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乡村主义？
乡村主义从概念上讲是指基于乡村立场、乡村利益和乡村价值，强调通过乡村路径解决乡村问题的意识形态。这里第一点是乡村立场，即在乡村和城市两个主体中，是站在乡村的立场思考问题。二是基于乡村利益，即考虑的是乡村利益，而非工业利益。三是乡村价值，强调乡村自有的社会文化价值。由此可见，乡村主义是以乡村为中心的一套意识形态和相应的社会实践体系，其宣扬乡村的社会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与普遍崇尚城市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应。
乡村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时也很纠结。在理性和现代化引导和控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乡村主义有时候显得有些“虚伪和浪漫”，这里说虚伪并不带有价值判断，把乡村主义的主张落实到一个自然人时，你倡导的意识形态和你的行动可能就不一致了。乡村主义有比较极端的乡村主义（来源于重农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当然也有相对温和的乡村主义主张。
乡村主义的主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政治内涵。乡村主义不是政治中立的，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且乡村主义往往会带有某种程度“左”的色彩。乡村主义在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比较倾向于结构主义分析，倾向于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乡村主义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消解乡村为结果的，这里不是说资本主义不要乡村，资本主义者们也喜欢乡村（乡村别墅，田园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乡村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乡村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互不相容。
二是社会文化的内涵。乡村主义倡导基于农业和乡村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大家庭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干活。家和农业放在一起，农业是生产方式，家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这种农耕文化的生产关系塑造出了一种特定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基于家庭纽带以及老幼远近的秩序。这套文化价值基于乡村，只有乡村才会有。除此之外，衍生出一个由近到远的亲缘社会网，以及为了维持这样一个网络所形成的乡村社会规范和一定的秩序结构，从而形成了一套基于乡村伦理的制度。这一套价值规范和基于个人主义、以劳动分工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生产方式格格不入，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客观上要求对个人权利的高度尊重，而乡村主义则是更强调公共性、集体和共享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工业主义文化处处存在着张力和竞争，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不是基于共享的社会关系，而是基于利益竞争关系的构建。
三是经济内涵。大多数的乡村主义者都比较强调小农的经济理性和资源利用的高效率，认为小农在经济上是最经济的，这一优势在家庭和社区的食物安全方面尤其明显。
四是技术内涵。乡村主义倡导生态主义，对于现代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都很谨慎，甚至持反对态度。
我把中国的乡村主义划分为古代朴素的乡村主义，近代的乡村主义和当代的新乡村主义三个部分。这是我自己的划分，是不是合适可以讨论。
古代朴素乡村主义
孔子说：“吾观于乡，而王道易易”，老子说：“修之与乡，其德乃长”。一个讲“观”，一个讲“修”，都是讲乡村，老子把乡村和德连在一起，讲了礼，把重视乡村看成是德，这个德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孔子讲得更具体，孔子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孔子讲只有关注乡村，你的统治才能不断的延续。老子讲到了乡村和社会的关系，孔子讲乡村和政治的关系，孟子讲：“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些朴素的乡村主义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
1949年，陈序经写了一篇文章《乡村建设运动史略》，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古代乡村主义思想的论述，这也是最早研究乡村建设历史的著作。古代的朴素乡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植根于农耕文化和相应的社会秩序，其核心是重农的经济基础与中国村社传统中的患难相恤、邻里互助的思想，这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经典的朴素乡村主义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政治治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所以有乡史、乡绅、乡村治理，以及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模式。这是一种基于乡村意识形态而形成的政治传统。这种传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认可的。
我们一方面说皇权不下县，一方面又说国家强有力地控制着社会。实际上，前者说的是看得见的权，后者则说的是看不见的文化。中国古代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基本意识形态，以及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都来源于乡村主义。乡村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修之与乡，其德乃长，说的就是秩序问题。宋代的《吕氏乡约》，就是把乡村主义这件事情延伸成为乡约。
