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战略运行风险、战略投入损失风险、战略竞争风险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谋划布局、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当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下行、全球贸易萎缩与国际经济振荡的结构性困局，海丝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风险治理能力、对华政策波动，世界大国、地区强国基于战略竞争和利益冲突而展开的政策博弈，导致中国海丝谋划的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区域公共产品成本分担与持续性激励问题凸显，中国面临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与风险性不断升高。为此，建议调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预期，寻求战略支点国家采取非均衡布局，加强投入-产出比的动态评估，全面提升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水平，构筑战略风险监控体系，减轻大国战略竞争压力，建立有效的区域冲突协调与管控机制。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公共产品；战略风险评估；非均衡战略布局

【作者简介】程永林，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公共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美国军事和战略上力主重返东亚，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长期制衡中国和平发展与削弱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图谋日趋明显，客观上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与外溢效应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与打压。期间，美国试图重塑国际经济金融游戏新规则的系列举措，使得中国也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应对策略。欧美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正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重要抓手之一，并且首次将周边地缘外交与大国平衡外交等量齐观。[1]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只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目标，而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2] 但是英国《金融时报》社论认为中国正在调动全部的经济、金融和外交资源，推动亚洲、欧亚一体化进程，并传达出清晰的地缘战略信号，中国打算做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制定者。[3] 目前，伴随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成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金砖国家发展银行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等实践层面的快速进展，这对中国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具有标志性意义。[4] 然而，随着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2017年6月22日，特朗普明确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在“一带一路”有关项目上展开合作。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对外经济政策乃至策略的重大调整，使得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试图重塑国际经济游戏新规则，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的诸多努力和筹划出现重要变数，也显著改善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经济战略困局。由此，国内学界和政策层面部分主流观点越来越乐观，对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给予了更多的经济与战略投入，对其前景寄予厚望，甚至产生一些越来越脱离实际的期待。然而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当前中国面临国内经济下行、全球贸易萎缩与国际经济振荡的结构性困局，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例，若持续大力度予以推进甚至冒进，势必对我国持续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动力和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经济与战略运行将会构成多重风险和挑战。因此，理性思考与系统评估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谋划、策略与实践，研究其对中国自身、海丝沿线国家、地区性强国与全球性大国的地缘经济与战略影响，进而理性、科学、审慎地评估由此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成本、收益和效应，进一步探讨大国与中国在海丝沿线地区的利益竞合与政策博弈，评估由此对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外生冲击和战略效用的影响，日益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与政策问题。

二、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通过检索JSTOR数据库、CUP剑桥期刊数据库、CIAO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在线数据库，发现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推进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献已经非常丰富，但是从宏观战略效用和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展开深入探讨的文献仍然较少。其中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智库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效用有一些政策评论和访谈，但是观点缺乏严谨的学术论证。我们通过对国内外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文献检索，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文献展开进一步梳理，目前从战略效用和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代表性文献和观点可概括为：

一是大部分文献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和战略效用抱持乐观和肯定态度，但是总体评价比较宏观和概括，缺乏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持。学界认为未来围绕全球贸易影响力的真正较量，能够帮助中国回击美国TPP谈判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5] “一带一路”体现出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抱负，目标在于推进区域经济繁荣，重构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6] “一带一路”大战略将引导中国发展，并塑造中国对外政策，战略实施重点在经济领域，合作机制将会是开放性的。[7] “一带一路”远不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其发展导向更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地区乃至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8] 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就是中国向沿线国家供给包括稳定货币秩序、开放市场环境、可靠发展援助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的过程。[9] 其中，“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的重点环节是促进区域合作与区域间合作，而这需要提供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显著改善区域公共产品供应能力不足，推动海丝沿线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与耦合，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络。[10] “一带一路”建设会推进中国治理模式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可以创设出更为均衡、正义、和谐的发展模式，对沿线国家产生良好示范或辐射作用。[11] 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构建多元平衡开放体系的重要方式。[1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我国实施协同性、创新性、、防御性战略理念和行动方案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形成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与区域经济治理新机制。[13] 该战略构想为破解当下东亚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困境格局，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性路径，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必然选择，推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缘经济战略的重要方向。[14] 但是这种战略效用具体表现在那些方面，其可能的战略成本或风险是什么，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欠深入与细致。尤其是2016年11月以来，当美国宣布放弃实施TPP战略时，针对中国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主要意图和效应分析，似乎突然陷入无的放矢的目标困境。

