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书估，洪亮吉《北江诗话》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洪氏大意云藏书家有数等，钱大昕、戴震为考订家；卢文弨、翁方纲为校雠家；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塘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为收藏家；吴门黄丕烈、邬镇鲍廷博为赏鉴家；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书估施汉英，为掠贩家。掠贩家在洪亮吉的排列中位置最后，这应是传统社会中的普遍排列，书估很少被重视，文献中有姓有名的书估寥寥无几，这一群体的绝大部分隐藏在“书估”、“客”之类的称呼之下。洪亮吉所列三名颇有声名的书估中，“吴门书估钱景开、陶五柳”，实际上是湖州的钱、陶二人寓居吴门而已，故三名书估都是“湖估”。
书估既染铜臭，也有书香，在清帝国的版图中，尤其是在东南地区，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主要以舟船配置作为文化资源的书籍与字画，使这种文化资源在整体上保持一种流动状态。晚清翁心存《新乐府四章》有《书贾行(购求异书也)》一诗，写书贾的生存境况，录如下：
生不能立致秘书赐万卷，亦当坐拥异书列百城。不然远从鸡林贾，不然学作童子鸣。书香可疗饥，书味可救渴。摊书书床塞书屋，书估一生书里活。不愿借书换酒券，不愿献书拜高官。愿向嫏嬛福地住，尽发宝笈瑶编看。壁中简，帐中本，壶卢中《汉书》，宝之莫蠹损。春江三月书船开，《离骚》一篇酒一杯。旁人错把孝廉认，书台高等黄金台。书估乐复乐，书田岁播获。邢家小儿强解事，杨家老子空投阁。笑杀偷书祖孝徵，只须一部《华林略》。於嗟乎，绛云楼瓦飞云烟，汲古阁址成闲田。不如岁诵二十二万言，孝先经笥书便便，撑肠拄腹卷五千。浓香薰，微露盥，国家方开崇文馆。
翁心存诗中描写的书估生活，有洒脱的气息，其中“尽发宝笈瑶编看”、“春江三月书船开”则是真实写照；“国家方开崇文馆”一句，则表示朝廷重文政策对书籍流动与交易的深远影响。与书估的周旋往来，是清代文人学者生活中颇有意义的一部分，书籍的供求特点和流向于此可见，同时亦可见文人的生活情趣。赵翼《赠贩书施汉英》一诗以谐谑的笔调道出他与施汉英之间的关系：
我昔初归有余俸，欲消永日借吟诵。汝从何处闻信来，满载古书压船重。我时有钱欲得书，汝时有书欲得钱。一见那愁两乖角，乘我所急高价悬。虽然宦橐为汝罄，插架亦满一万编。孜今老懒罢书课，囊中钱亦无几个。愧汝犹认收藏家，捆载来时但空坐。
赵翼诗中的施汉英，嗅觉敏感，掌握各人阅读或搜求动向，网罗之力也非同一般，故有“满载古书压船重”之句；而赵、施的关系，又不能简单以买卖双方视之，其中多少有些许近似友朋的亲密意味。书估与文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从清人日记或少数诗文的记录来看，较具典型性。
湖贾
作为一个业书者群体而言，在琉璃厂书贾之外，最有影响、见诸文献记录最多的无疑是湖贾。湖贾出自浙江湖州，湖州的地理位置及山水等因素所起作用颇为重要。湖贾还有另外几种常见名称：因为湖州是三吴中的西吴，故有西吴书贾之称；因境内有苕溪，又被称为苕贾；因古有吴兴郡，苕溪下有吴兴县，又有吴兴书贾之名。湖贾人数众多，且在书林中有得大名者，如钱听默、陶正祥、陶蕴辉等，皆为湖贾之翘楚。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云：“吾湖固多贾客，织里一乡，居者皆以佣书为业。上至都门，下逮海舶，苟得一善本，蛛丝马迹，缘沿而购取之。”此语道出湖贾的集中地、活动范围和搜求善本能力，然犹可以缪荃孙所记充实。缪氏所记，一段出自前人文献，一段为自己见闻：