古代的朴素乡村主义是在没有工业主义对比，没有城市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没有现代性的冲击之下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朴素的乡村主义没有替代性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因此我们很难讲古代基于乡村价值和乡村立场的主张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乡村主义，但是我们今天主张的乡村主义或者新乡村主义的确与早期这些朴素的乡村主义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不是很远的事，所以我们都有那样一种浓浓的乡愁。这无关理性问题，也无关效率问题。但是乡愁，说白了又是一种看不见的情怀，是一种矛盾，是过去和现实矛盾的情感呈现。
近代的乡村主义
河北定县米氏父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把现代的教育和农业的发展概念运用到乡村改造的，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乡村主义的先河。中国近代的乡村主义在民国时期主要有三方面的实践。
一是知识和商业精英推动的，比较著名的有晏阳初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或称定县实验，梁漱溟在山东所展开的邹平实验，以及卢作孚在重庆北培的乡村实验。
二是由地方政治精英推动的。最早期的是孙发绪的山西村政，山西村政是在阎锡山的主持下，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展开的中国地方政治精英推动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乡村改造运动，主要是禁烟和反对缠足等。山西村政主要是禁鸦片，大力发展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
三是国民政府官方推动的新村改造。国民政府开始对于民间和地方所展开的乡村改造不以为然，但是随着晏阳初和梁漱溟以及全国各地知识、商业和地方政治精英们在其影响范围内所展开的乡村改造的不断扩展。民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面对这样一个民间思潮，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论证会议上，通过了宪政改革。这是国民政府第一个宪政改革。
1933年7月经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提出在全国成立5个县及县镇建设实验，菏泽定县，山东邹平，江苏江宁，浙江兰溪将民间乡村建设运动纳入到国家控制的轨道，在很多关键的地方，蒋介石亲自派政治大学的教官担任县长，派他的学生去当科长。紧接着在汪精卫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行政院成立了农村扶贫委员会，其职责是设计指导和推动乡村建设。
民国的乡村建设从民间走到民间与官方的结合以，再到官方的控制，显示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间与国家关系的建构过程。传统中国的国家与民间关系的基础一直都是基于农村、农业、农民这三个要素。中国社会在乡村出现的资源和人口关系失调，导致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对抗，以及在对抗之后形成间隔性的缓解构成了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性要素发生了变化。因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旨在推动中国实现西方现代化，所以民国以后主导中国社会变迁的力量是西方现代化。严复的《天演论》把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政治知识精英和地方商业精英基本上都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现在很多人都会把民国的乡村建设与乡村主义连在一起来看，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实际上民国的所谓乡村建设和我们现在说的乡村主义还是有差异的。民国的乡村建设并非乡村本位，而是工业本位的，是将乡村作为明确改造对象的社会运动。因为在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商业和政治精英的思想和认识中，乡村是贫穷落后的，所有中国乡村的习俗，都是改造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的乡村建设虽然也都说保留乡村传统，但根本还是“去传统”。比方说，在乡村修学校倡导西学，很多建设的措施都是按照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体系来改造乡村。民国三种类型的乡村建设严格意义上讲是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左派的知识分子精英，或者讲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于这样一些在没有改变中国的基本生产关系情况下展开的乡村改造，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中国不可能得到发展。
总之，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所控制地区展开的土地改革，依我所看，都是把乡村看作是落后的和改造的对象，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如何看待乡村，而在于如何改造乡村。
民国时期的乡村主义思想虽然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在实践上也重视农业，比如山西新政的养牛和发展水利，但是实质上具有不同的含义。
首先民国的乡村主义思想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现代化或者现代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它的实质是要将以乡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改造成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
其次，民国时期，无论是谁推动的乡村主义实践都是把乡村看作落后改造的对象，它很少强调乡村自身的价值；
第三，民国时期，不论政府推动的还是民间推动的乡村主义实践，都具有对乡村“管”和“治”的含义，即把乡村管起来再治理。如果从绝对意义上说近代的乡村建设，基本上属于非乡村立场的乡村主义，严格说还不是纯粹的乡村主义意识形态。
现代的新乡村主义思潮
广义上讲，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有不同程度的基于乡村立场和价值所驱动的不同类型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都可以被称为新乡村主义思潮。虽然这种以乡村为本的意识形态与朴素的乡村主义，与以往的乡村建设实践至少在形式上都有联系的，有些人甚至把现在的新乡村主义实践看作是民国主义以来乡村建设和乡村改造的延续。但当下的乡村主义实践与以往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个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真正意义的乡村主义内涵，所以我称之为新乡村主义思潮。