二是少部分文献从实施战略成本与路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存在较大的战略风险和不确定性，并可能引发大国之间的新一轮地缘经济竞争与利益冲突，重视国内市场开拓才是该战略的基石所在。例如美国舆论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同二战后美国发起的“马歇尔计划” 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中国崛起后试图运用经济力量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15] 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给予投资和贸易背后的战略动机往往容易被忽略，而且这种合作共建模式更类似于对外援助，风险和收益评估不足，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六十多个国家缺乏目标和对象细分，战略实施和推进存在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16] 中国倡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旨是实现合作与双赢，而非对抗和避险。然而该倡议面临区域外部力量的持久性压力。[17] 更有部分学者进一步认为建设“海丝建设”可能引发美国“亚太再平衡”的进一步举措、印度的担忧和反制、沿线热点安全问题的干扰，存在战略风险。[18]美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拓展和提升其国际性乃至全球性影响力的战略工具，为中美带来战略竞争，威胁美国在亚欧地区的利益和领导地位。[19]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重视沿线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国内偏好结构、经济利益集团反应带来的风险，否则当面临对象国国内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冲击时，容易缺乏应对策略和政策工具，而优先开发国内市场，才是确保中国谋划“一带一路”战略最终成功与否的重要基石。[20] 因此，现有研究多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积极意义和战略价值角度进行透析，主要文献以从中国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居多，部分文献探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效用问题，尤其是侧重探讨其所引发可能的战略风险问题，但是学界却对战略风险这一核心问题缺乏清晰的概念界定，导致战略风险这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下被混用乃至误用，尤其是对中国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面临战略风险的影响机理与防范机制缺乏科学评估与深入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尝试予以改进和拓展。

三、推进海上丝路谋划的战略风险评估

对战略风险的概念界定和运用，学术界一直主要是用于企业管理等微观层面的分析，而基于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文献非常稀缺，更多只是作为一个话语在不同场合与语境下被简单使用甚至混用。即使在微观层面，对战略风险的概念界定，学术界和企业界也存在很多争论，但是基本上都局限于对战略风险的字面含义解读。由于风险的基本定义是损失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尝试将战略风险概念界定为对一个国家全局性、长远发展方向、战略目标、核心任务和公共政策实施带来整体损失的不确定性。战略风险因素即是对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国家权力、国际话语权、国际竞争力与资源配置效益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由于影响战略风险的主客观因素很多，因此如果把其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我们借鉴西方著名管理学家罗伯特·西蒙的企业战略风险分析框架，基于战略风险的来源和构成要素构建一个宏观战略风险分析框架，并将其主要集中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战略运行风险；二是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三是战略竞争风险，进而围绕这种战略风险分析框架，展开进一步探讨。以中国大力推进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为例，当中国在推进共建海丝进程中，如果面临大国激烈竞争，如果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日益超出中国国力的实际，又不能满足地区内国家对经济和安全日益增长的需求时，这就容易转化为战略风险。回溯大国推进乃至寻求主导区域经济治理的历史轨迹与演进机理，大国的综合国力、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动力，区域内国家的治理现状、合作意愿、战略选择与政策行为，对大国能否推进乃至主导区域经济与战略合作，将会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大国介入程度与多边战略博弈、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外政策方面的相互调适与积极应对，对于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战略风险主要来源于不确定性，而引致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中国和海丝沿线国家的内部治理风险，是不容回避的国家战略运行风险；而大国地缘竞争、利益冲突与战略博弈所导致的地缘经济风险，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动态变化，则是不容忽视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与国家战略投入损失风险。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中国国家战略运行风险逐渐集聚，战略透支可能性与风险性日益增大。

