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教育是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体现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冲突、价值和特质。其主要特征是：全面移植苏联模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激烈冲突、震荡的发展历程。八十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的发展，已经极大地突破和改变了这一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通常被分为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十年和结束文革之后、改革开放时期这样三个不同阶段。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教育”，是新中国教育的原型，它既成为“文化大革命”否定、摧毁的目标，又成为文革结束后教育重建的理想，以及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主要对象。这三个不同时期似乎是断裂的，每一阶段都意味着对前一阶段的激烈否定和改造，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大致连续的过程。
新中国的教育处境与半个世纪前新教育兴起时十分相似。面临国际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打压，以迅速实现工业化、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教育又一次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强大工具。它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则是在后发展国家具有共性的：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应当如何迅速普及和发展教育？是首先使大多数人享受适当的教育，还是优先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专才？在教育的功利和非功利价值之间，如何保持恰当的平衡？当然，党的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将教育作为巩固新政权、贯彻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对知识文化系统的控制与改造，培养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新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冲突，价值和品质，在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中已基本呈现。
一、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
1949年月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当时教育改革的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明确指出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这一方针在随后的实践中迅速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不久就被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对“旧教育”的全面否定。与此同时，向苏联的学习借鉴则迅速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刘少奇成为向苏联学习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他组织建设了两所学习、推广苏联教育模式的样板和示范学校——中国人民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教育界，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早在1948年已经在东北解放区开始了。50年代初之后，大批苏联专家被聘请来华工作，协助改造和重建新中国教育制度。凯洛夫的《教育学》取代了西方教育理论，成为从新的经典。由于“破旧”太急、太切，“立新”则完全依赖苏联模式，提出了“全心全意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经验的口号，对苏联专家提出疑问或持不同意见者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因而出现了盲目照搬的严重问题，它后来被称之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1952年秋季起，大学从一年级起采用苏联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从1952年至1956年底，共出版了苏联高等学校教材译本1393种。[2]从1954年起，大学本科的学制由传统的四年延长为五年。曾经学自美国的按系招生、选课制、学分制、淘汰制等较灵活有效的制度均予取消。中国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形成近代以来又一次留学生运动的浪潮，其中90%派往苏联。
向苏联学习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对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新的高等教育制度。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3]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到1952年底，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都进行了调整。经1953年继续调整后，基本完成院系调整任务。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此纳入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农机学院、坦克系、发动机专业），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院系调整后，培养专门人才的能力和效率大为提高，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工科学生由1949年的3.0万人，占在校生的26.2%，上升为1953年的8.0万人，占在校生的37.7%.此后，工科一直是高等教育中发展最快、比重最大的科目，1965年工科学生占在校生的比值高达43.8%.另一个发展较快的科目是师范教育，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在校生比例由1949年的10.3%提高为1953年的18.8%.[4]
50年代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崇尚专门化的院系调整，无疑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其问题也十分明显。过度“专业化”的后果，极大地改变了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内涵，造成学校和学科结构的文理分驰、理工分家。由于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致使所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比较偏狭，从而缺乏发展后劲和创造力，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而且，它是以严重削弱文科教育和综合性大学的功能为代价的。高等教育的价值和结构出现了“重理轻文”的严重偏斜。1949年时，学习文、法、商、教育等文科的学生占33.1%；1953年，文科学生的比例减为14.9%；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这一比例下降为9%.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5]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绝无仅有。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具有特殊作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和伤害。全国综合性大学由调整前的55所减为14所。经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已不再是世界通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学院、多学科的大学，而仅仅是文理科综合性大学。由于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中国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消解了大学的科研功能，使大学降为单纯的教学机构，从而进一步模糊了大学与专门学院的界限，阻塞了大学内在的发展活力。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起了高度集中、条块分割、部门办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1953年，全国148所高等院校，由高教部管理的8所，中央各业务部门管理的30所，大区行政委员会管理的72所，省、市、自治区管理的38所。随着建立起大学统一招生和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制度，大学生自由择业、教师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流动成为历史。
