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实践客观上需要学科化的理论构建。“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地缘经济属性和经济合作行动，是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基础和依据。以共同发展理念为导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方法和手段提炼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的创立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序推进、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推广以及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经济学 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与全球化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广泛系统的合作内容，是中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国对当前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深刻调整、世界各国面临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现实的一个回应与探索。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一带一路”进展迅速，但未来的深入推进，仍面临着多重风险与挑战：“当前中国面临着国内经济下行、全球贸易萎缩与国际经济振荡的结构性困局，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持续性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动力与政策，将会构成风险和压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风险治理能力、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波动，美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大国或地区强国的战略互疑、地区竞争、利益冲突等等，势必导致中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投入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且分摊全球性公共产品成本及其所引发的激励问题将会日益凸显。为此，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智力支持尤为迫切。然而，“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客观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何在？“一带一路”作为当代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案、模式与智慧的体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系统性梳理，并加以学术提炼，加以跨学科改造，进而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学科体系，有助于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予以及时回应，探索“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国际传播。

一、“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客观基础与理论溯源

回溯历史的沧桑流变，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往来基础上形成的 “商贸之路、和平之路、文化之路”。审视当前 “一带一路”推进与发展的客观进程，我们认为从参与主体、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合作机制、建设目标和初期成果等方面均体现了较强的经济逻辑，这是“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客观基础，而“一带一路”经济学就是奠基于海陆丝绸之路客观属性基础上的理论。

（一）“一带一路”经济属性分析：历史分析与现实定位

1.历史分析——基于比较优势原理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古丝绸之路

早自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与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商贸通道已经存在。以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陆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并开辟以洛阳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中亚、西亚，进而连接地中海诸国的陆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则是起源于秦汉时期，中国以南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在与今天的东亚诸国贸易和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海上通道。[1]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之一是形成了中西（古称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经贸沟通和文化互联，其核心属性是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和平共处、经济繁荣和共同发展。这点与后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赖炮舰外交，实现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血腥掠夺、等级式殖民统治、谋求帝国主义秩序的手段有着天壤之别。经史家考证，中国在西汉时期的丝绸织品向西远销至欧洲的罗马帝国之后，其价格是长安时价的五十余倍，几乎与黄金同价。而从西域运到洛阳的毛织品经过层层贸易后，同样也变得极其昂贵。因此，交易各方均能获取丰厚利润，而古丝路沿途一些原本地瘠民贫的地区，也因为居于东西方贸易通道要冲而使其地域经济大为获益。[2]例如，地处古丝路沿线的吐蕃，充分利用地理位置,加强与中原、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贸易往来，开辟了“麝香之道”。在此国际通道上，五彩丝绸、中国瓷器和香料络绎于途，为东西方之间经贸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国际贸易网络和区域经贸合作的雏形，古丝绸之路这条贸易通道曾被誉为当时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古丝路反映了欧亚国家之间固有的经济互补性特征，通过商品交易和经贸往来，发挥了比较优势且显著提高了各自的经济福利。虽然那时欧亚各国基本处于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或畜牧业经济形态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丝路贸易通过打通贸易通道，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而向四周区域和国家辐射，使得沿线各国的商品经济交易活动日益活跃，推动了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欧亚经济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造就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①]。1978年以来，我国的各项改革开放事业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领域则从制度、结构到绩效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崛起的中国正在从全球性经济大国提升为经济强国，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将得到强化，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开放型经济实践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与日剧增。[3]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势态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调整和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迫切需要和欧亚各国进行更深度的经济合作与交流。“一带一路”倡议是秉承丝路精神致力于构建开放型全球经济的产物，使中国和沿线各国有了新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纽带、平台和目标。

