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教授新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近日出版。这是作者穷近二十年之功而写成的一部厚重的历史研究著作，甫一问世，年末不少媒体纷纷将其列入年度“十大好书”榜单。（编者按：《重塑中华》为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参见：中华读书报评出2017年十大好书；黄兴涛教授获选中华读书报2017年度学者，参见本号今日二条文章）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缘何一出版就引起各方的关注？笔者连日展卷拜读，深深为其吸引，该著立意深远，视角新颖，卓见迭出，读来痛快淋漓，故不揣简陋特撰文向社会推介。
“历史沉淀于概念”
“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认同，毫无疑问是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与民族、国家命运。《重塑中华》以“中华民族”概念符号为中心，系统而深入地叙述了清代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确立、传播、强化与普及的历史。这一历史不仅强烈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还将继续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因此，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事关现代中国人自身认同，更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走向。
“历史沉淀于概念”（方维规教授语），“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亦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01年10月于武汉东湖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者所提交的《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考察》论文即引起学者们热烈的讨论。其后，概念史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领域，至今方兴未艾，黄兴涛教授是该领域重要的先行探索者，创获颇多。受新文化史影响，《重塑中华》以观念符号为探究对象，与其说其旨趣在于揭示微观现象，不如说其志在洞悉微观问题背后的意义。该书批判继承德国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学派的做法，致力探讨“中华民族”这一影响民众的社会政治的“基本概念”的形成、内涵演变、实际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功能问题。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单一概念本身，而是放宽视域，对平行的、相近的、对等的、颉颃的概念群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其中平行概念诸如：中国、中华、民族、国族、中国民族、中华国族、全民族、民族主义、国民、同胞、中国人、华人、华侨、少数民族、炎黄子孙、黄帝子孙、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复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颉颃概念诸如：汉奸、华奸、民族败类、民族罪人、亡国奴等，均在作者考察和比较研究的范围内。在这些概念中，毫无疑问最为重要的是“中华”与“民族”这两个核心名词。
“中华”一词亦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何时开始成为现代意义国家名号？中外过去通行看法认为在中华民国之后，作者认为这一说法不过是想当然耳。作者指出“中国”是历史上王朝国家通称，“中国”作为现代意义的国家名称在晚清就已得到重塑，绝不能忽视清王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华民国”仍称“中国”也是这一独特政治传统的历史延续。“中华民族”概念，虽然在二十世纪初即提出，但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确立，乃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才得以最终实现的。“中华民族”一词取代或超越“汉族”，并不只是一个民族称谓的问题，同时意味着一种观念的转变，那是历史地、连续地、融合地、开放地看待中国主体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研究中，作者充分注意语言中介的重要作用，努力探讨这一概念背后的各种象征、隐喻、想象、仪式和心态，从而揭示出近代国人民族自觉与民族认同这些价值观念的意义。“中华民族”概念本身的形成史，即显示出在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政治资源“中国”“中华”，与现代思想政治资源“民族”之间互摄、互鉴、互融，从而实现了传统的延续与现代转换。作者强调，不能只着眼于“中华”一词将国家与民族统一起来这一点上，还应该看到“民国”与“民族”这两个新生词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一种来自西方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它们恰好体现了英美法Nation概念一体两面的内涵。书中强调，“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演进，一直伴随着中西思想的遇合与古今观念的交汇，表现出民族与国家的纠结，这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人民族认同方式的建立。
既重精英思想，也重大众传播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反思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忽视对传统精英思想与经典文本的解读。事实上，这本著作充分注意将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与新文化史有关方法结合起来，对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社会流行的思潮——“化满汉畛域”“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民族是一个”等进行重点探讨，追寻其中“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同时，作者还纵向梳理了晚清以降梁启超、李大钊、孙中山等思想家的“中华民族”观念，对他们的经典思想文本进行了再解读，提出了不少独特新见解。作者指出，梁启超不仅创造了“大民族”观念，而且可能是最早于1902年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李大钊1917年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文，揭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主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对于孙中山，作者既指出孙中山民初国族论的矛盾与含混，又论证了孙中山1919年前后中华民族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二者均对日后的国民党内部思想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影响。此外，作者特别发掘了思想史上诸如刘揆一、申悦庐、吴贯一、夏德渥等“失踪者”与“失语者”，专门剖析了谢康、芮逸夫、黄文山、林惠祥、黄奋生、顾颉刚、傅斯年、吴文藻、费孝通等学人的学术立场与思想贡献。
