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这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量力而行，避免经济领域的“新特里芬悖论”，以及地缘政治领域的“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 国际金融新秩序 ；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

当前，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南升北降”，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旧秩序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应抓住战略机遇期，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也应量力而行，避免操之过急。

国际金融秩序

处于亟须改革的十字路口

金融霸权是经济霸权乃至军事霸权的折射，它的确立历来以经济实力乃至军事实力为基础，并反过来服务于经济和军事霸权。16世纪西班牙的兴起与美洲白银的发现，以及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国际金融体系息息相关；19世纪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与英国工业化及其主导的“金本位”国际金融体系直接相关。进入20世纪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世界霸主地位从欧洲转向美洲。当时，美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军事实力均居世界第一，黄金储备占全世界三分之二（1949年达到72%）。凭借这种独一无二的军事和经济地位，美国成为世界金融霸主，由此开启了美元霸权时代。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世界经济呈现出美、日、欧三足鼎立之势，希望脱离美元“另起炉灶”的国家由此出现。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借这种贸易大国地位，日本决意将日元培育成国际货币。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而且位于亚洲边缘，难以对内陆产生辐射效应，因此其意图建设的“日元集团”甚至在东亚地区都没有成型。截至2009年，以日元计价的国际证券仅占比3%，远低于美元和欧元。此外，欧盟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和一体化程度加深，金融独立意识越来越强烈。1999年创立的欧元，一经问世便成为美元的主要对手。目前，在所有外汇市场周转额中，欧元占37%，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占31%，在中央银行公布的外汇储备组成中占28%。然而，欧元堡垒内部碎片化，限制了欧元的进一步开拓，近年来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最新例证。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南升北降”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衰落趋势明显。美国虽然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不少经济指标明显下降：从经济总量看，美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冷战后的30％左右降至目前的20％左右，债务高达20万亿美元。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对崛起态势明显。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弯道超车”：经济总量2005年超过英国，2006年超过法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国际生产和贸易领域的“南升北降”折射到国际金融领域，就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空间开始缩小。当年美元在世界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应运而生，对世界经济发展功不可没。然而，随着美国经济日趋虚拟化，美元的发行远远背离了“币缘体系”发展的基本面，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美元的中心—外围体系作为一个剥削性制度，非但不具备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力，其金融工具的滥用反而成为人类进步的“负能量”。美元货币信用根基动摇，使国际金融秩序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在此背景下，世界其他国家反抗美元霸权的意愿日趋强烈，替换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做法越来越多，打破不合理的国际金融旧秩序、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2008年的年度报告中，俄罗斯央行将其所持储备中美元的份额从2007年底的47%降至2008年底的41.5%，而欧元所占份额则从42.4%上升为47.5%。欧洲央行2017年上半年卖出美元，并新投资了等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虽然交易金额并不大，但释放出人民币可成为美元替代资产的重要信号。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势在必行

当前美元霸权陷入多重危机，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特别是为中国成长为金融大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些年来，正是中国生产出大量廉价商品供西方消费，才拯救了困顿中的西方。正如格林斯潘所说，“假如没有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供应廉价商品，发达经济体系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然而，这种全球实体经济中心与货币金融中心分离趋势（即货币金融中心位于西方，实体经济中心转移到东方），其运作模式就是“西方向东方要商品，东方向西方要美元”。然而，对中国来说，这种以美元霸权为前提的国际金融体系，意味着中国将继续遭受剥削和掠夺。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滥发美元，由此导致全球大宗商品成了金融投资品，而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必然要遭遇输入性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利润水平都处于世界金融机构前列，但中国“还不能称为金融强国”。因此，中国有必要抓住美元霸权深陷困境、各国人心思变的机遇，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乃至国际货币，借“币缘政治”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从体量看，中国崛起是十几亿级人口规模的崛起，其幅员和经济规模非国土狭小的日本所能比，也非地缘版图碎片化的欧洲所能比，在人口规模方面甚至是美国所不能比。因此，中国崛起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规律，并具有相当的可持续性，中国崛起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和挤压是长期性的，人民币完全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区域货币乃至世界货币。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贸易国，可以通过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规避金融化的美元霸权给自己带来的损害。

“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构建人民币“币缘体系”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强调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其中“货币流通”就包含了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意涵。中国可以借“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强化金融领域的“去美元化”趋势。“作为资本输出国，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将人民币打造成为区域外商品、劳务贸易的结算货币，扩大人民币的区域影响力。”这不仅可以初步构建起人民币“币缘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还能抵制奉行“中心—外围”概念和经济虚拟化的“华盛顿共识”。

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霸权之争，实际是国际金融“正能量”与“负能量”的较量。事实表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以及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者青睐的新投资币种。此前，美国凭借其经济霸主地位，使得美元一直扮演着投资“安全港”的角色，“投资者仍然寻求以美元计价的投资，几乎不管美元的价值水平”。然而，美元价值基础虚拟化，美元信用逐步下降，美元投资的安全性愈发不稳定；而希腊作为欧债危机的导火索，险些使欧元覆灭，欧元资产的安全性同样无法保证。“一带一路”金融倡议的实施，通过实体经济支撑的人民币资产将迎来新一轮增值，其风险低、收益稳的特点必然会受到国际投资的追捧。

