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卡斯坦·费舍尔，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理论教席教授
彼得·施特罗施耐德，中世纪学学者，德国科学基金会主席
译者：蔡廷建，慕尼黑大学政治系在读博士，柯政佑，慕尼黑大学政治系在读博士
现今在许多西方社会中都能够看到一种政治和政治沟通领域的构造性变动，这种变动在改变着认知(Wissen/Knowledge)和权力之间复杂的功能分化。而且，这一变动在美国表现的尤为明显。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在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阵营中服务的民调专家尼尔·纽豪斯（Neil Newhouse）公开宣称，选举活动不会被所谓的“事实调查员”（fact-checkers）所左右。当时民主党非常轻松地仅仅通过引述这一宣称便为自己赢得了加分。这种成功的前提是当时全社会所共同分享的理所当然性（Selbstverständlichkeit / matter of course），而这一基础在过去的五年里已经被腐蚀。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获胜意味着出现了“替代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秩序的威胁，在这种秩序下“认知的要求“（Wissensansprüche / claims of knowledge）不再需要论证也无需立足于事实，而仅仅需要决断论式的立足于权力。
民粹主义对民主的挑战
上文描述的民粹主义攻击既针对现代社会，也针对下述现状，即现代社会在众多方面都依赖于科学（学术）体系的信息资源，这对于有高度创造力的多元化科学（学术）体系来说既是前提也是结果。同时更多的是，民主宪政国家体系的构造条件也受到了挑战。
正如彼得·格拉夫·凯尔曼赛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提出的（见《法兰克福汇报》2017年2月13日刊文），民粹主义代表的是“单维度的民主理解对复杂的民主现实的反抗”。只要可以将差异通过以下方式加以制度化，即“将人民统治的理念与对该理念法制化的要求对立起来”，“把人民以代表和被代表两个范畴区分开来”，并且“在一元的、与自身保持一致的人民的立场上，建立对群体、世界观以及利益多样性的承认，通过这种承认使得一元的人民概念逐渐崩塌”，那民主现实就能保持其复杂性。
民主与带有合乎宪法的预先决定（Vorentscheidung / pre-decision）（诸如基本权利）的程序性保留（prozedurale Vorbehalte / procedural reservation）有关。自由、民主和人权互相补充：普遍的个人行为自由的权利论证了对民主参与的要求。反过来只有与自由和人权相符的决定才能够被视作具有正当性，否则人们就只能承认每个多数决定都是正当的。
“民主保留性”（demokratische Vorbehaltlichkeit / democratical reservation）对一个开放、自由与和平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否认存在着高度差异但又具有同样正当性的生活方式和解释体系的多样性，就会损害和平共处。如果没有“民主保留性”，那这种多样性就无法得到承认并且积极地塑造。原则上来看长久以来，民主对个人来说都意味着在利用公共讨论的方式为自身的立场寻求多数支持时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即可能随着讨论的发展其自身立场会因为其他立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而公共理性的应用是这一民主保留性原则的实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民主人士能够形成反思性的自我关系，即实现自我疏离（Selbstdistanz / self-distance）。
这些关于现代社会和民主宪政国家的间接性与保留性的原则，正在被目前美国和欧洲右翼政治光谱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粹主义所削弱。与腐朽堕落的精英阶层阴谋相对，民粹主义呈现出所谓纯粹的人民感受（Volksempfinden / People’s feeling）。精英冷酷的、功能性的理性被置于直接性与确定性要求的对立面，这种要求经常会在情绪上被煽动起来，并借由直觉上的可理解（Zugänglichkeit / accessibility）与主观上的臆想，同方法论上可靠的、可实现主体间沟通的理性区分开来。这种排外且退化的同质性幻想与多元主义持续且有创造性刺激（Irritation / irritation）下的保留性意愿（Vorbehaltsbereitschaft / Willingness for reservation）产生对立。这些持续且有创造性的刺激（Irritation）通过不断变化的现实和新的体验得以产生，即通过这些现实和体验在现代社会各个体系中不断得到处理的过程而产生。
