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克 著吴万伟 译

弗雷格的心智是现代哲学最强大的发动机。但是作为人，他是一个狭隘的，很少留下痕迹的人。

多数人都同意的共识是现代分析哲学传统有三个创始人，如果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是：戈特洛布·弗雷格、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大课题就是撰写第二位和第三位的传记。但在这三人中，赢得当今哲学家最高敬意的是弗雷格，从他退休到现在已经过去100年了。

他的文章“论意义和指代”（1892）是对无论在复杂性还是说服力方面都开辟新场地的语言学意义的哲学描述，至今仍然是想理解当今语言哲学的人的必读文献。说他发明了现代逻辑学一点儿都不算夸张：他提出了谓词逻辑的基本观点（如果不是现在使用是符号），被很多分析哲学家认为，这是其行业最基本的工具和每个哲学系本科生项目的必修课内容。他的《算术基础》（1884）仍然受到称赞，干脆利落论证有力的文笔被视为典范，让每个分析哲学家都羡慕不已。

弗雷格的深刻见解在哲学之外的影响力一直很大，如认知科学、语言学和电脑科学等领域。但在公众中，他几乎默默无名，尤其是在与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并列时。很多人都听说过罗素是谁。很多人看到过他常常在电视上露面的片段，能够描述他像鸟一样的面孔，外加满头浓密的白发，能辨认出他独特的声音，音调很高，用词精确，贵族味十足，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古老方式（人们想象自摄政统治之后，没有人还会这样说话）。更加声名显赫的是维特根斯坦，他是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电影中的主角和很多诗歌的人物，他的名字常常被记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使用，这些人都相信读者对他是谁有些了解。但弗雷格是谁？有多少人知道他呢？

甚至对于专业哲学家来说，弗雷格也是影子似的人物。除了知道他是耶拿大学数学教授之外，我们还知道，他拥有某些令人很难接受的政治观点---有关他的几乎一切都源于他与其他哲学家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关系。

比如，哲学家中非常有名的是，维特根斯坦常常告诉朋友他对哲学的兴趣最初源于他前往耶拿大学旅游，并与弗雷格讨论他的观点，弗雷格与他一起“擦地板”。在一生中，维特根斯坦总是谈论他多么崇拜弗雷格，甚至在一个场合描述自己是他的“弟子”。在1921年首次出版的《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承认，他的思想归功于“弗雷格的伟大著作和朋友伯特兰·罗素的著作。”在拙著维特根斯坦传记中，我描述了他多么渴望得到弗雷格对此书的反应以及他做出的努力，从战俘营囚犯那里获得手稿，激发了他的“伟大”灵感。

罗素本人从来没有见过弗雷格，但是几乎抓住每个机会记录下他对弗雷格的欣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1962年，有人征求重印他与弗雷格的通讯的许可，罗素写到，“我想到了诚信和恩惠等行为，我意识到我的知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得上弗雷格对真理的献身。”

罗素心中想到的这个特别的诚信和恩惠行为是弗雷格对罗素在1902年写给他的信做出的回应，信中他指出了他毕生研究的理论中的根本问题。罗素讲述的故事是：

“他的毕生研究即将完成。。。他的第二卷就要出版，在发现他的根本假设出现错误后，他的回应显然是思想快乐超过了任何的失望。那几乎是超人的反应，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指标，一个致力于创造性工作和知识而非追逐权力、地位和名望者所能达到的高度。”

事实上，罗素在这里过于夸张了。他提到的两人通讯所关心的是所有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和电脑科学家都知道的“罗素悖论”。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才能明白这个悖论是什么，但是它的发现是20世纪思想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之一。我认为，这是值得付出努力的重要内容。背景是弗雷格和罗素都致力于被称为“逻辑学”的工程，目的是确立适当理解的数学是逻辑学的分支。他们认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们认为逻辑是客观的，这显而易见，而当时许多哲学家遵循康德的说法，认为数学在本质上主观性的，是人类思想的构筑的产物而非一堆客观真理。