中国面临国内经济疲软和全球经济振荡的严峻形势，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势必使得中国必须直面解决持续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动力、政策的外源性挑战与经济压力，尤其是对我国的国家战略运行构成多重挑战，导致中国出现国家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不断升高。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外部发展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工资上涨、老龄化加剧、大气污染恶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经济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态势，2015年我国GDP增速降为6.9％，低于政府预期目标。2016年GDP增速继续下行为6.7％，2017年上半年经济景气有所上行，GDP增速预计为6.9%。2016年第二产业投资231826亿元，仅增长3.5%，企业贷款规模同比减少1.28万亿元，数据显示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不足。不仅如此，2016年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43386亿元，比上年下降0.9%。但是201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缩减为30105亿美元，同比减少3198亿美元，而这与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大量经济投入是有着密切联系的。2014年7月以来，国内资本市场经历多次大幅动荡，例如2015年6月15日至7月8日短短17个交易日，上证指数大幅暴跌32%，金融市场高频动荡，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危机概率大幅上升。当前国内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动力切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债务风险释放的重要时期，宏观经济可能在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底部持续运行。另一方面，国际外汇市场波动加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显著下行，我国采取的紧急政策干预，虽然有效遏制了资本外逃，但也引发国内外汇储备大幅波动。2017年美联储将会延续加息步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势必会继续承压。而2016年以来，围绕英国脱欧、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国总统大选、新兴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投资者和各大银行的避险情绪显著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此曾多次下调增长预期，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主要经济体的各项经济指标不景气，经济增速呈现震荡趋势。其中，美国经济受到政治选举周期、美元升值、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下滑的影响，国内经济政策走向带有较大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国际经济金融市场波动的重要源头。欧洲经济复苏范围不断扩展，但是由于英国脱欧事件引发新的地缘政治经济风险，在中长期内可能会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逆转与倒退。不仅如此，欧元汇率波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前景不明朗、系列恐怖袭击、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经济形势正在产生新的冲击。新兴经济体随着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反弹，巴西和南非等国家的政局动荡与经济恶化形势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包括中国的资本流动呈现异常，且资本外流势头较为迅猛，美联储加息导致国际汇市和国际金融市场高频振荡，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新兴经济体国家出现经济增长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的叠加局面，当前我国国内经济振荡和全球经济整体形势不佳必然会影响我国综合国力、经济发展与政策选择，也会直接影响和制约中国提供区域性、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意愿与能力，由此导致中国出现战略透支的风险性不断升高。这不仅是我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面临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提升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时亟需考虑的重要因素。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兴衰变迁有其历史轨迹和演进机理，一个国家在战略上的过度扩张，不仅得到的潜在收益和付出的巨大代价经常互相抵消，而且风险非常大。尤其是当这个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的相对衰退期时，这种战略扩张所引发的困境将会变得更加严重。[21]

