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嘉宾：杨东平

主持：风之声pku（教育学版版主）

时间：2006.9.7（星期四）, 晚7:00-9:00

版面：教育学（http://bbs.yannan.cn/forumdisplay.php?fid=114）

主持人风之声pku：

各位学友，晚上好!

近年来，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贫困生上学难、薄弱校更薄弱、好学校集中了更多家境好的孩子、 高考录取中的种种不公平、愈演愈烈的择校风、教育乱收费、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高校扩招、高校贫困生问题、独立学院现象、“教育产业化”等很多教育热点问题，都与教育公平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今天，天益网很荣幸请到了长期致力于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杨东平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就这个话题展开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杨东平教授的新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著作，出版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杨教授关于教育公平的观点在这本书中有系统的阐述。

杨东平教授现供职于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还担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

杨东平教授于2005年被《南方周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作为一位深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杨东平教授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现实，一直呼吁实现教育公平，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才能。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这两个节目可谓家喻户晓，杨东平教授作为这两档具有广泛影响的品牌栏目的总策划，实际上是成功地实现了对普通民众和学术界的双重影响。

下面就请杨教授回答学友的提问。

miaji：请问杨教授，在我们的城市，学校之间的差别很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条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也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学校与学校之间如此巨大的教育鸿沟？

多谢！！

杨东平：这主要是我们长期以来实行的重点学校制度造成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国家建立了旨在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人才的重点学校制度，构造了一种城乡二元、重点和非重点二元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或许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但随着实行全民性的义务教育制度，这一制度早已没有任何科学性、合理性可言。因而，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已决定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实行就近入学。

问题在于这一政策并没有真正被废止，我们仍然以建设示范校、实验校、星级学校等种种名义，继续在人为地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实行一种“没有重点学校的重点学校”政策。1995年国家教委提出在全国建设1000所示范性高中的政策，立即成为新一轮创建重点学校、拉大学校差距的强大动力，出现了新一轮建造大校园、豪华校园热，以及盲目攀比、铺张奢华的不良倾向。这些“示范学校”动辄耗费数亿元（如贵阳一中扩建新校园耗资4.8亿元），从多媒体教室、全空调环境到独立游泳池、体育馆、艺术馆、音乐喷泉等等一应俱全。这些公立重点中小学的硬件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公立学校，也高于我国的优秀的重点大学，不仅造成巨大的教育浪费，而且有违树人育人的教育宗旨。这种“扶强抑弱”、“劫贫济富”的政策，造成学校系统的两极分化。正是这种少数名校、强校和大片一般校、薄弱校并存的现实，造成了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刚性结构。

比尔•盖帽：我想问一个关于“择校热”的问题。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之后，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机会极大增加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为什么在“优质教育资源”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择校热愈演愈烈、择校费不断高涨？

杨东平：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这也是我们认识“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典型案例。应试教育、重点学校、“转制学校”、教育高收费，这些似乎不同的事情之间内在相互联系，构成了基础教育屡禁不止、难以破解的怪圈。简单地说，“应试教育”的单一升学率导向奠定了择校的价值基础，重点学校造成的两极分化的学校系统形成择校的制度基础，而“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则挟“教育产业化”之风，将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和用金钱换取学额合法化、正常化、制度化，从而在价值、制度、政策几方面形成了家长不得不就范的择校机制。其中，最主要的3个制度性因素是重点学校制度、高收费制度和转制学校制度。

你牛！：我从网上得知，北京海淀区教委前不久责令关闭了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但这些学校的孩子的上学问题至今还有很多未得到妥善解决。您认为海淀区教委这样做合适吗？

杨东平：此事一波三折，在社会舆论的干预下，最终解决的情况比预想的要好，比较从实际出发，允许部分学校重新开办。北京市并打算出资援助改建一批打工子弟学校，解决安全等问题。

讨厌自己：请问，杨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学校改制？目前，我所在的地区省示范高中的评比条件就有初高中分离。即示范高中不办初中部。这样一来这些学校纷纷改制，即由原来的校中校彻底变为独立的混合所有制得初中。请问目前有没有办法从制度上来制止这样的国有教育资源流失问题？

杨东平：从去年12月底，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联合发文，停止审批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新的转制学校（把公办改为民办）。这个政策已经叫停了，已经不能审批新的转制学校，老的转制学校正在调查，研讨治理的办法。各地也有一些做法，如上海的说法是“不进则退”，据说整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制的构成，来选择进还是退，取消非公非民、亦公亦民的中间状态。或者彻底转为民办，或者重新退回来转为公办。