2.现实定位——从构想、倡议到行动，成为推动南南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新模式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②]。“一带一路”倡议自领导层提出以来，政策逐层演进，由构想到倡议，由战略规划到实施行动，成为造福沿线国家的经济腾飞翅膀。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③]，由此，“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期间，中国相继宣布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以支持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④]。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一带一路”又成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其中“一带一路”为对外战略[⑤]。2015年3月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是“一带一路”首次公布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⑥]。2016年3月，“一带一路”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列入“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部分。“十三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主要分为6个方面，“一带一路”作为“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产能合作、贸易升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方面发力，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⑦]。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一些国家普遍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短缺、技术经验缺乏的困难。而他们又具备能源资源富集，潜在的广阔市场优势，与我国具有较大的经济差异性和互补性。“一带一路”作为我国的一个经济战略构想，它搭建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通过互联互通，发挥地区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实现互通有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经济目标。[4]从现实定位而言，“一带一路”具有三个重要的经济属性。第一，“一带一路”是一个创新性的经济多边合作新蓝图。“一带一路”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韩自贸区等国际经济合作形式的整合升级，也是中国发挥地缘经济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和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提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力打造经济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描绘出一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经济大走廊、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2.0版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一带一路”构筑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新发展格局，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构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经济金融领域的多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通过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有望逐步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共同体。第三，一带一路作为当代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模式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有利于将中国成熟的产业、技术、标准、管理模式与经验输出到沿线国家，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提高海外收益开辟新的市场空间，从而有助于缓解我国国内日益加剧的产能过剩，有助于打造和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与影响力。。

（二）“一带一路”客观进程的经济逻辑

“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中国逐步从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迈向高端，从劳动力优势向技术、资金优势转变，同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软硬基础设施，开拓欧亚非大市场，引领沿线国家经济共同繁荣，使“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具备了重要的客观性经济逻辑。“一带一路”客观进程的经济逻辑主要表现为参与主体、合作机制、建设目标和初期成果方面。

1.参与主体——兼容并包性、广泛参与性、非排他性的全面开放新理念

“一带一路”的参与主体具有包容性共融的新经济理念特征，囊括了国家、地区、企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要素。虽然按照官方最初规划，“一带一路”涉及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现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共建中。截至2017年2月，中国已与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一带一路”战略对接，30多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自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来，多个国际组织参与了“一带一路”共建。其中，2016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联合国成为首个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组织[⑧]。“一带一路”还萌生了“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企业参与主体新模式。我国央企是“一带一路”经济共建的主力军，央企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为民企“走出去”创造完备的路线、交通、资源、产业园区等基础条件，推动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产业投资高端化、企业投资组织化、参与国家多元异质化的经济发展新特征。

2.经济合作机制——以双多边合作机制为基础，以论坛促进合作形成的制度创新模式

当前，全球经济融合加速发展，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一带一路”立足中国现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丰富和创设更多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有力地推动了面向亚欧的自贸区网络形成，促进了双边/多边自贸区（FTA）与投资（BIT）协定谈判，推动建立自由、公平、公正的全球开放性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建设，如亚投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等。[5]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机制，以国际产能和互联互通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双边和多边的政经关系相容，进而带动跨国协同的产业升级转型和经济发展。[6]“一带一路”的推进，还带动了以论坛促进经济合作形成的制度创新模式。“一带一路”通过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经济论坛、展会等具有公共品特征的国际机制化平台的正外部性，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例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等正在发挥着这样的功能与作用。

3.建设目标——基于“五通”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渠道实现的，“五通”的目标最终指向均能归一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在政策沟通方面，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充分交流与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其次，在基础设施联通方面，着重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再次，在贸易方面，着重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拓展相互投资领域，推动新兴产业合作。又次，在资金融通方面，着重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最后，在民心相通方面，不断丰富与沿线国家在孔子学院、汉语学堂等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推进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等。[7]

4.初期成果——丰硕的经济建设成果是支撑“一带一路”经济学新理论形成的要素

总结“一带一路”的三年建设进程与成果， “一带一路”建设正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尤其是斐然的经济成果有力地支撑了“一带一路”经济学新理论的推进。具体而言，成果突出表现为五方面：第一，“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合作势头良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区域贸易和投资增长迅猛，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一倍。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49个国家直接投资额共计150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进各种类型的自贸区或一体化进程。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一带一路”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建设有53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包括加工区、工业园区、科技产业园区等）。2016年前11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8489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的25.7%，其中出口5234亿美元、进口3255亿美元；与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1004亿美元，同比增长40.1%；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472家，同比增长27.3%。第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快速推进。作为“一带一路”共建的核心内容，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快速推进。例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拉合尔轨道交通线等一批重点项目完成融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中吉乌铁路、“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项目竣工通车，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亚湾”桥隧项目一号隧道贯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雅万高铁启动先导段建设、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此外，中塔公路二期、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等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莫斯科至喀山高铁、中泰铁路、中缅皎漂港、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建设也有序推进。第三，“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不断深化。截至2016年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双边、多边产能合作基金规模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与法国、德国、韩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就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第三方市场达成重要共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英国等国开展核电合作，推动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走出国门；成功就“一带一路”倡议同欧盟“容克投资计划”、蒙古“草原之路”、柬埔寨“四角战略”、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等产能合作对接达成共识。[8]第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顺利开展。亚投行成立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发展前景良好。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建立涉及60个国家900个 “一带一路项目储备库，涉及投资资金超过8900亿美元，涵盖领域包括煤气、矿产、电力、电信、基础设施、农业等。[9]第五，自贸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国把自贸区建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已完成与东盟的自贸区升级谈判、与格鲁吉亚的自贸区谈判，正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推进与马尔代夫自贸区谈判，启动与海合会、以色列等自贸区谈判，努力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溯源

