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所有的苏维埃人都是陷于“一国被包围中”“诺亚方舟”上的“同道者”，但是“阶级差序”方法把所有人群分为向“权力核心”聚拢的几个依次落差的等级，知识分子是处于最外圈的不被信任者阶层。Stalin懂得，俄国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比党内斗争复杂得多。
党是可以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的，而知识分子历来有追求“思想自由”和“捣蛋鬼”的传统，他们的“非政权化、非政治化”和质疑权威的习惯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苏联领袖希望在他的统治下，改变知识分子独立思维以及与政权作对的习惯，让他们变成传声筒。
首先，统治者利用独立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个人对于“人多势众”劳动阶层天生的“负罪感”以及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心理，努力塑造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让他们无休止地自我反省和自我羞辱。因为俄国上下层之间巨大的鸿沟裂痕，19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在道义和精神上欠了俄国人民一笔债，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而下层对养尊处优的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他们说，“知识分子指挥我们够久了，事实证明我们没有知识分子也能行”。
苏联的“斗争”理论不断地制造普罗大众与“有教养社会”之间的疏远和敌对，在他们中间砌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很容易做到。LN说，原来的精英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昨天留给我们的材料”，是“腐烂了的知识分子”，是“寄生虫”。布哈林更说，对这些人“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光听起来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改造成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针对那些保持着革命前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坚持独立精神不服从的人都会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无情地“赶到中亚和北亚地区”进行“国内流亡”。
众所周知，“猎巫运动”来自于西欧中世纪的宗教审判，那时体制崩溃、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导致原有的人际网络发生变更，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被打破，宗教法庭以残酷手段惩罚异端，以“魔鬼通过巫师祸乱此岸世界”来解释社会上为何会发生许多不幸，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们想要排除的人是“巫师”。
西班牙的“猎巫运动”惩罚了数以万计的人，其中有3.2万人被活活烧死。苏联直接借用了“抓魔鬼”“消灭巫师”这些名词和审判方式，想以此转移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为社会灾难找一个替罪羊。
LN在《怎样组织竞赛》宣布了一个含糊而无法确切量化的概念：“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关于对“害虫”和“寄生虫”的理解十分宽泛，完全可以无限延伸作广义的解释。“全部的知识界，它的80%，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都可以归入“害虫类”。地方自治局工作者当然是害虫、合作社创办人也是害虫，房产主是害虫，文科大学、中学的教员中有不少害虫，所有的神父都是害虫，前政府人员、经常出国旅行、与国外有通信联系、世界语学者、集邮爱好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银行家、富商都可以是不劳而获的害虫。
像俄国这种具有村社传统的民族，生存困境积淀的“重集体、轻自我”概念越是在下层越有市场。在知识分子独立经济来源中断以后，“集体”是和存活概念绑在一起的。如果个人不能隶属一个集体便意味着“被抛弃”，他们要想打破孤立重新回到队伍中来，重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就要先过低头认罪这一关。政府一面在强化个人的“不完整性”的同时，一面在全俄组建“民众纠察队”协助警察监督和揭露“异己分子”（管辖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不属于民警和纠察队的职责范围，但揪出“寄生虫”则属于他们份内的事）。
这种靠煽动下层对知识阶层之间敌意的愤怒的阶级感情，让民众把病态肆虐倾向和歇斯底里地憎恨指责转移到这些“不劳而获”的“罪人”身上，的确是Stalin改造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举措。任何一个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寄生虫”和“害虫”来定罪，对间接劳动和文化思想成果必须是政府认定的。作协秘书长说：“谁敢担保我们当中不会有工人阶级的死敌呢？”仅1936-38年就有600多作家被捕。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1962年被就是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刑，送到北方边疆劳动。1925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孟什维克主办的《社会主义通报》，钻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被以“阅读非法出版物”判罪。
沙俄时代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康德拉季耶夫（“康氏长波理论”的提出者）在监狱得了精神病死去，尤罗夫斯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明者）被折磨致死，恰亚诺夫（“农民学理论”的创始人）5年监禁以后被放逐在阿拉木图，在1948年又被关了进去。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代相当大一群托尔泰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泰山前地带。所以阿赫玛托娃对伯林说：“你来自一个由人构成的社会，而在这里，我们被区分成了人和……”。
Stalin以高度动员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圣化和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调动能力。他一面把“抽象的人民”模糊化，一面改头换面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一般人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臣民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民众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材料，使他们“处理人就像厨师处理马铃薯一样”，“把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当作盲目的工具，当作被送往屠宰场的‘愚昧无知的牲畜’”（《“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就需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社会掀起了一场清理知识分子的“猎巫运动”，借口是文化生活中“敌人和间谍的活动十分猖獗”，于是要搞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扫”和彻底“换血”。
中央组织机构调动了大批十月革命后的“速成带干生”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这期间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统一的学术团体，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再也不会有敢于抗衡体制的个人和非官方团体了，“任何思想上的少数派早就已经被消灭了”，俄国社会的“一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国家政权下没有了社会，没有了民间，也没有了个人。
但是这些还不够，在文化战线上的高压整肃运动一步步升级到“恐怖统治”。整个知识界都笼罩在“死亡的大幕在下”，对爱思考、爱闹独立性的知识分子来说，用震慑的办法把他们变成“被驱使的、胆战心惊的羊羔”和“惊弓之鸟”，不由得那些顽固的知识分子不肯就范。
在伯林看来，束缚知识分子的“重重锁链以及给他造成的损害骇人听闻”，“俄国在人文研究领域不可能做出什么重要贡献，为了安全牺牲了创新”。恐怖的氛围下，所有人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让形形色色的团体自相残杀，“告密文化”大行其道，密告一个人根本不需任何实质证据，造成人人猜忌、相互指责的局面，“断头机被重新起用，打开的话匣子又变得默声了”。
由于当政者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因此靠大肆鼓励“告密”行为来掌控那些“愿意用自己脑袋思维”的人的信息。报刊天天号召在“一切能够寻找人民敌人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因为每一次事件后面都暗藏了黑手。全国派出去成千上万的“特派员”狂热的寻找敌人和捕捉暗藏敌人的线索。
据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统一化、一元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统治者看来，思想争论会激发人们的批判精神，探索精神会增加管理者的难度，“兵营化”整齐划一的服从命令，循规蹈矩的按规划来生活是统治者最想要的局面，整个苏联社会是以统治阶层和上层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俄国民粹派起，理想中的新制度就不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而是建立一个平等、划一、没有个性的统一体。伯林在其他著作中曾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但对Stalin来说，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就可以随意揉捏”。
所以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在俄国素有“俄国知识分子代表”的高尔基在1928年回国以后就成为在斯大林的“统治术”下“随意揉捏”的第一人后，整个知识阶层被拿下就为时不远了。
（本文发表时删去注释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