2.中国潜在的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成本分担与激励风险上升。

海丝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的潜在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供需匹配失衡风险日益提升，尤其是分摊公共产品成本及其所引发的持续性激励问题将会日益凸显，中国在区域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层面面临的战略挑战与风险性不断升高。首先，海丝沿线国家基本上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落后，社会发展滞后，政治稳定性差，文化与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制度与国家治理结构错综复杂，因此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局容易发生动荡，国家治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都相对较弱，或者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因为区外大国介入容易引发国内或地区冲突，导致对华政策容易缺乏连续性。其中东南亚、中东、非洲部分国家经常发生政局动荡或社会失序现象，例如近年来，东南亚、中东和非洲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而动荡的国家或地区容易出现经济管制，契约可信度降低，由此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或商业交易缺乏有效保障等治理困境问题。其次，南中国海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但是中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在南沙诸岛存在主权争议和历史纠葛，尤其是近年来，南海问题一度复杂化和国际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双边关系因此发生高频振荡，而且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在海丝沿线国家开展规模化投资和并购的重要障碍，对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也构成了不容回避的地缘政治经济挑战。[22]再次，中东和非洲地缘环境的复杂性与治理问题的困难性也将会严重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呈现碎片化分布态势，伊斯兰国激进恐怖主义行为、叙利亚难民危机、巴以和谈问题、伊朗核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部分问题呈现突变与恶化态势，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在部分中东国家影响深远。而对于由50多个国家、700多个部族组成的非洲而言，内部的族群矛盾、种族冲突与战争爆发频繁，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与国家治理危机。亨廷顿的研究证实，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甚至战争主要是沿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欧亚和非洲边界发生的。[23] 毫无疑问，这将会是制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中东、非洲深入推进面临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海丝沿线国家普遍存在资本市场封闭、汇率机制刚性、货币政策缺乏延续性等情况，汇率风险与金融风险成为制约中国在海丝沿线国家境外投资和融资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国际经济或金融危机中，预期因素是影响境外投资者行为的主要因素，由于预期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了资产定价和企业投资，但是由于海丝沿线国家经济治理机制与风险管理能力都比较弱，政局动荡与经济危机经常相伴而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有较大不确定性，这种理性预期的匮乏与该国是否保持资本市场开放也存在较大关联度，中国在海丝沿线国家的战略投入与企业投资风险一旦积聚，风险控制与规避能力将会受到很大制约。这必然导致中国在推进海上丝路建设过程中，尤其是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战略中，遭受政治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这无疑会增加中国在海丝沿线地区实施该谋划的机会成本甚至沉没成本。因此，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需要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和沿线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和磋商，寻求共识和信任，建立良好双边关系，而且加强对海丝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风险预警与风险防范机制建设日益刻不容缓。

3.中国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不断集聚，战略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不确定性日渐提升。

当前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世界大国或地区强国基于战略竞争、利益冲突、冷战思维考虑，而与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展开的一系列地缘经济战略与政策博弈，日益抬升了中国推进海上丝绸谋划所引发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由此导致中国战略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在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区外大国介入容易引发地区冲突问题尖锐化、复杂化的可能性长期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等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形成更多共同利益，适度减缓南海地区的紧张态势。但中国发展必然会影响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与美国产生利益冲突是必然趋势。[24]而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考特。肯尼迪等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本质上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战略，可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这有利于有计划加强中国与其周边邻国的经济联系，增加中国的在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但是必然会引发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角力。[25]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亚洲主管肯特。哈林顿公开撰文，认为中国在亚洲有宏图远略，中国已经决意与周边国家深化经济联系，提升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和亚太区域领导人同意中国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显然是对抗美国的TPP战略。[26]由于美国日益深度介入亚洲地区事务，中美之间、中日之间有关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博弈和主导权争夺，已经从经济层面日益外溢到政治和安全层面。鉴于国际合作与冲突都会影响经济风险和发展环境，海丝沿线国家不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受到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环境的影响，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由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趋同性，面临着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存在的贸易转移效应挤压与整合困境。例如中国虽然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但是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2517亿元，同比仅增长0.5%，反而中国同期外汇储备因为大量用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现大幅缩水。由于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时也受到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外大国因素的干预和影响，所以其中长期建设面临日益高企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27]而美国一度高调宣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重返东南亚战略，从经济、政治等方面不断打压和分化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给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深入合作频频增加了不确定因素。[28]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乔治•马格努斯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战略的核心，将对地区和全球企业产生重大商业影响，同时带来不可预知的地缘政治影响，这种战略重心西移将是对美国重返亚洲的回应。[29]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价值不可估量，将会使得一直表现相对温和的中国，增加在亚欧大陆的影响力覆盖和地缘投射，缓冲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与冲突。[30]所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借助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贸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政治经济层面与周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形成利益共同体，积极打造命运共同体，有助于谋划形成经济为表战略为里、陆海并举重心西移的连横破纵之策，积极应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国际经贸游戏新规则。当然，由于来自海丝沿线国家的战略投入风险，尤其是来自美日等大国干预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长期存在，导致中国政府的战略投入和中资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势必处在一个复杂的风险体系中，而且由于海丝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差异性与复杂性，这种战略风险可能日益表现出可预测性差、可补偿性差、影响周期长、风险因素叠加的特点。