首先，目前兴起的乡村主义与民国时期的乡建和乡村改造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尚处于现代化的前期，对于现代化的伦理制度和实践仍很陌生，现代经济在中国也刚刚开始；此外，今天的农业和农村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过去完全不一样，1949年前后，中国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高达70%以上，而2016年则只有不到9%。第三，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的结构关系也完全不同。今天，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大致只有2亿多。占总的劳动力数量不到50%，农村不再仅仅是农民和农业的代名词。最后一点是，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今天，农民已经不再完全是被动的、被改造的和剥夺的对象。今天的农民，种地有补贴，扶贫有支持，很多时候农民还嫌补贴少，我在云南扶贫，易地搬迁的20年无息贷款，要先给农民做工作，他们才去贷。这说明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2006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农民和国家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治角度来讲，随着农民数量的减少，他们正在成为稀缺的政治社会资源，正在变成各种政治力量竞争的对象，农民正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能动性的政治力量之一。
因此，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主义兴起的标志，也就是说开始具备了倡导乡村立场和价值的条件，而且这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么多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主义很难形成。中国当代的新乡村主义思潮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
第一，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国家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中国现代的国家主义致力于推动对落后中国的改造，而改造落后乡村则是这一实践的核心使命。在完成了生产关系的调整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对中国落后乡村的改造，并长期将乡村作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国家对于乡村意义的认识发生转变，2006年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国家主义视角的新乡村主义思想的形成，而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的计划则标志着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思想的成熟。
国家主义新乡村主义重视乡村与过去推动国家现代化重视乡村的最大区别在于“取”与“予”，过去重视乡村是为了“取”，现在则开始“予”。从50年代开始从农村、农业和农民全方位的“取”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过去的三农政策，至少大部分都是在确保如何有效地“取”，但是“取”的时候不要把它弄得太惨了以至于“取”不出来，所以也要“补”一下，“补”的目的是为了“取”。
过去过度的“取”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不均衡。这就是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凸显的所谓“三农”问题，也正是“三农”问题催生了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在过度“取”的情况下，不断在社会上生成各种民粹话语，给“三农”画上了被剥夺的悲情符号，推动了社会对“三农”的广泛同情，这也倒逼了国家主义的发展意识形态开始向乡村立场归位，使得国家的乡村政策开始呈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价值取向，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与以往三农政策的差异就在这点上，即我称之为的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在回归乡村立场上包含了三个含义：
一是政治上的含义，三农是弱势群体的符号，具有弱势正义，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以国家在乡村问题上出现的“亲乡村性”是具有政治基础的。
二是发展理性。一方面，当乡村落后于城市的时候，投资乡村就具有回报，另一方面，乡村具有不同于城市的价值，投资乡村相当于创造新的需求，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就是希望创造新的需求。
三是执政理性。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在多个基本面上整合了“左中右”关于乡村问题的主张，建构了一个超越各种力量的道德框架，这个道德框架是高度去政治化的，不是说我代表左的力量或右的力量，在弱势主义上大家都会同意。改革开放比较有利于能干的人，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有利于一部分人，所以说改革开放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有道德性争议的。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主张恰恰是力图构建一个超越改革开放议程的新的政治共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就是这样的政策。
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乡村振兴三个阶段目标与2005年新农村建设的尝试性实验不一样。2005年新农村建设是国家主导乡村或者是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的尝试性实验，尝试了一下，发现问题很大。实际上是时机还不成熟。像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只能在墙上末点白，想建新的很难的，末点白还可以，但还是有了“予”以农村的想法。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三个阶段安排，这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就完全不同了，就不是一个涂点白的事了。
