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岁末时，各种体例的“新年献词”纷纷登台亮相。作为一名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孤独人士，我似乎没有资格发表这样的言论，但我还是想着公开说几句话，姑且称之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唠叨语”吧！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本命年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特的人生关口，2018年正是我的第三个本命年。清楚地记得，在上一个本命年，我丢掉了所有的身份信息，在补办信息时，又发现自己是黑户，那感觉，简直是不可名状...幸好，最终还是顺利地再次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并进入农大读研，可谓是大悲大喜。又一个12年，2018将如何？

思路到此，骤然发现，想本命年的事不是还早吗？它是中国农历的说法，与西历的元旦扯不上半毛钱的关系！但回头一想：那些抵制别人过圣诞的爱国人士们不是没有抵制大家过元旦吗？这说明，元旦已经被中国接纳了，它与春节之间的这段时间，理所当然可以被看作是旧岁与新年的过渡阶段。如此，即使较真，好像也可以在元旦说本命年的事了！

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典籍《论语》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按照孔老夫子的这一个人生经验，36岁的年龄，正处于走向“不惑”的后半段路程，也正是古稀70岁年龄的中间位置。也许自己天生愚钝，所以，至今还没看到“不惑”的天际线，估计，即使能活到六七十岁，也很难知天命，且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反正，我感觉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三十多年的人生，不长不短，酸甜苦辣咸也算是皆已尝遍，我已经可以让自己相信自己曾经来过这个世界，并走了一些路。而且，我还骄傲地感觉到，自己似乎超越了马斯洛先生的层次需求理论——在饿肚子的岁月里，可以发自肺腑地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问题；在随时可能被作为低端人口被清理回农村的险恶环境中，可以坚持为社会正义发声！我十分相信，这绝对不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尽管他们可能认为我才有病。

从“真正”读书这些年以来，我始终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真正才能基本走进现代文明的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经常是感觉隐约看到了方向，但很快又认定这只是幻觉，有时候发现，理论上的出路几乎就是一个常识，而一旦考虑到实践，它就会表现出来彻底的不可能状态。这种窘境让我很迷茫，导致已经考虑了很久的一篇文章始终写不出来。我越来越失望，很多话都不能说，因为说出来，就会连带着很多文字都要被404掉。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张鸣教授在退休的时候做了“自我禁言”的声明，他在博客上说到：从今天起，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争取不再焦虑，不再忧国忧民，一个人，一个民族，生死自有定数。几乎与此同时，贺卫方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随之，也基本不发声了。前辈们如此，晚辈们该何去何从？我再次陷入纠结和迷茫！最典型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两位好友的反复劝说之下，我竟自我审查般地删除了自己发布在思想网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对中国当前局势的最新思考，但由于直指要害，注定是要被消灭的，所以算是早死早托生吧！若加上它，我在爱思想网上的发文正好是100篇，但如今只能是99篇，也许，九九归真，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如果说，在过去的365天里，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点变化，那么，这点变化应该就是更加相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因为这种相信，我开始变得更加淡定，更加坦然地面对社会上的各种离奇，没有了期待，也便没有了失望。

尽管如此，作为一名读书人，我不大可能接受自己的“犬儒化”。因此，即使我可能会在以后的时光里减少自己的发声，但绝不可能彻底放弃对“启蒙”的思考与传播。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这其中，虽然有一种家国情怀在起作用，但同时更是为了对自己及家庭的命运负责。著名学者史景迁先生写过一本小书，名字叫《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它告诉我们，再卑微的小人物都难逃大历史的影响；为了自己，必须关心大历史。

然而，面对正在浮现出来的中国社会危局，继续装聋作哑者有之，趁势张牙舞爪者有之，还在麻木不觉者有之，唯独奋力抗争者稀缺，这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我深知自己改变不了大环境；但是，我绝不能接受小环境的恶化，绝不接受潜规则，绝不向身边的邪恶势力低头，若有鹰犬胆敢主动前来挑战，我定会与之搏战到底，不惜“提前获得英烈之荣”而换得“打狗警主”的效果。我一定要在风雨中抓紧自由，矢志不移！

最后，似乎必须得谈一下自己的正业。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圆满完成了单位规定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教学工作，很难有一致的评价标准，但科研工作是可以做到的。按科研为主型讲师每年10个科研分的考核要求，我今年以1000分的成绩，提前完成了100年的任务，若某一天还有领导说我不是“称职”的职工，我真的可以当众与之好好“较量”一番了。

与此同时，我还为自己安排了中国的“国民性”这一重要话题，作为自己未来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方向。选择这样一个话题，进行深入思考，一则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个可以从学理层面上理解中国文化与近现代史思想史的线索，二则可以推动我继续探索“更可行”的启蒙之路。显而易见，国民性，改造之策注定难以寻得，但更深刻地认识它，却是可行的。

系统研究一个横亘在百余年社会思想史之中的学术命题，我只好不断地“往纸堆里钻”。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明末清初，中国的读书人苦于没有表达个人思想的自由，只好专心于对古典文献的考据工作；其实，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仁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之前，我常说他们缺乏现实关怀，如今我也要有一只脚站在“考据队伍”中了，真是五味杂陈。

值得期许的一件事情是：也许，不久后，我就可以成为“每日可食荔”的岭南人，希望那时候，我能够因更加远离“某个中心”而变得更加恬淡与悠然，能够因逃离一个令人作呕的“关系场”而心情愉悦，能够在青灯黄卷之旁发掘出更多的社会与人生真谛，能够在竹林庭院之中写出真正的思想性作品。为规划中的“三部曲”努力前行，提前祝愿自己！

临搁笔，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在去年的年终总结中，我曾提到，“又让自己感觉啰嗦了，这习惯不好，得改！”如今看来，还是没改！没辙，天性如此，只能继续。幸好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留着精力待明年此时写本命年的新年致辞吧，如此，终于找到了这番唠叨的正当性依据，我只是兑现自己给自己的承诺而已嘛！好像也不会打扰到某些人众的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