在1900年，罗素相信他已经处于成功的巅峰。他的途径的根源是定义数字作为集合手段。“集合”概念是逻辑性的，与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逻辑学家使用的命题---或真或假的命题观点的关系密切。基于此，罗素提出了“命题函项”的概念，这个命题有变量而非名称。所以，“亚里斯多德聪明”和“柏拉图聪明”是命题，但“x聪明”就是命题函项。所有人的名字能够用变量x取代而成为真命题（如亚里斯多德或柏拉图）构成聪明人的集合。罗素的数学理论集中在数字是集合的观点上，因而将算术引入逻辑领域。正如罗素在1902年发现的那样，几乎同样的理论是弗雷格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东西。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提供了逻辑学的哲学案例，接着在《逻辑基本规律》 (1893)第一卷中，他开始用逻辑公理证明逻辑基本规律的数学任务。到了发现自己被弗雷格领先之后，罗素发现他和弗雷格独立得出的理论中存在重大问题。

罗素悖论击中了集合概念的核心。这是它产生的方式---请容许我解释一下。考虑“所有集合的集”。它有一种不寻常的特征：它是元素本身。大部分“普通”集不是；比如桌子的集本身不是桌子。所以，有些集属于自身，其他集则不。构成“并不属于自身的所有集合中的集”是可能的（比如，桌子的集和椅子的集）。但是，现在考虑那个集：它是不是本身的元素？无论我们如何回答那个问题，我们都陷入矛盾的陷阱中。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元素，我们就有了矛盾，因为它是不能是自身的所有集合的集，但如果它不是本身的元素，我们也有矛盾，因为它应该是所有不是自身元素的集合中的集。（请参阅：罗素悖论：罗素构造了一个集合S：S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然后罗素问：s是否属于S呢？根据排中律，一个元素或者属于某个集合，或者不属于某个集合。因此，对于一个给定集合，问是否属于它自己是有意义的。但对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的回答却会陷入两难境地。如果s属于S，根据S的定义，s就不属于S；反之，如果s不属于S，同样根据定义，s就属于S。无论如何都是矛盾的。百度百科---译注）

这莫名其妙的东西让罗素觉得有必要提出在本能上更容易理解的类比来说明其含义。想象一位理发师说，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问题是---他为自己刮脸吗？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哪个立场都不能站住脚。我们就有了悖论。

从理发师返回笼统的集合，这个悖论意味着什么呢？结果是对于每个命题函项都对应一个集合是不真实的。不可能有任何集合对应命题函项“S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否则就是自相矛盾。因此，集合---逻辑学得以建立的基本观点---变得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基本和普遍的概念。其结果是将破绽从整个理论的下面拉了出来。

罗素写给弗雷格的信解释了该悖论是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弗雷格的著作很少引起关注。因此，欣赏弗雷格著作的第一批人也是暴露其根本错误的人。弗雷格的反应并没有完全配得上罗素的描述，虽然应该承认其反应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远非“清晰地压抑任何失望的情绪”，弗雷格告诉罗素该悖论让他感到如“遭雷击”一般，“动摇了我企图建立的算术的基础。”至于从悖论中得到思想的快乐，最接近的是弗雷格的信。他承认罗素的发现“无论如何非常杰出”，“或许推动逻辑学的重大进步，虽然初看起来或许并不令人向往。”

这个悖论的确推动了逻辑学的进步，吸引和激发了众多才俊如维特根斯坦参与其中，他彻底痴迷于它之后放弃航空学研究转而集中研究哲学。对于弗雷格而言，无论在悖论得到什么样的思想快乐都被忧郁的情感所掩盖，他毕生的研究化为乌有。到了他临终之日，他在日记中坦承：“我一辈子要弄清数字意味着什么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不过，虽然如此，罗素的悖论发现产生的一个后果是哲学家和数学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弗雷格的伟大。当罗素的著作《数学原理》在1903年出版时，它将弗雷格介绍给曾经忽略他的一代人。当那个时代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1921年出版《逻辑哲学论》 时，弗雷格的名声蹿升到新的高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作为分析哲学传统的奠基人之一的地位已经无法动摇了。牛津哲学经过了黄金时代，其实践者领袖----包括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和艾耶尔（AJ Ayer）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弗雷格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在很多时候对此人的了解并不多。这个时候，弗雷格不过是一代人之前还活着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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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位牛津哲学家对弗雷格的著作进行了特别彻底的研究，并对他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崇拜。此人是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后来被封为爵士，是逻辑学教授和20世纪英国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虽然在1954年时只有20多岁，达米特前往德国学习弗雷格未发表的遗作（Nachlass），即他的论文，并做出了在他看来特别不愉快的发现：这个他非常尊重，并得到罗素称赞的有着“超人的”优雅和诚信的人事实上是反民主和反犹主义的种族主义右翼分子，对爱国主义有一种非理性的狂热。在达米特看来，这都特别令人担忧---因为他已经在一生中表现出反对种族主义的积极行动---随后被授予的爵士是要奖励他对“种族正义”和哲学做出的贡献。

