有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领导者，我们确实感到由衷的感佩。”我想请教，中国学者对于学术管理和协作多持谨慎的态度，担忧会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您是如何看待的？并如何做到兼顾皆优？
李文潮：邓老师过奖了。200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讨论莱布尼茨信件是否能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出现了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再次专家外审，我受推荐有幸提供了一份鉴定，可以说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在没有非学术因素干扰，不需要做和学术研究无关的“杂事”的情况下，学术管理并不复杂，而是一个推动研究深入的机会，当然得有一点组织才能。作为莱布尼茨研究者，我深知自己能涵盖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也知道还有哪些问题有待研究。这种意义上的学术管理与自己的研究并不矛盾。相反，我觉得组织一个学术活动，组织者自己学到的东西最多，如同开一堂课老师收获最大一样。譬如一个学术会议，准备时间至少需要一年，领头者需要阅读尽量多的有关研究成果（包括几世纪之前的），了解每个与会者的研究情况，主持有关讨论，事后审核校订会议文献。经过这一过程，能学到不少东西，进而对自己的研究不无裨益。
莱氏研究国际化是亮点与趋势：《全集》证明了莱氏和牛顿不同时发明微积分
文汇：作为国际莱布尼茨学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席、《莱布尼茨研究》主编，莱布尼茨研究未来将走向一种怎样的前景？对当代的学术是一种怎样的意义？您的学术生涯会伴随终身吗？
李文潮：莱布尼茨研究是一个超越了国界政治分歧、宗教信仰的大家庭。2016年第十届国际莱布尼茨大会的与会者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莱布尼茨研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刊登用德语、英语或者法语写作的论文的学术期刊。国际化是这一研究的亮点与趋向。随着《莱布尼茨全集》的陆续出版，会有更多的研究资料问世，因此总有新的课题出现。莱布尼茨和牛顿独立而在不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就是从前几年出版的书信文集中提供的资料才得到证实的。近几年受到研究界关注的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宗教哲学、文化交流等等，则是第四系列中编辑出版的文献中的主题，而这些题目都与当代社会与学术紧密相关。
第二个问题不好回答。人生难免无奈，终身是多长，就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事情。孩提时代，我身体孱弱（实际上是营养不良）。邻居发愁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干农活，母亲总是疼爱地说：只要有拿起书本的劲就够了。知儿者莫母吧，现在只会看书，其他本领都退化了。
国内的莱氏研究：步子可更快一点，水准可更高一点，年轻人可更多一点
文汇：知儿莫如母，知母亦莫如儿。您除了促进国际莱布尼茨的研究，也促动了中国的莱布尼茨研究。您除接受了很多学人进行国际交流外，在制度合作上也屡有建树：在您的推动下，武汉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莱布尼茨研究中心都有声有色；2017年，您还帮助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莱布尼茨研究中心”，山东省试图让儒学大省和莱布尼茨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有更多的合作。您如何评价此类合作的前景？
李文潮：三十多年坐镇柏林，我有幸结识全国各地不同领域的同事朋友，学术上的合作是从朋友角度开始的。制度化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也是中国国内的一个特色。前景总是看好吧。有时侯也只能只管耕耘不管收获，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样说，是觉得进展还是可以更快一点，水准更高更专业化一点，特别希望能够留住更多的年轻人专门或者至少重点从事莱布尼茨研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不能因此而不为之，不能因为干旱就不下种。
二 哲学特色与贡献
极具天分的莱氏处在数学家辈出的转向近代的中世纪，数学传递的是理性精神
文汇：因为采访，我对莱布尼茨这位17世纪的百科全书式天才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和哲学上。他和牛顿共同促进了微积分的发展，发明了二进制；在哲学上，他是17世纪和笛卡尔、斯宾诺莎齐名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并提出了“单子论”学说。
您曾对他那个时代人的生活和处事做过专题研究，您是否觉得莱布尼茨这样的天分是独一无二的，是什么造就了他的博学？据说他去巴黎完成政治游说前，数学只是一般，后来在巴黎拜惠更斯为师后，就有了从几何学上发展微积分的成就？
