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就知道了为什么父母要把我送去姥姥家。文革前夕父亲因为犯了“修正主义” 错误，从西安的西北局大院被下放到甘肃最贫困、最苦旱缺水的定西地区。原来从西安到天津的“资产阶级”环境我过不惯，但从十里洋场的天津卫一下回到黄土穷山，那反差就更大了。而最大的变化还不是城乡贫富之差，而是家庭生活的改变。

我们这种“双职工”家庭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跟头咕噜，到了县里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早出晚归对我们就更加粗放不羁，基本上是“自然天成”的“散养”。虽说父母的工资是全县最高的，平日里似乎可支配现金远远在平均水平之上。但其实除去给老人的，工资几处用，到我们手里也没多少。加上也“不会过日子”，仅从生活质量来讲，似乎还不如我们班上那些农村户家庭的孩子。

当时父母经常不在家，我们一直就是脖子上挂钥匙“自己当自己的家”。仅从早上带的干粮来看，我们也就拿食堂蒸的难吃的陈年玉米面发糕，同学们虽然拿的也都是杂粮食品，但是大多是当年的新粮，不管是黄澄澄的玉米贴饼子，还是荞麦面的小花卷，实在不济，啃一个老玉米或者一个烤红薯，一拿出来就有一股扑鼻而来的五谷香气。一般早自习以后，有时和同学们换着吃干粮，吃过我带的口粮以后，很多同学都说，“原来以为你们这些‘干部娃’比我们高级很多，现在看来真不咋的”。我因为在家里做饭，经常手上的面来不及洗就到学校，而遭到一些男生的嘲笑。

文革开始，因为父亲很快成为“批斗对象”，头上有五顶乌帽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帮、走资派（其实父亲虽然就行政级别而言可能比当地县太爷还要高，但是一直从事理论研究，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级现职官员）。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和哥哥在学校里的班长职务被撤销，成为了被革命队伍打入另册的“黑帮子女”，不管我本人如何“向左”努力，但我的革命生涯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从那之后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原来那种盲目的信仰支柱一点点地垮塌下来，我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想事情。文革派性正酣的时候，母亲去了县五七干校，父亲与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改造”，哥哥仍然不死心地住在学校，混迹于一帮高中生当中热心于“文化革命”事业，有时回家吃个晚饭就走了，根本指望不上。

家里只有我和弟弟作伴，妈妈给了我们每人10元钱作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住的老式民房显得格外阴森空荡，尤其是厨房没有电，晚上要点煤油灯做饭，我们只好互相壮胆。有一次我去40里外的五七干校看妈妈，因为错过了晚饭时间，实在没有吃的东西，妈妈只好从别人那里借了一勺白糖，冲了杯糖开水给我充饥。当时天气已经很冷，我找不着衣服穿，只好在夏天的衣服里面硬塞了一件妈妈的秋衣，搞得里长外短，五七干校的人看了都摇头说，有娘在家和没娘在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有一次我在做饭，让弟弟从房间里把热水瓶拿过来，可能是他人小拿不动水瓶而门槛又高，他在台阶上拌了一下，把家里唯一一个八磅热水瓶在门槛上“啪”的一声磕碎了，吓得他赶快缩在门槛上，一个八磅的热水瓶要5元多钱，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一的生活费就没了，我心里盘算着如何向大人交代，根本顾不上弟弟的感受，训斥他说今天晚上不能吃饭。

弟弟委屈的缩在门槛上汪着泪水不敢哭，嘴里嘟嘟囔囔地叫着妈妈，还是邻居出来打圆场说，没烫着娃就算万幸了，娘不在娃已经够可怜的了，就别再埋怨了，我一边打扫着内胆碎片一边心酸地想，没有大人的日子真不知道该咋过？虽说我从小就过寄宿生活，但是城市和农村、过集体寄宿生活和自己独立支撑家庭完全不一样。

家庭是最后一道防线

姥姥总是像“救火队员”一样出现在她的几个子女中最需要的家庭。她知道我们家里“大人缺位”的消息后，马上扔下天津家里的一应事务，坐火车赶来甘肃。姥姥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了，虽说钱还是那些钱，房子也依然是高大阴森的老房子，但不知怎的家里显得格外豁亮了，我们的胆子也大了，好像父母在与不在也无所谓了。

