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美”和“艺术”这两个概念似乎都是绕不开的。事实上，以往的美学研究，有相当多的内容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而展开的。由此，如果我们今天要讨论美学的问题，恐怕仍然难以绕开这两个概念。
人们在不同的理论预设或概念框架中追问或讨论美与艺术的问题。在西方传统中，哲人们追问美与艺术的本质，力图在流变的、多样的现象之中把握不变的一。这样一种形而上的追问，在传统的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哲人们提出各自的理论或学说，努力与他人争论或辩驳，种种讨论加深了我们对美与艺术的理解，但始终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统一的、普遍有效的理论。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到了18世纪中叶，我们今天所普遍认为的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美学，被认为是认识论的一部分，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与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相对。作为认识论的美学，可被视为整体科学事业的一部分。认识论的基础是主客二分，事实上，也只有摆脱了那种日常的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感知方式，科学认识才是可能的。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人们对美与艺术尤其是美的本质问题有很多争论，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
英国哲学家达米特认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形而上学，到了17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向，即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这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从以上的简单讨论中，我们也可看到在西方传统中，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亦分别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框架内得以被讨论。
到了20世纪，达米特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又一次大的转向，即语言的转向。语言哲学由此被一些人视为第一哲学。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美”与“艺术”的概念得到了相当多的讨论。一些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派的哲学家认为，“美”与“艺术”的概念是无法定义的，由此，任何试图寻求“美”与“艺术”本质的做法，都不过是徒劳。照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哲学家们所能做的，是将“美”与“艺术”这样的大概念，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到它们本来的、日常的、复杂多样的用法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只是治疗性的，它不建构任何美学或艺术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颇具冲击力，但他对哲学之任务的规定，却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建立在他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既不等同于科学，也不是科学的一部分。科学建构理论，哲学则不然。在这样的理解中，科学是积极有为的，而哲学则不免消极。人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或美学的消极理解，存在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即有可能会取消哲学或美学存在的合法性。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
学者们试图在更积极的意义上从事美学研究，并为此提出了种种“纲领”或方案。但对于这样一些“纲领”或方案，人们尽管争论颇多，却始终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判据。因此，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笔者认为，如果真要考虑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学与科学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形而上学力图在多之中寻求一、在变化之中寻找不变的东西，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有其一致性。形而上学孕育了近代科学。认识论是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形而上学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美学与科学的关系都相当密切。甚至可以说，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一直在试图用广义科学的方式来解决美学问题，尽管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哲学的语言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使哲学与科学分离了。这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表现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罗素、奎因等哲学家并不接受。
基于以上简单回顾，笔者认为美学研究的前途之一在于与科学结盟。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里的“科学”。在古希腊，科学是与形而上学混杂在一起的，并不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近代认识论的科学“基础”，是以数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为范型的。美学研究的历史表明，建基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种种美学理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传统美学到了今天，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境况中，美国学者安简·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在《审美的脑：从演化角度阐释人类对美与艺术的追求》一书中提出，从演化的角度来解释美与艺术的问题，或许能让我们获得一些不同以往的新鲜见解。