李文潮：莱布尼茨应该说是极具天分，但也非常勤奋，是特别注重讨论交流的一个人。50年间写了8000多封信，其中相当一部分长达30多页，实际上就是论文了。他曾说一早醒来，躺在床上就有那么多的想法，担心用一天的时间也不能完全记录下来。相比之下，我们也有想法，但往往懒得笔录下来做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也读书，但往往懒得做摘录。莱布尼茨愿意借来一份瑞典使团访问俄罗斯的笔记把俄国的物产和价格记录下来，而我们只关心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东西。欧洲的17世纪是数学的世纪，是数学家辈出的时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中世纪和近现代的转型时代，人们认识到了只有数学能够提供可靠的知识。我自己对数学没有多少研究，因此在莱布尼茨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数学精神。作为纯粹的精神学科，数学传授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计算和求证，而是以理性的方式解决冲突，从明确的定义出发按照严格的推演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莱布尼茨提出的“通用字符”夺今日人文精神学科数字化的先声，其基础还是数学，企图把思维数学化，进而可以演算。他发明的“二进制”之所以能够成为计算机的基础也是同样的道理。
“单子论”是天才之作，对当代的全息论、自组织论、潜意识论都有极大启发
文汇：您如何评价“单子论”的意义，莱布尼茨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实体观，认为人的心灵是一特殊大单子，有记忆、过去、未来，在《牛津大学西方哲学史》第三册里，莱布尼茨被放在“身体与心灵”一节里，这一节讲述了他与同时代斯宾诺莎的不同，以及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所扮演的承上启下作用。从哲学史的角度，如何来看莱布尼茨对当代哲学的贡献？
李文潮：“单子论”听起来有点玄，要吃透它确实也需要数学、生物学、神学，特别是哲学史方面的功力。但其基本思想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单子论”不是真理，只是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宇宙人生现实未来的理论。机械的因果律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世界，指导我们的日常活动，但单纯用它解释世界与人生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在现象界背后还有一个精神的力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点是“单子”。这是一个精神实体，无生无灭，每个“单子”独一无二，不受其他“单子”影响，以折射的方式感知其他“单子”即宇宙。“单子”与“单子”之间构成等级或者说秩序，秩序即美即和谐。每个“单子”皆追求自我实现，从而构成了整个宇宙的活力。
“单子论”确实是一篇天才之作。这是普鲁士皇帝弗德烈二世（1712-1786）说的，黑格尔却不无讽刺地说“这是一本小说”，不过确实也很有诗意。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莱布尼茨使用了很多比喻：世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单子”没有窗户；宇宙之中充满生命没有荒芜；一水映大千，一镜射宇宙；此刻是前刻的延续同时孕育着未来，等等。这么一篇短文（90节，大约40页）对后来的哲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英国和德国就先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单子论”，都是立足于莱布尼茨的母本。值得一提的是“单子论”还对哲学之外的学科理论的影响，譬如全息论、自组织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心理学、社会学、艺术与诗歌理论等等。
17世纪欧洲发现诸多“非欧”文化，莱氏提出跨文化诠释：理性上的宽容
文汇：刚才提到，您编辑了莱布尼茨的手稿《中国自然神学论》，这部作品是在他去世前的1716年撰写。1688年到1689年，他在罗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以后又认识了白晋，白晋向他介绍了《周易》等中国文化，他也就此对中国抱有好感。您能否介绍一下，在莱布尼茨眼里，他是怎样肯定中国，和法国启蒙学派的伏尔泰等人是否有不同？不少研究表明，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曾在西欧掀起“中国风”，除了器物如扇子、瓷器、布匹风靡上流社会，中国的儒家思想在当时也颇受欢迎。您从莱布尼茨的研究中，是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时对中国的了解是否因为有带着“他者”欣赏眼光的主观性而有所美化？
李文潮：在莱布尼茨生活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发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非欧”文化与社会形态，由此引发了不少“文化”冲突，著名的“礼仪之争”便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莱布尼茨关注这些发现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诠释构想：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宽容。人是会思考的动物，理性的一个重要内涵则是思维是按照一定的思维规律进行的精神活动，这是保证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能够沟通对话的先决条件，同时预设了每个文化中皆有合乎理性的思想；以此为基础而提出的宽容不仅是对“他者”的尊重，而更是对自己的观点以及自身文化的怀疑。他所说的“自然神学”就是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因此，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为自己和后人收集了一些珍贵的资料。