书船出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吾湖藏书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斋书录解题》所蓄书至五万二千余卷，弁阳周氏书种、志雅二堂藏书，亦称极富。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篇帙。旧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唐，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号为书客。二十年来，间有奇僻之书，收藏之家往往资其搜访。今则旧本日稀，书目所列，但有传奇演义、制举时文而已。”(见郑蕊畦《湖录》)余幼时在申港，时有书客负一大包闯入书塾。包内湖笔、徽墨、纸本、四书、经书，村塾所需要无不备。议价后，问家有旧书、残破书否，见村童临帖稍旧者，均欲以新者相易。盖志在收书也。十岁时，在澄怀堂读书，书室有阁，阁上尽破碎之书。一日书估尽搜括之，顾数夫担而去，但见有钞本，有刻者，有绢面者，有小如掌者，有大盈尺者，不知何名也。易得者《道光字典》、《角山楼类腋》、《雅雨韩集》、《三国演义》、《左传》等书，皆新装订者。一村有十余塾，无处不到。乱后则无。村中亦有一二学塾，藏书亦尽毁于庚申之乱矣。
“书船出织里”，这在汪尚仁的《吴兴竹枝词》中被视察为一地之风尚：“制笔闻名出善琏，咿哑织里卖书船。莫嫌人物非风雅，也近斯文一脉传。”湖贾在此地兴起，并向东、南、北三面拓展，以及“上至都门，下逮海舶”，皆因湖州所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所蕴藏的丰富图书资源。湖州地理位置的优越，得益于太湖和苕溪，环太湖地区是湖州书贾活动的中心地区。他们可通过交织的水路经太湖在更大的范围交易图籍。湖贾世代业书，前引张鉴《眠琴山馆藏书目序》称织里一乡业书事业绵延四百载，在此种环境中，很可能出现贩书世家，如下文要讨论的钱听默与陶正祥两家即是。此外，文献记载湖贾中的邵姓，可能出自同一家族，或同一村落，现按邵姓书贾活动的时间顺序列举数条记录如下：
崇祯己卯清明后一日，湖贾邵姓者持来。(《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题跋)
康熙己丑，吴兴鬻书人邵良臣持旧钞残书五册来售。(《后山集》何焯题跋)
(嘉庆戊辰)书船友姓邵名宝墉，云其书得诸江阴。(《普济方》黄丕烈跋)
咸丰五年七月，余得湖客邵姓朱笔校勘《周易集解》。(《李氏易传》韩应陛题跋)世代相传的贩书技艺和经验，才有可能造就出十分在行的业书者。
从上引缪荃孙所述，可知湖贾搜求书籍已至细致深入的境地，即便江浙诸藏书家所藏之书散佚转落者，“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程晋芳《桂宦藏书序》指出湖贾的一种极端得书方法：“扬州马氏，余之族姻也。以数万金购得传是楼、曝书亭藏书。……然窃闻有湖州书贾设小肆于其宅旁，以利啗司书者，潜□异书去。主人年笃老，防察疏，可叹也。”因为湖贾受利益驱动，不停息地搬运贩卖，藏家书籍聚散的速度亦随之加快，在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常有一种转瞬盛衰的意味：
(关于常熟陈揆稽瑞楼)嘉湖书贾往往捆载而来，阅之如入龙宫宝藏，璀璨陆离，目眩五色。君与金吾各择其尤者，互相夸示，而要以书贾至其家为快。五六年中，两家所得，盖不下三四万卷。
(关于乌程刘桐眠琴山馆)武林、金阊诸贾与织里贸书家争先求售，溪上檥舟恒满。
(关于海盐马玉堂笏斋)身亡未周，尽为苕估取去，散失殆尽。
书籍聚散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加深与拓展，为新一代藏书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因为作为学术资源的文献每隔一段时间就进入流通领域，为正在成长过程的文人学者提供了新资源。汪辉祖称自己“馆苕霅间，与书贾习者七八年，聚书数十百种”。武进蒋敩淳“生平喜购书，有田十顷，半以租所入与湖州书贾易书。今映玉堂中所藏数千卷是也”。黄丕烈能成为十分出色的藏书家，湖估有助推之功。在钱听默、陶蕴辉之外，黄丕烈至少在22篇题跋中记录了他与湖估围绕书籍的诸多交往。若将黄丕烈藏书题跋与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所记录的书贾对照，可推断以贩书为业的湖贾作为一个群体，在清代更为活跃。在李日华日记中，以可以明确的书贾籍贯信息来统计，徽州人共出现60次，自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都比较活跃；相比较，湖州书贾、杭州书贾则要沉寂得多，可见在李日华生活的嘉兴地区，徽州书贾活动频繁。当然，如果《味水轩日记》中“夏贾”的籍贯可以明确，自会有新的结论。而在黄丕烈的题跋中，能整理出的书坊有37家，此外书贾标明姓氏或姓名的题跋共有25则，但其中几乎不见徽州人的身影。这种比较中的差异，或许是地域文化资源制约，或是一地经商风气转变所导致。
