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任教十多年，常有人问：你不想离开北大，是因为北大的制度，北大的管理，北大的福利，还是因为北大的图书馆？扪心自问，要离开北大，我最舍不得的，是北大的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北大的学生，不仅是中国最好的，而且是世界最好的。如此旺盛的学习热情，如此活泼的校园氛围，如此蓬勃的创造精神，北大的湖水、草木、空气里，都充盈着青春的力量和无尽的生机，浸润到每个北大人的骨髓深处。同样素质的学生，如果考到另外一所好大学，也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专家，但一旦来到这里，就被熏陶成了北大人，举手投足间少不了北大的味道。作为一个老师，哪里还有比北大更好的地方呢？

从来北大当学生，又回北大当老师，而今已经26年了，我深深感到自己身体中流淌的北大血液。我希望能永远和北大的学生们在一起，也希望自己永远做北大的学生。成就北大老师的，是北大的学生；而成就北大学生的，当然是北大的老师。我走进北大的九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刚刚经历过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我们虽然没有赶上最壮丽的思想景观，但文化讨论留下的惊鸿一瞥，也足够我们慢慢咀嚼和消化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都还买得到，仍然是我们最初的启蒙读物，

陈来先生、刘小枫先生、甘阳先生、汪晖先生，最具思想创造力的这几位前辈老师，都在不同阶段给我实质的影响，这应该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北大学生所能享受到的最好的人文教育了。而使所有这些汇聚起来，能够使我切身感到北大的真精神的，还要算我的硕士导师王守常教授。

刚来北大的前两年，我好像一下子被丢进了学问的大海中一样，贪婪而毫无目的地吸收，却找不到方向。北大图书馆有那么多好书，有那么多好课好讲座，又有那么多社团，就像很多刚进北大的学生一样，我有太多的兴趣，太多的幻想，好像自己一下子就到了世界的中心，承担起了天下兴亡，但其实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4年春天 ，我大二的时候，北大哲学系向全校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通选课，请最好的老师来开，大多在当时的老二教阶梯教室（现在早就拆掉了），那是当时北大最大的教室，每门课都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人满为患。我选了其中的好几门，课名都记不得了，应该包括叶朗先生讲的美学，陈鼓应先生讲的庄子，以及王守常老师讲的新儒家。这些课使哲学系最好的老师从系内走到了全校学生面前，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生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书可以这样读，学问可以这样做。相比而言，王守常老师的课并不是最吸引人的，基本不需要提前占座，不过，王老师的儒雅、博学与情怀却深深吸引了我。在王老师的影响下，我萌生了学习哲学的念头。

上完那学期的课再见到王老师，却是在昌平。从1994年开始，北大的本科新生一年级都要到昌平去，当时作为老生志愿者，我几次参与了和九四级新生交流的活动，而王老师竟然做了哲学系本科新生的班主任，不仅做了班主任，还在新生中组织了一个足球队！我印象中的王老师，还是那个大腹便便、斜背着大书包、走路都晃晃悠悠的老男人形像，而班主任不都是最年轻力壮的老师去做吗？他不仅要做班主任，还会作为孩子王，驰骋在绿茵场上！不可理解，至今都没能把这两个形像统一起来，因为我从未真的见过球场上的王老师，虽然后来了解到，王老师当年是有过学体育的打算的，阴差阳错才学了哲学。

本科四年一晃而过，我这样一个随着兴趣乱听课的学生，成绩是很不好的。当时保送研究生的指标很少，凭我的成绩，应该没有可能。我老老实实泡起了图书馆，希望真刀真枪地考一个哲学系的研究生。谁知，王老师在知道了情况后，告诉我说，哲学系保研名额有空缺，他要为我争取跨系保送的名额。当时真不知自己何德何能，蒙老师如此错爱，总觉得是不可能的事，而老师说得又如此肯定，自己战战兢兢、毫无把握，隔几天没什么消息，就给老师打个电话。一次早晨十点钟打过去，半天王老师才接电话，好像没听清我说什么，就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敷衍着：“没问题。”然后电话挂了——我后来才知道，老师一般是到中午才起床的——当时心中很没底，这么糊里糊涂的老师，能把事情办成吗？糊里糊涂的，就到面试环节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面试规定，王老师就带了一个年轻老师，组织了对我的面试，然后，我就成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当时面试我的那位年轻老师叫王博，后来也经常见王老师带他参加各种活动，老师提拔后进，无论晚辈老师还是学生，都像带儿子一样尽心尽力。