民主保留性原则的这一特性并不符合当前的民粹主义。因此对于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否在民粹主义中仍然能够得以实行，其答案是明确否定的。民粹主义者寻求的不是公共意见交换，而正是公共意见交换塑造了民主社会的公民性。他们宣称自己是人民的传声筒，将人民理解为一元的，并且与所有清醒的真实感受相反，将其理解为同质性的族群（ethnos）而非多元性的人民（demos）。民粹主义者忽视了民主能够实现并要求实现对于弱者、寡言甚至完全沉默者以及少数群体的关注，否则为多数地位设定时间限制就完全没有意义。对人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保障。对人权的保护需要实现独立司法，使得司法可以承担起建构性的民主代表功能。然而民粹主义则反对制度多样性，因此它反对超越党派的司法（尤其是宪法诉讼）、学术自由和调查性媒体。
就像本身是商人的特朗普和诸如德国另外选择党（AfD）、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英国独立党（Ukip）、匈牙利青民盟（Fidesz）或者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的职业政客所尝试的，在通过宣传对人民政治意愿塑造（politische Willensbildung des Volkes /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of the people）进行操控的过程中，可说与不可说之事的边界发生了推移。民粹主义煽动性地激起人们心中的怨恨，而它只不过假装代表了这种怨恨心理。歪曲、误导以及丑化会对所宣称的人民感受产生反作用。其中“人民”的概念从公民社会中融合性多元主义的概念突变为某种认同种族主义的主导概念。这种认同种族主义试图实现其退化同质化要求，但由于处于现代状态而并不现实。认同种族主义甚至会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暴力驱逐的手段排除所有被其视为无法信任和相异的人。这个过程中犯下针对群体的非人道罪行的案犯被描绘为过分的外来影响和歧视的受害者，最终这一受害者叙事成为政治权力游戏中道德意义上自我赋权（moralische Selbstermächtigung / moral self-authorization）的有效手段。因此，对民粹主义政客来说，典型具有攻击性的受害者状态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在特朗普(Trump)、威尔德斯(Wilders)、卡钦斯基(Kaczynski)、勒庞(Le Pen)、埃尔多安(Erdogan)和普京(Putin)等人身上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受害者心理通过对所有外来的、不能信任的和不受欢迎的人的憎恨得到发泄，他们论辩时的粗俗野蛮也并不仅仅只是个人风格的问题，这是一种反对人性标准和公共理性应用的权力手段。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分化的部落化趋势，即发展成为情绪上易受煽动的社群，这些群体感到自己无需在相互之间进行区分，并从承认理性导向的现代社会中复杂的多元主义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只要各个群体只关心自身之事，那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实现相互理解和坦诚的主张就会遭到侵蚀。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放弃语言与行为之间的矛盾视为理性沟通准则的同时，民粹主义则肆意发展出一系列这样的矛盾：民粹主义者也会在那些“谎言媒体”上散布谎言，这些谎言会通过“替代性事实”在语言上得到掩饰和无害化处理。大众媒体会被指责为排外和丑化他者，尽管民粹主义自身正在大众媒体中享有受人瞩目的地位。民粹主义运动中看似反精英的领导层同样也由精英构成，他们反对无可替代（Alternativlosikeit /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政治叙事，但却主张自身的无可替代性。他们认为可以系统地拒绝任何关于少数人权利的争论，因为民主程序下的选举结果不再自然导向能够接受错误并在时间上受限的保留性状态，反而政治的确定性要求会被置于制度化的、民主的可谬论及其对人权的保障之上。所有的矛盾都汇集成为一个由新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国际联盟。