在返回英格兰之后，达米特写信给罗素（此时已经80多岁，更感兴趣的是核武器威胁而不是哲学）告诉他在他研究的东西中有“一份复印件，那是弗雷格在人生最后几年写的日记，大部分与政治有关。他的政治观点---至少在那是时---非常令人厌恶；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俾斯麦式的保守派，相信俾斯麦在德国引进议会主义是错误的。最糟糕的是他的反犹主义。”罗素对此发现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大多困扰，但是在达米特身上继续造成破坏。当他最终在1973年发表《弗雷格：语言哲学》时，他觉得有必要在“绪论”中说出如下的话：

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有某种讽刺的味道，即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很多时间用来思考的人的哲学观点，至少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是恶劣的种族主义者具体来说就是反犹主义者。这个事实从弗雷格未发表的遗作中留存下来的日记片段揭露出来。汉·赫姆斯（Han Hermes）教授整理出版了弗雷格的《遗著集》（nachgelassene Schriten）。日记显示弗雷格是拥有极端右翼观点的人，激烈反对议会制、民主派、自由派、天主教徒、法国人以及犹太人等，他认为他们都应该被剥夺政治权利，并最好被驱逐出德国。在很多年前阅读该日记时，我感到震惊，因为我一直尊敬弗雷格，认为他是绝对理性的人，而且可能是特别招人喜欢的人。我很遗憾弗雷格的《遗作》编辑故意选择扣押了那些内容。

弗雷格的《遗作》的编辑否认他们试图扣押日记的发表。它没有被包括在达米特提到的那一卷遗作中。他们说，这是因为那一卷仅限于哲学著作。他们的意图一直是要作为莱比锡哲学家洛塔尔·克莱斯勒（Lothar Kreiser）正在准备的弗雷格传记的附录而出版日记。克莱斯勒的书被推迟了很长时间（最终在2001年出版），日记是在1994年的德语杂志上发表，英语译文在1996年发表。

达米特对其内容的描述基本准确。弗雷格一再表达了对俾斯麦的崇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嘲讽挖苦，吐露出反犹主义情绪。他在纳粹当权前的几年去世，所以人们没有办法猜测他会对纳粹统治后来出现的情况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了他同意暴动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General Ludendorff和希特勒本人）的观点。典型的话语是这样的，“人们能够承认存在一些犹太人值得得到最高程度的尊敬，但认为德国有这么多犹太人是一种不幸，他们拥有与雅利安血统的公民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

我能想到的罗素会发现最为吃惊的单一事情是弗雷格赞同爱国主义是一种非理性偏见。他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缺乏政治见解，弗雷格说，这是因为“爱国主义的彻底缺乏”。他承认爱国主义涉及到偏见而非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他认为这是好事：“只有情感才能参与，而不是理性，它能自由表达，事先没有必要求助于理性的指导。但是在有时候，它表现出这样的情感参与是必要的，以便能在政治事物中做出可靠和理性的判断。”对于“绝对理性的人”来说，表现出这些观点肯定令人吃惊。将数学放在更牢靠的逻辑基础上的人竟然满足于让政治建立在情感痉挛的基础之上。

当弗雷格的养子阿尔弗雷德（Alfred）将日记的一份抄本送给《遗作》编辑时，他在附信中说，这将帮助“完整地刻画我父亲的性格轮廓。”事实上，令人沮丧的是，我们这些渴望了解弗雷格性格特征的人发现日记片段并不构成“完整的”画面；它多多少少是个画面，但还需要宝贵的其他东西。当洛塔尔·克莱斯勒在1970年代研究的传记在2001年最终出版时，读者的失望很大。它超过600页，但普遍都同意的是，它很少增加我们对此人性格的了解。这里有两个主要理由。一个是真正个人性的文件非常罕见，他的最初手稿在二战时被敌方行动毁掉（达米特查阅的东西是在战前被复制的东西，几乎全部是哲学方面的，而非个人文件），很少有任何传记性意义出现在其他人的文件中。