四、推进海上丝路亟需构建科学的战略风险监控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大国兴衰变迁理应遵循其内在运行轨迹与演进机理，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与国家战略运行构成多重挑战，导致中国出现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与风险性不断提升。而海丝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国家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国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的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问题将会日益严重，由此引发的机会成本与可持续激励问题将会不断出现，中国在区域经济治理乃至全球经济治理层面面临的风险不断升高。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或地区强国，围绕海丝展开的一系列经贸与外交政策博弈，显著抬升了中国推进共建海上丝绸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并可能导致中国战略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因此，中国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谋划时，我们建议需要重点加强对上述三大战略风险展开评估、预警与防范。而战略风险管理就是在实现目标和预期的过程中，能够将政府和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一种机制和方法，通过建立一整套的战略风险预警、风险控制、监督防范的机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与战略环境中，持续改进政府、企业和公民的风险预警和战略风险管理能力。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可行性解决方案与应对策略建议：

1. 采取非均衡战略布局控制国家战略运行风险，加强海丝战略投入-产出比动态评估。

基于推进海丝谋划所引发的国家战略运行风险，我们认为需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求战略支点国家，重点筛选或寻求国际营商环境及其与中国双边合作基础较好的国家，采取非均衡战略布局和共建举措，加强国家对共建海丝战略的投入-产出比核算与动态评估，运用涉外投资风险可控模式，通过先试点后推广的发展模式和战略布局，循序渐进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尤其需要注意综合考虑与评估中国所处的外部战略环境、国家综合实力、战略资源投放、核心利益、主要战略预期等因素，注意对影响国家战略运行的国内外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展开战略评估与定量分析，注意保持国家战略推进的相对稳定性与动态调整的灵活性的平衡。尤其是当前我国处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稀缺、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转型升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期，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谋划应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所以，基于战略布局优先性原则，国家战略运行理应考虑内部问题的治理绩效和外部环境改善之间的平衡，而国内市场经济导向型改革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的成败，对于当下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而言是更为关键性的问题所在。当然任何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国内战略资源与利益配置，都将会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非线性调整过程，当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压力变大，内部动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出现下调乃至下滑时，一个国家在对外经济战略上的过度扩张，有可能使得其潜在收益和付出代价之间经常会互相抵消，甚至由此可能引发的战略风险会日益增加。一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水平的提升，不断需要中国增加战略投入和利益输送，尤其是中国要持续性的长期的提供大量区域公共产品时，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中，要优先考虑涉外经济机构乃至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必然会反过来增加对于国内企业和民众福利的侵蚀与攫取，而当一个国家陷入经济发展相对下滑乃至衰退期时，这种战略扩张所引发的困境将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甚至非常危险。这对中国持续性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动力和区域经济治理政策，尤其是对国家战略能力及其运用将可能会构成多重挑战与风险。

2. 全面提升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水平，构筑战略风险监控体系以降低国家战略投入损失风险概率。

基于推进海丝谋划所引发的国家战略投入损失风险，我们认为以推进海丝为契机，改革与完善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与机构，形成更尊重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的国际经贸游戏新规则，全面改善和提高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水平，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法治化水平，提升抵御突发性的外部冲击能力，构建多方联动协调配合的战略风险监控体系已经刻不容缓。构建战略风险评估框架，进一步对海丝沿线国家的国情、地区发展环境、国家治理风险等风险爆发频率高低和影响程度，展开战略风险识别和战略风险评估。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可以通过缔结双边乃至多边经贸与投资保护协定，借助双向投资保护协定，相互保障各自的境外投资权益。国家层面通过积极的创造性外交介入，改善和推进中国与投资东道国的关系，有效规避与解决东道国对中国境外投资企业的歧视性待遇。与此同时，需要对海丝沿线国家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及时跟踪海丝沿线东道国或地区的形势变化、政策变动与市场波动，定期公开发布国别研究报告、营商环境排名、企业信用评级表，制定禁止、限制开展贸易投资的国家名单、产业或企业清单，构建战略风险监控体系。建议由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审计署、司法部等机构，成为负责战略风险监控机制运行的核心主导力量。而商会、企业、智库、研究机构、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是支撑战略风险监控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国际组织、政府间组织是推进战略风险监控机制有效运行的协同力量。同时，注重以外交努力和民间交流减少风险发生概率，有效调度外交资源和社会资源，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3.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网络，建立区域冲突协调与管控机制以降低国际战略竞争风险。

