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代，世界进入了一个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建的重要时期。与此同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讲话以及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主旨演讲的主题和核心，是他阐发中国理性应对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化挑战的根本理念，也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的思想精髓，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我在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
一、新角色带来新责任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所谓“反恐”饱受质疑并严重受挫，爆发金融危机，这损害了美国的道义基础和综合国力。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快速崛起，从2000年到2016年，中国经济体量从近1万亿美元增至近11万亿美元，不计同期通胀，增加10倍[1]。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已经进入世界中心，成为世界核心大国。
目前，全球治理和中国新的领导角色已经成为国际上讨论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写入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所坚持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支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奇迹有着浓厚的兴趣，想了解中国成功的秘密，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中国提出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新理念表示赞同和响应。另一方面，西方有少数人对中国还存在着许多误解，怀疑中国搞贸易扩张，构建新的政治利益集团，要称霸世界，等等。他们变着法地讲述中国故事，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前景不确定”论等论调，逼着中国人要讲好自己的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全面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向国际社会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美国两次反恐严重受挫，爆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反映的是西方文明的危机。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即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根据何在？俄罗斯有关智库认为，世界当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现有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就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根据利润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推行受其控制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根据傅莹所说的，实质上是“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大力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2]的全球西方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极力维护以西方为中心，其他国家服务于它的“中心-边缘”结构和格局。另一条道路是世界各国根据共同利益、协商一致的目标和合作原则，就发展道路达成共识。
中国选择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美国主张的是脱胎于冷战时期的旧发展观。而中国则选择了一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实践日益获得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是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新理念和重要的公共产品，它虽是中国首倡，但为各国所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坚持的霸权主义和“价值观外交”，打破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魔咒，强调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限，也不以人种、民族、国家、宗教作为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场是放在共同体上，而不是立足于某个利益群体上，其目的是通过构建共同体来平衡利益分歧，主张要把所有人都纳入这个共同体中来加以考虑，而且是从整体上谋划长远利益、现实利益以及各种利益的平衡和共赢，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诉求是树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改变近代以来的殖民体系“中心-边缘”式的依附现象，改变近代以来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逻辑所导致的国际体系的不公正性现象；坚持多边主义，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框架，其结果将改变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主义的体系。习近平在多次演讲中，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上升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更好地回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
二、中国方案是人间正道
基辛格认为，中美之间的挑战背后是价值观问题。他说，正在经历动荡的世界尚未形成共同的理念，中美之间缺少一个总体上的互动理念，彼此都断定自己国家的价值观独一无二，是其他民族理所当然向往的。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最深刻的挑战。基辛格为什么如此看重中美之间的价值观问题，因为价值观的争论实质上是争夺发展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斗争，是关系到哪种价值观主导世界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重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承认世界是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价值预期创造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世界受思想统治，而是说思想所反映的真实关系决定了历史运动的走向。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调研论文《北京共识》指出，“北京共识”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中国正在开辟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责任平衡的基础之上[4]46。“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和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人为本。任何人都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价值观和发展观的背后是历史观，“北京共识”所表述的价值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的集中体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一带一路”构想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将44亿人口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中可以感受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发展观，对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对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影响。
人民主体论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发展大局的根本理念，坚信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核心价值，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发展价值的最高裁决者，这是贯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一根主线。从人民主体论看发展理念，它能逻辑的延伸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十八大以来，在统筹国内发展大局时，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提出在小康路上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党和政府就不能安之若素。让“人人参与、人人建立、人人享有”的口号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起最强大的力量。十八大以来，在对外关系上，习近平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国携手世界共同发展的构想，也是着眼于人类的大多数。习近平强调，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他还说，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当今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生活之中，每年近600万孩子在5岁前夭折，近6000万儿童未能接受教育。我们有责任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上述观点表明，我们只有在历史观层面，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视角，才能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
三、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石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崛起的代价是失去周边国家的好感，代之以警觉和猜忌。中国的快速崛起更加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情绪化反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围堵。究其原因，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指出的，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归类为一个民族国家，她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广土巨族)，也是文明国家，是唯一人类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时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经历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区域型国家日益变为一个全球性国家，中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心，向国际讲坛不断地注入中国的色彩，并对欧美的价值观(美国的霸权理论和欧盟的“规范性强权”即准霸权理论)提出了挑战。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机会之窗已经关闭，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的发展道路使西方的传统模式由“普适模式”下降还原为地域发展模式，世界进入多种发展模式共存和竞争的新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权力平衡的改变，突出地反映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博弈日益深化。美国的智库人物曾明确表示，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的、全面的激烈冲突。言下之意，中国不能向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如果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仿效西方发展道路，会受到欢迎；如果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将被西方视为威胁而引发冲突。西方媒体不时惊呼“世界正在进入中国节奏”、“世界正在去西方化，进入中国化时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的恐惧所在。
