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与年轻学人
提起《文史哲》，人们几乎下意识地就想到它身上“扶持小人物”的标签。李希凡、蓝翎两人的故事早已为人津津乐道。其实，李泽厚的故事与之相比毫不逊色。1955年，李泽厚刚刚25岁，就在这一年的《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篇文章是由李泽厚的老师任继愈先生推荐的，这也是李泽厚步入学坛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年轻气盛的李泽厚力排众说，对康有为《大同书》给予很高评价。此文标新立异，又极其雄辩，初出茅庐的李泽厚一举成名。2005年，整整50年后，早已名满天下的李泽厚仍然对该文所产生的影响难以忘情。他说：“那时一些外国朋友来信，以为我是教授了，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1980年我到日本去，别人以为我已经80岁了，因为估计在《文史哲》等处发表文章应是四五十岁。”同年，李泽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又说：“你刚才说我在美学大讨论中一举成名，其实在那以前我就已经很有名了，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是在1955年4月份发表的，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20年、50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翌年，李泽厚又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
李泽厚的这篇处女作颇引起过一番争论。1957年1月，刚由常熟一所中学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的汤志钧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与李文展开辩论。按照汤文的看法，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像李文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早期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于是，李泽厚又在当年《文史哲》第9期发表《“大同书”的评价问题与写作年代———简答汤志钧先生》，回驳汤文。张玉田也在该期《文史哲》发表《关于“大同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内容发展变化的探讨———兼与李泽厚、汤志钧二位先生讨论关于“大同书”的估价问题》，参与讨论。
李泽厚本人非常看重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些文章。他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曾这样说道：“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氏均有论作在《文史哲》上发表。
哲学家汝信的学术历程也与《文史哲》连接在一起。1956年1月，《文史哲》第1期发表汝信的第一篇哲学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这一年汝信也是25岁，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工作。此时的他只是一名西方哲学和美学的业余爱好者，尚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几十年后，作为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他在《汝信文集》自序中对该文作了如下回忆：“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写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一文，寄给《文史哲》杂志，因为有同志告诉我这家刊物是最关心支持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这篇幼稚的习作居然承蒙采用，这就大大增强了我研究哲学的信心。”受此鼓舞，汝信考上了哲学家贺麟的研究生，逐渐成为一名著名学者。
其实，早在把矛头对准俞平伯之前，1954年4月，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就曾向另一位著名学者发起过挑战，他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宋江考》发表在《历史教学》1953年1月号，在这篇文章中，张政烺从《宋史》相关传记、《东都事略》《宋会要稿》《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等史书和大量当时人的笔记中梳理出宋江既没有征过方腊，也没有投降官府，且梁山好汉也不是一百单八将，只有36人。文章对小说《水浒传》有关宋江的说法多有否定。张政烺后来对学生说，“该文曾得到主席好评”。李希凡的基本立场是为 《水浒》辩护。他认为，张政烺利用考据的方法研究《水浒》，完全混淆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人民和施耐庵没有按照事实创造《水浒》和梁山英雄，而是把他们夸大和理想化了，这不仅不是他们的罪过，反而正是这部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伟大之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是不会把《水浒》作为历史事实的考据材料的。李希凡的文章，因与许多学术名家如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的学术观点相左而引起关注。《文史哲》编辑部特意为该文加了“编者的话”，指出“这种讨论的精神是应当提倡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谁都承认，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
据周清澍在《张政烺先生教学和育人》（载《张政烺先生学行录》）一文中回忆：“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他此文也遭到李希凡的批判，闹得抬不起头来。”周先生的回忆似有些误差，李希凡对《宋江考》的批判，并不是在批判俞平伯的运动中进行的，而是在半年之前就开始了。李对《宋江考》的批评，似对张政烺造成不小的压力，对此，周清澍说：“建国初期，张先生参与发起出刊《历史教学》，这时他正值盛年，正是将其积学发表的好时机。但他在该刊发表过四篇论文，其中一篇即前述的《宋江考》，与俞平伯先生同遭李希凡批判；另一篇讲的是《汉代的铁官徒》文章，又被翦伯赞先生著文批评；两篇文章挨了两棍，1959年又遭批判，故以后他更多的把研究重点转向甲骨金文和碑刻方面。”
对于《宋江考》的学术价值，张政烺的门人王曾瑜认为：讨论宋江真实事迹，迄今为止，主要有三篇文章。余嘉锡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长文，不仅对《大宋宣和遗事》《癸辛杂识》续集上《宋江三十六赞》等书记载的36人，而且对梁山泊的地理变迁，都逐一据史书作了考订。张政烺的《宋江考》则依据折可存墓志铭等记载，专就历史上的宋江事迹作了新证。近四五十年来，学界讨论宋江的文章虽多，但并没有超越余、张提供的史料范围。后来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利用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李若水《忠愍集》中的一首诗，算是对余、张二先生的作品作了唯一的史料补充。
上世纪50年代，农民起义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尤其是关于农民领袖的评价，最为引人关注。这关系到现实中对中国革命路向的把握。1954年，《历史教学》第4期发表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翼骧的《为甚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文中把项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来考查，认为在灭秦时，项羽代表着农民阶级利益，因此是农民起义领袖，灭秦后分封十八王，违反了历史统一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则代表了旧贵族的反动利益，并因此导致他的最后失败。1954年10月，张传玺在《文史哲》第10期发表《项羽论评》，与杨翼骧商榷。张传玺认为，项羽在反秦斗争中尽管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他自始至终是站在旧贵族利益的立场上，是为了挽救其本阶级没落的命运的，在整个反秦斗争中没有转变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起义，从而否定了项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此文发表之时，从山东大学历史系肄业的张传玺尚在山东青岛一所中学做教员，凭借此文，张传玺一举成名。
