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维也纳。从血统说，他多一半是犹太人，但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受洗为天主教徒。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奥地利钢铁工业大亨。少年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维也纳群星灿烂，涌现出多位杰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科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庭以及他本人和其中许多人来往密切。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他哥哥保罗就是一个闻名国际的钢琴演奏家。音乐充满了这个家庭，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终身爱好，他曾说：“我在我的书里没办法说出音乐在我的一生中都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一切一个字都说不出。那我怎能指望被人理解呢？”
维特根斯坦从小爱好机械和技术，十岁时就制造出一台能够实用的简单缝纫机。他的最初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喷气发动机方面，1908年秋天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他对螺旋桨的一些想法和设计多年后获得了实际应用。由于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维特根斯坦努力研习数学，在此期间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由此了解到弗雷格的工作。数学的逻辑基础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兴趣，他极为推崇数理逻辑的成就，把从传统逻辑到数理逻辑的发展比作从星相学到天文学的转变。他决意放弃航空工程，转事哲学。他到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并听从弗雷格的建议，于1911年转到剑桥，问学于罗素门下。
罗素把维特根斯坦视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充满激情、深刻、强烈、咄咄逼人。关于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罗素还讲述了另外一些引人入胜的轶事。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感郁闷，到罗素那里，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是踱来踱去。有一次罗素问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孽？”维特根斯坦回答：“Both。”这是个经典的故事。有一本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书即题名“逻辑与罪”。虽然我不鼓励读者从奇闻轶事来理解哲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唯对其一感兴趣的是虔诚的教徒或逻辑教师，但不是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这时十分推重罗素的成就，明确表示他完全赞同特称描述语理论，这主要因为罗素区分了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而这被维特根斯坦视为哲学的主要工作：“不相信〔传统〕语法是从事哲学的第一项要求”。不过，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分析工作并非亦步亦趋，这一时期，他开始在逻辑领域进行独立探索，对和、或、所以等逻辑常项的思考把他引向原子语句的想法，认为由逻辑常项连结的所有语句都是复合语句，可以分析为原子语句。在此后的几年里，通过当面讨论，以及维特根斯坦离开英国后寄来的笔记，罗素受到这位弟子的“深刻影响”。这些影响首先是纯逻辑方面的，但也涉及一般性的哲学见解。1918年初，罗素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名号来概括自己的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无疑建立在他早年主张的外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但其中也不乏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罗素，极热心于政治和社会事务，颇有心把逻辑学研究的衣钵传给维特根斯坦。
那个时代的精英人士，普遍渴望高尚的精神生活和智性创造。在剑桥的这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哲学家摩尔、经济学家凯恩斯、数学家品生特等。他与品生特结为挚友。尽管他待人严厉，尤其对愚蠢的思想极不耐烦，但他是个热心而忠实的朋友。
1913年，路德维希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大笔遗产。他把其中一部分用来资助里尔克、特拉克尔等诗人和艺术家。战后，他更是把自己那部分遗产尽数分给了他的哥哥和姐姐。为什么不送给穷人呢？他解释说：他不愿见到本来好好的穷人由于得到这些钱财而变得堕落，而他那些亲戚反正已经很富有很堕落了。他自己此后一直生活得很俭朴。财物、权力、地位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1913年秋，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到挪威，隐居在那里，研究逻辑问题。1914年春，摩尔曾到挪威访问他，他向摩尔口述了一份笔记，这份笔记的摘要，连同1913年九月他交给罗素的一份《逻辑笔记》，成为了解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材料。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战争后期的一份战报称他“极其勇敢、镇定”，并因此受到广泛赞誉。不过，战争期间，他始终为身边战友的粗鄙感到痛苦。服役期间他一如既往写下大量哲学笔记。他把这些札记收集在一系列笔记本里，准备以它们为底本形成著作。这些笔记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研究者编订出版，最重要的是《1914-1916年笔记》。这些笔记对理解他的《逻辑哲学论》有极大帮助，因为这部成形著作采用了极其简约的形式。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语句怎样生长定型，而且，与《逻辑哲学论》相比，这些笔记时有犹豫，例如对事物是否可以分析到简单对象，他写道：“在分析中我们必然达到简单成分，这是先天地明白无疑的吗？例如，这是包含在分析的概念中的吗？”而在《逻辑哲学论》里他断然采用了终极分析和简单对象的路线。这当然可能是他在定稿前获得了明确的结论，而不只是做了个决断，但笔记中表现出来的怀疑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在后期哲学里，他对自己的“最终分析”的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1918年7月，维特根斯坦从前线到萨尔茨堡度假，住在叔父保尔·维特根斯坦家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并立即开始联系出版事宜。这年11月，奥地利向意大利投降，身处意大利前线的维特根斯坦成为战俘。在囚禁于战俘营期间，他对已经成稿的《逻辑哲学论》继续进行修订，从战俘营获释后，多方联系该书的出版。