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经典的理由
先看康托洛维茨书的原有内容，不表刘小枫教授的前言。两书一读，先看原作者的表述，后看中文版的解读，合情合理。
康氏此书已经进入经典之列。这不仅是因为它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已然挺立学界，而且愈来愈为学界推崇。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从形式到内容，确实堪称经典之名。
从形式上，康氏此书主题鲜明、结构严谨、方法多样、阐述精到，确实不同凡响。一部旨在阐述中世纪政治神学，也就是与宗教神学混杂在一起的半神半人的政治神学作品本不多见，而且专门集中在阐述国王两个身体的政治神学著作，就更是稀少。以之走俏，不出读者意料。本书在结构上从英国的法庭判例报告出发，深入大历史的细微处，显得扎实可靠不说，而且后来是层层推进，将人们引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两个身体话题，然后逐一描述和分析“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并以连续体与合众体的论述，凸显了拟制的国王政治之体不死的中心论题，最后以中世纪与现代边沿上的重要人物但丁分析了“以人为中心的王权”。从而，将国王的坏朽之身与不朽之身展现的两个身体之复杂含义全幅呈现出来，令人击节赞叹。在具体的描述与分析中，康氏将历史学、政治学、神学、哲学、诗学自如地加以运用，精彩纷呈。同时将图像学、主题学、身体政治学这些人们常不经意的方法注入其中，不仅收图文并茂的效果，更关键有更为接近事实的说服功效。全书的阐述之精到，在其具体内容上有更为翔实的体现。
从内容上看，康氏此书全面展示了中世纪晚期、或者说现代早期气象万千的国家建构与政治神学相与随行的变化局面。中世纪对现代成型的影响力，显著超过古代历史。这是一个政治史事实。这既是因为中世纪长期将古代遮蔽起来，而将上帝凸显为政治的一切正当性源头；也是因为现代国家直接脱胎于中世纪，不可避免打上中世纪的很多印记。但中世纪如何影响现代政治，在“黑暗中世纪”的说法流行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政治贡献常常淹没于谴责的声浪中。康氏从国王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政治神学的精深探究中，揭示了围绕基督呈现出来的自然之体与政治之体的关联结构，以及后起的围绕法律展示的教会法与罗马法之两个身体论述，然后围绕政治体论述教会奥秘之体与国家奥秘之体的关联，以连续性呈现了拟制王冠与尊荣的不朽性质，落笔于但丁，勾画出以人为中心的王权性质。这些论述纵贯数百年，但读起来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绝非一般相关主题的论著所可比拟。
一本书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精品的气象，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典。因为一部经典最重要的体现，是它能够开启思想界的多元争鸣局面，从而成为思想史演进的一个界标。康氏此书，不仅与刘小枫教授所书的西方思想界社会史学与政治史学之争相关，也切近翻译出版该书的国度究竟如何理解现代有关。它确实具有多样的启发性，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争端，有一种催化作用。
现代国家的神性引导
从表象上看，现代国家给人一幅神气活现的印象。它不仅结构庞杂、权力巨大、资源丰沛、力量无穷，而且道德自足、伦理圆满、强劲延续、自我夸耀。不思考国家何以如此也就罢了，稍加思考，人们心中就会疑窦丛生：现代国家这种神气是如何得来的？天赋的？积累的？真实的？虚幻的？种种疑问，促使人们心生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对此，催生了两种类型的解释理论：一是康氏此书所阐述的政治神学，二是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社会史学。前者着重阐述的是中世纪如何为现代建国奠基，又如何在政治嬗变中逐渐脱离神学而走向世俗化社会。后者着重论述的是“理性祛除巫魅”以后的政治与经济运作模式，尤其注重揭示世俗世界的政经结构。从学术的运道上看，前者一直比较落寞，后者长期占领主流的位置。
正是因为前者的落寞。反而让它显现出可贵的学术价值。因为缺少这些描述分析，人们对现代的认识就是极不完整的。念及于此，刘小枫教授的“扬康抑韦”似乎就有些道理了。尽管在理解现代上面，追寻起源与刻画类型具有不可偏废的共同价值。
必须直接从中世纪着手，现代国家在起源上才能获得理解。这是康氏此书成为经典的历史依据所在。但只是在话题上绝不足以支持康氏此书是为经典的断言的。康氏此书的经典性，在于深入系统地揭示了基督宗教与世俗国家纠缠不清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展示的高度复杂面相。经由这一揭示，人们对现代国家兴起的历史理解，骤然间变得丰富和深刻很多。
康氏此书给人三个重要启迪：
一是现代国家兴起中的基督教神学因素构成国家论述的灵感来源。这是一条政教关系交叠运行的线索。这也是康氏此书的论述中轴。无论是以基督为中心、法律为中心，还是以政治体为中心展开的王权论述，都脱不开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相关论述。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为之提供了“永恒性的光环”；以法律为中心的王权提供了低于和高于法律的王权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关乎现代国家运作中枢神经系统的国库理念。以政治体为中心的王权提供了国家的“奥秘之体”，让国王脱出为国的生命危险，成为国家安全与运行的保证。终于在延续性的基点上，凸显了一个“共体不死”的拟制化国家——它呈现为王冠与尊荣展示的“国王永远不死”理念。让国王这个政治之体的头与成员构成的身体的关系紧密勾连。缺少了基督宗教的相关论述，包括中世纪晚期在内的现代早期就不知从何建构国家言说。
