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增长率的空间变化与经济动能空间重塑的逻辑

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旨在研究一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这种探讨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内容：潜在增长率的大小，以及如何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过程。因此，研究经济动能空间重塑的重点就在于潜在增长率的空间变化。市场改革和经济开放是中国潜在增长的推动力量，潜在增长率维持在高水平的时期基本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例如，价格改革的1983-1986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2-1995年，以及加入WTO后的2005-2007年，都是潜在增长率两位数增长的典型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长率增长开始趋缓。而潜在增长率的趋缓有着多方面复杂原因，不仅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有关，而且与要素配置效率下降有关。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动力处于转换过程之中，经济结构调整成为经济潜在动能增强的重要源泉。从中国省际潜在增长率来看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经济运行的长期变化趋势，结果显示：目前省级层面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这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机制、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各地区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收敛趋势。

各地区的潜在增长率在空间上则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经济潜在增长具有区域传递特征，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延伸；另一方面，经济潜在增长出现板块化特征，形成了潜在增长水平相似的地区集聚和区域间异质性凸显并存的格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聚集模式是具有相似发展潜力的地区聚集在一起，即具有高潜在增长率地区聚集在一起的相对较多，具有低潜在增长率地区聚集在一起的有减少的趋势。与此同时，各地区之间的潜在增长异质性越来越明显，具有高增长率的地区与低增长率的地区聚集在一起的不断增多。目前，潜在增长率较高的区域呈沿长江经济带向西延伸趋势，改变了过去潜在增长率较高的区域集中于沿海经济带的格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潜力的衰竭源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规模报酬递增是维持经济增长潜力的逻辑，规模报酬递增亦是维持经济增长潜力的核心动力，市场开放是规模报酬递增实现的重要渠道，货物、知识、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是一个国家利用规模报酬递增的必要条件，这些对于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尤为重要。新增长理论之后，经济学家们进一步认识到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使经济理论能更加契合政策制定者的需求。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城市是规模报酬递增实现的场所，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经济活动日益向城市集中，城市发展的相关政策尤其是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在未来将会显得更为重要。

因此，中国经济动能空间重塑需要适时调整区域与城市发展战略以促进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发挥，使经济增长的潜力日益聚焦于地区专业化和创新驱动上。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应该从多元化转向专业化，专业化要依赖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且又能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中等收入国家通常经历了经济从不断提高的多样化转向专业化的过程，从重视投资转而重视创新，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现有的鼓励投资的政策应当让位于鼓励创新企业进入和技术落后企业退出的政策，注重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资助。

我们还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对源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红利进行公平分配，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首先，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保证城市的活力。如前所述，城市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又是解释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要提高企业竞争力并且追赶世界技术前沿，大城市和城市群就是创新的核心基地。其次，市场开放充分利用了规模经济，同时也带来了技能回报的不平等。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和市场开放对收入分配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各种要素所有者是否处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领域，劳动力是否是熟练工人。因此，政府要尽可能保证在开放经济中将技能回报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源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红利，应在合理有效的政策下进行再分配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经济动能的空间重塑

中国经济新动能空间重塑的重要突破口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潜能的加速提升，这需要打通中国向西的贸易与投资通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国内的现实依据，即潜在增长率较高的地区沿着长江流域向西扩展，分布在长江经济带，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潜在增长率高的地区分布的沿海经济带的格局。目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格局下，出现了经济高增长的“西南现象”，贵州、云南、重庆等西部地区呈现经济快速增长态势。“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助推西部经济动能的释放，而且还会实现中国的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

我们选取28个典型国家为样本，将这些国家区分为岛国、多面环海、单面环海、内陆国家四种地理形态，样本国家包含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各种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例如，有日本、澳大利亚、英国这样的岛国，他们四面环海；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多面环海国家，岛国和多面环海国家的要素流动方向呈发散形态；还有中国、巴西这样的单面环海国家，地理位置上单面环海，其要素呈单向流动；另外，还有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这样的内陆国家，要素向外流动通道受阻。从统计数据来看，岛国的基尼系数最低，单边沿海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而内陆国家的基尼系数要低于多边沿海国家；一个国家沿海方向越多，那么这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越小。实证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一个国家沿海方向越少，则该国基尼系数越高，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有越多方向的“出海口”，则该国的基尼系数越低。

在中国海岸线只分布在东部沿海或者说只有东部有出海口的纯地理格局下，一个地区的要素收入与其到海岸线的距离呈反比，离海岸线越近，要素回报越高。中国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使得这个地区的城市比内陆城市平均富有一倍。“一带一路”的西向倡议将打造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新“海岸线”，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改变了原来的只有东部有贸易和投资的“出海口”格局，构造了东西两面都有贸易和投资的“出海口”。这不仅能够提高胡焕庸线西北侧的要素回报，进而吸引要素流入和集聚，而且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要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相结合，共同促进要素东西双向流动，缩小东西地区收入差距。同样，“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通道打通之后，沿线国家也实现了要素双向流动，有利于这些沿线国家要素投资回报提高和地区差距的缩小，实现包容性增长。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中国经济动能的空间重塑

中国经济新动能空间重塑还需要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而且“一带一路”建设要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胡焕庸线怎么突破”，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动能空间重塑的关键，“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中国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从六普数据看，胡焕庸线西北壁人口增长，居住带向西延伸。胡焕庸线两侧呈现人口向城镇集聚的明显趋势。胡焕庸线向西突破的关键，就在于西部城镇化进程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城市容纳的人口比例越高。胡线西北壁城市的小地理范围空间效率低，大地理范围的空间效率尚未形成。这意味着西部城镇化的重点在于城市的发展和西部城市群的形成，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要走生态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西部地区要着力完善城镇化体系，优化城镇空间布局，走集约化内涵式的城镇化模式，将集中式城市化道路与分散式城镇化道路有机结合，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基于西部资源禀赋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进一步促进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向大中城市集中。中国目前扁平化的城市体系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于大中城市而言，要走集中式城市化道路。集中式的城市化又分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围绕超大型城市的城市化，大城市不仅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础，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且比中小城市更能集约和节约使用土地，分担污染治理成本。另一种是中心城市辐射的模式，称为城市群或者都市圈模式。城市群中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外部规模效应显著，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圈。

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重点在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先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和人口集聚，培育发展若干新的中西部城市群；推进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陆中心城市要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健全以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区域重要节点城市要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协作对接，实现集约发展、联动发展。

对于中小城市和城镇而言，要走分散式城镇化道路。一方面是分布式增长，产生较多的中小城市，大量移民散居其中。引导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向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城市和县城布局转移，增加中小城市数量；引导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倾斜，提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增强集聚要素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依托大量人口（50万到150万）集聚的县镇，甚至少于50万人口的小型城市。将大城市周边的重点镇发展成为卫星城，大城市的部分功能向卫星城转移；将具有特色资源、区位优势的小城镇，发展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专业特色镇；将大量的小城镇发展成为服务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桥头堡。在小城镇的建设中要突破就城镇论城镇、就农村论农村的“二元分割式”城乡发展思路，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城镇带动农村发展、农村支持城镇发展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