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构想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在发展观层次首先面临着西方的霸权史观的挑战。如何从理论上化解“中国威胁论”，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否定中国能够和平崛起的米尔斯海默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体系是一个无政府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可以求助。一个国家要顾及自己的生存，最好的办法是要变得特别强大，成为唯一的地区霸主。中国迅速崛起，它会效法美国主宰亚洲。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不能等到它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他的历史无仲裁者论就是否认有历史规律，否认历史有主导力量，其理论直接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提供历史观根据，并为发动世界大战的威廉二世的德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提供理论基础。针对美国新现实主义提出的“国强必霸”理论，中国明确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
基辛格对中美价值观的对立表示忧虑，他认为，能否调和这两种价值观是中美关系的最深刻的挑战。最近，他在《世界秩序》中进一步提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世界秩序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建立。……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5]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所以，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和平崛起”、国与国之间要寻求“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尤其是，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话中，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些主张不仅是对基辛格关注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国理性应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根本理念。
不同文化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性原则，应是一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观念，而不应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为标准来框定整个国际关系走向。但由于任何文化和文明本身都有其坚固的内核，要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宏愿，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文化和文明的观念本身是价值观，生活于不同文明圈的人们在价值观念上会有较大差异，要对此实现同情的理解绝非朝夕之功可以奏效的。西方国家散布“中国崩溃论”，唱衰中国，其立论根据就是对中华文明及价值观的负面评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以欧洲文明作为评价尺度，排斥和否定中华文明，她曾经预言中国改革不会成功，其根据就是中华文明的关系本位理性中缺乏引领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即缺少个体本位的自由放任观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文化软实力优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边，中国不可能有文化软实力的优势，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或许会成为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性国家，但因为文化影响力缺失，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由此可见，基辛格提出的中美之间能否形成价值共识，的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重要理论问题。
其次，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之所以难以解决，恰恰在于价值观的背后是利益。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个国家的主导价值观，往往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观念表现。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明确说过，宣传和推广民主和自由，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国家利益。所以，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其统治集团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多次讲过，美国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定支持。2015年5月，奥巴马在一次演讲时说：“如果我们不制定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规则，猜猜会发生什么？中国将会接手。”同年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谈判国在美国达成基本协议，同意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奥巴马当天在声明中再次提及中国，“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世界经济规则将由我们制定”。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价值观外交，其意图正是通过争夺价值观的主导权，来达到其控制发展主动权的目标。2016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五周年纪念日。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对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应于12月11日终止，西方国家都应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2000年到2014年，以中国为对象的反倾销措施是638件，数量占到了世界的1/3；在欧盟有效的73项反倾销措施中，有56项是针对中国的。这实际上是西方多数国家都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根据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国应该付出的全部都付出了，但是需要西方国家兑现承诺的时候，他们却拒绝承诺，撕毁了这个协议。西方国家一边享受着中国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红利，一边却依然高筑贸易保护壁垒。这一事例说明，经济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行的国际秩序和规则集中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很难得到维护。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本质上是利益调整的过程。西方推行的以西方化为宗旨的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现了群体性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围绕全球治理正在开展一场新的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以各种手段，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来维持旧有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两种国际观和秩序观的竞争。在价值观领域，中国提出的“共同价值”与美国提出的“普世价值”的博弈，正是两条发展道路竞争的体现。
最后，在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中，中国如何解决“有理说不出”和“有理说不清”的问题。习近平在谈到解决“有理说不清”的问题时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在“道”的层面下功夫，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不仅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而且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一句话，要创造中国的思想自我。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必须走出西方话语体系，建立对中国道路的自主解释话语体系。中国的和平崛起，迫使西方学者不得不高度关注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鉴于仅凭英语介绍的二手资料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有部分学者对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明确提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要由以英语语言资料为中心转向以汉语语言为中心的口号。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经验套用西方话语是很难准确把握的。西方学者的反思对我们固然有启发，但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中国学者要关注和解决自己的理论难题，即中国的和平发展何以可能？要从发展模式上给出根本性的解释，必须走出西方设置的话语框架。怎样才能走出西方的话语体系？价值观的背后是历史观，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人类共同价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自觉坚持唯物史观。中国与西方在霸权问题的看法上是截然相反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所坚持的历史观不同。中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才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基辛格虽然看到了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的分歧，并积极主张调和这两种价值，但由于他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并不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在他的眼中，好像中美两国都是以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的种族中心主义者。在讨论价值观问题时，与布热津斯基割裂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力的辩证关系相类似，约瑟夫·奈也否认中国文化软实力上升的事实，公开表示软实力并不取决于硬实力。马丁·雅克在驳斥他们的观点时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是其更大吸引力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用来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将迅速增长。有人认为中国很难发展出一种对西方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这种看法非常肤浅。所以，预测中美价值冲突，只有从历史观的高度才能把握历史结局。从历史观的高度看，价值论必须要与真理观相统一，归根到底要与历史发展大趋势相统一，国际社会中的民心向背将最终决定两种价值观争论的结局。
原文参考文献：
[1]沈丁立.中国为塑造新秩序提供正能量[N].参考消息，2017-03-10(11).
[2]傅莹.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J].中国人大，2017，(7).
[3]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使命[J].学术前沿，2017，(12).
[4]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M]//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