二是现代国家兴起中神化国家、尤其是神化国王是推进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命题。这是一条现代国家如何“神气活现”的线索。现代国家的初步形态是绝对主义君主专制国。它与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古代罗马的世界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社会有着重大区别。这样的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康氏的描述与分析，那是一步一步从基督教的政治神学论述，走向世俗化的政治神学建构，从而为君主国家的兴起储备了政治理论资源。神化国王的三个阶段清晰可见：最初直接模仿基督的两个身体，呈现国王自然身体与政治之体的异同；后来直接从教会法与罗马法中汲取养料，展现了国王自然身体的坏朽与政治之体不死的内在连接，；最后呈现了国王从古代的战争亲征到现代早期的免除生命危险之两个身体内在镶嵌性质，突出了现代早期爱国主义的不平等特性。国王自然身体的死亡，已经跟国王政治之体的不死形成了理解国家的关键因素。
三是现代国家呈现出从中世纪脱胎、到现代早期初步成型，最终成为具有自我生命力的现代国家的强烈变动性。这是一条历史的动态演进线索。“王权的观念，经历即基督为中心、以正义和法律的观念为中心，以政治集合体或制度性尊荣等合众之体为中心各个阶段，由神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次第发展起来，其间有重叠交错和互相借用，最后，还是要由诗人建立一幅纯粹人性的主权图景”。这一变动性，这是现代国家最终脱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之体现。这也是康氏此书给人最大的启发：必须在变动中理解人类政治生活的状况，而不能在静止的状态下看待政治生活的实际。
需要逆转现代吗？
康氏此书的价值由上可见一斑。从康氏此书可以引申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一者以此显示它启人思考的经典价值，二者就此深入理解当下人类的政治处境。这就是仁智各见的问题了。
中文版的前言很长，表现出刘小枫教授一贯的宏大视野、古今纵贯、旁征博引和明晰论断。千字书评，显然无法评断五万余字长文。简而言之，他强调了康氏此书四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特点：一是此书呈现了与韦伯“祛魅”的社会史学迥然不同的政治史学面目，二是此书击中现代共和政体作为“无头政治”的根本缺陷，三是只有借助政治神学才能登堂入室，理解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深刻联系。四是国王永远不死的理念指出了矫正现代政治缺失的光明出路。总而言之，由于民主政体取代君主政体，使得低俗趣味“能够对地球上一切高贵的东西发动殊死战争”，康氏此书切中时弊、指引现代政治出路的价值昭然若揭。
刘小枫教授的评论，有击中现代政治要害之处。尤其是他强调不能割断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深刻渊源关系，确实启人心智。长期流行的中世纪是“黑暗世纪”，让人们仅仅看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人类精神自由的严重压制，由此心生横空出世的“现代”理念。这自然是需要矫正的偏颇观念。矫正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借助厚重的历史著作，让人们清楚看到一个深深扎根在中世纪观念与制度土壤中的、其来有自的“现代”。并且清楚意识到中世纪对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必不可少，甚至是显著依赖。
刘小枫教授指出康氏此书展现的政治史学面目不同于韦伯呈现的社会史学面貌，也切中肯綮。他们确实沿循的是两条治学道路，一个执意指出现代与中世纪和古代的联系，一个执着现代之为现代的类型特征。至于非经由政治神学不足以进入现代政治堂奥，也具有历史理由。试图为大众民主政治增添高贵元素，也不能说动机存在问题。关键的是，现代民主政体确实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花费巨大功夫加以改进。
但刘小枫教授的这四个强势断定，仍然让人心存疑虑：一者，康氏的政治史学与韦伯的社会史学真是那么对立吗？未必。两者存在两个意义上的互补关系：一是康氏指向过去的政治史学，帮助人类理解现代政治的源流关系；而韦伯指向现代的社会史学，帮助人们理解当下的政治处境。二是康氏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韦伯祛魅的断言，从以基督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王权演进，恰恰是一个祛魅的过程。至于祛魅是不是就完全脱魅，当然可以在今天西方的“复魅运动”中重新理解。
二者，现代政治是无头政治、低俗政治的断言，似乎有些断定过勇。事实上，康氏揭示的四个阶段的王权演变，倒是提醒人们，国王的政治之体不过是从基督的不死之体转移过来的，因此也仅仅是“奥秘身体”的一个阶段结构，而不是一个终极结构。到但丁处，人类对基督的取代，已经预示着立宪民主国家建构自己两个身体的前景。只不过这一问题不在康氏的关注范围内。这也因此给刘小枫教授的当下发挥提供了便利。
三者，是不是一定只有借助政治神学的进路，才能理解现代政治的奥秘或高贵之处呢？至少得承认一种两可之说：就现代政治也就是民主政体而言，必须在历史起源上弄清楚它与君主政体、甚至神权政治的紧密联系，否则确实很难“历史地”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起与兴盛。但就现代政治之成为现代政治来讲，不能仅仅指出他的历史起源就罢了，甚至偷懒地在其中寻找现实政治出路的药方。现代民主政体具有自身的特殊结构，需要研究者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类型进行自成系统的研究。发生学与类型学的探究绝对是并行不悖的。
四者，现代立宪民主政体是不是完全断送了君主政体的高贵性，变得来彻头彻尾、透里透外的低俗化呢？答案是否定的。现代政治解放个人，让人人必须成为像国王那样的个人共体，这其实是在理想政治层次的大范围内提升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品质。这种开放的高贵性，远比寄托于国王由王冠和尊荣呈现的限定性高贵性，要来得重要和切实。在这里，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伸张的是一种人的强力意志，而非神的意志。至于那些目空一切的虚无主义者，并不是现代民主政体的精神载体。因此也就无法循此否定民主政体。须知，离开现代的民主政体逻辑，试图以中世纪的君主政体加以改良，这是将古今演进的政治体倒错对待，乃是一种反历史演进、反政治思维的产物。
但这些都不影响读者认真阅读和对待康氏《国王的两个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