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折戟了。恰逢过节，就和大家唠唠家长里短吧。
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是存储着记忆的。比如自行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自行车曾经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玩具，这和我们的生活背景分不开的，是有时代烙印的。
1965年我们下放到甘肃的时候，发现那里的自行车不要工业券，于是父母亲商议了一下就购置了家里除手表以外的第一件“大件”——飞鸽加重自行车。原本是想着解决大人的交通问题，没成想立刻就成为我们喜爱的“玩物”。我们一帮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欢呼雀跃着去学骑车。那年哥哥13岁，我11岁，弟弟9岁。
离我们住所不远有生产队的打谷场，中间堆着麦秸。哥哥胆大，很快不用人扶就能扭扭歪歪地围着场院转圈了。我和弟弟则胆小一些，哥哥信誓旦旦答应在后面保护，我在他的保驾护航之下，刚刚感觉骑得顺溜一些，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扭头一看，他根本没有在后面扶！心里一慌车把乱扭，重重的摔了一个大跟头，把膝盖都划破了。哥哥对我说，其实你自己完全可以骑了，就是胆子小不自信，你要是感觉不对头，就冲到麦秸上去，有麦秸垫底，人和车就都没事。很快我平衡就掌握得不错了，但不会上下，因为个子小车座高，我只能跨在横梁上，或者一条腿在横梁下掏着骑。
会上下了以后我就上路了，结果还是在闯祸和撞人中逐渐知道了一些骑车的常识。第一次在街上骑车不知道上下道，差点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吉普车撞个满怀，车窗里的人大喝一声，小孩，知不知道上下道？就这么乱骑车？我这才注意到原来道路是有上行和下行之分的。
还有一次转弯的时候，不懂得一手握把一手要向后面的人示意打手势，被后面的车猛怼了一下，胳膊被剐蹭了一大块皮，我哭咧咧地被人领到卫生所涂了红药水。
再后来我就开始跟着一帮年龄大些的孩子在公路上呼啸，但是不会刹车，从一个大斜坡上冲下来时速度太快，等在前面的哥哥看到后不停大喊，“刹闸，刹闸！”发现我不明白，只好指挥我冲到路旁的玉米地里啃了一嘴泥。
当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一个巷子里只有几家有。而一家有几辆的还闻所未闻。如果一家几人要骑车同出，就还要借别家的车。当然别家也常借我们的车。这样几个孩子就可以一起出去了。
第一次远征是我跟着哥哥和一帮男孩子去几十里外的农场去采杏。那里出产一种“李广杏”，个头不大，但是糖分很高，而且杏核是甜的，不管晒杏干还是做杏酱都是上乘佳品。但是那里的杏既不论斤称也不按个卖，而是按树卖。大树一棵3-4元，小一点的树只要2-3元，树上的杏都是你的，但要自己上树摘杏。
我们带了两个面口袋，起大早骑了40里公路，买了一棵大树。哥哥和男孩子们上树摘杏，我在下面边吃边捡，过足了嘴瘾，实在够不着的高枝，就可劲摇晃树枝把杏儿摇下来。那一年是当地杏树的“大年”，果实格外繁盛。我们足足装了两面袋子也盛不下。哥哥便把长裤脱了裤脚打个结就是一个“人字形”的布袋。他骑我们家的车前面驮着裤子口袋，后面捆着一个面口袋，而我则骑一辆借来的车载着另一口袋杏，回去的路上因为上坡和负重格外吃力，等回到家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
插队的时候，我骑车到40里外的生产队，因想着车子不能老搁在村里，就邀约同伴们同我一起骑车回县城。但是那天淅淅沥沥小雨不停，一直等到傍晚还没有放晴的意思。男生们故意激我，打赌说你要是敢一个人骑回去就给你一天的工分。我也是一时逞能，说一天的工分不值，两天的工分就赌。他们指着在屋檐下翘着一只脚躲雨的鸡说，估计你到不了公社就像这只落汤鸡了。