如果我们将演化论视为一种理论基础或方法论，那么它与形而上学是非常不同的：演化论是经验的，而形而上学是非经验的。演化论也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但在演化心理学看来，“自然就像塑造我们的身体一样塑造了我们的脑（心智）。”这即是说，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与客体相对的模糊的认知主体，大脑作为具有认知功能的器官，本身就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美学研究需要关注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而不是继续沉浸在主客关系的“思辨”之中。
安简·查特吉的上述方法论提议，也并不是绝对新鲜的。在19世纪末，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兴起，费希纳就曾提出，美学研究需要经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自上而下”的美学到“自下而上”的美学。所谓“自上而下”的美学，即形而上学框架内的美学。而所谓“自下而上”的美学，则强调从经验出发，尤其是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形而上学虽然孕育了科学，但也包含了许多非科学的东西。
在费希纳的倡导之下，人们曾将美学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心理学的进步，但心理学后来的发展，似乎并未完全满足人们的预期。维特根斯坦本人积极关注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但他同时也认为心理学的进步并不能解决美学问题。因为美学问题在科学之外。我们不同意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安简·查特吉今天所作的尝试性工作，可被视为费希纳所倡导的方法的一个当代继续和发展。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即来简单看一下安简·查特吉如何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解释美与艺术的相关问题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人们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之内讨论美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安简·查特吉说：“美不是仅仅存在于客观世界或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的心智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思考、体验、行动，是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形成的。对美的体验是我们的心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的脑经过演化，认为某些对象具有普遍的美。”
这就是说，在演化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内，美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当然也不是主客观“统一”的。因为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分，在这里是不成立的。我们的大脑或心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一些东西具有“普遍的美”，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是主观的。
长期以来，我们受康德美学的影响，认为美是无用的、超越功利的。美学也被认为是无用之学。但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看，美实际上是有用的，有利于个体健康及种族繁衍的。安简·查特吉说：“美的演化逻辑是：有吸引力的特征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这些特征是相对比较好的健康指标。”达尔文说，美的东西必定是健康的，即是从同一个角度而言。
美的选择与生殖活动相连，这鲜明地体现在人类男性与女性的相互选择中。安简·查特吉说：“男人偏好的女性特征是年轻、生育能力强，同时又带有些许性成熟感。”女性则普遍偏好“身体对称”的“高个子男人”，认为这样的男性更具吸引力。
演化心理学也有助于解释一些与艺术有关的问题。爱德华·O·威尔逊（Edward O．Wilson）说：“科学有望能够解释艺术家、艺术天才，甚至艺术，并且它将越来越多地借助于艺术来研究人类行为。”
关于艺术的起源，以往人们有种种不同的解释，诸如巫术说、宗教说、游戏说以及劳动说等。在演化心理学的视野中，“艺术的起源在于：趾高气扬的男性互相竞争，创造出没有实用价值的装饰物，试图向女性观赏者证明自己的作品比其他人的更壮观、更优秀。”艺术的有用与无用，或可在此获得恰当的理解。一方面，艺术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不能吃也不能喝，在多数情况下仅具有装饰作用。另一方面，艺术又是有用的，它有助于制作者向异性炫耀自己的杰出才能，从而赢得更多交配的机会。
“艺术的萌芽源于本能”，但艺术却不是一种本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说艺术不是一种“本能”，即是说从事艺术活动并不是人类天生的必须，它不同于吃饭、喝水、性交等活动。斯蒂芬·平克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语言能力是人先天所具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人类而言，语言似乎比艺术更为根本。
艺术更多是文化的产物，“只有在历史文化背景中才能被理解。”这表明我们对于艺术的研究，既需要积极吸收科学的成果，又应该继续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
安简·查特吉在积极倡导科学美学的同时，也指明了其所存在的局限性，他认为“科学美学能考察知识对审美体验的一般性影响，但不能考察与个别艺术品相关的特定的知识与多层意义。”的确，科学处理的是一般性、规律性的东西，它提出种种理论假说并寻求验证，而对于个别的、具体的艺术作品的分析，则仍然有待于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安简·查特吉还提醒道，“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描述性神经美学。”因为“描述性神经美学”的许多说法，目前还停留在科学假说的层面上，并未获得足够多的证实，因此建基于其上的知识并不足够牢固。
在这篇短评的最后，笔者还想强调一下在中国积极倡导科学（主要是演化心理学）美学的必要性。正如徐英瑾在《对于一种达尔文式的新人文—社会科学的展望》中所分析的，由于在相当多的中国大学中，美学被设置在“中文系”，而“这样的专业是疏远于自然主义思维方式的纯人文主义者的大本营，其所擅长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的隔膜程度，可能要远甚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隔膜程度。”这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专业设置，极有可能已经结构性地限制了一些学科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