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信息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网络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机制，影响着人、财、物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模式，引发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巨大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将自己的互联网从军用、官用转向民用之后，各国接入美国的互联网，各领域、各方面的变化都在加速。对于新技术革命究竟会如何影响人类政治生活，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不可小觑。
一、技术乌托邦：一个美丽新世界
这种浪漫主义的政治想象认为，网络空间将会缔造一个新理想国，一个美丽新世界，网络正在让政治民主化，理由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种种。
网络是民主的，就主体与受众规模而言，传统的传播模式是“一对多”或者“一对一”，而信息技术不仅创造了“多对多”和“多对一”的新传播模式，还推动不同传播模式和媒体形式相互混合（安德鲁·查德威克，2010: 5-6）。信息技术克服了时间、空间等物理限制，让政治传播民主化了（Kellner，1999: 101-113 ），这让公民在政治上变得更知情、更明智、更有选择、更积极参与，不仅改善了既有的商议民主、参与式民主，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即所谓“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Kneuer, 2016: 666-678）、“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或者“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
网络是自由的，网络活动不受经济权力或军事力量的约束，现实世界没有道德权威来监管、控制和统治网络空间（约翰·佩里·巴洛，2004: 17-19）。传统的媒体自由只属于有财富、有能力掌控媒体的人，现在任何人只要一台联网计算机就可以向数十亿受众传递信息。在长尾效应的支配下，网络推动媒体从稀缺走向丰裕，大众媒体没落了，小众媒体兴起了(see Gillmor, 2006)。总之，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让多数公民更容易被听到。
网络是平等的，它不受现实世界的民族、种族、性别、家庭出身、阶级分层等社会不平等因素的约束，没有任何偏见和特权。普通公民的网络讨论可以向上渗透，虽然社会等级制支配着博客及其他在线组织形态，网络流量也可能高度集聚，但小微的利基政治表达更趋平等，普罗大众获得了与精英同等的影响政治的权力。
网络是多元的，它把公众注意力从传统的新闻媒介和利益群体导向无数小微政治信息源，政治博客、倡议组织和其他非商业表达渠道挑战着商业媒体对公共话语的垄断，公民讨论获得同等的能见度，从而扩大了政治言论和思想市场的规模，让美国政治整体上立足于更多样的媒体渠道和政治信息源，为理性的公共辩论和民主商议提供了可能性。
网络是去中心化的，它分布式的技术架构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改变了支撑大众政治参与和引导精英决策的过程、技术和基础结构，拯救着陷入激烈竞争的个人主义、不断弱化的身份认同、逐渐衰微的传统宗教价值观、家庭价值观和情感交流等各种泥潭的现代社会，拯救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冷漠、投票率下降和政党身份的萎缩，把不活跃的公民动员起来表达意见、组织起来参与政治，不再“自娱自乐”（Putnam，2001）。进而，网络的政治联合将会引发权力的转移，逐渐削弱并终将消除政党、利益集团、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等传统的政治中介。
网络是全球化的，网络将改变一切，连接一切，搜索一切，收集一切（格伦·格林沃尔德，2014: 85-160），一切皆可量化，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全球信息社会”。新的全球性、世界性的政治议题不断涌现，信息和资本的流动跨越了国家政府的边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崛起，催生了“全球信息政策机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系”（Keohane and Nye, 1998: 81-94），各种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国际电信联盟组织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为中心构成一个“全球性的网络政体”，乃至一个“全球互联网政府”(安德鲁·查德威克, 2010: 277-304)。
简言之，网络是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化的，网络可以也必将连接一切，这承载着人类社会诸多美好政治价值目标的新技术革命，必将打破旧的政治版图，为不满于现实世界种种不民主、不自由、不公平、不平等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的新政治世界，这种对网络空间的浪漫主义政治想象弥散在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
二、未兑现的承诺：新技术、旧政治
马修·辛德曼的《数字民主的迷思》对网络政治浪漫主义者提出了严肃认真的挑战，这本书试图回答网络政治的一个元问题：网络有没有让政治更包容，有没有限制精英的权力，有没有扩大普通公民的权利，进而，有没有让美国政治更民主化？