“一带一路”经济学主要溯源于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各学科能部分解析“一带一路”行为，但都无法形成逻辑自洽充分合理的解释和系统性学说，也难以结合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实践而体现中国特色。

作为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的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有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理论、开放的宏观经济均衡等。国际经济学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贸易、投资等领域提供理论参考，但“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例如，传统国际经济学甚少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也难以刻画复杂国际政治经济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实践，例如，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研究，难以捕捉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即世界经济的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越来越变为以中国为枢纽点的“双环流”体系，其中一个环流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北美经济体和西欧经济体等），另一个环流存在于中国和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之间。[10]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研究，一般只设定大国或小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

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走向发达繁荣的关键时期，所以特别需要发展经济学的指导。然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能很好说明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例如，传统发展经济学并没有系统讨论如何从发展中国大国走向世界强国。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发展经济学，[11]比较典型的是，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试图上升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规律，[12]然而，其更重视的是结构的变迁，重视政府与市场的互动，甚少讨论国家间的利益博弈。而“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不但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小国的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讨论更多的是国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问题，甚少重点考虑国际维度。随之发展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等分支。前者又称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国际体系中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虽然能很好反映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间的博弈，但仍需进一步融合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后者主要以制度、演化、博弈为视角，但也是甚少考虑国际维度。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也难以反映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⑨]，由此，我们必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基本路径与研究向度

（一）现有研究贡献和不足

作为中国面对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局面所采取的激发国内增长活力、开拓对外开放空间、寻求外交发展突破的 “一带一路”战略，学界针对它的研究热潮不断涌现，主要呈现以下基本特点：[13]

第一，针对性。中外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首先，学者对于“一带一路”的政策文件进行解读，换言之，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层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学术界研究的现实基础与客观依据。其次，作为一种新的战略倡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可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包括基础性学理研究和前瞻性对策措施分析。

第二，多元性。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倡议重点关注的是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与互联互通，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军事战略、国家安全等多层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其次，“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范围广泛，影响巨大，因而不仅参与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很多，而且研究方法呈现出多元性特点，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范畴。

第三，创造性。“一带一路”研究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对“一带一路”的创造性解读，以及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角度所提出的创造性观点。譬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一带一路”的提出本身就具有理念上的创造性，尤其是共同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道义为先、义利并举、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新型义利观，[14]不干涉别国内政、不经营势力范围、不谋求主导地位的“三不”原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谋求和谐发展中所追求的新境界。这显然与美国等霸权国家所推行的以控制它国经济命脉、改变它国政治制度为战略目标的“丝绸之路战略”有着本质区别。[15]

总体来说，学界对“一带一路”建设在功能作用、政策解读、风险分析、战略路径、重点领域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但当前的研究存在不足，主要的问题是：

第一，学理研究严重匮乏，理论研究深化不够。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一带一路”的意义分析和政策建议上。 [16]作为一种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国家重大战略，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项目研究或政策分析上，而是要提炼为反映一般性经济规律或理论体系，注意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论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倡议进行全面、深入分析。显然，现有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规范性等方面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和加强。

第二，现有研究中，更多地是基于国情、省情、市情的区域性分析或针对具体问题的项目式论证，非常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以及跨国、跨境、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分析等。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分析，还是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更多地是站在中国利益诉求的角度，强调世界与中国的双向互动影响。而事实上，共建“一带一路”是互惠共赢的，更进一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有大国担当，更好地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全球，让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理应更强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贡献。[17]

第三，研究方法严谨性和规范性不足。目前文献大多为描述性的定性分析，定量研究则多集中于跟风研究，论证缺乏严谨的数理逻辑分析或实证支撑，甚至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研究缺乏独立性、批判性与建设性。[18]此外，部分研究成果的逻辑虽然较为严密，也有一定的现实政策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现实案例或材料支撑，诸如案例、数据的佐证，导致研究观点往往无从检验，也难以付诸于实践。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模式理论升华的需要

