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反共”在港台是一门政治大生意，很多人混迹其中，大发横财。在香港，无论是传统泛民的“民主拒共”，还是本土势力的“分离抗共”，反共是一个共识交叉点。在台湾，反共与去中国化互为表里，成为抗拒两岸统一甚至污名化“一国两制”方案的主要政治理由。港台社会对中共的“妖魔化”成为其凝聚内部政治团结、保持与西方价值观一致性的精神本能及本土主义政治思潮泛滥的心理动因。“妖魔化”的根据无非两个：其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性；其二，中共政治历史的负面记录。
“一国两制”之采行，部分根据于港台社会严密的资本主义价值与制度体系及对中共的历史与观念抗拒，采取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实践理性逻辑，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为避免刺激港台社会，中央既往对“一国两制”的政策口径把握非常严厉，甚至“融合”之类的常规常理亦不提及，在管理措施上更是高度尊重港台社会既有模式，如同对待“外国人”。但这些“过度怀柔”并未带来港台社会的“人心回归”，相反则是港台社会利用“一国两制”充分的自由空间“充分”地发展“去中抗共”的观念与制度基础，包括对青年世代的严格本土化教育和灌输。对于成长在西式价值观及本土教育体系中的港台青年而言，对国家民族的文化亲情已被严酷的政治正确与意识形态所隔断。
然而，形势比人强。中国没有在1989之后快速崩溃，中共自身的改革不断加速及走向成熟，短短二十几年间，已初步建构成一个领导新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理性化政党。港台社会习惯于追随西方理解模式而将中共限定于苏联式政党，并以苏联解体作为中共历史终结的参照模式。“中国崩溃论”不时呈现，就是基于类似的思维定势。
但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中共不断地进行着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与更新，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学习意识和动力的政党，完成了若干重要的“脱胎换骨”作业：其一，成功地脱离苏联体系而在精神与政治上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其二，成功地结束阶级斗争范式而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建社会与法制；其三，成功地以西方主流社会及其经济全球化体系作为学习和融入的对象，赶上了全球化的黄金收获期；其四，有效应对1989风波及保持改革开放政治定力，避免了第三波民主化带来的政治动荡；其五，与传统文化进行战略性和解，增厚了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其六，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全球治理规划，承担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责任，彰显文明内涵与责任胸襟。这些关乎中共意识形态构成及政治生命的关键性改革，在传统的苏联式政党教义内部很难想象，也很难开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联式政党，而是日益中国化及重返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精英理性团体。“中国性”及其实践理性，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但港台社会长期囿于意识形态局限，不能深解其妙，不断误解误判，导致一系列政治对抗和冲突事件上演，造成民族性的内耗和悲剧。
1989之后的中共及中国发展，尤其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对历史与未来的系统总结及规划，给世界包括港台社会提出了“重新理解中国”的严肃命题，因为如果不能更新对中国的认知及改进交往方式，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以及港台社会的前途都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美国战略家群体早已有此洞见并逐步调整立场，特朗普更是心知肚明。这些显著的变化，以直观的历史事实的压力，逐步刺穿了港台编织的“妖魔化”罗网，而出现了“重新理解”的曙光。
十九大代表中包括台湾人士卢丽安，其典范意义正在扩散。台籍北大博士生王裕庆和张立齐公开声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原住民陈志强重走长征路而提出入党申请。这些个案可概称为“卢丽安效应”，代表了中共的历史性变革及治国理政的实际作为逐步获得台湾人士的政治性认可。民进党当局对这些“归共”人士严厉打击，如取消户籍、威胁罚款等。但越是这样做，越容易引发民意反弹，反而助长台湾人“登陆”甚至“入党”的更大潮流到来。由于港台社会长期基于地方性的“政治正确”而妖魔化中共，导致台湾人对中共的发展变化缺乏最基本的知识与理解，许多认知停留在1989甚至1976之前。由于缺乏“正面清单”的对照，长期“负面清单”的灌输与宣传所教育培养出来的港台青年容易在本土养成骄傲自满的心态，而一旦走出本土面临蓬勃发展之中国真相之时，又会有大惊失色之惑，心理来回震荡，反而诱使更多人渴望了解真实的中共和中国。这是一个长期趋势，港台“妖魔化”得越厉害，正在发生的“去妖魔化”的需求和动力就会越强。从两位台籍博士生陈述的入党动机与认知来看，他们一方面通过实际在陆学习及研读中共党史而了解了真实的中共与中国，另一方面亲身见证了中共治国的高效率及长期规划理性，与港台式的民主低效率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还认识到中共对民族复兴的实际承担及增加全体中国人信心和荣誉的果敢作为。不仅仅是台湾在陆人士发生显著转变，更有绿营背景的家庭成长出来的青年在体验对比之后也能认识到大陆的机遇及中共的实际进步。
与处于实际分治状态的台湾相比，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安享着类似的“妖魔化”状态，这引起了中共执政者对“一国两制”完整意涵及实践重心的重新思考和调整。十九大以来，中共逐步改变了既往高度放任的管治政策，而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不断充实中央管治权及有效监督香港自治权，对香港社会的政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规制及引导。十九大之后，中央更是派出宣讲团成员冷溶主任及安排中联办王志民主任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李飞主任赴港宣讲十九大精神及治港方略。中共在香港的“事实存在”有逐步发展为“法律存在”的趋势及可能性。中共是中国宪法上的执政党，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也必然具有治理香港的相应地位和责任，如何具体化为制度现实需要在“一国”这个根本宪制概念下思考与设计。
香港反对派习惯于区隔“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或者区隔“中共”与“中国”，但在中国宪法体制下，这种区隔的意义非常有限。由于“党的领导”在中国宪制体制上的根本重要性及其严密的制度化网络，继续“妖魔化”中共或者完全无视“党的领导”在“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宪制性地位与角色，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央港政治冲突以及香港实际衰落。因此，十九大精神“进香港”的要害，就不仅仅是倒逼香港社会“重新理解国家”，也必然包括“重新理解中共”。
根据十九大报告精神，中共乃是服务于民族复兴及人类和平发展的负责任政党，不是任何一种简单的西式“主义”或历史上已有的政党类型能够比拟或套用的。中共也是一种富含改革进步精神的制度网络与精英合作平台，对大众利益具有整合意义上的代表性，在制度与文化上正在进行一种新的“历史综合”，试图以“通三统”的思想方法论重新构造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价值体系。从而，中共的中国治理及作为扩展秩序的“一带一路”治理，就是一种同时关乎中国及人类和平发展前景的政治实验。
总之，中共与时俱进，开阔自信，港台固步自封，局促偏狭。港台社会对中共的“妖魔化”正在被历史事实、全球化秩序变迁及港台社会内部的觉醒群体所证伪和突破。中共在港台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去妖魔化”的历史过程，惟其如此，“一国两制”才能全面准确实施，中国在文化与制度体系上才可能真正具有意义连贯性、结构协调性和文明化前途。
（原载思考HK 2017年10月30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