当时维特根斯坦籍籍无名，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商一会儿要求有名教授作出评价，一会儿要求维特根斯坦自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维特根斯坦极为恼火，认为要求作者自费出书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纳它”。至于名人的评价，罗素承担下来，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维特根斯坦读后，坦率告诉罗素，无论是解释的部分还是批评的部分，他都觉得不满。但他还是请人把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不久后他告诉罗素，序言的德文译文不佳，他不想把它和自己的著作一起付印，尽管他的著作也可能因此就无法出版。结果不出维特根斯坦所料，没有罗素的导论，出版商拒绝出版。幸好罗素君子雅量，继续托人联系出版事宜，几经拒绝之后，1921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最后一期上，并附有罗素导论的德文译本。1922年，仍借助罗素的帮助，此书的德英对照本在英国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巨大影响。张申府先生独具只眼，1927年即译出此书，题为《名理论》，当年及翌年分两期发表于《哲学评论》杂志，这是此书英文译本以外首次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实际上，其他文字的译本迟至50年代才出现。
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里，维特根斯坦称这本书的真理性是“确定而无可置疑的”，“哲学问题在根本上已经最后地解决了”。既然问题都已最终解决，他便扔开哲学，在1920-1926的几年里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作小学教员，生活俭朴近乎困苦。维特根斯坦怀着理想主义的热忱投入格律克尔领导的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不过，学生家长及多数当地人不喜欢他，甚至有一次指责他对孩子过度体罚并为此采取法律行动。学生们的看法似乎不尽相同，在他那些小学生成人之后的回忆中，维特根斯坦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尤其注重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为自己的学生们编了一本词典，这本词典几十年后仍有再版，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以及其他几乎所有教学模型，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当地的短途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放弃哲学工作，这一时期，时常有学人访问他，他和访问者几乎只谈哲学问题，并且在解释自己的哲学观点时颇为激动。我们也有理由猜测，他对小学生的教学，以及和普通人的来往，与他后期转向“日常语言立场”不无关系。
1926年，维特根斯坦离开了乡村教师的职位，在一个修道院里作过园丁的助手，协助设计并负责实施在维也纳郊区为他姐姐建造一个宅第。这个宅第后来曾是保加利亚的使馆。
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不久就结识了维也纳小组的创始人石里克。维特根斯坦没有参与维也纳小组的团体活动，他对卡尔那普、费格尔、纽拉特等人没有多少好感，也不赞许他们反形而上学的绝对实证观，几乎只和石里克、魏斯曼交往，尤其与魏斯曼有多次交谈，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文化修养较高，品位纯正。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每年回维也纳度暑假，期间仍和石里克等人讨论哲学。魏斯曼后来把1929年12月至1932年7月期间维特根斯坦这些谈话的内容收集在《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一书中。
有记载说，维特根斯坦是1928年和魏斯曼及费格尔一起听了数学家布劳维尔〔L.E.J.Brouwer〕在维也纳的题为“数学、科学、语言”的一次讲演后，重新萌发了哲学探索的兴趣。布劳维尔的基本思路接近于康德，强调理性的建构作用，数学不是纯粹的发现，更不是简单的同语反复，而具有发明的意味。布劳维尔也把类似的思想应用于语言。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并以《逻辑哲学论》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主考官是罗素和摩尔。同年，他在《亚里士多德协会会报增刊》上发表了短文《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看法》，这是他第二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发表哲学文著。
翌年底，维特根斯坦受聘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从此到他1947年退休，他大部分时间在剑桥思考、研究、教课。像李贺写诗那样，维特根斯坦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或对同事和学生口授这类片段；他断断续续尝试整理这些笔记形成几本著作，但都没有最终完稿。他没有再发表什么文著，但他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以及不多几次专门口述给学生的笔记，却广为流传。他的一些学生根据数量巨大的笔记、听课记录以及一些半成稿在他去世后编订了一批成书，包括《哲学评注》、《哲学语法》、《蓝皮笔记本》、《棕皮笔记本》（这两本笔记是用英文写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若干评注》、《哲学研究》。
1936年，维特根斯坦回到挪威的木屋里住了一年多，钻研数学哲学，并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新思想，即开始写作《哲学研究》。1938年年初，他回到剑桥任教。是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他申请转入英国国籍。1939年，他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伦敦一家医院当看护，后来在纽卡斯尔的一个研究所当助理实验员。同时，他继续写作《哲学研究》。
战后他继续在剑桥任教，但对学院生活愈发不耐烦，1947年辞职。他到爱尔兰生活了两年，撰写《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后来编订的《纸条集》大半写作于这段时间。此后他交替在威尔士、挪威居住，曾访问美国三个月。
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哲学史的造诣不深，但他具有极深厚的文化素养, 并以最本真的方式继承了西方哲学爱智慧爱真理的精神，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
1949年，维特根斯坦查明患有癌症，生前最后一段时间他住在他的医生和朋友贝文（Bevan）家里，继续从事哲学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两天。1951年4月29日，62岁生日的第4天，维特根斯坦与世长辞。在他充满精神创造和灵魂骚动的一生中，维特根斯坦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对自己设置了最高的标准，从而使他的一生充满紧张和痛苦。在临终之际，他却对守护他的贝文太太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