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文今天由观察者网以“《莫迪政治生涯遭遇分水岭成也中国败也中国？》”为题首发，链接：
http://www.guancha.cn/MeiXinYu/2017_08_11_422359_s.shtml；
发表时略有改动，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当初中国如何抬举莫迪，而且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济外交案例。
全文中心思想是认为我们当初发掘、抬举莫迪的成功不因此次争端而失色，而且处理对印争端必须把握好分寸，保持南亚次大陆均衡，决不可天真。
两个关键论点：
——毫无疑问，在中印之争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原则立场，只要有必要就果断运用力量维护核心利益；但即使发生不幸事件，我们在处理这场中印冲突时仍需把握分寸，确定合理、可持续的目标，这场冲突过后我们仍需面对中印关系恢复重建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时刻铭记：保持南亚次大陆均衡才是中国利益所在，我们要避免为人利用火中取栗。
——西方政府和舆论之所以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拿莫迪的所谓“污点”大做文章，背后隐藏着西方霸权遏制印度的深刻思考与安排。尽管新世纪以来西方做了不少抬高美印关系、欧印关系的姿态，“扶印制华”策略在美国和欧洲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舆论精英中已成共识，但美欧统治精英阶层并未忘记印度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矛盾。因此，西方大国对待印度国内民族宗教冲突采取了扶小制大、扶弱抑强、扶落后抑先进的策略，以求遏制印度，并为未来有必要、有机会肢解印度时埋下伏笔。在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中，西方之所以通常站在更偏向穆斯林一方的立场，如在阿约提亚重建罗摩庙之争中刻意称之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而淡化那里本来是印度教罗摩庙的历史事实，淡化印度官方早已提出的罗摩庙与清真寺并立的更合理解决方案，淡化本来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率先纵火制造戈德拉（Godhra City）火车站惨案的事实，片面强调惨案爆发后印度教徒极端分子对穆斯林的暴力攻击，并以此为由制裁莫迪等人，根本奥妙就在于此。
2017.8.11
莫迪：成由中国，败由中国？
随着中方连续密集发声，口吻接近新中国政府开国以来数次对外自卫还击战前夕的警告，此次中印之争正在快速逼近中印关系的分水岭，很可能也会成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个人政治命运的分水岭。后人倘若回顾这次中印争端，或许会这样总结莫迪的政治生命：成由中国，败由中国。
为什么说莫迪政治生命“成由中国”？这是因为在他被西方抹黑成“国际贱民”、政治生涯遭遇漫长沉重压力之时，中国是唯一给予他高规格礼遇的大国，为他创造“古吉拉特奇迹”政绩、熬过政治封锁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可贵助力，而且莫迪的政绩很大一部分也可以归功于汲取中国经验、发展对华经贸。至于莫迪政治生命可能“败由中国”，那是他自己处理对华关系冒险误判所致，非中国刻意主动所为。至于印度国大党等反对党在这次争端中不断制造舆论给莫迪“将军”，不许印军退却，究竟是出于盲目的霸权主义激情，还是出于整垮莫迪的国内政治斗争目的，世人可以自行判断。
莫迪之所以被印度国内外许多势力和媒体描绘为奉行印度教极端主义的污点政治家，理由是莫迪在2002年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宗教仇杀中煽动和纵容暴力，造成了重大伤亡；当时美、欧、澳等西方国家正是以此为由相继对莫迪个人实施了长达10余年的个人制裁，包括禁止入境，等等。然而，倘若深入细致审视事情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对莫迪这项所谓“污点”的指控并无确凿的司法证明，印度法院早已对此作出明确裁定；而且2002年印度宗教仇杀起因更多地应当归咎于印度穆斯林极端分子首先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杀戮。因为引爆这场宗教仇杀的事件是一批印度教徒志愿者在古吉拉特邦戈德拉（Godhra City）火车站遭到穆斯林极端分子纵火袭击，55名印度教徒惨死，致使宗教仇杀顿时爆发并席卷印度各地，至少2000多人死亡，古吉拉特邦成为暴乱重灾区。如果仅仅因为穆斯林在印度属于少数就将此事完全归咎于印度教社会，并不客观，既难以令印度教社会信服，也不利于印度穆斯林群体自我反省，清理极端分子与思潮，降低自己被极端分子绑架而受损的风险。
事实上，在2014年大选期间，尽管印度国内外都有不少媒体和知名人士把莫迪抹黑成滥杀无辜穆斯林的凶徒，某些宗教势力对此更是大加渲染，但许多穆斯林群众已经厌倦了被极端分子绑架沦为其牟取政治经济个人私利的工具，开始正视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实绩，选择了投他一票而不是跟着宗教势力大叫大嚷“维权”而抵制莫迪。印度人民党以大比分优势赢得2014年印度大选，成立了印度25年以来第一个议会过半数政府，改变了严重阻碍印度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悬浮议会”格局，又在此后3年的几次选举中大幅度扩张了对邦一级政府的控制，足以证实选择支持他的穆斯林群众为数不少，足以证实许多少数民族、少数宗教群众愿意跟随他去做大“蛋糕”，而不是成天为瓜分“蛋糕”而吵闹不休。