当时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与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一种现代化的努力。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从20世纪上半叶学习模仿美日，到50年代学习移植苏联，呈现出强烈的外来文化导向和“西方化”倾向。但与学习日、美教育相比，50年代初的学习苏联运动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它是在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组织、理论、教材、方法等系统地全盘移植，“全盘苏化”；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个渐近、融合的过程，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建成的。这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特例——许多殖民地国家，以及战后的日本是在外力的强制下被迫全面改制，新中国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但是，50年代的学习苏联仍然是有文化选择和文化冲突的。例如，高校统一招生制度虽然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契合，却并不是来自苏联。当时，中国所学习的“苏联模式”是斯大林时代“专家治国”时期的产物，斯大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但50年代中国的社会氛围、文化背景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不但完全没有模仿苏联尊崇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反将知识分子从政治上到经济上逐渐贬为最低。50年代初，中国曾学习过苏联的“一长制”——企事业单位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但在阶级斗争升级之后，强调党对业务工作的领导，“一长制”便销声匿迹。苏式的教条主义、繁琐哲学、条条框框，以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等等，向为毛泽东深恶，并成为毛泽东抵制和斗争的对象。
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伴随着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在巩固新政权的斗争中，不仅要通过国家机器清除旧社会的遗留，而且需要向公民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教育被视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伴随阶级斗争的升级和教育的不断政治化，政治与教育和学术的关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成为尖锐、敏感的问题。
1949年《共同纲领》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很快就过时了。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上，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这一方针，反映的主要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培养目标。“劳动者”的提法，是具体针对当时大量城乡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鼓励他们回乡务农而提出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方针：“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7]虽然党一直在领导教育，但突出这一点，仍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导致了此后教育政治化的加速。
“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的制度实现，是改变了建国之初沿袭解放区教育通例实行的学校院校校（院）长负责制，建立起党委领导体制和独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在经历了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该受党委的领导；党委应该注意在学校师生中发展党和青年团的组织。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所属的学校，在政治上应当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一长制容易脱离党委领导，所以是不妥当的。”[8]随着建立起独立的政治工作制度和队伍，高等学校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臃肿的现象日益突出。
当时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建国前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它被视为是事关教育领导权、巩固新政权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称“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各个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9]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知识分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主要冲击、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学校里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几无停息。
1951年9月，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京津20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开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先河。1951年底，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10]1952上半年，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师生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52年，全国打击托派分子，在高等学校也处理了学生中的托派“读书会”。1954暑期，在高校毕业生中开展“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对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和鉴定。随后，中央指出应加强对新生在录取前的政治审查，并在全国中学建立新生档案制度。1955年3月，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5月，全国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在大学生中也进行肃反。
1957年的反右斗争，全国被划为右派的达55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约占当时全国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巨大伤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教师，河南为4.1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7万人的58%；广东为1.3万人，占全省右派总数3.7万人的35%.[11]清华大学共有571人被划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约占学生总数的5%.[12]北京大学学生中被划右派的421人，经红专辩论，反右补课，到1958年1月又增补了153人，达到574人。[13]
1958年的教育革命运动，各级学校开展“拔白旗，插红旗”，“向党交心”、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在高校和中等学校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运动。1960年起，在高校、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中心的学术批判运动，批“人道主义”、“人性论”、“和平主义”、“学术自由”等观点，又有众多专家学者遭到批判。在1964、1965年，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学术理论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潮。
教育理论界对所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息。
1951年新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场大批判——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中，陶行知出人意料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46年陶行知逝世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党外布尔什维克”。此后，对他的评价一落千丈。研究者认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除五四之后在文教界和知识分子中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影响，为建立苏式的官方意识形态扫清道路。对陶行知教育活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定性，将陶作为“民主个人主义”的典型在政治上加以否定，实际上是将广大知识分子的人生路向、事业追求的否定，从而建立起他们必须自我改造的思想前提。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文教界有一种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将陶的贡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教育路线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14]
继1951年毛泽东批判《武训传》、否定陶行知之后，1954年，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批判《文艺报》和红学权威俞平伯，掀起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大批判。1955年，大张旗鼓地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涉及陈鹤琴、陶行知等众多学者。1958年，北京批判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波及全国的心理学批判运动，把心理学说成伪科学，一批心理学家成为“拔白旗”的对象。1960年，教育界批判夸美纽斯的“量力性”原则、“系统性”等教育思想，“挖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1963、1964年，批判斯霞的“母爱教育”，视为修正主义“人性论”、“和平论”的表现。