天道酬勤：杨教授， 请问什么是教育公平？目前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杨东平：简单地说，教育公平包括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这样两个不同方面。过去实现的“阶级路线”政策，限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教育，就是典型的权利不平等。现在教育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性别之间、阶层之间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等等。影响因素固然有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但制度性的原因更令人关注，如重点学校制度、收费制度、招生制度等等，制度不公会加剧业已存在的发展性的教育差距。

高考吹水人：教育公平在整个社会公平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您对我国教育公平的现状怎样评价？

杨东平：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没有公平的现代化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没有公平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

我国城乡、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各种严重的教育差距，是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城乡之间巨大的教育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农村教育始终是中国教育的重点、难点。农村教育的薄弱和艰难，集中了我国教育公平所有重要问题。

中国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配置失衡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空间分布上。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划分，不仅是地理的，也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关于地区教育差距的深入研究显示，地区内的差距大于地区之间的差距。

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一方面表现为在西部边远和贫困地区，女童的失学、辍学仍是严重的问题。此外，虽然女性在各个学历层次的比例都在增加，但“层次越高、女生比例越低”的特征和“男强女弱”的基本格局依旧。例如在高等教育系统，女生在非正规高等教育中拥有更多的机会。

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教育差距很大，但一直在缩小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教育程度差异极大。在少数民族中蒙古族、回族的教育程度最高，其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口的比例低于汉族，而大专以上人口的比例则高于汉族。藏族、苗族的发展水平则低于少数民族的平均值。

19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以及基础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择校热、高收费，学生的家庭背景强烈地影响着学生的教育机会。教育的阶层差距正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bird飞飞：最近一段时间，中小学择校、教育乱收费等问题成了媒体不断声讨的对象，而您也专门写了这本探讨教育公平的专著，是不是公平问题在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适的基础价值。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在客观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的情况下，教育作为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有助于改变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生存状况，从而缩小和改善阶层差距。因而，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具有独立的价值，是超越于经济功利和经济政策之上的。

bird飞飞：今年国家在西部农村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收费，这本来是一个出发点很好的政策，然而据我暑期在家观察发现，这一政策实行后反而给西部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弊大于利。取消一切收费后，政府的教育支出并没有跟上，直接导致了农村学校教师待遇下降，人心思动；同时学校也无钱添置、改善教学设备等硬件。由此观之，这一政策反而不利于西部教育的持续发展。请问杨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杨东平：您的这些意见反映了某些学校的情况，对决大多数最贫困的农村学校，确实改善了他们的条件，而且使很多失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但是对于原来比较好的学校，这些新的一费制的标准，由于取消很多灰色的渠道（各种收费是老师收入的来源），所以有的学校经济状况可能比原来更差。

实行义务教育的新机制肯定会出现一些新问题，这种一刀切的方式需要妥善处理。

leopard88：教育公平化的最简单做法：分数线一样。具体而言，就是，小学和初中真正落实义务制，任何小学初中都不搞什么重点，试验，样板。高中实现地区的分数线一致。大学实现各省的分数线一致。要求全国一致不太现实，过于整齐划一反而伤害公平。我相信这个做法简单明了，大家都一样。

宝宝大军：您如何让看待上海的孟母堂事件？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前不久明确否定了 “孟母堂”的教学形式。她认为孟母堂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您同意张文的观点吗？

杨东平：“孟母堂”被定性为“违法办学”而叫停，是从《义务教育法》中所指的“入学”，均指“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没有包括“在家上学”的情况。但公众和舆论多从事实的合理性出发，认为这些孩子并没有失学，符合《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的精神。所持的理据不同。儿童是否必须在学校接受教育，家长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向孩子提供教育，在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之后，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就美国而言，经过长期的争议和修法，目前几乎所有的州都通过地方立法，确认了“在家上学”（homeschool）的合法性。在家上学的儿童迅速增加，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2%。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地方立法去改变在家上学“非法”现实，满足家长、学生对教育的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要求。

月之女祭司：请问杨教授，您怎么看待高考移民现象？这跟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否有根本关系？

杨东平：高考移民是由所谓的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这么一个现实所造成的。而这个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主要是目前这种按省定额的招生录取制度决定的。所以在那些人口大省，它的高考录取相对比较低，所以它的考分非常高，而在一些教育弱省，它的考分比较低，所以就出现了高考移民。近几年来很多人对高考移民的个体表示声援，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在这么一个基本的制度规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高考移民本身是违规的。如果站在当地考生的立场上，这些移民考生侵占了他们的教育机会。所以教育公平落实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要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大家会有不同的判断和立场。最终解决还是要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之间相对均衡化。