与所有的对中国感“兴趣“的欧洲思想家相比，他的兴趣最广泛，亦更深入。不少人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问题，一个方面，只有莱布尼茨一人试图全面了解这个古老的国度与文化，同时又力争将了解到的信息作为背景与欧洲进行比较，进而从概念上把二者融会贯通。在这一过程中，莱布尼茨试图坚持以下原则：友善、普遍、求同求通求一、多样性、交流与相对。莱布尼茨生活在300多年前的欧洲，但其在政治、哲学、法律、逻辑、语言学等领域内提出的观点、思路与设想却显示了惊人的现实性甚至说超前性。这应该说是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莱布尼茨研究能够持续展开，引发各国家学者兴趣，受到学界及政界普遍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自然神学论》已经有中文、德文、法文、葡文、西班牙文、日文、荷兰文译本，意大利文本即将出版。
你提及的美化的地方确实也有，原因是信息不足或者不实。莱布尼茨使用的是有限的翻译，同时希望把所有的中文书籍翻译为欧洲语言。批评的地方几乎没有，原因是他有一个处世原则：宁可错误地表扬“他者”，也不错误地批评对方。善意忠恕，我个人认为莱布尼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文化之间的互解，进而贯通。
“正义”对后世启发：属于永恒真理，而律条是人为的，严格区分正义和权力
文汇：莱布尼茨在17世纪末提出的“正义论”与当今非常走红的政治哲学中的正义论有何不同和关联？
李文潮：莱布尼茨是法学博士，后来一直担任政治顾问一类的职务。其“正义论”的特色在于严格区分正义与权力，正义与法规或者律条，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他认为正义属于永恒或者客观真理。如同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一样，既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权力决定的，也不是民主投票得出的结果。权力可以帮助正义得以实现，但正义本身不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法无不义，但法规律条却是人为的，难免有错甚至与正义背道而驰。“恶法非法”就是这个意思。很显然，莱布尼茨的这一思想摆脱了欧洲中世纪把正义看作是上帝意志的观点，既区别于譬如霍布斯的权力论，也与契约法不同。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法与律之间的张力消失了。律被奉为圣典，背律即是犯法。与此同时，对不义的反抗权相对减弱。我想这也是莱布尼茨正义论，能够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当代科技活动及其潜在性问题，哲学提供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面临困境
文汇：您也从事科技伦理和科技哲学研究，是否受到研究者莱布尼茨的影响？
李文潮：不全是。起初我把科技伦理和科技哲学看作是利用哲学上的范畴与方法，研究传统上不受哲学重视的科学特别是技术活动，所以比较注重一些基本问题，譬如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范畴区分。后来我觉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不是昔日的工匠劳作，发明也不是像牛顿那样等苹果掉到地上。借用传统哲学提供的概念工具与分析方法无法把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进而思考这类活动的特点以及哲学手段的尴尬之处。这样视野就豁亮一些了。科学研究的自由性问题、现代技术活动的特点、技术后果的潜在性问题、责任性问题就出现了。不过我最终看到的还是面对新的问题时哲学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这几年来已经没精力思考这类问题了。
18年陆续理完17至18世纪欧洲期刊61年间对中国评论的一手资料600余份
文汇：在《莱布尼茨全集》的整理中，是否也有与时俱进的其他手稿整理新创？能否介绍一下？
李文潮：2003年，我在一个很有名但比较偏僻的图书馆住了半年时间，从早到晚阅读1665年到1726年欧洲主要学术期刊中对中国的报道与书评。这个项目断断续续做了18年了，收集到600多份一手资料。如果不出意外，有望明年出版。这一项目同时说明了，我的研究实际上在向治史的方向走。除了机遇之外，可能也是由于困惑。“知识增时转益疑”。所知的范围越大，圆周越大，圆周之外无知的领域随着增长。写了不少书，倒觉得不敢轻易下笔了。譬如我对比较哲学之类的题目就有点胆怯，要比较就首先得划界，那些界外的东西怎么办？说这是某个文化的特殊之处，则必须事先把另一个文化彻底吃透，这不是轻易能做到的，担心坠入独断之学。
给后学建议：成熟的常人要有哲学反思性，把哲学专业当作学问，而非智慧
文汇：如果一个后学（西方或东方）要在今天从事哲学研究，您会给他什么谏言？
李文潮：对于短期进修的学生，我不要求他（她）们怎么读书，希望他们多交流多到外面看看。关起门来书斋都是一样的。对于要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则要求他们扎实一点。对于德国的学生，我则是提醒他们这是一门以后很难就业的学问，最好同时选择一个至少能够维持生计的专业，因为社会（至少在德国社会）对哲学研究者的需求量并不大。
无论是对社会国家还是针对个人的人生而言，需要的是哲学性的思维或者反思,而不是对哲学的研究。成熟的人多是有点哲学头脑的人。人生中会有精神与心灵困惑,至少生老病死是无法避免的，也是需要面对的。康德提出的三大疑难（上帝是否存在？灵魂是否不死？意志是否自由？）是每个人一生中或多或少会问到自己的。哲学原本是一种很基础、很平常，在基本解决了温饱之难之后产生的精神活动。即便在大学兴起后，哲学在最初也只是一门公共课，其目的并不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更不是培养哲学家，而是要求从事专业学习的人，具有一定的包括逻辑和伦理在内的哲学修养。随着哲学的专业化、学院化、教授化，哲学才变成了一个有待研究的专业，哲学研究成了一个学术性的事业，渐渐远离社会与人生。简言之，从事哲学研究不等于就是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学生的建议大约是，不要期望得到智慧，把哲学当学问做。
三 我看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大会