民粹主义能够对这种矛盾的论证表现出完全的不为所动，因为民粹主义是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阴谋论的一个变种。通过将批评者和竞争者怀疑为某种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对任何的反驳都能够免疫并且可以谴责政治上的任何其他选择。在保留性、论证性争议的诠释学位置上出现了这种暗示性怀疑的手段，其中，民粹主义是回到直接群体性（unmittelbare Gemeinschaftlichkeit / direct communality）的前政治的自我暗示(die vorpolitische Autosuggestion)的倒退形式。杨斯·杨森（Jens Jessen）在《时代周报》（Die Zeit）中如此写到，“愚昧和野蛮被称做毫不伪饰的通向世界进路的源泉。正是在这些高贵的野蛮人看来，恰恰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尚未开化，因此他们拥有着更高层次的而且是直觉上的世间智慧（Weltweisheit / world-wisdom）。”
随着对于精英和专家不信任的扩展，不仅作为共同理解基础的意见交换受到公然谴责，而且这种意见交换被那些自我任命的、所谓“人民感受”的代表们置于怀疑之中，因此民主协商成为了民粹主义指责的受害者。如同所有的阴谋论，这种二元论式的精英仇恨也将多层次的真实性歪曲为单一的世界观。同样地，被民粹主义所宣称的（以及技术治国论上所要求的）专业论述的一致性也只是一种幻想。
这里也出现了最新形式的启蒙辩证法（die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 dialectics of enlightment），即由好的论点所培育的人却推动了对于教育及好的论点的仇恨。民粹主义式的简化声称可以避免科学社会（Wissenschaftsgesellschaft / socity of science）的复杂性并且毫无损害地摆脱现代世界的无理要求。因此它需要贬低具体事务性的讨论、方法论上对真理的寻求以及对适用性要求(Geltungsansprüchen)进行合理化说明的需求。目前例如美国对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研究的审查计划、伪科学的新神创论、政府对“人文学科国家资助”计划的撤销、对土耳其大学进行专制的“清洁化”以及匈牙利政府对仍旧出于欧洲大学范围内的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威胁，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
民主与科学（学术）的结构同源
然而从总体上来看，与对有创造力的应激性（produktive Irritabilität / productive irritability）的现代自我体验与重视相比，民粹主义对反思的厌恶与对科学的敌意同样具有很多问题。这解释了学者们为什么会进行反民粹主义的抗议与抵抗行为。因此面对民粹主义，科学（学术）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民粹主义对科学的敌视在急剧增加。这很令人担忧，因为这并不仅仅针对科学（学术）的制度性前提，也不局限于对某一个的科学（学术）概念的拒斥。更重要地是民粹主义拒绝某种知识特性，而没有这种特性科学（学术）就会变得无从思考或难以推进，因此这种特性必须在学术传授中进行培养：即知识上好奇与开放的清醒态度，以及随时准备好从整个世界以及他人身上获得刺激。对世界观察的目的不是实现再发现效应（Wiedererkennungseffekte / re-recognizing effects），而是实现对既有期望的突破，这对现代科学来说是建构性的。人们必须准备好通过新的现象、通过对已知现象的新观察、通过检验彼此冲突的假设与理论将自己原有的看法重新置于怀疑之中。科学（学术）的研究决定性地存在于从相信之事到怀疑之事、从不证自明到出乎意料的转换之中：苹果从树上落下，只有自牛顿为这一日常经验赋予科学性的设问开始才成为一个问题。科学（学术）知识因此一直处于在具体对象和时间范畴内对可修改性的保留（der Vorbehalt der Revidierbarkeit / reservation for revise）之中，否则对新知识的追求就会很难获得动机，科学（学术）认知就会僵化成某些教条。
这种表现为准备好接受刺激的精神特性，也完全是一种科学（学术）原则，即一种与世界保持批判性距离的模式。它为个体以及社会意义上的反思能力、精确论证以及冷静评判能力的养成创造了空间。因此科研和高等教育都有助于养成对于怀疑之事的开放态度，以及由此应用启蒙理性——这是最重要的——抵抗非人道的民粹主义式的简化论。所有反思性的、有方法论意识的学科都具有这样的潜质。这尤其可以保证他们的统一性。大学是这种特性能够得以发展、维护并实现创造性的最重要的制度性设置。就此而言大学对自由的要求是具有高度功能性的。
鉴于此，当目前实证性的科学（学术）概念在反对针对科学（学术）之敌意以及民粹主义之反智主义上为自己赢得公开的新声誉时，它就为自己赢得了批判性的关注，而这些概念此前在科学论和知识论上，以及同样在民主理论上并未得到深刻的思考。在威权式民粹主义与科学论的反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亲近性。如果人们只是试图将社会与国家置于单一科学（学术）性真理所臆想出的一致性（die vermeintliche Einheit / the supposed unity）上，以替代置于新民族主义式族群认同的共同体幻想上，那么民粹主义对多元社会和宪政民主的复杂保留性的侵蚀仍旧很难抵抗。和开放性的多元主义及民主宪政国家的自由相同，知识技术文明的活力也是建立在对科学（学术）真理的追求与权力政治互相区分的前提之上。