《文史哲》一直保持了提携新人的传统。李振宏先生，1980年还是河南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他，在《文史哲》第1期发表《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对宋史权威漆侠在《读〈李自成>———论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一文提出的“我国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提出质疑。李振宏认为，漆侠的观点缺乏理论根据，在典型的封建时代是绝不可能产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把封建时代的农民上升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高度，是不妥当的。不能因为拔高对农民的估价，而把民主主义这个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并且适应这种关系发展的要求才产生的一种思想体系，随便搬到别的历史时代去，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 等报刊都做了报道，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文史哲》与新观点
《文史哲》在刊登稿件方面常常有不同凡俗之处。1954年，《文史哲》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这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论者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一篇学术文章连载18期，这在今天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1956年8月，何兹全在《文史哲》第8期发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正式提出“魏晋封建说”。由于这一观点与当时的“古史分期”主流观点相去甚远，发表时颇费周章。何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说：“解放后，西周封建说是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导学说，史学界的长者———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都持此说。郭沫若原持秦汉统一封建开始说，后来把封建开始提到春秋战国。毛泽东说，三千年来中国都是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说与此最合拍。中国封建社会从春秋战国开始，也还勉强，汉魏(魏晋)封建说，便成了反对毛泽东的歪说。尚钺写文章支持魏晋封建说，便成了群起而攻之的靶子。我当然也不敢说话了。但肚里有话，是憋不住的……1950年代中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界气氛活跃起来。我一高兴就写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先送《历史研究》。据说，尹达(时任《历史研究》主编)曾拿给郭沫若(时任《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召集人)看，也不知是郭沫若还是尹达下了一句评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呗!’(文章未获刊用)后来，我拿到山东《文史哲》发表了。”
1956年5月，高亨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诗经引论》，试图打破按照风、雅、颂分类来研究诗经的惯常做法，转而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阶级构成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入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诗经。这一做法当即引起争议。9月，《文史哲》第9期发表读者王迺扬的《读高亨先生“诗经引论”》，直截了当指出高亨此文存在的诸多问题。文章指出，马列主义对待事物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待古典文学作品，尤其需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根据个人主观意图给作品以主观的解释。高先生在某些地方却忽视了这一点，这表现在对某些诗篇的牵强附会上，比如对于陈风月出，高先生理解为“反映领主杀害农民的诗”，说什么“这一篇抒写在月色惨白的杀人场，一位英俊的人民，身被五花大绑，被领主杀死了，尸体被领主焚烧了，这时枝干盘曲的老橡树，在怒吼，在颤摇，作者的心灵，在忧愁，在跳动，在悲痛。这是凄惨壮烈的一幕悲剧”。其实这首诗分明是一首恋诗。在形式上是采用民歌中常见的反复讽诵的格式，三章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在这里只能看出“一种浑然的怀念情绪”，根本感不到是一幕“凄惨壮烈”的悲剧；我们只能意识到一个恋人在皎洁的月光底下怀恋着意中的美人，根本看不到一位“身被五花大绑”的“英勇的人民”被杀死。其时，高亨正任山东大学教授，而且担任《文史哲》编委。《文史哲》编辑部并未因为质疑“淹贯六经，诸史旁通”的大学者(而且这位大学者还是同事) 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者就采取无视的态度。
“文革”刚结束时，《文史哲》还曾发表过一篇引起巨大震动的文章。1972年，为适应儒法斗争需要，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将中国文学史改写成儒法斗争史，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1977年11月，身为古典文学研究巨擘的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了《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予以批驳。其时，“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仍大行其道、“批儒尊法”余音未消，《文史哲》发表这位“摘帽右派”的14000字长文，可谓惊世骇俗。据陆侃如的学生龚克昌回忆：
1977年夏，陆师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封长信，问我能不能在《文史哲》上发表……此信在大半年前寄给刘先生，刘先生没有回信，故他寻求在《文史哲》发表。（刘大杰是否回信，由牟世金、龚克昌撰写的《陆侃如传略》 与此说法有异，传略有言，“这篇文章不仅看得准，而且驳得有力，刘大杰先生本人很快就复信，同意陆先生的意见”，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八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笔者注）我以为此信写得很好，用事实说话，征得主编蒋捷夫同意，就安排在《文史哲》1977年第4期上发表。陆师此信完稿于1976年11月1日，他当时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刘禹锡诗文选注》编写组的“壮劳力”，此信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从信中所说的他“对杜集再读一遍”推测，陆师酝酿写此信必在1976年夏秋，而那时正是毛泽东病重，“四人帮”横行之时。当时大家也都意识到，刘大杰改写《中国文学发展史》 是有背景的，“四人帮”中的某些人在起作用。聪明过人的陆师不会想不到，但他却偏要去批逆鳞，可见其胆识之不一般。———顺便说一下，此信发表后，蒋捷夫主编告诉我，告状的人还真不少，说为什么给他这种人发文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几年后，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权威人士都说，陆师信是《文史哲》1973年复刊后最优秀的文章之一。（《我心目中的陆侃如先生》，《文史知识》2003年第8期）
无独有偶，1971年，郭沫若所著《李白与杜甫》出版。郭沫若一改此前对杜甫的高度赞扬，转而认为李白代表法家，杜甫代表儒家，指斥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郭在书中多次点名批评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为此萧涤非受到很大压力，长期未有文章面世。1979年6月，在郭沫若去世一年之后，萧涤非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关于〈李白与杜甫>》，从“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所谓“腐肉中毒”等四个方面对郭沫若进行反批评。作为“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其时，郭沫若在学术界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史哲》此时发表反驳郭沫若的文章，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