与思想改造、政治批判同时进行的是组织清理。在建国初期，被清理的首先是“肃反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等；但也有在思想、学术上被视为落后、不合需要的人。事实上，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后，都有一轮新的组织清理。在1958年至1961年的政治运动中，受到组织处分的学生数量之多令人惊讶。据1962年7月教育部党组、团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甄别工作的报告，1958年至1961年的毕业生和在校的四、五年级学生约一百万人，其中被批判、处分的学生1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15%；以双反交心、拔白旗、红专辩论、教育革命、反右倾、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批判的人最多，约占被批判处分学生的70%以上[15].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逐渐形成凌驾于学术水平之上的“政治标准”。虽然理论上提倡“又红又专”，但重视业务和学术水平高的人往往被贬为走“白专道路”。“红”的政治标准，既包括本人的现实政治态度、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也包括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是否有“历史问题”）、亲属和社会关系（是否有海外关系）等等。它逐渐演变为被称为“阶级路线”的一套相当制度化的政策，即在入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根据家庭出身予以不同对待，优先选拔、使用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家庭，所谓“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的子女；限制剥削阶级子弟、非劳动人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和向上流动的机会。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直接以封建的“血统论”作为自己的组织理论，它与“阶级路线”实在是一脉相承的。
三、从大众主义到精英主义
新中国教育面临这样的两重使命：既要扩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迅速普及教育；又要通过正规化、制度化的教育，为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培养大量急需的专门人才。这一教育发展中“公平-效率”的矛盾，在当时的官方话语中称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如何既保持大众教育的价值和革命精神，又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接轨，对于新中国教育无疑是一种艰难的选择。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教育不仅具有很强的革命意识，也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延续着解放区的教育方针，十分重视教育平等的价值，强调教育面向大多数人开门，通过实行干部教育、业余教育、工农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接受教育。1949年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普及为主。”[16]
当时教育发展的重心在小学教育。为了实现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这一1949年之后唯一颁布的正式学制，十分鲜明地强调教育公平的价值。它认为原有学制最重要的缺点，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相应地位；小学学制六年并分初、高两级的办法，使广大劳动人民子弟难于接受完全的初等教育。新学制破天荒地将工农速成学校、业余学校、识字学校、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等正式纳入学校系统，从而形成工农速成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正规教育三足鼎立的格局；并将小学学习年限由6年减为5年，实行五年一贯制。由于这一改革十分仓促，在全国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不具备条件，新学制实行了一年即告停止。
此后，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那些来自解放区的非正规的教育形式逐渐失去了价值。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具有某种标志性。教育的正规化建设和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使得在平等与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逐渐移向了后者。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在理论上的区别，是认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而言，重要的是使少数人享受充分的教育、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英才；还是使大多数人接受必要的教育，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在教育实践中具体体现为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还是优先普及基础教育；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是尽可能地使大多数人享受平等的教育，还是对少数人实施特殊的“尖子教育”，等等。
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渐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线。它主要表现为：国家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并且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小宝塔”结构，选拔和培养少数“尖子”。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等教育价值的失衡。
1953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已有很大的发展，今后应当着重质量的提高”。[17]为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1952年11月，在院系调整的高潮中单独设立高等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而教育部主管中小学教育。此后，高教部与教育部几度分合，合并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日益突出的重高等教育、轻普通教育的问题。但是在此后的教育发展中，这一倾向始终存在，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
国家教育发展的重心，放在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高等教育上，体现的是国家对“效率”的追求，强调教育对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功利价值，为我国五六十年代实现工业化和国防建设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其问题是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致使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长期薄弱，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大，落后的国民素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刻制约。由于在条块分割的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主要从国家的总体目标出发，并不是根据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区差距并没有有效地缩小。
比较典型地反映当时精英教育价值取向的，是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制度。
1953年5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办重点中学”，全国共确定重点中学194所。在60年代初教育调整、整顿的过程中，重点学校建设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1963年，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确定的重点中学共487所，占公办中学的3.1%.[18]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以与高等教育的需要配套。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会议上所说：“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19]1962年教育部颁发《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
这一制度在现实中具有很大的负面价值。因为中小学教育是由国家举办的、面向所有儿童、具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基础教育（尽管当时尚未确立义务教育制度），理应遵循教育公平的原则，保证学生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机会。由于重点学校在师资配备、办学条件、教育经费等方面远比一般学校优越，从而导致学校之间的差距拉大，在培养、选拔出少数“尖子”的同时，造成一批基础薄弱的“差校”、“垃圾学校”，使大多数儿童的利益受损。同时，重点学校之间追求升学率的竞争恶化了整个基础教育的氛围。90年代，基础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被正式取消。
四、两条路线的冲突
以大量培养各类专门人才，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目标，新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以培养专家为目标的精英教育显然是与进城之初面向工农大众以普及为主的教育价值相冲突的。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知识化、正规化、制度化与革命化、大众化、劳动化的冲突，贯穿了新中国教育的历史，是认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