如果全国平均录取率是50％，实际情况却是各省差距很大，这是人为的配额造成的。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也是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YPSG：对于教育公平，有一种观点是，我国还不发达，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教育的问题主要也是发展的问题，只有发展了，以后才能谈得上教育公平。对于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杨东平：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在长时段的文明演进中才是确定的；但在现实的社会变迁中，却并非如此直接、简单。从历史看，先发达国家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普及义务教育等，都是在经济起飞之前、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实现的。说明教育公平在现实中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主的发展，人权意识的普及。“公共政策是对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不同的选择主要是价值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所拥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

那种认为我国太穷，追求教育公平是奢侈的“超越阶段论”，以及经济发展了公平问题自然会解决的“经济决定论”，是似是而非的。教育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通常意味着教育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增进教育公平。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会提供相反的例证，如阿马蒂亚•森所言，“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 我国近些年来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显著拉大，学校两极分化严重的事实，都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D50：杨教授您好，我觉的目前在中国各地教育发展已经存在巨大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承认教育在具有先天的不公平性？即教育公平只能是相对的。那么在追求相对公平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制定出相应的扶助政策，你觉得这样的扶助政策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

杨东平：公平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出现绝对的公平。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也不是在鼓吹绝对的公平，而是要改变、批判绝对的不公平。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差距过大，所以当前采取的各种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远远还谈不上所谓绝对的公平，只是试图改变绝对的不公平而已。尤其是首先帮助那些最不利地位的人群。

胖子：请问杨教授，是否可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良性发展、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基础？

我要说话：像今年某地区出现给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子女加分的政策是否合理合法?该如何规范考试加分的政策?

杨东平：毫无疑问，给纳税大户子女降分的政策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意思是说，高考加分政策一般是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我个人不太了解地区或以下政府能否制定和执行。

这种做法非常突出地反映了教育权利平等的概念远没有普及，享受教育是基本的人权，不应根据某人的家庭背景不同而区别对待。

至于如何规范、我个人主张大量减少加分的面。因为现在加分的种类非常多，第一类是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烈属子女等的加分，相对 可以接受；第二种，对各类特长生的加分，已经被大量滥用；第三类，带有荣誉性的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个更容易弄虚作假，更应该首先取消。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把第三种取消了。总之，优惠政策的面要非常小，有的加分政策已经明显成为腐败通道，更应该坚决予以关闭，并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smile：请问杨老师，关于重点学校、重点班。大家都知道，９月１日起实施的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您认为新的义务教育法能否遏制择校风的蔓延？

杨东平：各地之所以热衷于举办重点学校、重点班，除了教育理念、价值观念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给学校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一种营利的动机和利益机制。尽管国家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但这却是个公开的秘密。大城市中的少数重点小学、初中择校竞争之炽烈、择校费远远高于大学学费和高中择校费，已经到了十分离谱的程度。如果不整治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秩序，取消义务教育学校实际存在的择校现象，不办重点学校、重点班就是一句空话。由于重点学校、重点班并不能精确定义，随着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它们开始改头换面地以“实验学校”、“实验班”的面目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也为此举大开绿灯。不难想象，这将是对《义务教育法》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真正挑战。

因此，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既要治标，也要治本；不仅是一场持久战，也需要打攻坚战；有关措施不仅要坚决、强硬，而且要具有可操作性、可问责性。具有可行性的具体建议，一是坚决取缔、查处义务教育学校的各种择校行为，包括权力机构与重点学校以“共建”的方式择校的行为；对重点中小学开展审计，对违法者依法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收缴非法的择校费收入。二是查处规避法律的变相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严控真正有实验项目的“实验学校”和“实验班”的比例、数量，向社会公开全部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定期开展《义务教育法》执法大检查，公布检查结果，并将它作为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要评价，对领导人实行问责。

胖子：请问杨教授，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际状况如何？是否还需要国家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政策、制度来完善？

杨东平：2000年国家宣布基本普九，是指在85％的人口覆盖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十一五期间要把另外的15％（主要是西部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普及了，现在已经达到了95％，还剩5%。但这只是从规模上讲，刚才讲到，这个实行的状况还是低水平和比较脆弱的。

胖子：谢谢杨教授的解答。“普九”也可以说是国家在教育公平上的重要行为。感谢为这一事业尽过力的所有人士。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愿国家与公民将这一事业进行得更好。

