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马成员与两个警察
很多人对俄国革命中自由主义的立场与表现，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认为国家杜马是“伪议会”，自由主义党派是“沙皇的帮凶”，是“披着宪法外衣的君主派”，是反对革命的。是这样的吗？
1905年10月17日沙皇颁布法令，有条件地承认普选法原则，同意召开国家杜马，放开了结社的禁令，很快俄国的政党多达一百多个。在俄国政党谱系划分中站在最右面的是“黑色百人团”和“俄罗斯人民同盟”；依次递减接下来是“10月17日同盟”、“进步党”、“自由派保守党”，中间党派有地方自治派组成的“全俄协会联合会”等、左翼有劳动派、人民社会党直到社会民主党。
这时代表俄国知识阶层的“立宪民主党”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是以《解放》杂志为依托而凝聚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左翼人士的联合组织。由于在1905年革命中的表现以及温和形象，该党党员人数很快在所有的政党中脱颖而出，达到5-6万人。他们自我定位是“非阶级的”、反映“俄知识分子情绪”的、倡导“民-主-立-宪运动”的自由主义政党。
1906年1月立党第二次党代会上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确定以“人民自由党”作为补充名称，以合法反对派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在当时的俄国政治谱系中该党处在“中间偏左”的位置。无论是十月革命前还是剧变以后俄国的论著中都没有把它划分在“右翼”范围内，认为在革命前短暂的“多声部”中，它属于“中左”政党。
该党的领袖和理论家是帕•尼•米留可夫。他曾被LN称为俄国“最博学的历史学家”。米氏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师从俄国史学大师克柳切夫斯基，毕业留校以后因批判沙皇的反动政策与参与革命活动，被学校以“左派革命家”的罪名免职并监禁流放。随后他在索非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讲学，在国外期间米留可夫一方面受到西欧自由派思想的熏陶，同时与包括LN在内的俄流亡者频繁接触，形成了以“宪-政改造俄国”的思路。
他坚信在俄国政治转型中以流血最少、震荡最低、不引起大的社会冲突的“渐进模式”是符合文明进程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他说：“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避免流血”。米留可夫钟情于英国式君主立宪，他主张在沙皇“虚君”的前提下实行普选、实现一系列民主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对法院制度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可以说这种“理性平稳”“把代价降到最低”的态度，在知识界是有高度认同感的。
高尔基说：“立宪民主党团结着我国最有文化的人们，团结着脑力劳动的所有领域的最好的劳动者”，“这些人尽管有其各种缺点，但却是俄罗斯在其漫长而畸形的历史上创造的最伟大的群体，这些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真正的头脑和心脏。”
立宪党虽然属于中间偏左的派别，但由于它的出现本身就是20世纪俄国社会情绪左倾化与激进化的产物，若与西欧同类型政党相比，立宪民主党还是有“革命情怀”的。正如米氏自己说：“我们的纲领无疑是一些与我们相类似的政治团体提出的纲领中最左的”。“它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激进的政治纲领和激进的社会纲领的结合”。与那些搞恐怖行动的激进主义反对派所不同的是，该党自称是“负责任的反对派”。
当今俄研究者也认为，“立宪党的社会改革条款与两个主要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的最低纲领十分接近，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把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可以说在一些原则性方面双方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表述方式和实施细节上的略微不同。这二者在许多大的问题上诸如：民族文化自治、公民权利、废除赎金、结社罢工自由、8小时工作制、关于童工和工人社会福利问题等等都基本一致。
LN承认，组成立宪民主党的是“俄国最先进、最有教育、很少直接屈从于资本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纲领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很不错的了”。如同俄国的社会情绪和政党都比西欧的左一拍一样，该党成立后最大的特点是“快速地”向革命政党靠拢。
在1905年革命中，作为领导力量的立宪民主党在形势的鼓舞下超越了原来的“渐进”设定，表现得相当“激进和革命”。米留可夫对此的解释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从未拘泥于最初的目的，革命就像一场大火，不会烧了一半就熄灭，或者换句话说，“推上坡的车是不能撒手的”，就是从策略考虑，我们也只能向左靠拢。司徒卢威宣称，“如果说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月9日以后变成了粉红色的，那么标志着革命有了巨大发展的‘敖德萨事件’以后，它‘开始红起来了’”。