辛德曼首先反驳了“技术民主论”(第1-24页)。技术是中立的，技术的影响却并非如此，仅仅从规范层面说信息技术是个好东西，难以清晰判断网络的复杂影响。网络也许的确正在重构政治影响力，拓宽政治空间，提升政治参与能力，挑战传统精英对政治的垄断，让公民涉足从未涉足过的政治活动，但这既需要描述性的验证，也需要重新定义民主。真正决定参政机会的，是内涵更为丰富的政治表达权，公民既要有渠道说得出又要有可能听得见，这种对民主的新定义显然受到了托克维尔、西德尼·维巴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影响。因此，辛德曼认为，如果新技术让普通公民有更多渠道说得出，让更多公民的意见让精英听得见，被听到的公民意见也足以代表公共意见，那么，即便它并没有限制强势群体的权力，没有限制作为公共舆论生产者的精英的权力，也能证明网络这个新生事物的确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网络政治”也因此足以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科学。
那么，网络究竟有没有推动新政治科学的诞生呢？辛德曼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推翻了人们对网络理想国的想象。他主张，人们应该超越技术细节，关注基础结构之为基础结构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认知过程，因为网络对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网络基础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化之上。人们通常认为，网络基础结构主要由物理层、代码层、内容层三个层面构成，这种三分法忽略了决定网络空间开放度的关键变量：即搜索层的崛起。正是搜索层扼住了网络的咽喉，引导并限制着公民的搜索，约束着公民的选择，过滤着公民所见的内容，在网络空间复制了现实世界的“赢家通吃”模式，后者决定着政治内容的能见度，决定了谁在网上被听见。
搜索层的崛起影响巨大(第 76-106页)。搜索引擎推动了公众注意力的高度集聚化，决定着注意力在不同网络信息源之间的分配。辛德曼对美国国会、常规政治、堕胎、总统、死刑和枪支管理等政治议题的大数据研究发现，赢家通吃模式支配着网络政治群组乃至网络空间的每个层次。这些网络政治群落不是商业力量推动的，所以并不是现实世界的“利益集团政治”在网络空间的移植复制，而是有更基础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简言之，网络的基础结构变了，在搜索层中，网络的链接结构和模式约束着网络的政治潜力，也约束着公民的选择。网络并没有消除政治生活的排他性，只是把排他性的门槛从政治信息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政治信息的过滤环节。网络创造了巨量的政治信息，但公民的认知资源却仍然是有限的。
网络改变了政治的后勤，比如政治筹款，精英策略，志愿者招募等，似乎改变了政治的基础结构，网络关注可以带来政治捐款这样关乎生死的有形政治资源，也可以创造“早期势头”之类的无形资产，但是，网络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虔诚信徒的布道，吸引、组织和动员的只是潜在的核心支持者，而不是摇摆不定的中间选民(第25-49页 )。进而言之，网络基础结构的各个层次都呈现出“马太效应”，物理层、代码层、内容层、搜索层都没有改变资源与能力分布的不对称状况，没有为网络理想国提供真正的保障。
在物理层，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们之间在网络访问、网络使用能力上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依然如故：即使在网络使用大规模扩张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黑人、拉丁裔、穷人、老人、受教育程度较低者以及农村的人，在网路访问与使用方面仍然是落后的。在世界范围内，富人与穷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卡伦·莫斯伯格将其细分为获取鸿沟、能力鸿沟、经济机会鸿沟和民主鸿沟(Mossberger et al., 2003: 9)。只要不同阶层的网络访问和使用能力是不平等的，网络就仍然是以牺牲劣势群体为代价，从而最终以表达和促进优势群体的利益为目标，因此就不是民主的。
在代码层，即便最便宜的硬件、最开放的协议，也不能排除在政治内容创建上的不平等，国内政治多样性的增加也并非确定无疑，分形构造起来的每个网络层级都遵循着赢家通吃模式(第50-75页)。同时，互联网的整体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式的，互联网的运作依赖处于塔尖的根服务器所支撑的域名解析系统。但是，全球的13个根服务器中有10个控制在美国手中，英国、瑞士、日本分别控制一个(Mueller, 2009: 1-15)，而域名解析系统在1972-1998年之间主要由乔恩·波斯特（Jon Poster）所建立的互联网编码分配机构控制，在他因心脏病去世之后，美国政府在1998-2000年之间主导建立了现行的互联网域名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互联网控制权的高度集中引发了其他国家对网络主权的担忧。
在内容层，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党派差异，自由主义的影响巨大，自由派的受众占优势、代表权过高，保守派相对弱势。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的确降低了内容发行成本，但并没有降低进入门槛，并没有逆转反而放大了集聚化的经济逻辑，在线市场领域很多是资本高度密集型的，先行者拥有巨大的新发优势。搜索引擎也是内容提供商，它们要成为市场的领导者，需要的不只是新的算法，同样需要巨大的投资(第107-132页)。
辛德曼指出，最重要的故事不是长尾效应，而是“中层缺失”。受众份额在媒体站点之间的分布并没有变得更平等，中间类别的媒体在网络世界中相对衰落了，政治博客的流量也集聚于少数信息出口，网络空间存在强大的等级制度，受制于一小簇大公司和一小群高学历的男性白人，他们在网络舆论中有着过度的代表权，微妙而又决定性地影响着网络政治。这很可能损害媒体的多样性，缩小公共空间，妨碍公共讨论的平等参与，从而不利于民主，这导致了很多令人费解的网络政治悖论(第133-185页)。