从中立客观立场审视，印度绝不是一个实行压迫穆斯林体制的国家，莫迪即使真有印度教极端主义思想，掌权后也很难全面、长期付诸实施。正由于印度体制对本土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给予了许多优惠待遇，在发展中国家中宽容程度堪称一流，印度本土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在现行秩序下通过正常自我奋斗求得发展的机会并不算少，我们才得以看到帕西族、锡克族、泰米尔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印度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突出优势，生于巴基斯坦且没有世家背景后盾的穆斯林沙鲁克·汗（Shahrukh Khan）依靠自我奋斗成为宝莱坞头号影帝，妮哈·达尔维（Neha Dalvi）出道伊始就被奉为印度“国宝级美女”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更不用说“印度导弹之父”、前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Abdul Kalam），穆斯林出身的他赢得声望靠的不是无需涉足国家机密的文艺事业，而是在航天这种国家要害部门长期从事核心、领导工作的成就，没有什么比他的履历更能体现印度国家体制给予穆斯林的平等待遇与信任了，而且任命他为总理首席科学顾问、授予国家最高荣誉——印度钻石勋章的是瓦杰帕伊总理，而瓦杰帕伊和莫迪一样都属于被扣上“印度教极端主义”帽子的人民党。
印度教徒民间社会与穆斯林有矛盾冲突，但印度政治体制没有压迫穆斯林的基因；而由于印度民族宗教构成复杂等原因，以及它继承的英式政治体制先天的分权特点使其容易陷入“否决政治”泥潭，即使莫迪确实极端敌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他和人民党也很难长期稳固掌权并将印度改造成一个对穆斯林的压制性国家。
西方政府和舆论之所以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拿莫迪的所谓“污点”大做文章，背后隐藏着西方霸权遏制印度的深刻思考与安排。尽管新世纪以来西方做了不少抬高美印关系、欧印关系的姿态，“扶印制华”策略在美国和欧洲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舆论精英中已成共识，但美欧统治精英阶层并未忘记印度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矛盾。因此，西方大国对待印度国内民族宗教冲突采取了扶小制大、扶弱抑强、扶落后抑先进的策略，以求遏制印度，并为未来有必要、有机会肢解印度时埋下伏笔。
在印度国内印度教徒-穆斯林冲突中，西方之所以通常站在更偏向穆斯林一方的立场，如在阿约提亚重建罗摩庙之争中刻意称之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而淡化那里本来是印度教罗摩庙的历史事实，淡化印度官方早已提出的罗摩庙与清真寺并立的更合理解决方案，淡化本来是穆斯林极端分子率先纵火制造戈德拉（Godhra City）火车站惨案的事实，片面强调惨案爆发后印度教徒极端分子对穆斯林的暴力攻击，并以此为由制裁莫迪等人，根本奥妙就在于此。
正当西方国家竞赛般对莫迪实施个人制裁，西方主流舆论铺天盖地抹黑辱骂他为“国际贱民”之际，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最省事的做法当然是随波逐流，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是如此。事实上，直到2014年印度大选时，我国几乎所有媒体仍然都不假思索地跟着渲染莫迪的所谓“印度教极端主义”倾向和“污点”，有的高级别媒体居然把克什米尔全身黑罩袍（吉里巴甫）只露双眼的妇女举着抵制莫迪标语的照片放在突出版面，全然不知饱受三股势力暴恐之苦的我国新疆明令禁止此种极端服饰，不知克什米尔社会近10余年动乱中极端主义势力大涨，极端分子到处公然动用暴力阻拦女性上学，逼迫女性穿戴全身黑罩袍和面纱，抗议莫迪的妇女这副打扮本身就表明其背后受极端势力操纵。此次中印争端期间，国内某些媒体文章对莫迪和印度的叫骂正在重蹈2014年之覆辙。
然而，我国政府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表现出了独立、冷静、客观的观察判断能力，看破了个中奥妙，预见到了莫迪的政治发展潜力，没有如同当时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专家和媒体那样盲从所谓“国际主流舆论”压力而随波逐流，而是给予了莫迪4次访华的破格礼遇。须知，我国此前很少邀请印度邦首席部长访问，2009—2013年间总共只有5位印度邦首席部长访华，莫迪不仅是其中唯一4次访华者，而且是唯一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专题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人。相比之下，美国、欧洲直到2014年印度大选竞选后期莫迪优势已经极为明显之际才与他接触和开始为他取消制裁，胜选之后又纷纷邀请他访问；与中国相比，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尽管中印关系当前已经猝然逼近分水岭，莫迪个人政治生命也完全有可能因为这次冒险误判而发生根本性转折，但无论此次争端如何发展，纵览莫迪当选总理后直至此次争端陡然爆发的中印经济政治关系进展，纵览莫迪上台以来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当年雪中送炭给予莫迪4次访华和在人民大会堂主题演讲的高规格礼遇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成功案例。毫无疑问，在中印之争中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原则立场，只要有必要就果断运用力量维护核心利益；但即使发生不幸事件，我们在处理这场中印冲突时仍需把握分寸，确定合理、可持续的目标，这场冲突过后我们仍需面对中印关系恢复重建问题，我们仍然需要时刻铭记：保持南亚次大陆均衡才是中国利益所在，我们要避免为人利用火中取栗。
同时，时至今日，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已经相当庞大，其面临的各类风险也相应不断上升，2014年越南排华暴乱等事件就一再凸显了这一点。要为我国海外经济利益创造良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与东道国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建立前瞻性建设性关系，而我们当初对莫迪的待遇就创造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案例。冷静客观总结这个比较成功的经济外交案例，有助于启迪我国各部门为海外经济政治利益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初稿2017.8.8，修订2017.8.9，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