除了就逻辑学的崩塌与罗素通讯外，弗雷格对维特根斯坦紧迫地寄送《逻辑哲学论》手稿的答复凸显出另外一个罕见的例子，这封信告诉我们此人的某些特征，虽然是非常负面的东西。弗雷格显然学究式地开玩笑，谈论了前面一些句子，除此之外再没有表现出认真看过手稿的迹象。这本书有一个迷人的相互交织起来的命题的建筑结构，但他对其美学野心完全是熟视无睹。他暗示，维特根斯坦应该将其作为系列论文出版。至少如果和罗素相比的话，这个建议显示出思想的狭隘，罗素欢快地通过了这本书，可以作为剑桥的博士论文，虽然作者拍打他的肩膀说，“别担心，我知道反正你永远也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但是，文件缺乏之外的第二个理由在于弗雷格的性格本质。不仅在论文上，而且在他周围的人身上，他似乎留下了的标志都非常少，这的确令人好奇。这与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两人是值得记忆的和魅力无穷的人物，其亲属、朋友和不熟悉的人都写过数不清的回忆录。正如我在维特根斯坦传记的绪论中所说，有关他的回忆文集中有的是曾经为他讲授俄语的女士出版的，有的是给他位于爱尔兰的小木屋送泥炭的人出版的，还有一个碰巧为他拍摄最后照片的人等。罗素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弗雷格的回忆录何在？

可怜的克莱斯勒不能引用能显示弗雷格性格特征的信件，也不能引用显示他给其他人留下印象的回忆录。他的书标题是《戈特洛布·弗雷格：生平---著作---时代》（Gottlob Frege: Leben—Werke—Zeit带有可能无意识地使用破折号，这很能说明问题，吸引人们注意弗雷格的生平、著作和时代之间联系），里面谈论的更多是著作和时代，生平很少。有关弗雷格的著作和文章的冗长讨论穿插了耶拿大学的官方文件以及对可公开查阅的事实的引用，如弗雷格缴纳的税款以及19世纪德国小麦价格的变化等。与此同时，弗雷格本人仍然是看不见和听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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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丁·贝尔（Quentin Bell）在讨论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小说《雅各布的房间》中核心人物令人好奇的模糊性时写到，“想象一个用陶土做成的人像，放置在意大利石膏的模具里。假设这个模具被毁掉了，石膏仍然存在：它看起来根本就不像陶土人像，但它包括了一个中空，陶土人像占据的空间。”这非常完美地描述了克莱斯勒给我们的东西。那是“戈特洛布的房间。”

或许那是我们拥有的一切---一个拥有伟大灵魂者的占位符，可以说是命题函项中的一个未知的x。我们知道了弗雷格生平中的外部因素。我们知道他出生于1848年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港口维斯马（Wismar），他在耶拿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从1874年在耶拿大学教数学一直到1917年退休，后来在1925年死于离他出生地很近的巴特克莱嫩（Bad Kleinen）。他在1887年结婚，这场婚姻没有留下孩子，他和妻子收养了阿尔弗雷德。除此之外，虽然洛塔尔·克莱斯勒进行了多年的研究，除了1924年显然并不吸引人的日记片段和他的哲学著作中包含的有关其性格的某些暗示之外，我们对他的了解仍然非常少。

人们可能想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这位哲学家的个人名望因为其公开的亲纳粹倾向而遭到玷污）的话，据说他在有关亚里斯多德的演讲的开头说过：“说到哲学家的性格，我们唯一的兴趣是他在何时出生，他做了什么以及他何时死掉的。”事实上，就弗雷格而言，我们可以扔掉对有关他生死的并不显著的事实有任何兴趣的这个伪装。

除了他有关20世纪20年代德国政治的恶劣个人言论（仍然很难将其与他说过或者写过的任何东西联系起来）之外，剩下的只有他的著作是此人所留下的东西。但是，这已经足以确立他作为19世纪最具持久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的地位。作为传记作家，令我感到痛苦却不得不说的是：有关传记只有这些。

作者简介：

雷·蒙克（Ray Monk），南汉普顿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若干有关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书。

译自：Gottlob Frege: The machine in the ghost by Ray Monk

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philosophy/the-machine-in-the-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