清风浅唱：高校每年在各省招生的名额分配，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现行高校招生指标制定的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各地人口总量？还是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各地财政上的贡献？

杨东平：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这种“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等。近年来少数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是另一个问题，主要是受与地方政府“共建”这一利益机制的影响。

摩根斯坦利：请问杨教授一个关于“择校生”的问题。有人认为，对“择校生”现象大可不必指责，因为“择校生”现象促进了学校间的竞争，带来了效率，吸引了家长把钱拿出来支持教育，弥补了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同时也满足了家长的“择校”愿望。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杨东平：择校制度的确有效地扩大了教育资源，弥补了教育经费的不足；但它的问题是一方面它模糊了政府的教育责任，使政府倾向于“甩包袱”，减少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同时，全面突破在入学机会上“分数面前的平等”，用金钱购买学额被合法性、制度化，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强烈地影响子女进入不同的学校，享受“优质教育”逐渐成为学生家长经济能力和社会权力的竞争，从而凝固和加大了社会差距。教育高收费、乱收费的风气大开，极大地损害了学校的公益性，异化了学校的教育价值和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在教育资源更为短缺的80年代、50年代，公众并没有如现在这样强烈的教育不公平的感受！

ayaha：您经常提到，民办教育应当是教育产业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尽管近十年来民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这是为什么？

杨东平：这涉及国家对教育的另一个根本态度，即对民办教育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歧视。这是中国民办教育步履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现在的立法已经确定了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同等法律地位，但这远没有成为教育现实。

小猪：在中国教育经费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就似乎形成了一对矛盾。高校扩招之后的一个口号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基础教育大众化”相比，两者哪个更合理？

杨东平：由于我国在2000年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因此可以说“基础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已经大致实现，虽然是低水平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指高校在校生占适龄青年的15%以上，现在已达21%。是我国可以追求的，但问题是政府的财政经费应当主要用于义务教育；而峰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力量举办，不应当由政府垄断和包办。我国高等教育占用的政府教育经费太多，成为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

思辰：请问杨教授：如何规避干部图政绩，普九变儿戏这一现象！九年义务教育是基本国策，科教兴国是战略大局，到2010年，全国实现“两基”目标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的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两基中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但现实中，我到云南和新疆等地区，辍学学的儿童还有未曾踏入过学校的孩子不在少数，有些政府部门为了迎接教育厅“普九教育”的检查团，曾经用小学生来顶替初三学生，甚至到社会上花钱雇佣一些青年人充当假学生，这样的现象在农村及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少见，我不仅要问，谁来为辍学孩子的明天负责？谁来为国家的未来负责？

杨东平：农村在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过程当中，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各地都有，并不限于最贫困的地区。所以我国目前的普九是一种低水平的、非常脆弱的普九，十一五规划也把巩固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基本任务。事实上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尤其是初中阶段的学生辍学出现了严重的反弹。有些调查显示，初中辍学率在有的地方高达30％-40％，甚至更高，所以农村教育始终是一个重点和难点。

哈利•波霸：据我所知，重点学校的存与废在1949年之后有好几次波折，但直到今天它还依然存在，是什么支撑着它的存在？

杨东平：一是所谓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这样的发展理念；二是长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的惯性；三是这一制度形成的利益机制，不仅少数权势人物可以便利地享受“优质教育”，而且近年来的高收费制度更是造成巨大的经济利益，要改变有很大的难度。

D50：请问，目前中国是否能看成是一个学历社会？请问，目前中国是否能看成是一个学历社会。即通过教育获得学历，能否成为社会阶层中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同时如果这一假设对广大普通群众的子女成立，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学生学习压力繁重这一教育顽疾？

杨东平：中国无疑已经进入一个学历社会，学历社会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按照一个人的教育程度，来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学历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谋职就业的外在的一个标志。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是对所有阶层的人都适用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教育不公正的问题，并不是学历社会之过，而主要是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包括青少年学习压力太大，也不能认为是学历社会本身的必然后果。

smile：杨老师好，您怎样看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示范性高中”建设？有人强烈建议取消“示范性高中”的称呼，您怎么看？

杨东平：我认为这一政策的实际效果主要是负面，造成了这一轮豪华学校建设的浪潮，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推动了择校热。

支持人风之声pku：今天晚上，杨东平教授与大家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与交流，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因时间关系，今晚的在线交流活动到此结束。谢谢杨教授的精彩回答，也谢谢各位学友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