在北大校园的东南角，有一个治贝子园，是前清贵族留下的，九十年代，汤一介先生和王守常老师努力争取到资金，复建了这个园子，主要用做中国文化书院的办公场所。保研的事情结束后，王老师带我到了治贝子园，给我看中国文化书院的藏书，和我谈研究计划，还特别鼓励我们不同学科的朋友之间进行密切的学术交流。在1996年，也就是我研一那年的冬天，我们几位朋友开始读福柯的《什么是启蒙》，读了几次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汤先生和王老师就让我们到治贝子园读书。最开始参与的应该有李猛、李康、赵晓力、强世功、郑戈、舒炜、杨立华、唐文明、顾杭、渠敬东、汲喆和我，应星当时在重庆调查，回来后加入的，此后又来了吴增定和张旭，前后进进出出变化很大，慢慢人员固定了，就被称为“福柯小组”。王老师对福柯小组非常关心，福柯小组最长期的读书地点，就是治贝子园。

研究生三年，王老师就交给我两个任务。第一，作为本科学社会学的学生，王老师希望我除了读哲学文本之外，不能把以前学的丢了，要通过做田野调查研究宗教和文化，打破学科界限。这个要求使我到了哲学系后才真正学习社会学，进入中哲反而研究起洋教来，结果硕士论文写了一本天主教村庄的田野调查。这个研究硕士毕业后不久，刘小枫老师就推荐给道风出了，成为我的第一本书。也是从写这本书开始，我反而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产生了兴趣。第二，因为老师当时还在带本科九四级的班主任，有些事情他让我帮他带学生，特别是带学生去天台山国清寺做调查，王老师带本科生，几乎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如同一个父亲，而他与学生对着吹烟圈的场景，更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很难概括王老师的性格：一方面，他心里装着学生很多很多的事，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另一方面，他又特别随性，随性到了没大没小、大大咧咧的程度。不能说这就是北大老师的特点，但对我而言，北大的精神，特别是北大哲学系的精神，就是这样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他很懒，读了很多书，上了很多课，但不写书，不写文章，不评职称；可学生的事却都是他自己的事，他随时都在为学生考虑着，安排着。他似乎就是为当老师而生的，所以，他毫无争议地成为北大第一届的十佳教师——第一届，那是货真价实选出来的十佳教师，我后来也当过十佳教师，但后来的十佳教师推选就越来越程式化，几乎成了轮流坐庄，与当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等到我200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与王老师成为同事后，才知道了他在老师们当中的一个绰号：王爷。王爷出身名门，祖上是满洲贵族完颜部，父亲是东北军将领王化南，王爷是王化南将军最小的儿子，没有像他的哥哥姐姐那样转战南北，他出生时，父亲在傅作义手下做少将，积极参与了北京的和平解放。但王爷在历次运动中有过许多历练，在东北建设兵团插过队，开过汽车，也真的很擅长体育运动，特别能踢球。1973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来上大学，本来想去北体学体育，却来了北大学哲学。张岱年先生非常赏识他，以后让他留系任教。王爷和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朱伯崑、汤一介等老前辈都有非常密切的接触，投入到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当中。对老先生交代的事，王爷都认真去做。每次和王爷聊天，他对这些老先生的故事都如数家珍。他家里挂着冯友兰先生的一幅字，但写得不是很好，王爷说：“冯先生年纪很大了，我却从没有向他求过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给我写了这幅字，算是多年师生之谊的纪念。那时候握笔都发抖了，所以写得也不好。”对老师和学生，王爷都尽职尽责，但对自己的事却不大在意，不想著书立说，也不想评教授，他似乎很自觉地做了前辈与晚辈之间的桥梁。