文汇：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者，您如何看待哲学与世界的关系？
随着学科细化，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影响不再，而哲学跨学科交流可促进精神活动
李文潮：德国古典哲学无疑是哲学的一个特殊高峰期。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构建，对社会发展与变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结晶。到了今天,哲学家们，至少研究哲学的人，已经意识到了无法（或者说自认没有能力）构建庞大的哲学体系，因而转向了对具体问题的讨论。哲学活动的方式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苦思冥想，也体现于对话，既有同行之间的磋商，更有与其他学科和文化的交流。
当今社会，学科分类已经很小很细了。哲学还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开放，没有具体对象规定的学科，能够涵盖其他学科未能覆盖的范围。对具体问题的探讨能够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对人类精神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基本概念的分析有一定的批判性，有益促进社会群体以及文化之间的对话与理解。比如：问我现在几点了，看一下手表或者手机就行了。问我“时间”是什么,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诸如此类的有待分析批判的基本概念甚多。
学以成人：人类存在追问永新，“改天换地”之后明天将是怎样的可能？
文汇：这次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主题是“学以成人”，您如何解读？
李文潮：讨论和确定这个主题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悲哀。人类历史少说也有几千年了，自己到了花甲岁月，竟然还没有成人？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机会学习，他们也没有成人？因而有点疑惑。但斟酌一番之后觉得这个主题还蛮有意思的。哲学中的问题都是些古老的问题，不是答案，因此哲学史便是哲学思维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只要人类存在就不会过时。
但从大的框架看,学或思则是一个重要途径：人类社会到了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倒置，借用科技的力量，人类从靠天吃饭发展到了改天换地。这个担子不轻,挑得起吗？面临新的问题，需要对人生特别是人类的历史地位做出新的反思。这些也许是哲人忧天，但也确实是一些哲学问题，即可能性问题。星起云落，时光总在流逝，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都以明天的方式变为现实。长远来看是什么样的现实就不那么容易把握了。
中国哲学目前还是用西方的网在中国知识海洋里捞出来的鱼，与西方哲学的真正碰撞还待努力
文汇：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华裔学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现状和未来？
李文潮：汉语中哲学这个词是黄遵宪1877年从日本引进的，日语中哲学一词是1874年才有的。最早把孔子称为哲学家的是早期的耶酥会传教士，而且是在把儒家学说介绍给欧洲时所说的。在他们的汉语著作中，找不到这个说法，因为汉语中没有这个词。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中国哲学，是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或者知识范畴构建发明出来的，是打碎经史子集之后拼凑出来的，形象一点说，是用西方的网在中国知识海洋中打捞出来的鱼。最初进行这一构建工作的大体上是两类人：一是带着西学背景的传教士，二是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中国学者。
打鱼这个比喻出自于科学哲学。把它用到这里,主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学科分类有一定的任意性，如同网眼的大小是人为的一样，而任意性成立之后便有一定的强制规范性，用直径为五厘米的网眼打捞上来的鱼均大于五厘米，所有小于五厘米的鱼都会落网。说中国没有哲学是鱼网的问题，而国学一词的提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则是意识到了这个分类法无法全面覆盖传统文化,或多或少有点“以西方之眼光看待中国之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构建出来的中国哲学范围就很博大精深了。应该包括古典的诸子百家中的哲学思想，汉代以来对佛教吸收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宋明理学，当然甚至更主要的是近现代以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及其他山之石的功能。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哲学理应包括西方哲学。
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么形成国际对话与交流。和我们接轨的基本上是国外大学的东亚系或者中文系，而不是研究意义上的哲学系，因而也未能形成直接的碰撞。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分文野，争高下，而是把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中形成的哲学思想看作是不同视角下对同一的思考与表达。众含一，一摄众。达到这一步，尚任重道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