实践需要理论的总结与及时引导，“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复杂艰难且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对于其理念与前景、风险与收益，挑战与困难等诸多因素，需要经受现实检验与理论总结提炼。因此，对于“一带一路”研究，需要百花齐放，从不同学科角度，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经济学方法体系及其理论逻辑，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充实，已是一门相对严谨和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此外，经济领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采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与方法论，有助于建立基础性的学科体系的“内核”，并为“一带一路”的跨学科研究铺路。

当前学界研究认为，中国正从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迈向高端，从劳动力优势向技术、资金优势转变。通过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硬、软基础设施，开拓欧亚非大市场，以技术、资金优势争取标准优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经济逻辑。[19] 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经济学逻辑，则是属于中国特色的产业转移的“创造性转移”机制。[20]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经济逻辑，重点在于“一带一路”建设是合作共贏的，是全球增长的新战略。[21]

通过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文献，考量一带一路实践的进展，我们认为，“一带一路”研究亟需在以下方面予以深化与升华：。

第一，风险测度问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点在于贸易、对外投资与产能合作，因此从商业与市场角度看，对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竞争力水平、市场发育程度、营商与法治环境以及潜在的风险需要进行全面和审慎评估，从而以此考察它们可否承接中国的要素、技术、价值链和产能转移。经济学的量化技术与分析，能为该问题提供更为精准的研究。

第二，国家间博弈问题。[22]首先，“一带一路”建设始终会面临如何处理与大国关系的难题。例如，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设国和主导国，显然会较多从竞争角度看待中国提倡共建“一带一路”这个举措。俄罗斯对“一带一路”会有复杂感受与反应，共建“一带一路”如何协调与俄罗斯这个重要战略伙伴国关系会具有特殊的微妙性。欧洲大国与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上有较多合作空间与意愿，不过也会在地缘政治经济与具体合作方式上存在很多立场差异与磨合之处。其次，如何处理与沿线国家的关系。沿线国家中，像巴基斯坦这样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并不多。而和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具体合作仍可能会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和困难。因此选择适宜的方式、时机与策略推进一带一路显得很重要，而经济学的博弈论分析方法有助于深入研究该议题。

第三，成本-收益核算问题。建设“一带一路”在经济层面意味着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而沿线国家大多并非我国的传统的主流贸易伙伴和投资市场。我们对其认知度较低，对其市场容量、国家治理能力与投资风险概率可能估计不足。[23]同时，虽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但建设“一带一路”绝不能搞成片面的产能输出或对外援助，否则其负面后果难以预测，而应认真进行经济与战略投入-产出比核算，进而制定系统化、长期化的战略、政策与措施。[24]具体而言，例如出于确保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安全与规避风险的考量，应认真开展具体项目的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与业绩评估，从商业视角全面评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投资与产能合作的承接能力水平、营商环境与风险挑战。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选择合作国家和建设项目，确保规范、透明与高水平的运营标准，在扩大对外交往合作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和确保经济利益。同样地，经济学的量化方法，也有助于深入这些问题。

第四，治理规则与制度性话语权问题。“一带一路”可能有助于推动建立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话语权。在传统霸权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制度之争愈演愈烈之时，中国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需理性设定自己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分配中的身份和地位、建立向国际社会提供制度公共产品的中国发展观，通过对既有话语权的巩固及创新话语机制而在货币金融、投资贸易等领域取得制度性话语权的突破。[25]由此，提炼与提出中国式、与世界共享的治理规则，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国际秩序与规则向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需要探索的。同样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能有效研究这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外向拓展和经验展现，对于其理论的提炼和总结可以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一些后发国家经济结构通常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初始条件有类似之处：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率低、熟练技术工人和各类人才缺乏等等。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发展契机，共享发展经验，将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变迁提供有益的参考。当然，“一带一路” 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涵盖沿线国家间的多元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不过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我国无疑将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是最好的发展合作伙伴，而我们也将从中获得广泛收益。[26]此时，更需要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提炼中国经验，展现中国智慧，分享中国经验。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基本路径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充分理解中国经济现实，更不能得出具有针对性和正确的政策结论。[27]中国特色经济学是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新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又对实践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⑩]。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滞后于实践，然而在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发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一带一路”经济学属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将为“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提供了良好学术研究环境和合理学科定位。当前，“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发展可能会遵循以下基本路径：