与上述内容相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早已经意识到，从政治的视角来看，真理总体上都是专断的，因为“在人类事务领域内对绝对真理的要求——这种要求表面上看起来超越于个人意见——消解了全部政治以及全部国家形态合法性的根源”。因为每种真理都有其适用性要求，这种要求不容讨论并因而排除了“全部政治生活的真正本质”，因为这种本质存在于“意见交换与争论”之中。将科学（学术）性真理完全置于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而不是坚持两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Inkommensurabilität /incommensurability），是一种科学主义在科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上幼稚的形式，这种形式会令其逐渐落入敌视科学的民粹主义手中。
现代（die Moderne）的前提条件
因此既要反对政治的萎缩，也要反对科学的补充性膨胀。现代社会中那些关于事实（真理）的问题，例如那些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询问，不能被政治凭意志悄悄掩盖。同样关于权力的问题，例如那些关于社会和生态变化所导致的正当性后果的询问，也不能在科学论意义上被预先决定（vorentscheiden）。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学术）认知的政治化及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它的终结，就如同民主体制的科学（学术）化就意味着民主的解体一样。科学和民主的不可通约性，即立足事实的真理原则与指涉价值的多数决原则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是不能被消除的。
更应该强调的是，科学（学术）社会会悖论般地限制认知独断地位。现代科学（学术）是分散和多元的，它不承认任何可以调节“学科间争论”（康德语）或者享有作为外部代表（Auäervertretung / external representation）特殊地位的超越权威。不存在可以协调和保证社会确定性的统一的科学（学术）声音，而只存在由于方法论差异所获得的不同认知之间的竞争。科学（学术）所表达的是事实是什么以及背后隐藏着什么（卢曼语），而不是情况应当如何，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当科学（学术）非常严肃地反对科学论式的自我赋权，那么科学（学术）才能够有助于在未来立足于事实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上，将真理和谎言加以区分。
从几乎所有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都需要科学（学术）论证过的信息与专业知识，但民主并不仅仅是这些观点在社会现实中的移用。为了反对民粹主义的可达致性幻想（Durchgriffsphantasmen / phantasm of access），民主必须通过协商和利益权衡的方式对那些需要时间、精力加以维系的决定进行正当性诠释，并以这种方式对效率也设定限制。
在这一功能分化的消失点（Fluchtpunkt / vanishing point）上存在着民主和科学（学术）之间结构同源，即两者都依赖于对论证与驳论的公开审查。民主体制拥有对所做决定的复审能力以及能够实现多数地位转化的制度开放性，这非常符合科学（学术）认知的可修正性。
民主和科学（学术）通过以下方式相关联，即两者将准备好接受长期刺激的特性加以制度化：它们是保留性的文化（Kulturen des Vorbehalts / culture of reservation）。质疑、提问、反驳、提出新的设问和观点是它们的原则。像学者一样民主制度中的民众也能够从那些他们至今为止一直当作正确之事中获得新的刺激。民主最终意味着对于比单纯主体理性更高层次的理性的准备就绪状态。现代科学（学术）与民主之间联结的历史和系统根基也正在于此。而极权式的对确定性、直接性与身份状态的要求——这些要求来自民粹主义、新民族主义或者其他的退化思潮——则对立于自由的科学（学术）与自由民主体制中间接的、能够接受刺激的保留性特征。
对科学（学术）与民主政治这两种结构上同质的社会领域的区分实现并保障了复杂性的增加，对于当前民粹主义的简化者们所造成的威吓氛围来说，这种复杂性能够促进自由。因此，就像将宗教限定在私人信仰领域使得最大程度上的宗教自由成为可能一样，将科学（学术）限定在批判性的可修正性的领域之内也保证了科学（学术）认知的显著增长，同样将政治限定在合乎宪法和人权的范围内也促进了政治上选择性的增加。
上述观点需要我们共同的支持，以反对那些懦弱的冷漠以及自以为是的傲慢。
本文的德文版最初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2017年4月21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