这本书以扎实的论证挑战了浪漫主义的网络叙事，揭示了网络政治的局限性。换言之，信息技术是新的，网络政治却依然是旧的。如果政治站点高度集聚化，网站链接和流量的幂律分布高度两极化，那就不得不正视网络的自相似性，正视在分形构造起来的网络中，局部的赢家通吃模式在整体的赢家通吃模式中的复制（第177-178页）。如果公民们整体上消费极少的政治内容，网络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就大打折扣。如果网络受众实际上更加集聚到最具人气的极少数顶级媒体那里，同时又向最缺人气的小规模在线内容分流，仅仅关注个人化的内容以及小微信息生产者对公共生活的贡献，就是掩耳盗铃。
如果部分公民比其他公民更有能力用理性和合理的措辞表达观点，那就必须关注哪些人的声音无法获得聆听，这些人很可能也正是那些在现实世界的政治结构中未获充分代表的劣势群体，比如女性、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穷人。那么，人们对网络空间报以厚望的“商议民主”效应也就成为泡影，以谷歌政体（Googlearchy）为核心特征的网络政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贵族政治”。
如果网络并没有赋予普通公民什么权利，反倒让那些满腹牢骚的精英得以绕开制度性的约束。如果在网络空间成功触发丑闻事件的那些人，恰恰就是有能力有效利用网络的精英们。如果网络讨论很难衍生相互尊重，网络回音室(凯斯·桑斯坦，2003: 35-61)所促进的就是想法一致的人们中间的极化倾向而非不同观点之间的和解。如果网络空间的设计安排更有利于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更有利于企业集团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如果每天获得几十万点击的那一小群博主显然是政治精英，如果所有备受赞誉的网络政治案例都依赖政治精英去游说、协调、组织、动员，而这些新的网络精英并不必然比旧精英更加代表普通大众，人们就不得不对网络的政治民主化神话保持警惕。
如果网络并没有弥合现实世界的政治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差距，没能阻止某个公民集团或阶层的持续统治，如果极大多数公民在公共辩论中仍然系统性地无法获得聆听，多元主义在网络空间也就破产了。
三、网络空间的新政治科学
这本政治传播乃至网络政治（学）的里程碑之作的标题也正提炼了其最大贡献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似乎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再无其他可能性，这种观念投射在网络与政治的关系上，导致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民主潜能估计过高。在作为“历史终结论”的发源地的美国，“数字民主论”、“网络政治民主论”，与“用户至上”、“大数据中立”、“人民有选择”一样(Webster, 2017: 352–361)，都成了需要破除的迷思。在辛德曼看来，这些迷思最大的问题不是过于乐观，而是不承认信息技术带来的某些政治成功是以某种损失为代价的。
因此，我们需要充分理解网络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信息既可能单向流动、也可能双向流动。网络政治既为国家提供了内部控制的必要性，比如各国对淫秽内容的规制、欧盟的隐私保护法、“爱国者法”授权的内部监视，也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国家安全问题，比如美国的棱镜计划、梯队系统，英美对卫星信号、微波信号、地面线路电子通讯等全球电子信号的拦截和窃取(安德鲁·查德威克，2010: 366-386)。网络既可能走向“多元”、“分权”、“去中心化”和“去规制化”，扩大平等、“包容性”、公共对话空间和民主，延伸自由，促进公平；也可能走向单一、“集权”、“中心化”和“再规制化”，强化等级，增强“排他性”，导致碎片化、巴尔干化和政治隔离，缩减民主，限制自由，放大不公。
简言之，网络具有增强效应，它增强现实世界的所有政治过程(Agre, 2002: 311-331)。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网络政治的性质，仍然符合信息技术革命之初人们的判断，即它充其量只是一种“管理型民主”（Managerial Democracy），政府职员高强度使用电脑决策工具，让很多政府职能理性化、专业化，并最终也会使之“去政治化”( Laudon, 1977: 19–24)。进而，技术本身是非政治性的，但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是政治性的，不是技术决定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而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决定技术的用途，人们对什么是一个好的社会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与政治模式的想象，决定着技术的作用和影响范围。
但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的确给现实政治与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规制的成本扩大了，管理的难度加大了，控制的难度也加大了，网络主权、网络安全、网络标准、网络税收、网络自由、网络隐私、“消费者主权”、内容规制、监控(see Lyon, 1994, 2001, 2003, 2013)、知识产权、巨头垄断、跨国公司权力、国际组织权力等网络议题(see Drake and Wilson, 2008; DeNardis, 2009; Mueller, 2010; and Deibert et al., 2010)成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尤其需要在基础理论意义上回应千变万化的实践发展。就此而言，网络空间的确在孕育着某种“新政治科学”，这让网络政治成为一块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