第一，主导思想和基本范式的确立。首先，“一带一路”经济学在指导思想上秉承丝路精神，集中体现共同发展和联动发展理念，与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恪守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在政策上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旗帜鲜明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其次，“一带一路”经济学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相结合，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养分，尤其是其研究方法，有望构建更为逻辑自洽富有解释力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再次，“一带一路”经济学是动态发展的学科与理论，其内涵与外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拓展。

第二，顶层设计与分领域分析并进。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研究，应既包括顶层设计、宏观学科方向的把握。也需要诸如基础设施、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金融、国际产能合作等分领域的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准国家、市场、制度之间的纽结与关系，而这一关系连接点实际上表现为一带一路的五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充分反映了处理上述三者关系的基本要求。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与中国发展相结合的规律性发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和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学也将会得到丰富与发展。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的演进过程，也将会是“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前瞻性分析和指导过程。

三、一带一路经济学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政治经济学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是当代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对于中国方案的代表和中国智慧的结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系统梳理，加以学术提炼和学说形成，是三个自信的彰显。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中国回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是新形势下中国希望深度推进南南国家之间国际经贸合作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寻求普惠、均衡、共赢、共享发展成果的新举措与新模式，其目的是要针对当前全球性与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对称进行整合，促使供需结构的相互连接、相互促进，进而产生协同效应。从理论上讲，区域经贸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渡形态与阶段，因此一带一路的合作区域、对象与范围理应也是动态的、开放的、兼容的。就“一带一路”的演进路径而言，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属于起点，随后聚点成面，逐步扩大合作国家和地区范围，从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会渐渐形成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态势与新格局。例如，中国致力于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就势必构成了与现行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乃至地区性开发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新的制度性安排。这些新型开发性金融机构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资金瓶颈等现实问题，不断开辟以发展与合作治理为导向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新模式，有利于增强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并将为实现普惠、均衡、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28]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也可以有效改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不足，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进而逐渐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络，当然这与中国早期的天下体系政治设想将会是完全不同的新模式。 [29]

当前，“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中国更加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共进共谋发展的清晰战略指向与利益导向，显示了中国决策层希望做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短板”以培育全球经济新增长点的新思路与新政策，体现了开放、包容、普惠、均衡、增长、持续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辩证联系。“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倡议和方案，是当代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是中国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具体方案代表和中国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外有些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和话语经常用地缘政治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中国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对冲的色彩，把本来可以成为共谋发展的软力量的合作方式试图转化成中国试图彰显国家硬实力，谋求地区霸权的地缘经济政治新举措。由此导致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对“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日益警觉，而俄罗斯等过则对中国的“西进”战略非常担忧，而一些不明就里的发展中国家则显得疑虑不已甚至忧心忡忡。所以，我们认为，基于本文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分析，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应是经贸与合作，“一带一路”研究话语不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战略化”，而应从谋求共同利益和净福利意义的角度加以“经济化”塑形。

从历史发展轨迹和人类社会经济演化的长时段考察，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地解决世界范围的公私产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与构想不仅要解决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更要通过跨国公司发展等合作形式解决公私产权结构问题，这也是“一带一路”本身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源动力。“一带一路”通过融入国际治理和开展跨国产权合作，其实施在有效避免“西方经验”局限的同时，将为我国经济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进一步引入来自治理体系之外的监督主体，创造强有力、更有效的外部监督，倒逼国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治理效率的提升[11]。当前，在经济新常态情况下，迫切需要研究加强以“一带一路经济学”为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全面统筹推进国内各领域的改革发展，特别是深入总结、提炼与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与演化路径。

“一带一路”是在中国外交转型背景下经济外交模式调整的产物，其着眼点在于运用市场和经济资源开拓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发展的新模式与新局面，同时希望缓解中国的周边战略压力，进而构建基于区域经贸合作合作、经济一体化外溢基础上的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让地区关注点重新回到“共同发展”议题上，改变传统经济外交模式，注重以双边关系为节点，进而积极打造和缔结以我为主导的辐辏型多边合作模式与合作网络。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求战略支点国家，对国际营商环境及其与中国双边合作基础较好的国家，采取非均衡战略布局和共建举措，强化双边乃至多边经济合作意图，淡化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调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预期，推进差异性经济外交策略。而在中国深入研究和培育“一带一路经济学”，就可以起到这样的意图与功能。例如通过深入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构建一个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资本投放乃至控制体系，进而开拓富有巨大广度、深度与发展潜力的国际金融金融市场、商品市场与消费群体，更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可持续发展。