我帅气地一甩头发说，你们不敢的未必我不敢！结果刚骑出村我就后悔了，因为雨越下越大不说，我们在山上看着天还亮，下了山天色马上就暗下来了。从我们村到公路还有十里“摸黑路”，菜子河也涨水了不少。可是我现在要是退回去，多没面子啊。我是知青小组组长，要是这一次“认输服软”，以后男生会瞧不起我的。我心里明白，是走是留都不能犹豫，否则天色更暗河水暴涨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前行。
我扛着车艰难地趟过了已经及膝的菜子河，人已经浑身湿透了。上了公路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能顶着风雨使劲快蹬，一路上我自己给自己壮胆打气。好在没多久雨停了，风吹散的云彩中还露出半拉月牙。一路上拉货的大卡车时不时溅我一身水，甚至还有司机伸出头来吆喝，嗨，要不要搭你一段。我都没理睬。中途车链子掉下来，惊得我一身冷汗，好在毛病不大，我把链条推上去后继续骑行。一直到夜里12点终于到了家里，把家里大人吓坏了，以为我冒雨赶回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第三天我回到生产队，大家见我毫发未损的回来都说我那天走了真冒险，半夜上游发洪水，把前面村子里的一头牛都冲出去好远。生产队长说，以后不能打这种赌了，是命要紧还是工分重要，你要是晚走半个时辰，没准就回不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在男生面前还是直着脖子很扬眉吐气了一阵子。
就这样，自行车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时候买自行车就和现在买汽车差不多，还要上牌照呢。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在陕西师大工作。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开学我就有一门新课，正在全力以赴的备课时，突然被告知小保姆不来了，弄得我措手不及，课还没有备完，马上开学在即，秦晖当时又在乡下搞函授，我只能把孩子像缠粽子一样绑在自行车前面的横梁上弄回姥姥家，让妈妈帮助想想办法。
平时从小寨十字路口过，骑自行车前后带人，交警一般都不管。偏偏那天一个貌似刚上岗的小交警特别认真，招招手拦住了我，我连忙解释。大概小交警的穿着和秦晖有些相似，才会叫“爸爸妈妈”的女儿冲着他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爸爸”。弄得小伙子一个大红脸，摆手叫我们走人。我告诉女儿，虽然穿的衣服像，但这个人不是爸爸，不可以乱叫的。
以后每次回姥姥家，因为坐公交车两头都要走路，还是骑车方便，我都是前面横梁上带着女儿，车筐里带着给秦晖的晚饭，后面带着女儿的衣服和杂物。后来因教委计划公派我去苏联，我便把孩子送到南宁奶奶家里，一年后再见到女儿，她和我生疏了许多，怯生生地不好意思叫“妈妈”。
为了尽快恢复母女感情，我让她跨在后座上骑车带她去大雁塔游玩。快到大雁塔的时候的，突然感觉车轮转不动了，我还使劲蹬了一脚，只听到女儿一声惨叫，我赶忙跳下车，只见她右脚卷进车轮子里，已经被旋转的车轮刮掉了一层皮肉，血肉模糊。我赶紧用衣服裹住她的脚，背着她飞奔地去了附近的医院。气门芯的钢帽把她的脚踝骨处刮了一个洞，流了很多血，看着她小脸腊黄哭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又心疼又后悔。结果整个一个假期她都裹着纱布跛着脚一颠一颠的，脚上至今仍留有一道疤痕。
秦晖眼睛不好，没有平衡感，体育是弱项，一直不会骑车，在校园里来回换教室上课很不方便。经常是我骑车他小跑步跟着走。有次去陕西省博物馆回来，看他实在跟不上，我就说我带着你走吧。殊不知秦晖不会在走动中上车，车子移动他一屁股没坐稳，摔了个四仰八叉。路边的人看我人小车小，带着个大男人，说你们俩应该换过来，他带你就没问题了。我一边笑一边扶他起来，说你一定要学会骑车。