姥姥的到来立马让家里的日子显得的生气勃勃，她把自己的存在感扩散在任何地方。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虽说不能把苦哈哈的日子从根本上改变，但是可以从小细节上把无聊困顿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不用再当“火头军杨排风”了，姥姥做的饭原来就比妈妈做的要好吃很多倍，我就更没法相比了，弟弟也撒花活泛了很多。

姥姥是老派人，经历了北洋军阀、日本人统治、国共政权的转换，什么世面没见过，对任何政权都没有太大的期望，抱有一种小百姓看你楼起楼塌的无奈和超然，对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早已超越度外。有一些大字报把父亲“妖魔化”的吓人，我们一时之间难辨真伪回来告诉老人。对父亲的政治问题，她对那些耸人听闻的帽子只淡淡地说了句“我自己的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

老人的思维既简单又朴素，她说，我不懂政治，但是世道再变，是非好坏不会变，浑浊自清，一个人的对错，岁月能够证明一切。可能一生中看惯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对我们带来的种种传单和消息，她都只是淡然听听，用她简单的语言说，“现在的世道怎么了，咋不教人学好呢？”表面上看，姥姥和父亲除了嘘寒问暖在其他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只要是父亲回家的日子，家里的伙食立马会上升两个等级，每顿都有不重样的可口的饭菜，我们也跟着享口福。

在姥姥看来，男主人在外面奔波，家里的女主人的职责就像一把大伞，是为所有人遮阳挡风雨的。她有一句口头禅：“亲人有难我不帮谁帮？”她说，很多人走上绝路自杀，不仅仅是因为遭到了批判，而是被家庭亲人抛弃。家庭就等于是打仗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她总说，“外面的人说什么我管不了，进了我的门就得按我的老理来——亲情最大”。人常说，有目标的人内心强大，我猜想，姥姥的目标就是使她的亲人都能过平安的日子。

她平时很少对我们的所做作为有约束，但我记忆中有两次事她是发了脾气的。一次是母亲下班的时候突然暴雨如注，姥姥让我们去给妈妈送伞，我们相互推诿不想出门，说没准妈妈在哪里躲雨呢。老人出人意料地大发雷霆，指责我们不懂事、不孝顺，不想着回馈父母，并说自己不怕小脚摔跤也要去送伞。不一会儿母亲浑身淋透了回来，好脾气的姥姥两天都不爱搭理我们，后来总说，“现在教育是在毁人”。

还有一次，在天津当医生的大姨被下放到宁夏，经常要到乡下出诊，她的孩子萌萌没有人照看。姥姥决定接回天津自己喂养，暂时就在我们这里中转和适应一段时间。不满周岁的孩子突然断奶离开了妈，小萌萌什么都不吃整晚哭闹不已，搞得我们所有的人都睡不好觉，弟弟甚至气得对小萌萌大吼，“再哭就把你扔到城外喂狼去”。姥姥生气地说，“不许这样对待孩子”，“谁都有犯难的时候，亲人之间就理应相互帮助”。

我们都对姥姥自己能否应付得了这么小的孩子表示怀疑。姥姥还是那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她尝试着用各样食物喂养小萌萌，不到一个星期，小萌萌已经可以吃米糊和蔬菜粥了。有一回吃了满脸米糊的小萌萌爬到门槛边，被邻居家的大黄狗用舌头不停地舔舐，我们看了吓一跳。

十几天以后，小萌萌已经能够扶着墙壁挪腾脚步传达姥姥的指令，对我父亲说：“夫，饭”。让我们大笑不已，而姥姥的原话是“叫你姨夫吃饭”。后来我有了女儿之后，已经年近八旬的姥姥仍然自告奋勇要帮助我带孩子，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亲情最大”，“我不帮谁帮”的真正含义。

姥姥也读报、听广播，对政治形势很熟络，还时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她百岁的时候。2001年9.11事件爆发、阿富汗打仗以后，她还在电话里说，“拉登（她竟然还知道拉登）惹了美国佬，这场仗可有的打头了，不行了你们就到我们乡下来避避”。

近百岁的老人有点糊涂了，身在天津却以为是在早年的河北农村老家。但是她关心时事主要还是从常人生活的角度着眼。比如1969年后与苏联关系吃紧，林彪发布“一号令”，中苏要打仗的消息传来，她就预备一些类似“战备包”样的东西，好像随时都可能有意外发生。1973年有地震的传闻，她就做了一些小包的炒面、炒黄豆、炒蚕豆、奶糖，放在不同角落或我们的衣服口袋里，以备急需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