基于推进海丝谋划所引发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我们认为针对世界大国、地区强国在海丝沿线国家的战略竞争、利益冲突与政策博弈，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网络，深化中美战略互信，拓展中俄战略互补，加强中欧战略互动，是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与目标。不仅如此，中国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然会受到自身综合国力、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小国合作意愿与大国战略竞争的直接制约和影响。海丝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国家风险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等诸因素的联动反应，其所引发中国战略投入的损失与风险，有可能会日益呈现高频波动态势。因此需要淡化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减轻大国战略竞争压力，建立有效的战略风险信息搜集与分析机制、风险监控机制与区域冲突协调机制。针对中国和海丝沿线国家对21世纪海上丝绸倡议的推进，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世界大国或地区强国对此会存在一系列的理论认知、战略反应与政策应对，甚至战略反制。制定风险控制策略，及时跟踪世界大国、地区强国的战略态势、政策变动与市场波动，在世界大国、地区强国政策干预所引发的海丝沿线国家间或地区冲突、国家内部治理危机来临前，制定解决战略风险的预案，在明确相应风险控制策略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实际操作上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针对世界大国、地区强国与中国在海丝沿线国家客观上存在的战略竞争、利益冲突与政策博弈，加强利益冲突管控，增强战略风险监测，建立区域危机管理机制，形成有效的区域冲突协调机制，对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国际战略竞争风险进行实时跟踪研究，并将相应信息反馈到动态风险监控信息框架中，不断提升战略风险预警能力和国际冲突应对能力。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谋划的实施为突破点，为中国的深度参与和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向着更为公平、公正、开放、包容方向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地缘经济与战略支撑。

五、结语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宏观战略风险分析框架，着重从战略运行风险、战略投入损失风险、战略竞争风险三个维度，对海丝谋划的实际及潜在重大战略性影响与中长期冲击展开评估与预测，以区别于学界常见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的研究框架与分析视角。本文研究认为，推进共建海丝谋划，是我国当前进一步寻求发展破局的重要战略抓手，正在对中国国家战略运行机制、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演进产生渐进影响与实质性冲击。中国海丝谋划的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在不断提升，潜在战略投入损失风险不容低估，区域公共产品供需匹配失衡风险日益增加。而美日等大国与中国展开政策博弈和战略竞争风险将会长期存在，导致我国政府的战略投入和中资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处于复杂的风险体系中，我国面临战略透支的风险性在不断提升。

基于战略布局优先性原则，国内市场经济导向型改革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的成败，是当下中国是更为关键性的问题和根本所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如果缺乏自生能力和良性循环，而是单方面需要中国长期保障公共产品供给和利益输送，势必会导致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与运行，需要优先考虑涉外经济机构和利益集团，这必然会增加国内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乃至对民众福利的侵蚀与消减。为此，建议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求战略支点国家，重点筛选或寻求国际营商环境及其与中国双边合作基础较好的国家，采取非均衡战略布局和循序渐进的共建举措，加强我国对共建海丝经济带的投入-产出比核算与动态评估。需要综合权衡中国核心利益、战略预期、综合实力、国际环境、战略资源投放等因素，注意对影响国家战略运行的主要因素和指标展开战略评估与定量研究，保持国家战略推进相对稳定性与动态调整灵活性的平衡。以推进海丝为契机，建议全面提升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水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网络，建立区域冲突协调与管控机制，降低国际战略竞争风险，构建战略风险监控体系，深入推进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参考文献]

[①] 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和平效应分析”（14BGJ04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15ZDA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修改过程中，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李青、陈伟光、周方银、陈寒溪、曾楚宏、黄亮雄、韩永辉、吴艳、宋海啸等学者不吝指正与建议，会计学院学生林冰洁协助进行了文献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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