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中国政府公布的“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全球范围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将之作为未来10年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布局的重点，以及实现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全球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正对该策略如何付诸实施而拭目以待。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金融支持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的设立、治理机制与运作方式也备受关注。
然而，魔鬼在细节中。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六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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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是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战略所带动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都具有投资收益率偏低的特点。无论是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管道等基础设施，要靠自身收费来收回投资相关本息，均需要很长的时间。换言之，项目自身投资回报率是很低的。
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有着长期、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撑。为什么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呢？国内的基建浪潮，至少有两种解释。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可以通过加速要素之间的流动来改善资源总体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一领域；第二，一旦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与房产通常会显著增值，这会使得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然而，上述两种机制在一国内部尽管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类似的房地产故事能在国际上演吗？比如，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修建一条铁路，要求铁路两侧五公里宽的土地在未来30年内的收益权归属中国企业。这样会不会引发当地的民族情绪？该国政权更迭后是否可能变卦？
换言之，挑战之一，是怎样通过金融创新，来改变相关投资收益率偏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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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二，是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例如，假如东道国发生剧烈的政权更迭，新政府上台后是否可能实现外国投资的国有化？又如，假如沿线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战争一旦摧毁了相应基础设施或厂房，谁来负责赔偿？再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个别国家有着长期且经常的主权违约记录。即使该国政府对特定项目进行了政府担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违约，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如何保障？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面临的违约风险要显著高于亚投行。这是因为，相关经验表明，东道国对多边机构的违约成本很高。换言之，通过多边机构进行投资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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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三，是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一方面，私人主体的决策是非常市场化的，是否投资主要看收益与成本。如上所述，“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资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推动PPP（公私合营），私人主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兴趣。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何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如果私人部门与境外国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资金，那么出资的责任就会落到中国政府头上。中国政府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就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融资来源。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很多观察家认为，当前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偏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实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忽视了一下两点：第一，如上所述，“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收益率可能并不高、投资安全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相关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风险可能不降反升；第二，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消失以及中国央行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未来可能持续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中国政府究竟能将多少外汇储备投入“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存在较大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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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潜在风险之四，是可能妨碍而非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输出过剩产能是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的。过剩产能如何输出？是要在国内继续大量生产钢铁、水泥、电解铝、PVC，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吗？还是由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PVC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新的工厂？如果是后者，这与其叫作输出过剩产能，不如称之为帮助沿线国家构建其自身产能。如果是前者，则面临着相关产品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运输成本很高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能够重新步入繁荣，但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能够再度承载这种发展方式吗？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打断？台湾经济结构转型的经验教训仍历历在目。目前台湾的产业结构在四小龙中是相对比较落后的，而为什么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呢？其实就是因为台湾企业在大陆太成功了。如果像富士康这样的台湾企业没有在大陆取得巨大成功的话，台湾可能早就被迫进行结构调整了。因此一个在外部获得成功的故事，可能会延缓国内的结构调整。从长期来讲，这未必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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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抵制情绪。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而是会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出钱未必能办好事，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例如，有人将“一带一路”倡议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比喻是很不恰当的。其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当时在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所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很容易限中国政府于被动地位。同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输出过剩产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当的，这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感情绪。“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需要很多相关工作的配套，这些工作需要体现中国的软实力乃至巧实力。与军事、经济实力不同，软实力更强调文化、制度与价值观。要切实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惧态度，光付钱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功夫实则在钱外。中国政府应该更加真诚、积极地与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帮助周边国家解决其面临的紧迫问题、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交流。与传统的霸权理论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主义情怀，对小国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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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潜在风险之六，是可能加剧与美国的对抗。历史经验表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空间，就应该尽量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避免对抗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是有好处的。目前美国与中国仍在很多问题上（例如反恐、全球经济复苏、朝鲜问题）有着共同利益，中美外交应该更加强调共同利益，而非彼此之间的分歧。例如，如何进一步加快中美BIT谈判？中国政府在建设RCEP与亚太自贸区的同时能否主动与TPP保持密切接触？如何与美国在气候变化等具有共同利益的国际谈判中加强合作？
厘清与正确面对上述风险，有助于中国政府更加顺利与可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而上述风险的应对之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金融创新密切相关。例如，如何通过相关交易安排与项目设计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如何加强与东道国的双边合作乃至通过多边合作渠道来保障投资项目的安全？如何在投融资领域吸引私人部门与沿线政府的参与？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来推进中国国内结构性调整？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来切实改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关系？如何能够与美国政府进一步增强战略互信，在合作而非对抗中求发展？中国的崛起势必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一过程肯定是不平坦的，但是把对抗尽量推迟，做到“以时间换空间”，这样做对中国是有利的。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