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且有着同样家世的人中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在《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

第二，我读中学经5年半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20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得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乎一是讲戏。父亲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的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12岁至20岁时，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20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

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里面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我的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另一面是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1890年至1910年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让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亲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书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和《三星使书牍》（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都揽在自己身上，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亲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

大约14岁时，我的人生思想，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做人要做有用的人。

我常说我一生的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来这种错误观念虽得纠正，但依然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30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我主张重振古人讲学，且要把它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意正可见。这或者是从八九岁便参加那些在街头散放传单（例如为美国虐待华工而倡导抵制美货）的种种活动有关系。综观四五十年间，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说改造社会就要下乡，说抗日就要到敌后工作，主张从联合求统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说到行动，一个人在幼小时自难有多大自主性可言；但由于父亲启发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之故，养成了我在行动上的自主性。在学业上只读到中学而止，不再升学，就是行动上自主自决的表现。而这一决定又实源于学业上很早便是自学之故。几乎从幼年起便在学业上是自学，在行动上是自主，到后来在自己一生表现则为有志业而无职业的一个人。关于有志业而无职业的话容后说，先把自学的话说一说。

我9岁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创办的《启蒙画报》出版；这就供给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学资料。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从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许多各科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先是日刊，随后改旬刊；而同时别创《京话日报》一种。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它用白话文，意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而不是给所谓“上流社会”看的。内容有新闻，有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约占2/3；还有1/3为“紧要新闻”，包含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时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初时风气不开，被呼为“洋报”。取价虽廉，而一般人家总不愿增此一种开支。先靠热心人士出钱订阅，沿街张贴，或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慢慢推广。坚持到第3年，而后才发达起来。《启蒙画报》出版约满两年，是我10岁内外的好读物；《京话日报》首尾五年，是我14岁以前的好读物。它们都是非常有生气的。

14岁入中学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阅读课外读物上。换言之，完全以自学为主而不是学习功课作一个普通中学生。我当时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杂志）全年一巨册，以及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再往后（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报》（属革命派）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在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财产。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设法得来，十分之九是从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处得来。深有自学兴味的我，有了这些资料，便“寝馈其中”；自学之遂成在此。