构建人民币“币缘体系”

应注意规避两类陷阱

目前，对华贸易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29.4%，人民币结算占比超过65%，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超过1.3万亿，部分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比如俄罗斯、泰国、柬埔寨等国。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金融影响已类似于二战后美国之于世界的影响，人民币已经拥有了成为区域级货币的能力。2017年9月７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委内瑞拉将在国际支付机制中使用以人民币为首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在委内瑞拉国际支付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到一周，马杜罗又宣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油价。

但必须指出的是，建立人民币为主的新“币缘体系”，必须量力而行，“行稳致远”，注重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建立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为此，构建人民币“币缘体系”必须注意规避两类陷阱。

一、从地缘经济看，应注意避免“新特里芬悖论”

美元充当世界货币，目的是帮助美国控制世界、剥削世界，因此这一体系本身就缺陷重重。在后英镑时代，在世界货币秩序“要么美国化、要么世界化”背景下，美元依靠美国的实力，取代了凯恩斯的“清算同盟方案”，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输出，无视特里芬、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发现的一国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悖论”。正如罗斯福认为新的国际货币“叫美元就很好”，可以说，美元体系的出现是基于美国自身利益，而不是国际互利互惠。“当原本为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世界货币体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时，你不可能指望它能起到保障全球分工合作的责任。”正是在美国“只管自己锅满，不管别人屋漏”的战略下，美元的“币缘体系”是“拆别人的屋，盖自己的房”，造成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而“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种理念体现在金融合作领域，就是谋求建立公正、稳定的区域“币缘体系”。中国切不可重蹈美元霸权走过的老路。

二、从地缘政治看，应注意避免“威廉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物产丰富，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金融主导权之争更是博弈焦点。众所周知，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和“命根子”，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拓展金融影响力，客观上挤压了美元的经济空间，这无异于触动了美国的“逆鳞”。这种趋势一旦到达某个临界点，便可能引发美国强力围堵乃至爆发战争。因此，中国推进人民币“币缘”应“有理、有利、有节”，避免过度扩张和实力透支。为此，中国应注意规避两大陷阱。

一是规避“威廉陷阱”。所谓“威廉陷阱”，意指“尚未崛起，就急剧衰落”。一战前德皇威廉二世为扩大影响力，打破英、法、俄组成的“维也纳体系”，放弃俾斯麦时期的和平政策，通过制造摩擦方式（1905年和1911年在摩洛哥问题上羞辱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羞辱俄国、海军扩军挑战英国），与欧陆强国交恶，最终一战失败使德国被分为了两个残余的共和国，错失崛起机会。因此，在国家尚未强大时，不要主动挑衅地区乃至世界的强权，使自己的国家发展被危机与冲突迟滞。

当前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同为崛起中大国，战略空间受到旧有国际霸权国挤压，国内都有大量主张“国家发展必须与现有霸权国相冲突”的舆论背景。这就更需要中国加强战略定力，确保国家意图与国家能力相匹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金融合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应该积极谋求与当地货币、其他世界货币建立起和谐联系，还要注意处理好与美元的关系。如果推行“一带一路”在中亚五国与俄罗斯抢夺资源，在西亚、东欧冲击美国金融利益，中国在这些地区将四面树敌，面临爆发冲突甚至金融战争的风险。无论胜负如何，都会空耗金融资源，偏移人民币“币缘”建设的既定方针，拖慢中国的发展。

二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既存大国与新崛起大国往往以战争方式解决权力转移。近年来，中国崛起步伐加快，日趋引发美国的猜忌和战略焦虑感。当前，中国借助“一带一路”推进国际金融合作，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对中国的猜忌。早在1992年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就出现了“沃尔福威茨理论”并一直延续至今。该理论认为，“应该主动发起军事行动以遏制潜在对手的兴起”，美国一直试图控制海湾、里海及中亚地区的“战略能源椭圆形地区”，其中包括“通过新的遏制战略，使中国的雄心退回到‘地区大国’上”的构想。现如今，美国国内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更加重视，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班农曾表示，中国“钻世贸组织规则的空子”，等于是在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对美国的一个额外的、具有支配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予以回击。美国已经利用其情报机构来调查中国企业，“它们（中国企业）深受中国政府的影响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对此，中国必须要具备适当的战略防备，提前做好预案。

中美两国分别是世界实体经济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利益相互交织，双方爆发冲突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亨利·基辛格提出，中美两国可以“共同进化”，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不赞同对方的目标，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互补的利益。 “一带一路”是构筑“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中国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并非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新的货币霸权，而是运用手中的资本改变当地经济生态，实现互利共赢，这种节制态度反而更有利于人民币拓展海外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