晚上在灯光球场，女儿骑小车，我扶着他骑大车，刚开始他方向掌握不好，扭来扭去，好在他腿长双脚撑地，两个晚上就已经能自如骑行了，但是始终学不会上下车。秦晖说不学了，跨上去能走就行，双脚着地就停，拿鞋底当刹车。第三天他就骑着自行车上课去了，看见前面都是学生，大老远就喊：“让开点，让开点！”同学们都知道他不会骑车，看见他摇摇晃晃过来，帮他稳住车头让他下来，就这样跌跌撞撞完成了首骑。
秦晖会骑车的确方便了很多，到底两轱辘强于两条腿。但是他骑车也会走神，刚开始那两年磕磕碰碰的事不少。有一次前一天下大雨，路上到处都是积水，我要带着孩子回娘家，就说你推车把我们娘俩送到大路上。只见他一路上心不在焉想着什么，走到一洼水旁，突然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泥泞的路上，你们自己走吧，我要回去记一张卡片，连征求的余地都没有扭头就走。
我知道他在发癔症的状态下，“魂儿”根本就没在当下，跟他叽歪也没用。只好抱起孩子挽起裤腿负重淌水过去。回到家跟妈妈抱怨说，这种人连农村赶着毛驴送媳妇回娘家的毛脚女婿都不如。我妈说，你自己选的人，缺点优点都要接受嘛。
调动到了北京，单位分给我的房子却被我所在的编译局局长的女儿给调换了。我们住在魏公村一带，当时的新疆村西边，北外南边的杂居楼里。那是一栋建于70年代没有电梯的板楼，我们住在顶层，雨天房子漏雨，夏天闷热无比，冬天供暖跟不上，而且治安不太好。
90年代单位的福利主要体现在发实物上。这个月是十斤大米，下个月又是两箱饮料，没个车来回换着挤公共汽车还真不方便。有一回单位发了五斤鸡蛋，放了好几天都没有拿回去。于是我下决心买了一辆红色的轻便女车，怕碰破鸡蛋，还专门买了一个钢丝网编的鸡蛋筐，用纱巾绑住，挂在车把上，一路穿小巷抄近路飘飘洒洒回到家，锁了车把五斤鸡蛋送上六楼。
忙着做完晚饭后才想起应该把车推到楼下的车棚里，可是下楼一看哪里还见小红车的踪影！太神奇了，刚刚买了一天的车就没了，这可是我四分之一的工资呢！我气得七窍生烟，把附近几个楼区都跑遍了，也不见我那还没有撕下包装纸的新车。回去生了一晚上闷气，想着这五斤鸡蛋可值老鼻子钱了。
我赌气说再不买车了，但是毕竟不方便，隔了一段后就又买了一辆车，每次用完都赶快把车推到居委会旁的大棚里。有一次单位的降暑福利是两箱啤酒。我顶着三十几度的高温红头涨脸地把啤酒捆在后座上骑车带回了家，在楼下听见秦晖与别人说话的大嗓门，我扯着嗓子叫他下来帮我，就是没人应。
我只好先把东西放在楼下，然后去车棚存了车，再端着两箱啤酒气喘吁吁地一口气上了六楼，心里的火气别提多大了。因为手里端着箱子，我“咣”地一脚把门踹开，冲着秦晖嚷嚷，“干什么呢？明明在家，喊破了嗓子都不应”。
只见两个年轻女记者正在采访秦晖。我知道自己失态了，连忙躲进里屋无颜出来打招呼。人家见气氛不对急忙告辞退去。秦晖说，“你这个‘山东响马’的火爆脾气要改一改了”。我小声嘟囔道：“做了这么多事，不就是有个‘发脾气优先权’吗？”但心想这下秦晖老婆的恶名在外了，后来再见到那两位记者我仍然觉得不好意思。
虽然这么小心，丢车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因为家里太拥挤，我把女儿的宽轱辘小车和两箱成套的连环画用铁链子绑在楼梯上，晚上下班回来只见绞断的链子散落在地，其他东西已不见踪影。
因为丢车频繁，我们就在二手车市场上买车。我们也知道有些就是小偷销赃的车，正是我们的这种行为，才助长了盗车行径。只好自我调侃说，我们既是丢车的受害者也是盗车的帮凶。在北京这些年我们前前后后一共丢了七八辆车。
最可笑的是，有一次秦晖买了一辆八成新的男车，第二天和他的表弟在一起吃饭，表弟一看说，你怎么骑着我的车，这是我前两天刚丢的车，并且说什么地方有记号。我们大笑起来，怎么这么赶巧，表哥买了表弟的车，这叫什么事啊。
直到现在只要是五公里以内的地方，秦晖都会骑车前往。如果车子报废了，暑假学生毕业季我们仍然会让学生在校园网上买二手车。虽然如今“共享单车”遍地，却不能进小区，所以在校园里，自家的单车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交通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