（二）实践价值

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创立，有助于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回应，探索“一带一路”建设的解决途径，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前瞻与智力支持，有助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和中国学派的形成，未来以“一带一路”经济学为基础，加以跨学科改造，有利于形成“一带一路”学科体系。

客观而论，“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的发展理念，并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等部委规划落实的重大倡议，并非源自学术界长期理论研究或政策研究的产物。因此，在“一带一路”研究上，已经呈现出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迄今为止，学界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贡献还很不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一带一路”要走的更远更好，迫切需要靠经济科学等的深度介入，以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思维对“一带一路”建设加以理论深化，形成科学化系统化的学说，是“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取得更大成功的保证。

“一带一路”研究和实践的热度正在不断上升，部分学者甚至认为有可能形成新的以亚欧大陆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枢纽与网状结构。目前“一带一路”国家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0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后，该机构的首个项目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意味着现实急需大批懂得资本运作、货币流通、贸易规则制定、熟悉国际规则的“一带一路”跨学科商业人才。但是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现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学科大多分布在语言文学中的小语种、世界史的相应国别史，政治学的国际政治等学科。但是这些学科间平时缺乏交流与融合，学科之间的评价体系也各不相同，且这些学科总体上多处于所在学科中的弱势地位甚至被边缘化的处境[12]。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校与研究机构，针对“一带一路”的教学与研究，甚至都没有相应的学科设置以及专业化的研究与教学人员，更谈不上有长期支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这些现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有的主导地位、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力很不相称。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一个经济地理上覆盖亚欧非大陆的顶层设计。无论从政策理论研究、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国内思想动员还是国际的思想及政治储备看，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推动“一带一路”的实施。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即使在外围，新兴经济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但是这些国家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强度普遍比不上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强度。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必然加强，在经济和政治融合中呈现出独立于中心、自成系统的趋势。[30]因此，学界需要加强“一带一路”经济系统的独立性研究，形成涉及各个领域、具有鲜明学科属性的“一带一路”经济学。因此，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对相应国家、地区的深入了解和扎实研究，唯有新设相应的“一带一路”经济学，同时从更高的层次上考虑“一带一路”人才的培养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而外语外经贸类高校与全国的综合性大学更有条件发挥学科专业齐全的优势。但是由于现在的学科划分太细，需要打破现有的学科分类布局，通过整合设立“一带一路”研究院，实现“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招收不同专业的学生攻读“一带一路”经济学方向的多学科研究生学位，从学科和体制上保证培养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所急需的学科人才，同时也有利于展开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对策性研究。我国唯有在“一带一路”经济学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逐步达到国际标准且具备一流水平，培养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同层次的学生具有同等素质与竞争力，我们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教育才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上脱颖而出，才能为“一带一路”实践源源不断的提供急需的各方面人才，“一带一路”经济学科也才会有吸引力、竞争力与影响力。要通过“一带一路”现实建设需求的倒逼机制，推动国内高等院校转变“一带一路”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教学与研究改革，用国际视野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与研究质量[13]。否则，缺乏深厚人才培养与研究基础的“一带一路”，更多提供的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难以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理论、政策与措施问题予以回应，难以探索一带一路建设的有效途径，难以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前瞻和对国家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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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黄琪轩 李晨阳：《大国开拓市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03~130页

*本文由《改革》编辑部特约，隋广军教授牵头组织， 陈伟光、黄亮雄、程永林、韩永辉为主要执笔人，陈万灵教授、肖鹞飞教授等参与讨论并提出写作建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5ZDA018）。

[①]资料来源：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求是》2013年第22期，第3-18页

[④]资料来源：亚太经合组织网站，http://www.apec-china.org.cn/cn/

[⑤]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cjzthgjj/84.htm

[⑥]资料来源：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⑦]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17/c_1118366322.htm

[⑧]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9/20/content_5109850.htm。

[⑨]资料来源：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711/c1001-28544534.html

[⑩]厉以宁：《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人民日报》2016年6月27日，转引自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627/c40531-28480669.html

[11]黄凤琳：《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中国干部学习网，2016年4月22日。网址：http://study.ccln.gov.cn/fenke/zhengzhixue/zzjpwz/zzzgzz/298319.shtml

[12]侯杨方：《一带一路”战略亟需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文汇报》，2015年5月8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x/201505/t20150508_1735833_1.shtml

[13] 瞿振元：《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光明日报》，2015年8月13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www.zj.xinhuanet.com/2015-08/14/c_1116259191_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