湖贾的奔波与搜求，促使很多处于秘藏状态或被遗忘的图籍进入流动的市场中，对于读书人或藏书家而言，偶然发现珍稀书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
……求之三十年不得。岁在己丑七月，忽获之西吴书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朱彝尊《续题溪州铜柱记后》)
此亡友钱广伯处士遗书也。……予偶见苕贾携示数种，皆手泽宛然，亟以善值购而藏之。(吴骞《字鉴》题跋)
此书非无足取，乃元明以来数百年收藏家号极博者，皆未见此书，子偶从吴兴书估见一秘钞本，为之喜，遽用重赀购得之。(王鸣盛《通鉴史氏释文》题跋)
书贾造伪书，在交易中作弊，文献中时有记录。就吴骞而言，他既记录了湖贾的欺诈性交易，也表彰了他们的义气与信用，其所得《海宁县志》是乾隆四十七年湖贾吴良辅所赠：
蔡古亭明府《海宁县志》，在谈孺木先生辑《海昌外志》时云其板尚在藏库中，迄今百数十年，即印本且不多见。予访购有年，昨闻梅里李氏有是书，属苕上吴良辅物色之，今夏始得，卷帙完整，洵足珍也。方良辅之得也，中途有人欲邀之，良甫曰：“息壤在彼”，卒以遗予，竟不持一钱而去，是亦估而有士行者欤！湖贾义举，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可见之。江藩记载吴县余萧客年十五即通五经，然家贫无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于是闭户肄经史，博览群书。性癖古籍，闻有异书，必徒步往借，虽仆仆五六十里，不以为劳也。”在贩书之外，湖贾亦有资助图书出版之举。《南疆绎史勘本》三十卷《摭遗》十卷为道光九年泥活字本，“道光九年秋借吴山庙开局，暨阳程文炳排版”。该书引用书目“后记”云：“苕溪坊友吴寿昌助我货泉，初事于梓者，东乡九品官周剑堂。既而我子辛生来自芜湖，命之校字。楮本不足，则罄我行装，投诸质库；又不足，则乞赀市侩，耐尽诽嘲。……是书初印凡八十部，已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
因为乾隆三十八年上谕提及钱听默等，湖州书贾遂声名远扬。德清俞樾有诗述乾隆此举影响：“山塘书贾推金(疑为钱)氏，古籍源流能偻指。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不知何路达宸听，都在朝廷清问中。星火文书下疆吏，江湖物色到书佣。穷陬僻壤开风气，何况之江名胜地。”不但穷陬僻壤开贩书风气，湖估因为频频与文人学者交往，业书逐渐成为一种诗材。乘舟贩书似乎也成为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陈鳣(仲鱼)有《赠苕上书估》，其一、其三云：
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几回展卷空搔首，废我引囊典敝裘。
海内贫儒陈仲鱼，春风旅馆转愁余。卖文近日无生意，但欲从君去买书。
书船
据傅申的研究，传统“书画船”的观念，源自“米家书画船”，主要是指宋代米芾以其书画收藏随舟旅行，不时取出鉴赏的故事；针对晚明董其昌的研究，傅申以为书画船是“指乘者携有书画作品以供旅途中鉴赏，或乘者可以在其上作书画甚至兼有书画交易性的船只”。书画船在晚明具有书画交易的性质，在傅申所录董其昌文献中还不太明显，而在李日华的日记中确有记载，分别见于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四十年、万历四十二年、万历四十三年和万历四十四年，录其中五则如下：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无锡孙姓者一舫，泊余门首。余与马吃漫登其舫，客喜，出观诸种。
