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真实目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如何对应？《制度与繁荣》作者黄树东指出：美国提出的“贸易逆差”问题是一个虚假议题，我们需读准其背后真实意图，并制定全方位对策。本文涉及的基本观点，比如中国经济的走向、地缘政治的变迁、金融财富的安全等等，在《制度与繁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必须把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放在大的战略背景上。它是美国对华总战略变迁的一个部分，中国也需要从总体战略部署上来应对它，完成在宏观战略上的布局，在经济上坚守核心利益。
一、美国对华战略有哪些变化
如果有人还对美国的对华战略的变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话，《台湾旅行法》就是一副清醒剂。（这个法案允许美方所有层级的官员访问台湾，允许台湾高阶官员在“受尊敬的条件”下来到美国，与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的高官会见，并鼓励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在美展开业务。）这个法案的产生和美国总统的签署，有许多可以解读的地方。
第一，美国立法机构和总统，不知道这踩到了中国的红线？
第二，本来美国总统不签署，这个法案也会自动生效。为什么美国总统签署了？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华政策的实质性变迁，表明了就是要踩这条红线。
第三，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时候签署这个法案，表明了在美国这似乎不再是“政治不正确”。
第四，这个法案居然可以在国会通过，那些曾经反对过类似法案的人和群体到哪里去了？
这些放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这表明，对华关系的政治生态在美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台湾旅行法》的出现，是美国有意识地、毫不含糊地踩踏中国的红线，是直接削弱中国战略利益，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变迁一个极为重要的风向标。它带来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千万不要低估。只要看一下地图，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想扎牢第一岛链。
为什么这个法案会产生？美国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下层的严重不满，现在美国至少有四大主义在对华问题上纠在了一起——新民粹主义、新保护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这几乎涵盖了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
新民粹主义认为，美国中下层的贫困来源于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代表大资本利益的全球化，他们反对全球化。
新保护主义认为美国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只有依靠保护主义才能改变。这来自于美国崛起过程中长期的保护主义传统。
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商业和金融资本利益的，过去一般是支持对华贸易的。但是，这个利益集团这次没有通过大规模和有效的游说来制止《台湾旅行法》。这表明，他们的对华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认为中国的2025战略产业规划和中国政府控制金融风险的做法，不利于他们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中国产业上的崛起和金融上的风险防范，不利于他们未来在华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长期以来就是要遏制中国，他们真正感到了中国崛起，感到了美国相对衰落的压力，主张在地缘政治上和经济上全面遏制中国。
在新保守主义强力和巧妙的推动下，民意被左右，这四种力量合在一起，开始了对华战略全面的、实质性的转变。
这种国家战略的转变，不是儿戏，除了难以预见的大因素，是不太可能逆转的。
二、放下包袱，丢掉幻想
把《台湾旅行法》和301调查放在一起，就能读出实质。二者都是总体战略变迁的一个部分，前者着重地缘政治的围堵，后者着重经济上的遏制。
另外一点也不能忽视。美国政府最近换上了许多对中国的“鹰派”人物，其中还有鹰派的中国通。政府官员的这种大规模的一边倒的变化，千万不要误读。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可能是一个时机的因素，但是，没有中期选举，这种战略转移也会发生、也在发生。研究一下美国接近权力中心的智囊人物过去的一贯言论，就知道这是一场早就在计划和推动的战略转移。 “中期选举”的说法，可能是为了诱导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只着眼于“中期选举”，如何解释《台湾旅行法》和内阁成员的鹰派化？大家不要忘记，美国总统在第一时间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通话。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在阻滞中国的崛起，这个不能误读。
美国这种战略转变，反而让我们丢下了包袱，可以像美国一样，放开手脚，做出相应的战略上的调整。在这个新的战略框架下来相应地考虑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坚定地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经济的核心利益。把我们的经济战略、金融战略、产业战略和对应这场贸易风暴的战略都等纳入这个新的框架，重新思考。美国在下一盘精心规划好的棋，中国也要从整个棋盘上多维地来考虑贸易问题。贸易问题只是一个棋子。而每个棋子都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
在战术上我们要避免“狼群效应”和“示范效应”。
所谓“狼群效应”就是如果某一次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让挑起争端的人得到实质性的收获，就可能引来一群虎视眈眈的狼群，扑上来效仿同样的战略。中国在国际经济方面就可能陷入于许多国家的没完没了的争端，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期，许多人都想在中国经济身上夺一块肉。
所谓“示范效应”就是如果我们这次做出了实质性让步。将来他们可以随时找个什么借口再如法炮制一番。或者换一个政府就闹一次，国内有什么困难为了转移注意力就闹一次。要坚决地防止类似的行为再发生。要坚决防止后患，防止“后患无穷”。
有人提出，这场贸易争端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提法贻害甚大。美国究竟是要逼中国干什么呢？美国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的。难道我们会认为它倒逼我们的那些“改革和开放”是有利于中国崛起，而不是有利于遏制中国？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在《台湾旅行法》出台以后，美国会强硬地逼迫中国实施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改革开放？难道美国的国家战略会出现这么大的自相矛盾？
对美国的战略变迁我们一定要读准，然后从这个框架来理解美国的对华经济战略，而不只是着眼贸易战略来思考对策。
三、虚假的议题——贸易赤字根本不是问题
这次贸易纠纷，美国的借口是要消除贸易赤字。这是一个虚假的议题。
为什么？
有一个国际经济体系的制度安排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必须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如何提供呢？通过政府赤字和贸易赤字。外贸赤字把美元注入世界经济体系。如果没有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世界经济体系就缺乏流动性，要萎缩，最终就会寻求替代商品，结果就要把美元从世界货币地位上推下来。所以，消灭美国贸易赤字就是要消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需要贸易赤字。