老师们叫他王爷，除了因为出身名门之外，还因为他的派头和风度。记得除了这位老王爷，系里还曾经叫另外一个满族老师小王爷，但后来不知怎么就没人叫了，但大家都知道老王爷是谁。我回国任教时，王爷已经上了点年纪，却更加逍遥随性，喜欢和人神侃，喜欢和人喝酒，喝多了就挥毫泼墨。有时候他一晚上可以连喝两三顿酒，也留下一大堆字。国学在社会上逐渐热起来，来北大周围听课的社会人士越来越多，慕名来求字的人也越来越多。王爷的字是写得非常好的，但从不拿出去卖，都是在高兴的时候随意送。有几次，我在很偏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小店的匾额居然是王爷写的，回来问他，他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写的了。我就劝他说：“别喝那么多酒，也别老随便给人写字了，小心被人利用了。”但他不会改，几乎每次在系里碰到他，他身上都有酒味。王爷就是王爷。

2007年，守常老师终于评上了正教授，但很快就退休了。退休后不久，他从汤一介先生那里接过了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的职务。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中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团体。另外两个后来都散掉了，唯有中国文化书院仍然存在。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的文化讨论氛围早已不再，守常老师一方面努力整理老辈学者的文集著作，另一方面积极向社会各界传播中国文化精神。他依然率性逍遥，但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他一方面是非常积极的，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使命感和热爱；另一方面又是守成的，从来都知道做事的分寸和度。因为这些年的国学热，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他也随时都在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只要是诚心诚意学习和推广国学的，守常老师都非常热心，尽可能成人之美，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有一批真心实意的追随者。但他自己最牵挂的，却是为中国文化书院的老前辈整理著作，唯恐老先生们的学问没有传承者。每次看到老先生们的书印出来，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守常老师经常被邀请去给各种活动捧场，忙于各种应酬。职责所在，老师也乐意帮忙，学会了讲各种套话。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老师也是坚持原则的。有一次，某个活动的主持人在请守常老师讲话之前，先花了几分钟推广自己的产品，听得人们昏昏欲睡。守常老师上去后，并没有蒙混过关，而是不疾不徐但毫不客气地说：“没有这么做广告的！”预期中的捧场变成了斥责，这反而成为那天的活动中最大的亮点。我陪守常老师参加过几次活动，他的发言都非常简短、有力，既没有浮华的溢美之辞，更没有矫揉造作的插科打诨，更不会有廉价的恭维谄媚。一个读书人的真诚与朴实，不会因为任何情况而改变。

每次路过治贝子园的时候，我都先看看他的车在不在门口，多数时候是不在的，因为他总是在外面参加活动；如果在，我就会进去看看他，但他那里总是高朋满座，见了他也难得说上几句话。

在北大二十多年，我已经和王老师收我做学生的时候差不多年纪了。原来住过的宿舍楼，早就拆掉又盖了别的楼；哲学系在过的几个地方，现在都已经是别的单位了；不变的似乎唯有这个治贝子园，还是原来的结构，还是原来的藏书，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是二十年前的老师，只是房子旧了，书更乱了，老师则已经须发尽白。当初福柯小组的成员也已经分散到各处，但为福柯小组提供场地的他，依然在这里接待五湖四海的学生，和他们品茶、喝酒、写字。

我非常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位老师，他不仅教给我哲学和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教给了我怎样面对老师，怎样面对学生，怎样面对世界和自己的人格。我尝试着用他教学生的方法教自己的学生，学着像他那样真诚地面对周围的一切，总是无法做到像他那样圆融无碍、应付自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让我知道，北大不仅有许多著作等身的大师，还有很多述而不作的老师。真正使北大成为北大的，不是风景，不是建筑，不是树木，甚至不止是著作，而是一代一代的人。毕竟，书是谁都能读的，能教给我们书里的真精神的，却要靠老师。老师带学生，学生再带学生，北大人的人格与风骨，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至今的。而一百多年的北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始终能够培养和接纳这样的老师；北大哲学人的骄傲，也正在于文字背后的真性情、真风骨。这种精神一旦失落，北大一旦无法容忍这样的老师的存在，北大也就不再是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