(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吴江马玄洲、常熟叶少源移书画舫就余，出观倪云林小幅山水，楮系元时云粉笺，画笔粗辣，似学董源。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悉伪恶物。然晴窗无事，不论真膺，一一卷舒指摘，尽可消日忘年。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歙友吴心旸讳思齐者持卷轴来。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余与儿子泛小舟，抵狮子汇吴心旸舫中，心旸又出观卷轴。
李日华所记的书画舫(或舫)所载书画或古董数量小有可观，且能沿水路寻觅收藏之家，而且能泊舟买家门口。因为书画舫有一定空间，较之行囊所携为多，且能展观，供买家欣赏、挑选。从万历四十三年两则日记可见，如无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参照，仅凭五月二十六日日记，则不知歙县书贾吴心旸是乘书画舫来，由此可推知李日华日记中大量的书画交易很可能有一部分以依靠书画舫的运载而完成的，而这两则日记，也显示了书画欣赏交易的两种方式，一是书贾持书画到买主家中，一是买主登书画舫选购。
书画舫虽是交易依赖的工具，但其形制似乎比书船讲究，可能多为文化水准较高者拥有。关于“书船出乌程织里”，前引《湖录》中的一段文字已经述及。织里在太湖边缘，书船由太湖进入其他水路网络，由东苕溪、西苕溪可入湖州府大部分地区，书船在湖州出现，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故书船贸易，推动形成一个以江浙为中心区域的书籍交流网络。最初的“书客”，为“织里诸村民”，但后来有知书的业书者渐渐增多。同时书船在文人学者的诗文中留下的印迹，有增多的趋势，如顺治九年吕留良买旧本《朱子语类》，“为书船所欺”，所得乃不全之本；宋荦康熙三十五年在姑苏书船上购得元刻本《宋史续通鉴长编》；黄丕烈在其藏书题跋中有18则提及书船或书船友。以“书船友”名义多次出现的是郑辅义、邵宝墉、曹锦荣、吴步云等：
(乾隆六十年)八月十日，书船友郑辅义携是本来，系太仓谢星躔钞本。(《柳待制文集》题跋)
(嘉庆二十年)六月六日，前月来过之书船友曹锦荣复来，盖为有别种交易介余关白也。云从吴江附夜船而来，包中携有文瑞楼墨格钞本杨铁崖文集一册。(《铁崖赋稿》题跋)
两则题跋，尤其是后一则中曹锦荣“附夜船”携书而行的记录，约略显现江浙纵横交错的水路上忙碌的身影，同时书船友及书船也形成了一种富有诗意的文化景观。此一景观在明代只出现少数几次，如在董说的诗集中出现过几次，而至清代则频频出现，“门前新到卖书船”渐成为描写江南水乡诗作的一个新起意象：
朱庄泾畔见人烟，近水雕胡虾菜鲜。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陈瑚《湖村晚兴》十首其八)
草堂地僻近湖干，南北坨连夕照寒。……卖书船到添新帙，问字人来整旧冠。如此敝庐归亦得，残年真合伴渔竿。(邵长蘅《冬日寓斋杂兴戏学放翁体十首末章专呈漫堂先生》其六)
消磨长日仗丹铅，常苦巾箱少逸篇。解事童奴传好语，门前新到卖书船。(赵翼《消夏绝句》十首其四)
竹床冰簟恣安眠，一雨凉生九夏天。侵晓奚童报奇事，门前新到卖书船。(孙原湘《消夏杂诗》二首其一)
卖书船成为诗料、成为新颖的意象背后，自有其丰富的文化内蕴。正因为书船的贩运，使得偏僻的草堂、难以消磨的长夏不再难以忍受，反而有难得的惬意。“江南书客卖书船”，书船使得江南的时间与空间有一种自足，不必在鞍马尘埃中寻求。
结语
从群体来看，清代的书估具有地域特征，譬如在京城的书估，先是以江西金溪人为主，后被附近的衡水人取代。贩书不是一项简单的手艺，它要求从业者要具备一定的书籍知识，把握文化教育的动向，还要耳目灵通，捕捉藏书家兴衰信息。贩书自有其传统，书估在清帝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推波助澜之功。这一文化贡献，对于活跃在环太湖地区的湖贾而言，似乎更为明显。他们促使东南地区的书籍充分流动，同时将南方的图书资源转运北方，促使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从而在京城形成一个书籍交流中心，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形成注入丰富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