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世界著名哲学家。他一生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大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
一、风骨
熊先生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贫贱，忍淡泊，掉背孤行，独立不苟，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他经常劝戒弟子们不要好名好胜、好高骛远。他指出：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
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抗战八年，我们的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难。熊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时代，虽生活穷困，然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著述、讲学。熊先生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他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著：《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先生拒绝。1946年发生了两次熊十力退回蒋中正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经费的事。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中正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送给熊，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中正先生，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
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 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
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一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拿了国民党官方的钱，人家就要干涉，就要为官方服务，熊十力清醒得很！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流徙于江津的支那内学院。
二、孤寂
熊十力自1950年至1954年住北京，1954年10月以后定居沪上。他埋头著述，写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虽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贯之，仍以发挥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为中心。他坚持理想唯心论，从未改易。他虽得到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的保护，没有遭逢大批判的厄运，但总的说来，内心深处仍然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他有“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的无奈的感喟，深怀道废学绝的悲情。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熊十力1962年5月29日致唐致中并请他转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海上九年中，独有一刘生（按指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
王元化1962年秋持熊先生老友、哲学家韦卓民的介绍信拜访熊先生前，韦卓民告诉王，说上次韦到沪上看熊时，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韦卓民又嘱王说：“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王元化当时是被整肃、批斗的对象。王回忆说：“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面。”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50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给他居住的准海中路2068号小楼，被复旦小学、建新中学的红卫兵轮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待历史问题，并在街头示众受辱。大字报贴到门口，家中书籍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继被勒令搬出淮寓，挤居到儿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101中学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熊十力身心俱受摧残，心境悲凉，但求速去。文革刚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弄得莫名其妙，还不断给董必武、陈毅等写信，对文革提出批评。后来，他不断地在纸条上，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写着对文革的批判。1967年以后，批斗基本结束，熊十力常常一个人独自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地走着，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三、创慧
在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熊十力是最具有原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熊十力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什么是“体”?如何去“见”?或者说，什么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如何以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去透悟、契接和回应它?这便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学和方法学的问题。熊十力正是从这两方面去建构他的哲学体系的。
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为人类寻找回失落了的自我。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熊十力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西方的实证主义，印度的唯识法相之学和中国的汉学考据，在熊十力看来，其根本缺点在于它们关注的不过是饾饤枝节，从而掩蔽了对於“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体悟。因此，重新思考人的类存在的危机和人的类特性与类本质的发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并明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
熊十力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可见熊先生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生命本体”，同时又是内在的“道德自我”即“道德主体”。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动，即是“本体”及其实践，即是人的最高本质，它涵盖了天地万物，主导着自然宇宙。
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存在必须以在世界上实现最高的善（至善）为必然目的。熊十力在这里强调的儒学之“本体”，是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将宇宙人生打成—片之整体。这样的“一体之仁”，可以推广到鸟兽、草木、山水、瓦石。也就是说，通过内在于人的“仁心”或“明德”之体，即人的精神生命与道德意识的运动或感通，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能够回复成一体。但是，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回复成一体的中间环节是“用”，也即是工夫，即是道德实践或社会实践。熊先生强调的就是道德（或社会）践履与良知、仁心的一致，工夫与本体的一致，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熊十力重建的儒学本体论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以西学作为参照，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乃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有作为外缘的、离开主体客观独存的实体，或超越于主体和客体的“第一因”、“主宰者”，君临万物之上的造物主、上帝。儒学本体论则相反，即反对“把本体当做是离我的心而外在的物事”，反对“凭理智作用”，向外界去寻求或建立本体。这就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的“不二”说。他强调天道人道融合为一，循着思孟和陆王心学的“尽心则知性、知天”的路线，将宇宙本体（或实体）内化为心性本体，并对“天人合一”、“孔颜乐处”、“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人生境界作了本体论（即道德形上学）的论证。
第二，以佛学作参照，熊先生高扬了《周易》形上学的生生不息、尊生健动的学说。熊先生之本体学说，不仅重立心性之本体，尤其重开本心之大用。根据他的“体用不二”“即体即用”的学说，由即流行即主宰的本体开出了“翕辟成变”的宇宙论，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论。生命本体或心性本体是活泼泼的有内在动力的本体，其变动不居、流行不息的特征及能动性，决非静止的、“耽空滞寂”的自然本体或绝对精神所可比拟，同时又不是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所能取代的。
熊十力形上学之主要思想渊源是《易经》和《易传》之能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学说。他同时也继承了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大化流行、即体即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以佛学之境界论、自我意识和刹那生灭、瞬息变化的观念强化了《周易》哲学的动态性和能动性。他所亲身经历的清末民主主义革命，使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又以类似的语言概括自己的哲学。熊十力哲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强调了“健动之力”和“致用之道”，坚持“由用知体”，“即用显体”，以欲明性，以有反无，由此彰显本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是人类文化与宇宙之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
熊十力哲学内蕴的勃勃生机确非他的前辈、同道和门生所能企及。他的“体用不二”论、“翕辟成变”论的特点是“深于知化”和“长于语变”。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是本体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论。陆王心学的心本论是一种道德扩充论，其“本心”“良知”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据，而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之一体，是其延长或扩充的起点与终点。熊十力的心本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实践的意义，其本体是自然合目的性的“至善”，本体是依靠其实践来实现的。由于近代思想的影响和他本人的民主革命的实践，他没有把实践仅仅局限在修身养性的范围之内。在一定的意义上，本体的功用主要表现为文化创造活动。有本体即有文化创造，无文化创造亦无本体。
四、评价
熊十力关于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至今不失其意义；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体用不二”的架构，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范型。
熊先生的哲学及其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我想借用几位著名学者的评价来表述。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指出，熊先生“著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著作和现代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的著作相比，实无逊色。”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教授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之宗教趋势》中，特别是196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资料书》中，较详细介绍20世纪中国哲学家时，重点介绍了冯友兰和熊十力。在以上两书中，陈荣捷比较了在当代重建传统哲学的冯友兰、熊十力二先生，认为‘熊冯二氏，而以熊先生为先，盖以其哲学皆从中国哲学内部开展，非将西方思想与经学苟合也”，冯先生则“太过西化”。他认为，熊十力“给予唯心主义新儒学以一种更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更能动的特性”。陈荣捷先生在给我们寄来的信中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
1968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熊十力”条的撰写者哈米顿(CH.Hamilton)博士认为熊先生哲学“基本性质即心、意志和意识的性质”。他说，熊十力是中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其《新唯识论》表示佛家、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美、英、法等国各种《百科全书》及《哲学百科全书》均有熊十力专条。无疑，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他的人文睿智不让同时代的东西方哲人。
熊先生的人格感召力和学术影响力之大，也是同时代的许多学人无法比拟的。20世纪后半期活跃在港台学界的著名的哲学思想家与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等人都是熊十力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熏陶，并接续、光大，推进、发展了他的事业。
（原题为《“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熊十力的人格风范与哲学智慧》，载《光明日报》2017年2月20日第16版“光明学人”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