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十月宣言后，政府中开明人士主张，让自由派进入体制将是国家变革最好的选择。体制内改革派与自由主义“两者应该合作携手”。米留可夫断然拒绝同这种“历史性的”过去式政权合作的意向，他强调立宪民主党在国家杜马中不是仅仅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是把它作为反政府的讲坛，并要求修改根本法，限制国务会议的权限和建立责任内阁。
他曾因讲了那句被认为是向沙皇“谄媚”而遭人耻笑的话而闻名——立宪民主党是“陛下的反对党”。其实这句话是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高压下、在不少立宪民主党人刚刚遭到罢黜乃至暗杀的气氛中讲的。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米留可夫仍然抗议沙皇把持预算控制权，要求把这项至关重要的权力交给议会，否则他们将成为“反对陛下的反对派”。“陛下”这一敬语固然体现了教授米留可夫的绅士风度，但也不乏向沙皇叫板的态度。
“高压时期”尚且如此，无怪乎1905年革命爆发，总理大臣维特在政府危机时寻求立宪民主党入阁支持，为了表示诚意，维特辞退了半数以上的省长和省警察局长，但是该党人士果断地答复：“我们只参加将承担召开立宪会议责任的政府。”
维特对自由派高层人物黑森说：“我对你们这个政党的观点给予同情，它的许多见解我是同意的，因此我准备支持它，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它得把革命的尾巴割掉，以及公开反对使用炸药和勃郎宁手枪的革命政党。”然而黑森答复道，我们无法就此做出任何承诺。
与苏联传统概念中的“妥协、软弱”评价相反，沙皇政府把自由派称为“左派革命家”。LN也说当时的俄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峙。如果自由主义者是“软弱、保守”的，由他们占多数并主导的这届议会能是“最革命”的吗？在1905年革命中涌现的立宪民主党是同意对专制政府进行“革命”的，只是不同意让人民付出“流血的代价”。无怪乎坊间里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识别的简单办法，就是看他们“带不带炸弹”。
LN评论道，“立宪民主党人在这种‘合法’的基础上反对专制政府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也正是由于他们这样叫板，才使沙皇老羞成怒，抛弃开明姿态并罢免同情宪政的维特首相，起用“铁血宰相”斯托雷平大举镇压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在内的反对派，导致俄国进入到“斯托雷平反动时代”。
在1906年3月第一届杜马选举中，立宪民主党获得176名，无党派但倾向于立宪民主党的105席，农民代表(包括社会革命党)97席，社会民主党（孟）18席，立宪民主党人穆洛姆策夫当选国家杜马主席并控制了杜马，史称“立宪民主党人杜马”。它只存活了72天便被解散，旋即立宪民主党发表《维堡宣言》，号召与政府展开“不合作运动”，发动人民抗粮抗税，拒服兵役，从银行抽回存款，仅1905年一年全国的提款额达8500万金卢布。
米留可夫此时特别喜欢引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句话：“如果我不能降服最高掌权者，我便挪动阿克朗特河”，意即会有革命举动。当时杜马中流行一句话，我们“绝不接受被马鞭鞭打的政权”。立宪民主党人已经考虑用“对付保罗的办法来对付尼古拉了”——即“宫廷政变”罢黜沙皇。
1906年斯德哥尔摩俄社民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布、孟两派在对待杜马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积极参加杜马选举，力争“使国家杜马革命化”。第二届杜马选举在左派政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其结果是两极化趋势加重，黑帮和左翼力量都有所加强，共选出518名代表，立宪民主党98名，劳动派104，社会民主党68，社会革命党37，无党派50，其他席位为右翼民族主义获得。
立宪民主党在头两届杜马中的领导作用毋容置疑。左派权重的增加使得杜马更不符合沙皇的胃口，1907年6月3日斯托雷平以社民党在军队中煽动反对现存制度的起义为由解散第二届杜马并颁布新的选举法，这就是史称的“六•三政变”，第二届杜马存活了103天。
随后的第三、四届杜马右翼力量加强，立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在四届杜马选举中它以及倾向于该党的力量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中坚党团的地位并没有动摇，尤其在两个首都更是如此，立宪民主党第一届杜马选举在莫斯科获得63%的选票，第二届在莫斯科获得54%，第三届获得61%，第四届获得65%的选票，第一届在彼得格勒获得61%，第四届获得58%。杜马存在的12年里一直是制度变革的象征。
立宪民主党拓宽了革命政党的社会舆论，把原来国家的话语霸权从政府把持下剥离出来。1913年初米留科夫在立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表示，我们将坚持不妥协的立场，直到实现国家制度的民-主化。在俄国这座貌似坚固的大厦上已经布满了细小的裂痕，只有在杜马里可以观测到，这里面对政府的批评、问责，都是常见的景观，并使之成为1917年革命“操练场”。剧变后价值翻转这些所作所为又成为遭到诟病的话题。
皇后在给沙皇的信中说，只有“把利沃夫、古奇科夫、米柳科夫、阴险的波利瓦诺夫打发到西伯利亚去，这样才能拯救俄国”。尼古拉也认为，导致皇权旁落社会混乱局面的病灶来自国家杜马，所以只要有可能，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解散杜马——这个附加在沙皇身上的紧身衣，罢黜那些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