这就是美国自己的政策选择。在消费和私人投资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推动贸易赤字。政府支出超支了，就必须由贸易赤字来平衡。比如，几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钞票印出来，需要购买货物和服务，就需要进口。所以，美国要消除贸易赤字，就必须消除联邦的财政赤字。消除了美元贸易赤字，美国政府的赤字财政也玩不下去了。
美国能消除财政赤字吗？美国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加支出，在扩大财政赤字。扩大的财政赤字就会导致扩大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变成贸易赤字就是美国让全世界为其财政赤字买单。
所以，从制度安排上，从政策选择上，美国需要贸易赤字。当然，这有一个度。
美国那么巨大的财政赤字，必然会转换为巨大的外贸赤字。所以，即使它把同中国的逆差压下来了，它同其他国家的逆差就会上去。总额会相当。但是，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中国才有能力，为美国那么大的财政赤字提供必要的产品与货物。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每次贸易摩擦以后，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减反增。因为，其财政赤字在不断上升。
美国非常擅长虚设议题达成自己的真实目的，《制度与繁荣》一书中对此有深入的描述。
四、美国的真实目的
从美国总统和官员的相关讲话，可以发现，美国的目的大致有三点：遏制中国的产业升级、推动中国的金融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
第一，打击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美国希望维护自身在高科技上的的地位，不能容许中国的追赶。中国经济要转型，要完成量到质的转变，关键就是高科技；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接近10000美元，而美国是50000多美元。中国要实现小康，现代化，要迈入高收入的富裕社会，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提高人均收入的关键，是提高总要素生产率，而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赖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美国打击的核心对象之一，就是中国2025战略规划的产业。如果我们无法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实现我们的规划，中国是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迅速转型。美国想在中国身上复制拉丁美洲。而且，高科技和核心产业，还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高科技和安全的关系，美国官员早有论述。
第二，谋求中国过度的金融开放，这也是美国政府这次的一个明确要求。
这个话题，很难在这里展开。我们只讲两点：
（1）纵观二战以来的历史，搞金融大幅度开放，搞资本账户自由和汇率自由化的国家，几乎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几乎没有例外。中国金融如果出现系统性问题，那就可能是颠覆性问题。
（2）如果我们这次在这方面让步了，外资或美国金融资本可能控制中国的金融行业。当然，我们的对策是加强监管。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美国为了打击中国的金融监管，同样可以发起贸易战争，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等等，怎么办？退步，还是坚持？如果退步，在国际金融资本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削弱金融监管是什么结果？如果坚持，那可能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争。那个时候，我们的技术进步没有上去，金融被国际资本控制，我们有多大的信心打赢未来那一场贸易战争？可见，让步不是消除争端的有效办法，反而可能跌入更多争端的陷阱。金融开放，一定要小心，步步为营，走一步看三步，先要把各种风险预见到。
过去几十年遭受洗劫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不是从善良的愿望开始，没有一个国家不认为开放能够导致金融产业更加进步和坚实，没有一个国家不是经过了反复的科学论证，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没有一流人才操盘，结果无一幸免地陷入金融危机。这值得我们深思。
习主席在19大报告种高瞻远瞩的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过度的金融开放，国际金融资本的控制，会增加系统金融风险的概率。
第三，促使中国进行制度变迁。
美国许多人认为，中国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意思是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规划，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催生了一大批竞争力强、规模大的企业。他们很害怕并且千方百计要废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改变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优势，要我们搞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
我们绝不轻易出让国际市场，但是，我们也不会为了某些国家的市场，就放弃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也不能让别人把经济战争当成一种手段和杠杆，随意在我们身上找好处。这个头坚决不能开，这个例坚决不能破。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让我们把安全带系好吧。
五、不能把小康建立在别人的善意上
求人不如求己，不如求中国14亿人民。中国经济的未来，小康、现代化、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基础上。就算我们失去了某些市场，如果我们立足内需，立足科技和产业进步，把我们的经济实实在在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基础上，任何贸易摩擦也只是我们复兴路上的一场夏日的风暴。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高科技和产业升级，失去了金融控制权，失去了我们制度的特有优势，我们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需要一场贸易战争作为推手。
习主席讲，“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住历史检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全面小康建立在别人的善意上面，建立在别人的市场开放上。
我们的全面小康必须经受得起任何贸易摩擦，任何金融冲击，任何预想不到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多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带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的程度,要多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待技术和产业自主权，要多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政府和产业技术进步和企业的关系。
我们绝不主动挑衅，但是，我们要捍卫我们金融体系的控制权、技术自主权、产业自主权、汇率自主权、外贸自主权、货币自主权等等。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基础货币的发行权拿回来。
总之，美国的战略变了，我们也要变。我们要有一个符合这个新时代的对美战略的新思想。在这个大框架下面来应对当下这场贸易纠纷。让它成为我们迈向全面小康的新起跑线，而不是停滞在中等收入的陷阱。
更多精彩观点，请参见黄树东：《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