显然，作者既不满足于“中华民族”概念本身意义的解读，亦不满足于传统思想史只重视精英观念及仅对经典文本的考察，作者强调“概念史”实践和观念“社会化”，力图再现“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史、接受史。具体而言，作者用力爬梳出大量史料，包括国旗、国歌、国号、建筑、仪式、谕批、批文、祭文、题字、歌曲、戏剧、广播、书法、广告等等，分析它们对社会大众接受与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功能与作用。作者慧眼独具，第一次系统研究清季满族留学生乌泽声等人创办《大同报》，发现该报是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重要来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对近代史地教科书给予特别重视，认为这是史学参与“中国”国家再造运动的自觉行动。
一幅民族国家认同的复杂历史图景
在“中华民族”概念的社会化进程中，近代国家体制、政党政策的影响极为深远。作者在这方面用力极深，创获亦多。作者重点对清朝的中国认同、清季立宪运动、民国建立、抗日战争、战后宪政实践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与意义进行分析，揭示其对民族自觉观念形成的作用，积极回应学术界的有关民族认同的热点问题，并多言人未言或未尽言，新意迭出。
针对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中忽视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作者严正指出清朝的“中国性”，运用翔实史料论证入关后满人皇帝即正式以“中国”称其全部统治地区，而且利用《清圣祖圣训》及康熙朝有关“中西礼仪之争”等史料，有力地论证了早在1712年清朝皇帝的中国认同已无可置疑。
有关清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过去学界多从对立角度看到的是彼此的矛盾分歧，作者指出两者彼此间的“互动”和“同一”效果实际上甚为明显。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形成，实不过是戊戌维新以降两派之间，甚或是这些派别与清廷之间彼此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而已。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对中华民族观念确立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石。作者指出，不能忽视经由南北议和而达成“清帝逊位”事件及其所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的意义。作者没有因人废言，指出袁世凯以民国临时大总统和大总统的名义，自觉运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来处理边疆事务，对国内各民族整体意义的“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相当自觉，这些言行对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与早期传播，同样意义非凡。
就国民党民族政策而论，以孙中山1924年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蒋介石发挥的是从“宗族”到“民族”之路，而孙科继承的则是从“民族”到“国族”之路，二者代表着国民党民族政策的两个方向。作者研究指出，蒋介石以“宗族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虽一时占据主流，但对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不宜夸大，蒋“宗族论”的影响不过三四年时间。特别是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制定的新的《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承认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实际搁置“宗族论”，因此，“宗族论”只能是一种基本失败的尝试。
在细致梳理相关史料基础上，作者指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内涵较为含混，不少时候实际指的还是汉族或汉化民族的整体。这种情况直到全面抗战前夕，才得到根本改变。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反应，也经历了一个从讽刺到有限谈论的变化过程。背后的原因，既有苏俄、共产国际的民族理论影响，亦有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策略的需要，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帝国主义侵略促使中共领导人思想认知发生内在的、根本的转变。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就像一个多棱镜，它多面向地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认同的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丰富内涵。作者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方法，将多元的历史主体、驳杂的思想观念、多变的政党政策以及社会大众认同实践交织在一起，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复杂历史图景。
《重塑中华》这种原创性、开拓性的研究，以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为主导，打破了传统分科治学的樊篱，融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于一炉，这种整体史视域下的概念史研究，不仅明显超越了作者先前的《“她”字的文化史》所呈现的文化史意境，亦为史学研究树立了一种新典范。
还需要特别补充的是，近代以来国人“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一直延续到当下。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作者深知研究这一主题责任重大，并以章学诚名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来鞭策自己，其沉潜这一问题几近二十年之久，亦可想见其苦心孤诣。《重塑中华》用丰富鲜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那种平等一体的主导型中华民族观念及其认同来之不易。作者倡导建立一种“多元一体、团结统一、人文是尚、和谐发展”的民族格局，用严谨的学术回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相信一定会引起读者强烈的思想共鸣。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