毛泽东毫不掩饰他对科层化、专门化、制度化的管理、造就一个“技术官僚”阶层、具有“专家治国”色彩的苏联模式的反感。他对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高度集中统一、国家垄断的教育管理体制、忽视农村和农民的城市中心价值、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以及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问题感到担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明确批评学习外国经验“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0]1957年3月，他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可能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他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第一书记要管教育，全国统一教学计划不合适，要减少课程，减轻教材，要方便农民子女就近上学，应当允许社办、民办学校等等。[21]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谈到这些问题。1957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落实毛泽东的有关批评，提出小学教育应打破国家包办，提倡城市街道、机关、厂矿企业办学和农村群众集体办学；可以允许私人办学；改变中学设置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等等。1958年4月，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既批判了照搬苏联的“无产阶级教条主义”，也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即教育部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既领导的错误。”[22]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用十五年时间在工业生产上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向全党动员，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在教育界则掀起“教育革命”的热潮。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和教育革命，标志着一种有别于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的新的教育方针、教育路线的形成——在批判了“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教条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走自己的路。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23]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展开的。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过教育的不断政治化，用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批判压制“专业化”和崇尚专家的路线；同时，用战争年代习用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方式冲击他所反感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此后，这种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断再现，冲击和改造正规的学校教育。它下一次大规模地再现，就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它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动乱，以及摧残、迫害知识分子，文明倒退、教育荒废的“奇观”。
1958年教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希望通过“大跃进”、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迅速普及教育。当时的领导集体对普及教育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目标。1955年12月，青年团中央发布《决定》，要求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文化革命”的任务，要求十二年内分区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这一目标又大大提前，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24]
因而，从1956年起，教育发展就进入了大起大落的剧烈震荡之中。1956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比上一年猛增一倍，达18.5万人，1958年大跃进，招生人数增至26.6万。此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掀起又一轮浮夸风和大冒进，1960年的高校招生猛增至32.3万。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7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同样，普通中学的数量，从1956年的6715所，到1957年增加为11096所，1958年又翻了一番，达28931所，中学生数从1956年的516万猛增至1958年的852万。
冒进和浮夸风导致了60年代初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和全国性的大饥荒。在随后的调整、整顿中，教育规模大幅度削减，学校大量精简教工和学生，当时称为“泻肚子”。1962年，高校招生回落到10.6万，比1955年的水平略高。1961-1963年，高等学校学生减少22%，高中学生减少16%，全日制初中学生减少18%.[25]在经过1958年至1963年的“冒进-紧缩”之后，中国教育仍数次经历这种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的发展方式造成的波动；教育规模的大起大落成为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另一个基本特点。
1977年之后，全面否定了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评价却显得暧昧不清，典型的意见是一分为二，否定过激的做法，肯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探索、取得的科技成果等等。但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个整体，其核心尤在政治。1959年，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的讲话称，1958年教育大革命主要是解决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残余服务，为将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服务”；而“教育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26]似乎找到了一条更为理想的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路。1964年，中宣部在一个材料上的批语称：“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一九五八年，即建国以后九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问题的。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是资本主义的。”[27]
因而，“十七年教育”的矛盾冲突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在制度模式、发展路径上，即照搬苏联模式与抵制、突破苏联模式的不同主张；另一方面是政治层面的，即如何处理政治与教育的关系、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并以粗暴、荒诞的方式突显了这一新中国教育内在的基本矛盾。文革期间，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盛赞1958年的教育革命，又称1961年以后的教育调整“扼杀”了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清楚地言明了文革“教育革命”的起源和来源。
2003/1
注释：
[1]《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第14页。
[2]《人民日报》，1957年11月6日。
[3]余立：《中国高等教育史》下册，第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4]《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65页。
[5]《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966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7]《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
[8]《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00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清华大学九十年》，第21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北京大学记事》，转自《粤海风》2001年第4期，第19页。
[14]天马：《“民主魂”陶行知在新中国的不幸遭际》，《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12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8页。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113页。
[18]《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第168页。
[19]《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第16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190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21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29页。
[24]《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
[25]《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第93页。
[26]杨秀峰：《我国教育事业的大革命和大发展》，《人民教育》，1959年第11期。
[2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