当然，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依然是为了推动国家现代化，这和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和以往乡村建设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现在的乡村主义开始着眼于乡村的价值和立场了，而不像过去把乡村纯粹看成是负担和资源提供库。今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赋予了乡村不同方面的重要含义，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正资产，这是国家主义的新乡村主义的逻辑。
第二，发展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发展主义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主张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发展主义的乡村主张是通过城市化的途径解决农村问题，认为农村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在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劳动力的转移。如果农村劳动力不转移出去，那么多人待在农村没办法实现现代化。现在发展主义者们也开始接受乡村主义的主张了，形成了所谓发展主义的新乡村主义。有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变化。
一是转型正义问题迫使传统的发展主义接受乡村的立场和价值。什么叫转型正义问题呢？快速转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的伤害涉及到了社会正义。像我这个搞发展研究的一直觉得乡村一定会萎缩，农民数量也会逐渐减少，现在我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发展主义往往强调这个事要慢慢来解决，英国工业化100年以后，农民收入才开始提高，这100年英国牺牲了三代人的福利。我在很多场合说这就是发展，很多人都说我胡说八道，我也没办法。
二是，农业占总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农业作为发展资源和劳动力、资本及原材料的供给池，在其重要性下降的情况下，乡村作为工业和城市市场以及新的市场需求的提供者，而且乡村正在成为诸如乡村旅游这样的新产业的基地，乡村的相对经济价值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向乡村建设投资。发展主义通过这两个视角，同时与国家主义和其他新出现的乡村主义的主张合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遇到阻力的时候，乡村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乡村显然太重要了，这是发展主义的主张，这和国家主义发展理性需求一致，和那些愿意搞乡村建设的城市浪漫中产阶级们也一致了。
国家对乡村的投资要有一个理由，光说农村可怜理由还不充分，再加一个经济的原因就充分了。投资一个乡村旅游，把路修好，把乡村旅游搞好，就有餐馆，农业生产就搞起来，人就过去，外部性就出来了，投资的溢出，不断的产生利益，所以，这两个一结合构成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主义的乡村主义。国家驱动发展，发展和国家意识相结合，而民粹主义只是暂时的朋友，但发展主义，永远和发展型的政府是朋友，给政府出主意，好多人批判我，说李老师你就是给政府出主意的，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实际上从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到后来美丽乡村，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到十九大的乡村振兴等等，都显示国家发展主义的新乡村主义正在主导中国乡村的发展。
第三是民粹主义的新乡村主义。民粹主义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后最为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思潮在政治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倡导转型正义，手握弱势政治的武器，将批判经典发展的力量整合在民粹学术和民粹社会思潮的大旗之下。民粹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小农的合理性、高效性，以及小农存在的经济学意义，他们反对发展主义将乡村作为负担的主张，反对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小农落后的理论。民粹主义的这些主张为后工业化时代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
民粹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在社会文化上主张乡村的价值，这与后现代乡村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由于其在政治上与国家主义，在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与后现代主张的乡村主义联姻，加上发展主义在转型中对于乡村衰弱的无力感，促进了民粹主义乡村主义在中国的广泛蔓延。应该说民粹主义是推动中国当代新乡村主义思潮的重要力量，虽然民粹主义在客观上产生了社会政治碎片化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一思潮推动了发展回归社会正义的轨道，促进了乡村发展回归乡村立场。
最后一个就是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后现代思潮主要是基于批判工业化，城市和环境污染，从而倡导乡村主义。这个思潮有很强的去政治化的倾向，而且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思潮往往是由建筑家，艺术家和环保社会活动家推动，是目前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这个思潮在主张上和民粹主义结合特别紧，在运作上和市场结合也很紧。那些搞艺术的人很会和市场结合，通过营销把民俗推出去。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者大多都在乡村进行“乡村的复古性再造”，将中产阶级的乡村概念从想象变成现实。后现代的新乡村主义者们在技术上弥补了国家和民粹力量的不足，为国家和民粹制造了很多的“美丽乡村”，也用美学视角促进了发展主义者对于乡村立场的改变。
本文系作者在2018年1月3日在贵州大学讲演的内容，整理后经作者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